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第一次看见“游谈无根”这个词，是在读人民科学家钱学森文章的时候，是钱学森批评那种没有任何根据的信口乱说，批判那种违背科学精神、不负责任的信口雌黄。如果有人果真是“游谈无根”，那么人们大多是会对之侧目而视的。“游谈无根”这个成语出自宋·苏轼《李氏山房藏书记》：“而后生科举之士，皆束书不观，游谈无根，此又何也?”
但是，想不到的是，我多年认识的和我一向比较敬重的老朋友——韩德强教授，竟然在“农场答客问”中提供了一个释义“游谈无根”这个成语的最地道、最货真价实的典型实例!
(一)
提起经济学博士的韩德强教授，不由得我马上就会想到他早年的功劳：比如，当着我国上世纪九十年代社会上刮起一股反毛、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妖风之时，换言之，就是把毛主席、共产党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妖魔化的时候，他与同志们一起挺身而出，撰写了一系列文章，比如“50年、30年和20年”就是影响不小的一篇。他公开站出来为毛主席、为共产党和社会主义辩护，历数建国后前30年毛主席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所取的丰功伟绩，以无可辩驳的事实戳穿了阶级敌人的无耻谰言，起到了非常好的效果。不久，他发起组织和创立了举国闻名的、继续革命者和人民群众得以发出自己声音的“”网站，该网站组织和主持了一系列基层、底层群众能够直接参与的反映群众意愿、针砭时弊各种集会和活动，等，他与网站自然就受到群众的喜爱和拥护，于是理所当然地遭到国内外一切阶级敌人的仇视、谩骂和诬蔑。
我确实佩服这位比我小好多岁的青年，是一位朝气蓬勃、大有希望的青年人!
但是，在十年前的一次聚会中，我也有一种不好的预感。那就是在言谈中，他对于马克思等无产阶级革命领袖和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表现出一种不屑的态度。毋庸讳言，这次聚会，他在我的心底留下了一个难以抹去的阴影。
前几年，那次群众游行，他基于义愤，打了那位思想右的出奇的老人的耳光。当时，我认为他的这一行为，虽然莽撞和不妥，但是，我还是基本上肯定了他的行为(人是有感情的动物，我之最爱，你之最恨，而且在我面前当众表露你之很，谁不被激怒?!失手打人显然不对，可又奈何也?!)并写了支持他的文章。
但是，这次他的“农场答客问”，就公开、全面和系统地暴露了韩德强教授与我以及与我的同志们之间的思想上、信仰上根本区别。
作为曾经与他一起战斗过的老朋友，我认为有义务和责任把问题说清楚，把道理讲明白。一来，朋友之间友谊是友谊，但是，思想理论上的是非一定要明确，即原则不能丢;二来，各自一方讲出自己的道理，提供给青年同志们自己动脑子思考，有比较才能鉴别、不受骗嘛!
唯物辩证法教导我们，对立统一是事物的普遍规律，任何事物都是发展变化的，世上没有一成不变的事物，即使是一块石头，也是在变化的，不过人们难以觉察而已。我认为，在漫长的革命征程中，有继续前进的，有成为革命的叛徒而出卖同志的，也有半途而废的，有坐不稳革命列车而当急拐弯之时被摔下去的……。对于后两种情形，我主张，只要他们不阻止革命列车前进，我们要对之当头棒喝，可不要向他们开枪!假如开枪的话，子弹要换成橡皮的，不会伤人的，但是可以惊吓人的。因为他们毕竟是曾经革命的同志，一时的落伍，很难就断定他们不会继续前进了。何况，即使在敌人营垒中的，不是也还有逐步觉悟了而又投奔革命的吗?对之棒喝和给以橡皮子弹，为的是教育、帮助和挽救他们。
我们今天主要的敌人是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和各国反动派，最危险的敌人是占据党和国家重要领导岗位的死不改悔的走资派，是里通外国的当权派，是出卖国家和民族利益的“间谍”(8月27日晚看电视，《反间谍法》人大常委会正在审议草案)。对于革命队伍中的小资产阶级分子，须知，今天的大多数知识分子，并不是改开后有人说的是属于无产阶级一部分了，而大量的仍旧是小资范畴，但是，他们毕竟是我们统一战线的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假如向着他们开枪，谁高兴呢?答案是明摆着的。但是，他们的错误思想必须澄清，以便教育他们，同时，也教育跟着他们跑的青年人，以免他们自己被甩下革命列车，再把青年同志也拖下正在复杂曲折道路上艰难跋涉的、向着马克思主义指引的合乎人类社会发展方向前进的革命列车。
(二)
为什么我说老朋友韩德强游说无根，根据何在呢?
