廉洁政府应是社会主义人民政权的一大显著特征，也是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一个重要内容。毛泽东总结历史经验鲜明地提出，我们国家“不要形成一个脱离人民的贵族阶层”①。此乃廉洁政府建设的核心问题。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从新时期党和国家政权建设的实际出发，进一步将此要求系统化，提出“构建决策科学、执行坚决、监督有力的运行体系，健全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建设廉洁政治”，作出“干部清正、政府清廉、政治清明”②的论述。为了进一步领会与贯彻这一基本要求，我们应当重新学习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
一、剥削阶级的政权必然产生特权阶层
历史告诉我们，国家政权是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旧的国家政权是压迫劳苦大众的工具，而作为执政者必定会形成享有特权的贵族阶层。这是一条社会规律。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中对国家的产生、发展与实质作了系统论述。30多年后，列宁写了《国家与革命》一书，对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作了全面的阐发。
恩格斯说：“国家决不是从外部强加于社会的一种力量……确切地说，国家是社会在一定发展阶段上的产物;国家是承认：这个社会陷入了不可解决的自我矛盾，分裂为不可调和的对立面而又无力摆脱这些对立面。而为了使这些对立面，这些经济利益互相冲突的阶级，不致在无谓的斗争中把自己和社会消灭，就需要有一种表面上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力量，这种力量应当缓和冲突，把冲突保持在‘秩序’的范围以内;这种从社会中产生但又自居于社会之上并且日益同社会相异化的力量，就是国家。”③领会恩格斯这一段深邃的论述，我们可以认识到，剥削阶级国家之所以产生特权贵族阶层，是出于下面几个因素。
第一，社会的需要。作为阶级压迫工具的国家之所以需要一个特权阶层，是因为它同时还承担着管理社会公共事务的职能，是社会分工的需要。如果说，在生产力水平比较低下的情况下阶级的分化是社会分工的产物，那么，凌驾于社会之上的统治国家的特权阶层又是在阶级分裂之后生出的一种社会分工。正如恩格斯所说：“从分工的观点来看问题最容易理解。社会产生它不能缺少的某些共同职能。被指定执行这种职能的人，形成社会内部分工的一个新部门。这样，他们也获得了同授权给他们的人相对立的特殊利益，他们同这些人相对立而独立起来，于是就出现了国家。”④这种共同的职能一旦变成统治阶级的工具，它就需要一个承担特殊职能的阶层。
第二，国家阶级属性的表现。剥削阶级为了治理社会、统治人民，需要有一部分精英来管理社会。这就是马克思主义所认定的：国家是阶级压迫的工具，无论在国外还是在中国都是如此。毛泽东在分析中国封建社会时说过：“政权、族权、神权、夫权，代表了全部封建宗法的思想和制度，是束缚中国人民特别是农民的四条极大的绳索……地主政权，是一切权力的基干。”⑤而执掌政权的主要集团部分就是他们的官吏等贵族阶层。
第三，这个特权阶层有它赖以存在的经济基础。除了每一种剥削经济制度之外，还有特殊的经济力量，这主要是国家所收取的赋税和掌握的资产。马克思称剥削阶级的国家为“社会赘瘤”、“寄生的机体”。列宁在论述恩格斯谈赋税的时候指出：“这里提出了作为国家政权机关的官吏的特权地位问题。”⑥就是说，人民要受双重剥削，一是直接的阶级剥削，一是国家特权阶层的剥削。毛泽东在分析中国封建社会时指出：“不但地主、贵族和皇室依靠剥削农民的地租过活，而且地主阶级的国家又强迫农民缴纳贡税，并强迫农民从事无偿的劳役，去养活一大群的国家官吏和主要地是为了镇压农民之用的军队。”⑦
第四，这些特权阶层可以利用权力通过各种非法的渠道取得额外的收入。这些特权阶层不但享用国家贡赋，而且利用权力通过各种非法的渠道取得额外的收入，就是受贿和贪污，而行贿的主体也正是它们所服务的阶级。这种状况在剥削阶级国家是普遍存在的。列宁说：“在民主共和国内，‘财富是间接地但也是更可靠地运用它的权力的’，它所采用的第一个方法是‘直接收买官吏’(美国)，第二个方法是‘政府和交易所结成联盟’(法国和美国)。”⑧列宁讽刺资产阶级民主制度，说“‘财富’的无限权力在民主共和制下更可靠，是因为它不依赖政治机构的某些缺陷，不依赖资本主义的不好的政治外壳”⑨。用西方经济学的语言说，这种受贿、腐败是一种寻租活动，这也可以说是特权贵族阶层的一个特征。
