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文木：国家成长与生命成长遵循同一规律——《印度国家发展及其潜力评估》自序

　　国家成长与生命成长遵循同一规律

　　——《印度国家发展及其潜力评估》[1]自序

　　张文木

　　关于印度的发展及印中比较，最近几年成了热门话题。在一次采访中，我曾说：“中印之争实际上是制度之争。”[2]这招来批评。[3]批评反倒使我就这个问题深入研究。此后一年多的时间里，我阅读了不少文献，查阅了大量数据，最后得出的结论仍是：“中印之争实际上是制度之争”。有首歌的歌词说“一句话，一辈子”，友情如此，学术亦然。我想我对我的学术命题，是要终生负责的。

　　从结构比较到制度比较，是我进行中印比较研究的切入点，而促成这样的想法是我曾经历的一件小事。那天我到医院取体检结果，在我前面的是一位坐轮椅车的残疾人。等取到结果，我发现这位坐在轮椅车的先生的各项化验结果与我的大体相同，有一些比我的还要好。出医院大门时，我回视踯躅于后面的这位残疾人，心中自问，如果仅凭这些化验数据而不看人的身体结构，难道可以说明这位残疾人比我更健康，更有发展潜力吗?如果不可以，那目前国家发展研究中流行的主要依靠年度的GDP或GNP指数及外贸数量、外汇存量等“最新数据”比较的方法，就一定存在着大误区。国家发展研究，如果不从结构差异比较入手，而仅从表面经济指数差异比较入手，就一定得不出准确的结论。

　　事实上，国家的成长与生命的成长遵循同一规律。[4]由于土地改革的不彻底性，印度独立后在其重新建立的资源配置的初始“胚胎”中就留下了制约未来国家成长的“病根”。病源既有英国殖民政治的先天因素，更有独立后社会改造不彻底的后天因素。这使印度未来的发展可以有良好的GNP或GDP指数，但这种发展却不会对社会生产有良性的利润反哺。结果是国家经济的“造血机能”即生产者主体因 “营养”反哺不足而陷入“贫血”乃至“供血”动力萎缩境地。最终只有靠外来“供血”来维持其表现为GNP的经济增长，这种增长可以增加就业却不能同比增加国民收入，其原因是由增长带来的利润中的相当部分在流通领域，乃至生产领域被大量截流：或用于食利或用于腐败或用于非生产性金融投机，还有一部分国民利润在与海外投资者和海外市场形成的利润逆循环中，为居于高势能的资本中心国家所吸收并转化为这些国家的国民财富。最后只有少量国民财富通过政府包办即公共开支的渠道被用于保障国家经济生产主体，同时也应当是支撑民族市场的主体即多数劳动者的自身简单再生产条件。这种通过财政开支支撑的劳动者最低生活条件仅有保证社会政治稳定的作用，但却没有培育、深化和能动拉动民族市场的作用。同等的消费支出，在印度有相当部分为政府包办拉动——这与中国计划经济时期的居民消费模式相似。由于缺乏购买力，居于人口近半数的穷人消费实际已失去了拉动和培养印度民族生产力的作用。与印度不同的是，中国计划经济时期的由国家包办的低消费为国家建设积累了巨额资金并据此实现了中国国民经济体系的结构性改造，通过这种改造中国彻底消除了庞大的利用私有权截流国民财富的寄生阶层。而在印度国民经济改造的结果反倒加强了大地主和大资本家而不是国家的力量。除主权独立外，中间人大量截流生产利润和国民财富的社会结构，与殖民地时期相比，印度并没有发生变化。在因大量的贫穷人口导致的民族市场萎缩的同时，原来殖民地时期通过外贸顺差完成的印度国民财富向英国资本中心国转移的利润逆循环流程，在印度独立后，则通过贸易逆差再版出来。半个多世纪中只有两个年度的外贸少量顺差的记录表明，外贸长期且日益扩张的贸易逆差成了印度国民财富国际化的转移的稳定路径。这个路径的存在与扩大的程度又与印度民族市场的萎缩程度为正比。而民族市场的萎缩又导致印度陷入所有第三世界国家同样陷入的发展陷阱之中，即每年度包括印度教育、IT等在内的各行业在获得骄人的增长数据的同时，国民经济的生产环节却没有保持持续增长的利润反哺。没有持续上升的人民购买力，其结果是在国内少数富人和国际资本对印度年度利润的截流和财富大规模瓜分中，国民经济不仅没有获得增长性发展;相反，却在萎缩性“增长”中还透支了本国的未来发展潜力。印度与中国五十多年发展所产生的差距原因就在于此。