他在“农场答客问”中说，他即批判自由主义，也批判马克思主义。批判自由主义很好啊，但是，批判马克思主义，我就不明白了。再说，马克思主义与自由主义是水火不相容的，既然批判马克思主义，那么，如何正确和科学地批判自由主义啊?只有马克思主义对自由主义的批判是彻底的、本质的，因而是唯一正确和科学的。
但是，当一谈到马克思主义与自由主义这两种主张或者思想的矛盾之时，在当今我国社会，难道有一种介于两者之间或者凌驾于两者之上的主义或者信仰?它们之间是有你无我，有我无你的对立和排斥的关系。对于这两种思想，一般来说，既不可能都反对，也不可能都赞成。换言之，二者必居其一。
韩德强批判马克思主义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他认为“马克思的动机不可谓不好，但他所倡导的物质决定论、生产力决定论、经济基础决定论，连他自己都含糊。”
马克思主义是倡导“物质决定论、生产力决定论、经济基础决定论”的吗?!
老朋友韩德强啊，我如何说您呢?
您是没有读过马克思主义的著作呢?还是读了没有理解呢?按理说，经济学博士课程总该有马列主义原著课吧?对于博士研究生，中国人民大学不至于不开设这门课程吧?即使退一万步，学校不开这门课程，您自己也该自学一下吗?《中国共产党章程》，第一章第三条规定，党员必须履行义务的第一条就是认真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竟然可以不读他们的著作，而且是有代表性的著作吗?!
请问，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在何时、何地有何文章和言论是主张“物质决定论、生产力决定论、经济基础决定论”的呢?
众所周知，在文革中，人们曾经批判过刘邓的“唯生产力论”(又称“庸俗生产力论”)，这种早年合乎马克思主义的批判，在改开以后，由于有的领导人的误导，在所谓的“解放思想”和理论“创新”的时髦潮流中，它与新古典自由主义经济学合流忽悠，唯生产力论与GDP崇拜结合在一起，甚嚣尘上，泛滥成灾。有的学者、文人写文章总结借所谓“批判唯生产力论的历史教训”，说什么“把凡是积极进行生产、搞社会主义建设的人都诬蔑为‘唯生产力论’而大加讨伐。”说什么“批判‘唯生产力论’是个十足的伪命题!”诬蔑我们搞的是什么“左倾共产主义运动”啊，等等;致使自从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开始的所谓经济体制改革，把本来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发展和完善的改革，逐步演变为复辟资本主义，致使公有制主体地位丧失，工农基本群众变成了弱势群体，失去国家主人的地位，沦落为雇佣劳动者，维稳费用超过国防开支!改革开始已经长达三十年了，可是才进入改革的“深水区”呢!这不是莫大的讽刺吗? 众所周知，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不但没有，而且正是有大量的批判这种错误主张的文章和言论的。
请看：恩格斯在1890年9月21[—22]日致约·布洛赫的信：
“根据唯物史观，历史过程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到底是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无论马克思或我都从来没有肯定过比这更多的东西。如果有人在这里加以歪曲，说经济因素是唯一决定性的因素，那么他就是把这个命题变成毫无内容的、抽象的、荒诞无稽的空话。经济状况是基础，但是对历史斗争的进程发生影响并且在许多情况下主要是决定着这一斗争的形式的，还有上层建筑的各种因素：阶级斗争的政治形式及其成果——由胜利了的阶级在获胜以后确立的宪法等等，各种法的形式以及所有这些实际斗争在参加者头脑中的反映，政治的、法律的和哲学的理论，宗教的观点以及它们向教义体系的进一步发展。这里表现出这一切因素间的相互作用，而在这种相互作用中归根到底是经济运动作为必然的东西通过无穷无尽的偶然事件(即这样一些事物和事变，它们的内部联系是如此疏远或者是如此难于确定，以致我们可以认为这种联系并不存在，忘掉这种联系)向前发展。否则把理论应用于任何历史时期，就会比解一个最简单的一次方程式更容易了。”
这封信后边又说：“青年们有时过分看重经济方面，这有一部分是马克思和我应当负责的。我们在反驳我们的论敌时，常常不得不强调被他们否认的主要原则，并且不是始终都有时间、地点和机会来给其他参与相互作用的因素以应有的重视。但是，只要问题一关系到描述某个历史时期，即关系到实际的应用，那情况就不同了，这里就不容许有任何错误了。可惜人们往往以为，只要掌握了主要原理——而且还并不总是掌握得正确，那就算已经充分地理解了新理论并且立刻就能够应用它了。在这方面，我是可以责备许多最新的“马克思主义者”的;而他们也的确造成过惊人的混乱……”
请再看：恩格斯1890年10月27日致康·施米特的信：