第五，这个阶层的存在还有一定的思想、理论、文化基础。无论中国还是西方，都把这种特殊权力称之为“上天赋予的”。中国儒家学说所谓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是封建等级制度的理论基础，西方则把这种国家势力称为“伦理的产物”。现代西方经济学新自由主义认定，政府及其官员也是一种追求特殊利益的“经济人”。在社会上，做官成为最显贵、最受尊敬的职业，光宗耀祖，一人升官，鸡犬升天。
由上述分析可以看出，特权贵族阶层是同剥削阶级国家伴生的，是剥削阶级占统治地位的国家政权的一种必然存在的阶层。在西方民主制度下，实际上也把掌握政权当做政治追求的目标，存在一些专门从事追逐政治特殊利益的政客集团，他们背后都有大的资本垄断集团和大家族的支持。在中国，有所谓官本位现象，就是学而优则仕。在长达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里，即使是农民出身的人，一旦任职掌权也变成特权贵族阶层。现代不少发展中国家，其领导者在执政中也变成了享受特权的贵族、大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可见，产生、依靠、壮大特权阶层，乃是旧国家机器的一个基本特征和规律。然而，正是因为这个特权阶层压迫、剥削人民，它就不能逃脱被人民推翻的命运。
二、社会主义国家在一定条件下也会产生特权阶层
马克思主义者一贯认定，无产阶级的国家是代表人民的，它的基本特征之一在于“廉洁政府”。就是说，它不仅履行在人民内部实行民主、对敌人实行专政和对外抵御帝国主义侵略的职能，而且要成为清正廉洁的、为人民服务的政治力量。所以，从马克思开始到列宁到我们的党，都一再重申人民的政权要成为“廉洁政府”，保持与人民的血肉联系，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代表人民，服务人民。然而，真正做到这一点，也是非常不容易的。恩格斯在总结巴黎公社经验时，就有过这样的担心，他认为，“国家和国家机关由社会公仆变为社会主人”，“这种现象在至今所有的国家中都是不可避免的”⑩。现在看来，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存在的历史时期，要比当年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估计的时间长得多(可能要几百年)，情况要复杂得多，变质的危险也大得多。对于这个问题，毛泽东以来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人作过多次探讨。
早在新中国成立之前，毛泽东就告诫全党，我们不要学李自成。针对执政的考验，他在七届二中全会上向全党敲起警钟。1956年，毛泽东在党的八届二中全会上指出：“我们一定要警惕，不要滋长官僚主义作风，不要形成一个脱离人民的贵族阶层。”(11)党中央多次研究过如何避免产生特权阶层问题。根据薄一波的回忆，1956年11月，党的八届二中全会就进行过专门讨论。会上，刘少奇着重讲了不要脱离群众和防止产生新的贵族阶层问题，毛泽东接着说，“少奇同志讲了我们可以成为贵族阶层的，人数几百万，主要的就是那么几十万到百把万……县以上有几十万，命运就掌握在县委以上的手里头。如果我们不搞好，不是像今天很多同志所讲的艰苦奋斗”，“我们一定会被革掉”(12)。这个问题的提出，应该说是非常深邃的，它发展了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巴黎公社经验的论述。从深层次分析，社会主义的人民政权之所以可能产生特权贵族阶层，主要有下面几种因素。
第一，旧政权一般规律的影响。新中国成立后，社会赋予人民政府越来越大的管理公共事务和主导经济建设的职能，共产党处于执政地位，它也很容易脱离整个社会和人民。有些人因为掌握权力由“公仆”变成“主人”，在这一点上，新的政权也往往受旧政权的一般规律所影响。
第二，受经济上被金钱腐蚀的影响。执政地位赋予这些“公仆”以很大的权力，并且掌握着很多经济资源，这样一些脱离群众的官员就有条件利用手中的权力谋取个人特权，甚至走向贪污腐败。
第三，旧制度的影响。这就是官本位的惯性。在中国几千年都把掌握一定的权力(官位)视为最荣耀、最富有的职业，所谓“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列宁说过：“必须注意到，参加执政党的引诱力在目前是很大的……连一点无产阶级气息都没有的人现在都对布尔什维克的政治成就心向神往了。”如果成就更大，“那么小资产阶级分子和十分敌视整个无产阶级的分子涌进党里来的势头就会更猛烈”(13)。
第四，外部的影响。在漫长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还存在着阶级，糖衣炮弹的袭击是不可避免的，这主要表现为外界的行贿活动和内部的寻租行为相结合。还有一个特别值得注意的情况，那就是强大的国外资本主义国家的影响和侵蚀。他们从经济到政治到思想到工作作风都在设法促进人民政权的官员变质，有的直接收买。这一点绝不可低估。
第五，公务人员本身的思想状况。这是一种内因。有一部分人资产阶级思想、个人主义、贪图享受的意识、不良的生活作风会滋长起来，如果我们缺乏强有力的制度的约束，就可能使一部分人变坏，甚至导致整个政权变质。
上述情况并非完全是理论推测，而是已经有了严重的历史教训，最大的一面镜子就是第一个社会主义苏联政权和共产党的变质，这是前辈们所未曾预料到的。对此，我们应当重温一下毛泽东的预见。早在20世纪60年代初他就说过：“看来，赫鲁晓夫这样的人是代表社会主义社会中的高薪阶层，包括那些收入很高的经理、作家、科学家……这个特殊阶层还包括社会上的盗窃集团和非法经营、搞黑市、搞投机倒把谋取暴利的那么一帮子人，也就是社会主义社会中的新生的资产阶级分子。这些人的思想反映到《苏共纲领草案》中。他们有权、有势、有钱，特殊于广大人民群众和一般干部。赫鲁晓夫讲的全民党是一种欺骗……其实现在的苏联社会是很不公正的、很不人道的，两极分化、贫富悬殊已经出现了。还有反革命分子，还有帝国主义间谍。社会主义社会这么复杂，怎么能说是一个全民国家呢?”(14)
后来的事实证明，苏联之所以变质，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这个越来越庞大、越富有的特权阶层，从人民政权中产生又毁掉人民政权。苏联解体后，许多原来的官员、经理等人一下子暴富起来，以致形成七大财团，产生了新的垄断资本主义。这可以说是社会主义国家发展史上一个最大的历史教训。它告诉我们，不要以为人民政权不会变质，不会产生特权贵族阶层，事实上它会葬送社会主义国家。
从我国政府的公务人员特别是高级干部来看，多数是好的，是遵纪守法廉洁奉公的。但是一些严重问题不可忽视。比如，腐败问题一直是我们难以治愈的“癌症”。特权思想在相当一部分官员中越发滋长，脱离群众的作风、官僚主义作风也相当突出。我们不能说中国已经有了一个特权阶层，但是可以说这种倾向不能低估。毛泽东在20世纪60年代严厉批评过“高官厚禄、养尊处优”的官僚主义倾向。后来邓小平也非常关注这个问题，80年代初改革开放后不久，邓小平就尖锐地提出：“特殊化不只是部分高级干部，各级都有，各个部门都有。总之，我们一些干部成了老爷就是了。”(15)邓小平一再要求要防止腐败犯罪这个风：“要足够估计到这样的形势。这股风来得很猛。如果我们党不严重注意，不坚决刹住这股风，那么，我们的党和国家确实要发生会不会‘改变面貌’的问题。这不是危言耸听。”(16)这些年来，党和国家虽然采取了防治腐败的有力措施，但贪污腐败犯罪的案件仍然屡屡发生。2008年-2012年5年中，中国法院审结贪污贿赂、渎职犯罪案件13.8万件，判处罪犯14.3万人。5年来，检察机关共立案侦查各类职务犯罪案件165787件，涉案人数超过21万，其中县处级以上国家工作人员13173人，厅局级干部950人、省部级以上官员30人。检方还对19003名行贿人依法追究刑事责任。追缴赃款赃物553亿元，抓获在逃职务犯罪嫌疑人6220人(17)。我们不要低估这种情况，应当站在国家学说的角度来考量，必须逃脱一般国家滋生和强化特权贵族阶层的规律，永远保持人民政权廉洁的本色。
三、以廉洁政治和民主监督为武器防止产生特权阶层
无产阶级国家要保持人民政权的性质，建设廉洁政治，最重要的是要用各种办法防止形成一个特权贵族阶层。为了防止国家和国家机关由社会公仆变为社会主人，恩格斯总结了巴黎公社的两个可靠办法。“第一，它把行政、司法和国民教育方面的一切职位交给由普选选出的人担任，而且规定选举者可以随时撤换被选举者。第二，它对所有公职人员，不论职位高低，都只付给跟其他工人同样的工资。”(18)这就是“巴黎公社原则”。毛泽东进一步总结我国的经验，提出“在怎样防止特权阶层方面，要有一套好制度，要继承井冈山的好制度好作风”(19)。对于这个问题，我们党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党的十八大提出要求：“干部清正、政府清廉、政治清明”。
应当看到，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是否变质，是否会产生特权贵族阶层，关键还在执政党，因为党是无产阶级政权的核心。党的十八大重申了执政党面临的“四个考验”和“四种危险”，即执政考验、改革开放考验、市场经济考验、外部环境考验，防止精神懈怠危险、能力不足危险、脱离群众危险、消极腐败危险。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进一步提出，“必须构建决策科学、执行坚决、监督有力的运行体系，健全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