“这是两种不相等的力量的相互作用：一方面是经济运动，另一方面是追求尽可能大的独立性并且一经确立也就有了自己的运动的新的政治权力。总的说来，经济运动会为自己开辟道路，但是它也必定要经受它自己所确立的并且具有相对独立性的政治运动的反作用，即国家权力的以及和它同时产生的反对派的运动的反作用。”
“经济关系反映为法的原则，同样必然是一种头足倒置的反映。这种反映是在活动者没有意识到的情况下发生的;法学家以为他是凭着先验的原理来活动的，然而这只不过是经济的反映而已。这样一来，一切都头足倒置了。而这种颠倒——在它没有被认识以前构成我们称之为意识形态观点的那种东西——又对经济基础发生反作用，并且能在某种限度内改变经济基础，我认为这是不言而喻的。”
“他只需看看马克思的《雾月十八日》，那里谈到的几乎都是政治斗争和政治事件所起的特殊作用，当然是在它们一般依赖于经济条件的范围内。或者看看《资本论》，例如关于工作日的那一篇，那里表明立法起着多么重大的作用，而立法就是一种政治行动。或者看看关于资产阶级的历史的那一篇(第二十四章)。再说，如果政治权力在经济上是无能为力的，那么我们何必要为无产阶级的政治专政而斗争呢?暴力(即国家权力)也是一种经济力量!”“所有这些先生们所缺少的东西就是辩证法。他们总是只在这里看到原因，在那里看到结果。他们从来看不到：这是一种空洞的抽象，这种形而上学的两极对立在现实世界只存在于危机中，而整个伟大的发展过程是在相互作用的形式中进行的(虽然相互作用的力量很不相等：其中经济运动是最强有力的、最本原的、最有决定性的)，这里没有什么是绝对的，一切都是相对的。对他们说来，黑格尔是不存在的……”
请再看恩格斯1893年7月14日致弗·梅林的信：“此外，被忽略的还有一点，这一点在马克思和我的著作中通常也强调得不够，在这方面我们两人都有同样的过错。这就是说，我们最初是把重点放在从作为基础的经济事实中探索出政治观念、法权观念和其他思想观念以及以这些观念所制约的行动，而当时是应当这样做的。但是我们这样做的时候为了内容而忽略了形式方面，即这些观念是由什么样的方式和方法产生的。这就给了敌人以称心的理由来进行曲解或歪曲，保尔·巴尔特就是个明显的例子。”“与此有关的还有思想家们的一个荒谬观念。这就是：因为我们否认在历史中起作用的各种思想领域有独立的历史发展，所以我们也否认它们对历史有任何影响。这是由于通常把原因和结果刻板地、非辩证地看做永恒对立的两极，完全忘记了相互作用。这些先生常常几乎是故意忘却，当一种历史因素一旦被其他的、归根到底是经济的原因造成的时候，它也影响周围的环境，甚至对产生它的原因发生反作用。”
还继续写道：“我们认为，经济条件归根到底制约着历史的发展。种族本身就是一种经济因素。不过这里有两点不应当忽视： (a)政治、法、哲学、宗教、文学、艺术等等的发展是以经济发展为基础的。但是，它们又都互相影响并对经济基础发生影响。并不是只有经济状况才是原因，才是积极的，而其余一切都不过是消极的结果。这是在归根到底不断为自己开辟道路的经济必然性的基础上的互相作用。
所以，并不像某些人为着简便起见而设想的那样是经济状况自动发生作用，而是人们自己创造着自己的历史，但他们是在制约着他们的一定环境中，是在既定的现实关系的基础上进行创造的，在这些现实关系中，尽管其他的条件——政治的和思想态的——对于经济条件有很大的影响，但经济条件归根到底还是具有决定意义的，它构成一条贯穿全部发展过程始终的并唯一能使我们理解这个发展进程的红线。”
请问韩德强教授，在恩格斯的著作中，有“生产力决定论、经济基础决定论”的任何痕迹吗?
那么，我们再看列宁是如何说的，他在1920年3月29日的俄共第九次代表大会的中央委员会的报告中说：
“现在我要谈一谈迫使我们下决心引导劳动群众利用军队来完成当前基本任务的那些最重要的带根本性的理由。旧的纪律源泉即资本已经削弱了，旧的联合源泉已经消失了。我们应当建立另一种纪律，开辟另一种纪律和联合的源泉。强制手段引起资产阶级民主派的愤懑、叫嚣、喧嚷和哀号;这班人嘴上老是挂着‘自由’、‘平等’这些字眼，却不懂得，让资本享受自由就是对工人犯罪，让饱食者和挨饿者平等就是对劳动者犯罪。我们反对说假话，我们主张在实行劳动义务制和联合劳动者时，丝毫也不要害怕采用强制手段，因为不采用强制手段就决不能进行革命。因此，为了坚决地保持住自己的胜利成果，无产阶级有权采用强制手段。当资产者老爷们、妥协派老爷们、德国‘独立党’老爷们、奥地利‘独立党’老爷们和法国龙格派老爷们争论历史因素问题时，他们总是把无产阶级的革命决心、坚定性、不屈不挠精神这样的因素忘掉了。这也就是我国无产阶级表现的那种不屈不挠和坚韧不拔的精神，他们曾对自己也对别人说过，并且用行动证明过，我们宁肯全部战死，也不放弃自己的领土，也不放弃自己的原则，即纪律和坚定政策的原则，为此我们应当不惜任何牺牲。在各资本主义国家和资本家阶级分崩离析的时候，在他们处于绝望和危机的时候，只有这个政治因素能起决定作用。少数和多数、民主和自由这些空洞的词句，不管旧历史时期的英雄们怎样强调，现在都起不了什么决定作用。这里起决定作用的是工人阶级的觉悟性和坚定性。如果工人阶级准备作出自我牺牲，如果工人阶级表明它能竭尽全力，那就可以完成任务。一切都为了完成这个任务。工人阶级的决心，它实现自己“宁死不屈”口号的坚定意志，不但是历史的因素，而且是起决定作用的、能夺取胜利的因素。”
再看看列宁在1923年写的《论俄国革命》一文吧!