1.执政党自身要有好的机制
这就要求执政党能够增强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更新、自我提高的能力。党本身必须具备一种特有的自我更新机制，在今后一百年乃至几百年的时间里，它能够不断通过新陈代谢、吐故纳新、自我建设，永葆青春。正如毛泽东所说：“党内如果没有矛盾和解决矛盾的思想斗争，党的生命也就停止了。”(20)流水不腐，户枢不蠹。人民政权也是如此。
上面讲的“四种考验”可以说是前所未有的新课题。执政以后党的地位变了，权力大了，党很可能因为执政走旧国家的老路，变成特权阶层，所以执政是一个十分严峻的考验。改革开放带来了很复杂的形势，一方面它给整个经济带来活力，另一方面也必然使很多消极东西泛滥开来。市场考验更为严峻，因为市场既是一个灵活高效的资源配置机制，同时又会形成一个充满金钱味道的社会氛围，金钱拜物教是市场经济的产物，它也势必影响我们的干部，而且会产生破坏力极大的“第三只手”(21)，进而导致官商勾结。比如多种经济成分之中还会产生新资产阶级分子，他们发射糖衣炮弹是不可避免的。外部环境考验也是长期的、充满风险的，因为国外的敌对势力在经济、政治、军事、文化诸多方面占有优势，它们会通过各种渠道、采用各种办法来侵蚀社会主义国家。怎样才能经得起这四种考验?根本的问题在于强化党的建设，党严于管党。很重要的一条，是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要有共产主义的坚定信念。我们应当清醒地看到，有许多人基本信念已经动摇了，什么共产主义，什么马克思主义，都放在脑后，有时对社会主义丧失信心，最重要的则是个人利益，甚至是乱七八糟的事，都成为自己的“行动指南”。有些人把升官当做自己奋斗的主要目标，“为人民服务”成为一句面子话。因此，必须对党员进行系统的信仰教育，越是高级干部越应该在共产主义信仰上不能动摇。这是见风雨经风浪、保持共产党人应有的好传统、好作风的最基本条件。共产党同其他一切政党比较，它最大的生命力所在就是能够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更新、自我提高，就是自身具有一种排毒机制，通过新陈代谢功能使自己永不变色。
2.人民的民主监督
我们还应当看到，光靠共产党的自身修复是不够的，它必须处在人民的民主监督之下，这里我们应该重温习近平总书记所倡导的“延安对”(也称“窑洞对”)。
1945年，黄炎培带队到延安考察，毛泽东问他有何感想，黄答：“我生六十多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看到的，真所谓‘其兴也浡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不少人都没有能跳出这周期律的支配力，大凡初时聚精会神，没有一事不用心，没有一人不卖力，也许那时艰难困苦，只有从万死中觅取一生。既而环境渐渐好转了，精神也就渐渐放下了。有的因为历时长久，自然地惰性发作，由少数演为多数，到风气养成，虽有大力，无法扭转，并且无法补救。也有为了区域一步步扩大了，它的扩大，有的出于自然发展，有的为功业欲所驱使，强求发展，到干部人才渐见竭蹶，艰于应付的时候，环境倒越加复杂起来了。控制力不免趋于薄弱了。一部历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也有。总之没有能够跳出这周期律。中共诸君从过去到现在，我略略了解的了。就是希望找出一条新路，来跳出这周期律的支配。”毛泽东当即严肃且自信地回答：“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律。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能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22)
这一著名的“延安对”启示我们：第一，周期律是旧的国家机器特权阶层执政的规律(所谓“君子之泽，五世而斩”)，新政权也有可能跳入这个周期律之中;第二，防止周期律的最好办法是把执政者放在群众监督之下，依靠民主消除产生特权阶层及其更迭周期律的基础。对我们来说，最重要的是把执政的公务人员特别是高级官员放在民主的阳光之下，接受群众监督，这是非常有效的办法。比如，把官员的收入财产公之于众，这使得许多腐败问题就能够消除，现在已经引起不少贪官的恐惧。其他的重大措施也是要真正发扬民主，不怕群众提出尖锐批评，能够撤换那些相形见绌的不称职干部，把优秀的分子推上领导岗位。党的十八大提出“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建设高素质执政骨干队伍”，这是一条非常重要的改革，因为官本位根深蒂固，许多腐败问题往往出在干部制度方面，行贿受贿拉关系、买官卖官搞腐败等行为往往都与此紧密相连。在这方面我们应当多一些民主少一些独断，希望干部制度改革真正触及深层次矛盾。