“他们都自称马克思主义者，但是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却迂腐到无以复加的程度。马克思主义中有决定意义的东西，即马克思主义的革命辩证法，他们一点也不理解。马克思说在革命时刻要有极大的灵活性，就连马克思的这个直接指示他们也完全不理解，他们甚至没有注意到，例如，马克思在通信中(我记得是在1856年的通信中)曾表示希望能够造成一种革命局面的德国农民战争同工人运动结合起来，就是对马克思的这个直接指示，他们也象猫儿围着热粥那样绕来绕去，不敢触及。”
“他们根本不相信任何这样的看法：世界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不仅丝毫不排斥个别发展阶段在发展的形式或顺序上表现出特殊性，反而是以此为前提的。他们甚至没有想到，例如，俄国是个介于文明国家和初次被这场战争最终卷入文明之列的整个东方各国即欧洲以外各国之间的国家，所以俄国能够表现出而且势必表现出某些特殊性，这些特殊性当然符合世界发展的总的路线，但却使俄国革命有别于以前西欧各国的革命，而且这些特殊性到了东方国家又会产生某些局部的新东西。”
“‘俄国生产力还没有发展到可以实行社会主义的高度。’第二国际的一切英雄们，当然也包括苏汉诺夫在内，把这个论点真是当作口头禅了。他们把这个无可争辩的论点，用千百种腔调一再重复，他们觉得这是对评价我国革命有决定意义的论点。
试问，既然特殊的环境把俄国卷入了西欧所有多少有些影响的国家也被卷入的帝国主义世界大战，其次使处于东方即将开始或部分已经开始的革命边缘的俄国，发展到有条件实现象马克思这样的‘马克思主义者’在1856年谈到普鲁士时曾作为一种可能的前途提出来的‘农民战争’同工人运动的联合，那该怎么办呢?
既然毫无出路的处境十倍地增强了工农的力量，使我们能够用与西欧其他一切国家不同的方法来创造发展文明的根本前提，那又该怎么办呢?世界历史发展的总的路线是不是因此改变了呢?正在卷入和已经卷入世界历史总进程的每个国家的各基本阶级的基本相互关系是不是因此改变了呢?
既然建立社会主义需要有一定的文化水平(虽然谁也说不出这个一定的‘文化水平’究竟是什么样的，因为这在各个西欧国家都是不同的)，我们为什么不能首先用革命手段取得达到这个一定水平的前提，然后在工农政权和苏维埃制度的基础上赶上别国人民呢?”
“你们说，为了建立社会主义就需要文明。好极了。那么，我们为什么不能首先在我国为这种文明创造前提，如驱逐地主，驱逐俄国资本家，然后开始走向社会主义呢?你们在哪些书本上读到过，通常的历史顺序是不容许或不可能有这类改变的呢?
记得拿破仑这样写过：“On sengage et puis…on voit”，意译出来就是：“首先要投入真正的战斗，然后便见分晓。”我们也是首先在1917年10月投入了真正的战斗，然后就看到了象布列斯特和约或新经济政策等等这样的发展中的细节(从世界历史的角度来看，这无疑是细节)。现在已经毫无疑问，我们基本上是胜利了。
我们的苏汉诺夫们，更不必说那些比他们更右的社会民主党人了，做梦也没有想到，不这样就根本不能进行革命。我们的欧洲庸人们做梦也没有想到，在东方那些人口无比众多、社会情况无比复杂的国家里，今后的革命无疑会比俄国革命带有更多的特殊性。”
请问韩德强教授，在列宁的著作中，还有“生产力决定论、经济基础决定论”的任何影子吗?
再看毛泽东最著名的的哲学著作《矛盾论》吧!
“有人觉得有些矛盾并不是这样。例如，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生产力是主要的;理论和实践的矛盾，实践是主要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经济基础是主要的：它们的地位并不互相转化。这是机械唯物论的见解，不是辩证唯物论的见解。诚然，生产力、实践、经济基础，一般地表现为主要的决定的作用，谁不承认这一点，谁就不是唯物论者。然而，生产关系、理论、上层建筑这些方面，在一定条件之下，又转过来表现其为主要的决定的作用，这也是必须承认的。当着不变更生产关系，生产力就不能发展的时候，生产关系的变更就起了主要的决定的作用。当着如同列宁所说“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25)的时候，革命理论的创立和提倡就起了主要的决定的作用。当着某一件事情(任何事情都是一样)要做，但是还没有方针、方法、计划或政策的时候，确定方针、方法、计划或政策，也就是主要的决定的东西。当着政治文化等等上层建筑阻碍着经济基础的发展的时候，对于政治上和文化上的革新就成为主要的决定的东西了。我们这样说，是否违反了唯物论呢?没有。因为我们承认总的历史发展中是物质的东西决定精神的东西，是社会的存在决定社会的意识;但是同时又承认而且必须承认精神的东西的反作用，社会意识对于社会存在的反作用，上层建筑对于经济基础的反作用。这不是违反唯物论，正是避免了机械唯物论，坚持了辩证唯物论。”
毛主席在《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中写道：“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思想。而代表先进阶级的正确思想，一旦被群众所掌握，就会变成改造社会的物质力量。”
请问韩德强教授，在毛主席的著作中，有“生产力决定论、经济基础决定论”的任何痕迹吗?
马克思说：“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但是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理论只要说服人,就能掌握群众，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所谓彻底，就是抓住事物的本质。”(马克思：《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6月第2版，第9页)
列宁写道：“换句话说：人的意识不仅反映世界，并且创造客观世界。”(《列宁全集》第55卷第182页)
毛泽东写道：“ 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思想。而代表先进阶级的正确思想，一旦被群众掌握，就会变成改造社会、改造世界的物质力量。”“一个正确的认识，往往需要经过由物质到精神，由精神到物质，即由实践到认识，由认识到实践这样多次的反复，才能够完成。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就是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现在我们的同志中，……对于物质可以变成精神，精神可以变成物质这样日常生活中常见的飞跃现象，也觉得不可理解。”(毛泽东：《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人民出版社1986年8月第一版，第839,、840页)
这里有马克思主义提倡的“物质决定论”吗?
正好相反，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一贯主张物质和社会存在第一性的，精神和人的意识第二性的;精神和意识是人脑这一高级物质的产物和属性，它本身没有独立的实体，但是它对于物质和社会存在不是消极的和被动的反映，而是通过人的主观能动性——主动性和创造性——改造和创造客观实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这两对矛盾，一般情况下是前者决定后者，但是，后者对于前者又有反作用，他们的关系是相互的、相辅相成的。但是，马克思主义始终认为，他们之间“归根到底不断为自己开辟道路的经济必然性的基础上的互相作用。”，这绝不是什么“生产力决定论、物质决定论或者经济决定论”，而是一种符合客观实际的唯物主义的辩证关系论!
如果是主张“决定论”的话，那么马克思和恩格斯为什么在他们战斗的一生中花费那么的大的精力，马克思甚至忍着病痛、“费了很大力气”来锻造无产阶级的思想武器——《资本论》等著作的写作呢?
列宁为什么不坐等生产力、经济基础来自己决定，还说什么“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组织政党、组织、领导和发动了十月革命呢?
毛主席如果主张“决定论”的话，为什么在建国初期有人喊“新民主主义万岁”的时候，他不坐等生产力的发展，而是顺应历史发展的规律提出了“一化三改”的过渡时期的总路线?
如果主张“决定论”的话，在上世纪六十年代中期，毛主席不但不坐等生产力自然的发展，而是根据马克思的“这种社会主义就是宣布不间断革命，就是实现无产阶级的阶级专政，把这种专政作为必经的过渡阶段，以求达到根本消灭阶级差别，消灭一切产生这些差别的生产关系，消灭一切和这些生产关系相适应的社会关系，改变一切由这些社会关系产生出来的观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第2版，第104页)的继续革命的基本精神和《共产党宣言》两个“彻底决裂”，创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和发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呢?
(三)
究竟马克思主义提倡“物质决定论、生产力决定论、经济基础决定论”?还是韩德强教授在胡思乱想、信口雌黄呢?
科学是老老实实的学问，要谦虚，要谨慎，“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此乃至理名言。
韩德强教授为什么把明明是马克思主义反对的观点、主张强加给马克思主义呢?
也许，他把改开以来社会中的一股逆流——“物质决定论、生产力决定论、经济基础决定论”，即有人鼓吹的所谓只要把物质文明搞好了，精神文明自然就好了的谬论当成了“马克思主义“。
既然韩德强教授反对“物质决定论、生产力决定论、经济基础决定论”，那么他是不是不自觉地与马克思主义站到一起了吗?
非也!
他不但没有站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上，不但不信仰马克思主义了，反而倒退到了封建主义立场上去了!
仔细看看韩德强教授批判马克思主义，批判自由主义的文字，他是不是站在了封建主义立场上呢?