3.干部参加劳动和以劳动者身份出现
这是毛泽东的一贯主张。参加劳动不在时间多少，而在于通过劳动联系劳动群众、培养对劳动者的感情。毛泽东要求：“我们跟国民党相反，他们是以一个贵族的姿态、老爷派头在人民中出现，我们是以一个普通劳动者的姿态在人民中出现。”(23)他要求同基层的劳动者的联系，“不管是挑大粪的也好，挖煤炭的也好，扫街的也好，贫苦的农民也好，只要真理在他们手里，就要服从他们”。必须抛掉官气，“以普通劳动者的姿态出现”(24)。从根本上说，这是个阶级感情问题。
4.健全和强化系统治理腐败和特殊化的制度
习近平总书记最近指出：“滋生腐败的土壤依然存在，反腐败形势依然严峻。”(25)这就要铲除产生特殊化和腐败的经济、政治、意识、文化、社会等各种土壤，习惯势力是最可怕、最难克服的势力，需要实施系统工程。最根本的办法还是要靠制度的完善及其执行的严格，必须通过改革推进党风廉政建设，改革党的纪律检查体制，完善反腐败体制机制，增强权力制约和监督效果。最近中央制订了一系列强有力的制度，正在建立反腐倡廉的长效机制，关键在落实。必须形成全民积极参与治理的社会氛围，对苍蝇和老虎一起打。从意识上摈弃特殊化和腐败的思想行为，形成全民的歼灭战、持久战。
当然，党的建设问题包括许多方面，我们这里不一一论述。不过，最过硬的几条一定要落实。我们应当严于治党，依法治党，保持艰苦奋斗传统，真正取得群众的信任。这是防止人民政权产生特权贵族阶层的重要保障。苏联的教训在社会主义历史上已经相当深刻了，我们不能忘记现在和今后长时期面临的考验，应当使我们的党和它领导的政权永远保持为人民服务的本色。
马克思恩格斯多次讲过，社会主义是“自觉”的社会。共产党及其领导的政权都不能像剥削阶级那样自发地绕着“周期律”旋转，而是靠对客观规律认识的自觉，包括对“倒逼机制”的自觉，来不断进行自身的完善，自我革命，自觉改革，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武装自己，提高领导者和广大党员的素质。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坚持用制度管权管事管人，让人民监督权力，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是把权力关进制度笼子的根本之策。”“要形成科学有效的权力制约和协调机制”，加强反腐败体制机制创新和制度保障，“围绕反对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加快体制机制改革和建设”，健全改进作风常态化制度(26)。鉴于此，我们应当联系实际，不断深化对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领会与运用。
注释：
①《毛泽东著作专题摘编》，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第2155页。
②《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人民日报》2013年11月16日。
③《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89页。
④《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96页。
⑤《毛泽东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31页。
⑥《列宁专题文集·论马克思主义》，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85页。
⑦《毛泽东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624页。
⑧《列宁专题文集·论马克思主义》，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85页。
⑨《列宁专题文集·论马克思主义》，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86页。
⑩《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10页。