《共产党宣言》中写道：“法国和英国的贵族，由于他们所处的历史地位，自然要写出一些讽刺的小品来攻击现代的资产阶级社会。在法国1830年七月革命和英国议会改革运动中，他们再一次被可恨的暴发户打败了。
从此就再谈不到什么严重的政治斗争了。他们还能进行的，只是文字上的斗争了。然而就是在文字方面，也不可能重弹复辟时代的老调了。为了激起同情，贵族们不得不装模做样，似乎他们已经不关怀自身的利益，仅仅是为了被剥削的工人阶级的利益，才向资产阶级声罪致讨了。他们引为快事的是：写出一些刺激的文字来。……这样就产生了封建的社会主义，其中半是哀怨，半是讥讽;半是过去的余音，半是未来的恫吓;它有时候固然也能用辛辣、俏皮而尖刻的评判刺中资产阶级的心，但是它由于自己完全不能理解现代历史进程的劣根性，却常常使人感到可笑。
这班贵族为了笼络人民，往往把无产阶级的乞食袋当做旗帜来挥舞。但是，人民每次跟着他们走的时候，发现他们的臀部盖有旧的封建印章，就哈哈大笑，哗地一下子散去了。”
到底，韩德强的“臀部”是否盖有“旧的封建印章”，那么就请读者看看他是如何谈“新中国命硬运昌”的吧!
他说：“就按中国现在是封建王朝说，假设这个王朝是毛泽东王朝，可以吧?为什么刘邦王朝可以生存二百多年?为什么李世民王朝可以存在二百多年?为什么努尔哈赤王朝可以存在二百多年?稍翻史书，就可以有一个印象。王朝前期，即使腐败丛生，也还有强大的生命力，一经反腐，完全可能实现王朝中兴。就像一个年轻人，得了伤寒重症，就容易恢复，恢复以后还可以有力气，能干活，还能长寿。不像老年人，一得重症，就一命呜呼。清朝前期，康熙末年，官场腐败可能超过今天，经雍正反腐，历乾隆、嘉庆、道光，直到光绪、宣统，还活了将近二百年。”
“毛泽东的雄才大略，举世公认。右派里敢否定的也不多。按此逻辑，毛泽东奠定的王朝，其寿命超过三百年，也是完全可能的。现在再腐败，也还在王朝前期。若经强力反腐，重树正气，重建良规，前途还未可限量呢!”
“中国文化讲，有命，有运。毛泽东奠定的是新中国的命，强健有力，生机勃勃，未可限量。习近平改变的是新中国的运，运势兴旺，足以影响世界，延年益寿。新中国命硬运昌，命根硬朗，运势兴昌，要引领世界潮流。”
“为何这么有信心?命硬，容易有共识。现在自由派最担心的就在这里。改革三十多年，中国的政治体制纹丝不动，让自由派们咬牙切齿，又无可奈何。这不是命硬吗?
这就是新中国的命根硬朗。
运势兴昌，又有何故?历代王朝，打天下的祖宗都是一代雄杰。坐天下的子孙，成器者少。靠不成器的子孙，还能沿续王朝二百多年的寿命，何故?因王朝建立的政治和社会秩序有合理之处，有天道人心护佑。”
他把毛泽东时代说成是“王朝”，他说，建立这个王朝后，“寿命超过三百年”完全可能。
难道这段话不是封建思想的大暴露吗?这里哪里有一点点历史唯物主义的影子呢?!
韩德强教授，这位生活在20—21世纪之交的经济学教授，竟然是一位算命先生啊!
他把别人都看成所谓“没长大的孩子”，说什么，“满大街只有无数自以为是的孩子”。韩德强教授的傲慢、狂妄之态，简直是再也无以复加了!
多年以来，不少的青年人一直在批判“社会主义”和憧憬资本主义，但是，仔细看看、想想他们批判的整个内容，实在是非常的可笑，他们矛头所指竟然都是我国社会中因资本主义措施、政策而导致的一些弊端!这哪里是在批社会主义啊!?他们那是在赞扬社会主义而不自觉、不自知。因为，这些青年人他们没有毛泽东时代的社会主义的实践，他们从懂事起。正是社会上盛行一种挂羊头卖狗肉的“社会主义”，他们有一种真资本主义假社会主义的生活实践和亲身体验!
1990年宋平同志与钱学森谈话讲到：社会主义“优越性要发挥，过去几年优越性没有发挥，而且把优越性当成缺点来批判。”(姜璐编：《钱学森论系统科学(讲话篇)》，科学出版社2011年12月第一版，第71页)加之，类似李锐、茅于轼、辛子陵等人颠倒黑白、诬蔑社会主义而赞扬资本主义的持续声音不断，以至于清华的一位姓郑的高中生(女孩子)三年前曾经对我下意识地说出：“没有D爷爷，哪有新中国!”这一严重违背历史事实的话语!
我看，韩德强教授的思想与这位高中生的思想，并没有本质的区别，区别的是这位高中生马上意识到说错了(言为心声!下意识、潜意识和显意识不一致啊!)，觉着失言了，立即予以改正;而韩德强教授，可能不会很快意识到自己的错误的。
韩德强教授的“农场答客问”留给我们的最重要的启示是什么呢?
必须认真看书学习，弄懂马克思主义!
奉劝一切有志青年，一定要读书，首先认真刻苦读马克思主义的书，读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原著，是读原著，最好不要先读“二手”材料，虽然读“二手”材料容易得多，但是，原著一经“二道贩子”之手，往往变味的。万万不可学习那位前任政府领导人，把古罗马皇帝马可·奥勒留·安东尼的《沉思录》“天天放在我的床头，我可能读了有100遍，天天都在读。”因为天天读这样一千八百年前罗马帝国皇帝写的书，是与我们现在的时代相差太远了嘛!我意思是，《沉思录》不是不可读，而是不可天天读。即使马克思主义哲学，时代精神的精华，人类最高智慧的结晶，也未必天天读的!
仅仅认真刻苦读书还不够，还要与实践(生产斗争、阶级斗争和科学试验三大革命实践)结合起来。1964年9月，我亲自参加的在北京工人体育场召开的庆祝高校毕业生毕业的大会，现在还清楚地记得，当时的北京市委书记兼市长的彭真同志说：要做一个顶天立地的人，所谓顶天，就是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主席著作;所谓立地，就是与工农群众相结合。不要做上不着天、下不着地的“氢气球”。
按照钱学森的说法，必须读马克思主义哲学书籍。哲学是时代精神的精华，而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人类智慧的结晶。掌握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就如虎添翼!而丢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则是最愚蠢的!
同时，还有掌握钱学森所创建的现代科学技术体系，读各个大的科学部门方面的书籍。钱学森讲“系统科学是治国之本”，而研究开放复杂巨系统的学问，就称之为复杂性研究或者复杂性科学。英国物理学家霍金指出，21世纪将是复杂性科学的世纪。当今科学技术发展的最主要特点是：科学是研究复杂性的科学，技术是调控复杂系统的技术。复杂性探索、复杂性科学集中体现着现代科学发展的辩证综合的总体特征与发展大趋势。探索复杂性的价值取向与思维方式已日益渗透进了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的方方面面。
一方面，由于复杂性探索的对立面是简单性科学的还原论和线性思维，所以，它能直接冲破还原论的思想束缚，摒弃线性思维的狭隘眼界，使人们能够认识、把握不同领域、不同范围、不同层次的不可还原的整体涌现性;有序、无序有机结合的不可预测的新颖性。既解放了思想，又大开了眼界。另一方面是，探索复杂性时，人们都得自觉或不自觉地在方法论上超越还原论、发展整体论，用还原论与整体论辩证统一的系统论来观察事物解决问题，可见，探索复杂性的实践就蕴含着对人们系统思维能力的培养与锻炼。在一定意义上说，复杂性探索就是一所培训系统思维的大学校。
资本主义从14、15世纪在地中海沿岸萌芽以来，到19世纪中，社会化大生产与发达的商品经济，使世界各地的生产与消费都成了世界性的，世界实现了系统化。地球人类面临的大问题均已系统化和空前复杂化，还原论科学的基本思想和方法不灵了，需要新的科学思想与方法。
从世界范围看，复杂性研究的产生发展存在两条不同路径，西方从科技走向复杂性研究，中国从社会革命走向复杂性研究。这反映出复杂性研究作为世界性的思想文化思潮，具有非线性动力系统特有的路径依赖性。毛泽东是中国复杂性研究的开拓者。他的复杂性理论首先是复杂性研究的哲学理论，提供了世界观、认识论、方法论和思维方式。他的理论探索始终紧密结合中国社会的变革实践，当然包括有关社会历史复杂性的具体理论成果。如极富特色的系统思想、军事理论、文艺理论、历史观点、地理政治思想等，特别是对社会主义建设的复杂性探索，既富含对中国社会本质特征的真知灼见，又贴进现代科学思想。
钱学森对于毛泽东思想在复杂性研究中的现实意义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反复告诉中国学术界，切莫把珍宝当敝帚，不可扔掉自己的优势，不要老跟在洋人后边亦步亦趋。他在1995年2月20日的一封信中曾旗帜鲜明地指出，在世界科技竞争的大格局中，“我们的优势在于有马克思主义哲学作指导原则，有毛泽东思想为我们开路。”(《钱学森书信选》下卷，北京，国防工业出版社，第1022页。)此前不久，他在1993年2月14日的信中强调过：“只要我们抓住辩证唯物主义，我们就能胜过洋人中之大多数!”(《钱学森书信选》下卷，北京，国防工业出版社，第741页。)(以上参见2014年8月4日赵光武教授在北京大学现代科学与哲学研究中心研讨会上的《复杂性研究中国路径研讨会开幕词》)
只要初步了解系统科学的基本知识，那些所谓的“经济人”假设，“法律人”标榜，“政治人”自诩，“道德人”虚构，都是一种把复杂的事物片面化、简单化的思维方式，是把整体分解成碎片，暴露的恰恰是西方科学主流思潮自培根以来“还原论”所无法克服的缺陷和解释复杂系统的无能和荒谬。
看看十多年前我国《物权法》起草小组的构成，就可以解释最初的《草案》之所以为什么写得那么糟糕。因为，关涉物权法的社会关系，不仅仅是民法关系，只用九位民法专家和三位干部，怎么会起草出一部涉及那么多社会关系的《物权法》好草案来呢?宪法、刑法、经济法、行政法等等专家难道不可以参加吗?假如有语文专家参加的话，200多个条款会出现100多个“等”字吗?更不用说需要基层人民群众的代表参加了。“综合集成”是民主集中制的一种最好形式!个人或者少数人，即使再聪明，但是总有局限性。所以钱学森一直主张要“集大成，得智慧”，避免仅仅采纳“一孔之见”!