(11)《毛泽东著作专题摘编》，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第2155页。
(12)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第604-605页。
(13)《列宁专题文集·论无产阶级政党》，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329页。
(14)转引自吴冷西：《十年论战》(上)，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9年，第463-464页。
(15)《邓小平文选》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260页。
(16)《邓小平文选》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402页。
(17)《最高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摘要)》，《人民日报》2013年3月11日。
(18)《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11页。
(19)转引自李慎明：《忧患百姓忧患党——毛泽东关于党不变质思想探寻》，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第114-115页。
(20)《毛泽东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306页。
(21)杨承训：《协同“两只手”必须刹制“第三只手”——处理好政府与市场关系的一个重要问题》，《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13年第2期。
(22)转引自孟醒：《“用民主来打破历史周期律”》，《人民政协报》2013年1月10日。
(23)《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7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第378页。
(24)《毛泽东文集》第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378页。
(25)《习近平在十八届中央纪委三次全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强化反腐败体制机制创新和制度保障 深入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人民日报》2014年1月15日。
(26)《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人民日报》2013年11月16日。
参考文献：
[1]程恩富、陈厚义：《遵义会议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年。
[2]夏炎：《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中国化的再认识——对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中国化的反思》，《延边党校学报》2011年第4期。
[3]《习近平在十八届中央纪委三次全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强化反腐败体制机制创新和制度保障 深入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人民日报》2014年1月15日。
[4]李慎明：《忧患百姓忧患党——毛泽东关于党不变质思想探寻》，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
[5]赵平之、李成林：《从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解读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历史必然》，《中共宁波市委党校学报》2007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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