假如，韩德强教授稍微懂一点系统科学基本知识的话，他也不会这样的狂妄和傲慢的!
鲁迅早年就提倡各个学科的书都要读，他说过：“先前的文学青年，往往厌恶数学，理化，史地，生物学，以为这些都无足重轻，后来变成连常识也没有，研究文学固然不明白，自己做起文章来也糊涂，所以我希望你们不要放开科学，一味站在文学里。”他还认为不要只看一个人的著作，“看一个人的著作就得不到多方面的优点。必须如蜜蜂一样，采过许多花，这才能酿出蜜来，倘若叮在一处，所得就非常有限，枯燥了。”(《1936年4月15日给颜黎民的信》)这些思想即使在今天看来也是非常科学的。
看江苏电视台的“非诚勿扰”节目，大有收获。一次，使我非常吃惊的是，当主持人孟非问谁看过《红楼梦》的举手的时候，24位女孩子，我竟然没有看到有一人举手的!
须知，曹雪芹的《红楼梦》是祖国最优秀的文学作品，毛主席在1956年《论十大关系》中讲到中国和外国的关系时，曾经专门提到《红楼梦》，他说：“我认为，中国有两条缺点，同时又是两条优点。第一，我国过去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不是帝国主义，历来受人欺负。工农业不发达，科学技术水平低，除了地大物博，人口众多，历史悠久，以及在文学上有部《红楼梦》等等以外，很多地方不如人家，骄傲不起来。但是，有些人做奴隶做久了，感觉事事不如人，在外国人面前伸不直腰，像《法门寺》里的贾桂一样，人家让他坐，他说站惯了，不想坐。在这方面要鼓点劲，要把民族自信心提高起来，把抗美援朝中提倡的“藐视美帝国主义”的精神发展起来。”(《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人民出版社1986年8月第1版，第742——743页)作为文学名著的红楼梦，可以说是中国封建社会的百科全书，作为当代中国有文化的人，不读《红楼梦》，无疑是莫大的遗憾。
当下，使我最忧虑的是青年人“低头族”的形成。
请看下，目前我国无论在哪一个公共场所，都可以看到大多数青年人聚精会神和旁若无人地在看自己手机上的信息。在公共汽车上，即使老年人和抱孩子的妇女上车无座，他(她)却依然故我。尊老爱幼的传统被严重践踏了。“低头族”形成的危害，我认为起码有两个：
第一，青年人，至于那些仅仅玩游戏作为休息一会的的姑且不论;但是从手机上接受的信息，不少是不完整的，是碎片化、片段化的，严重缺乏人们比较完整和系统思维所需要的信息，因为只看手机上的信息，不能阅读类似报刊和书籍那样的完整和系统的文章，辨别力就慢慢降低了，就会不知不觉失去“自我意识”，就会“听见风，就是雨”，甚至有可能给帝国主义和敌对势力搞“舆论战”、“信息战”创造某种有利的条件，真正是“富了商家，害了用户”。第二，把过去人们在公共场所的那种正常的、自然的和比较亲密的接触，把原来某种比较相对稳定的、可以互相帮助的关系给消解了。因为看手机的人，注意的仅仅是发给自己手机上的信息，至于他的左右前后的具体和实在的人们，就完全自然地被忽视了，把人们原来正常的交往和自然接触的社会性的特质给逐步降低了。
这里有两本书,推荐给您：1、2013年12月，人民东方出版传媒出版的、曾经旅居法国多年的作家边芹的著作：《被颠覆的文明——我们怎么会落到这一步》2、2005年9月，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河清教授著：《艺术的阴谋：透视一种“当代艺术国际”》。看过后，您就知道，目前形势是不是：“非常复杂、极端严峻，是处于‘战时状态’?!”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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