　　在进行印度和中国比较研究中，我的另一收获是对“民族市场”的概念有了更深入的认识。

　　长期以来，学者对“民族市场”的概念有不同的理解，一般认为“民族市场”概念应是以“国内市场”概念为基础的。但“国内市场”却是由特定范围的基尼系数变化规定的。即基尼系数越接近0的数值范围，国内市场就越充分；相反，则就说明国内市场的萎缩：萎缩的程度与基尼系数接近1的程度为正比。假设基尼系数为1，这时国内市场就失去了公众消费；而没有公众消费，“国内市场”的概念就失去了意义。可见，仅凭“国内市场”概念还不能支撑“民族市场”概念。由此笔者引出“人民市场”的概念。人民是占国家公民多数劳动者群体，是国内公众消费的主体成分。只有人民消费，从而人民购买力的存在和发展，才有国内市场的存在和发展。由此依次推论的概念逻辑是：只有以“人民市场”为前提，“国内市场”才可能是“民族市场”的前提。由此笔者进一步认为，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差别不在于“民族市场”，也不在于“国内市场”，而在于“人民市场”。“人民市场”是“社会主义市场”概念形成的核心环节，也是社会主义市场与资本主义市场的本质区别。资本主义市场是以基尼系数最大化为前提的。不同的只是具有资本优势的西方国家利用资本全球化实现了日益扩大的国内基尼系数的国际化转移。它们在长期的殖民掠夺中确立了优势资本的地位，并利用其优势地位在资本全球化中从南方国家获得源源不断返还到本国的超额利润，以此降低国内的基尼系数，并由此保障了国内中产阶层的增长和资本增值的并行发展。其结果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恶果片面地被转移到南方国家：在北方国家国内市场一天天好起来的同时，南方国家的国内市场则一天天地烂下去。历史表明：国内基尼系数最大化的极限是激烈的阶级革命国内化，国际基尼系数最大化的极限则是“恐怖主义”全球化。当前日益扩大的南北差距便是基尼系数国际化的外观形式。

　　前几年我们公布了个统计资料说“中国已经由低收入国家步入了中等收入国家的行列”。[5]但这里没有告诉是在什么样的基尼系数范围内的“人均水平”。比如1 000人中有一人月赚10 000元，其余999人都没赚钱，若平摊，名义上就可以说人均月收入100元。但这不能得出人民由此富裕的结论，相反，如在这样高值的基尼系数内，国家已踩上政治大动乱的红线。因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国家“人均收入”计算必须介入基尼系数。不介入基尼系数，就反映不出真实的国民富裕的“人均”程度。

　　通过对印度的研究，我对国有制企业的作用有了新的认识。与印度的情况一样，国企在我国遭到批评的重要理由是“经营不善”或“效益不佳”。但与私营企业不同的是，国企不仅要有利润指标要求，更重要的是它还要承担社会公平的指标。而后一指标的实现则需要相当的隐形成本支出。这往往使国企在单一的利润指标前与私人企业比失去了竞争力。国企当“保姆”，私企挣利润。这不仅是印度，也是所有国家的国企在与只有硬性的效益责任而无硬性的社会公平责任的私企竞争中连连惨败的根本原因。因此仅仅用绝对利润指标来比较国营和私营企业效益，是不合理的。因为国营企业创造的不直接表现为利润效益的社会公平环境，即使从纯经济学角度来分析，其贡献也是巨大的。

　　最后值得说明的是，在这个项目研究和出版中，我得到了科技部调研室的大力支持、得到了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战略问题研究所的大力支持，得到了科技信息研究所的王青同志和中国科技文献出版社的李正德同志的大力帮助，对此我深表谢意。温铁军先生慷慨将他关于印度问题的调查报告转我作为本报告的附录，对此我深表谢意。

　　2005年4月于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战略问题研究中心

　　【注释】：

　　[1] 拙著《印度国家潜力及其评估》，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2005年版。

　　2赵忆宁：“冷眼静观印度民主”，http://www.nanfangdaily.com.cn/jj/20040527/jd/200405260022.asp。

　　3参见：“走向救赎：中国城乡二元结构的转型——两个局外人的对谈录之十”，http://www.tylf.net/show_topic.asp?num=829。

　　4 “政治体也犹如人体那样，自从它一诞生起就开始在死亡了，它本身之内就包含着使它自己灭亡的原因。但是这两者却都能具有一种或多或少是茁壮的、而又适于使本身在或长或短的时间内得以自保的组织。人体的组织是大自然的作品;国家的组织则是人工的作品。延长自己的生命这件事并不取决于人;但是赋给国家以它所可能具有的最好的组织，从而使它的生命得以尽可能地延长，这件事可就要取决于人了。体制最好的国家也要灭亡的，但比起别的国家来要迟一些，假如没有意外的偶然事件促使它夭折的话。”[法]卢梭著，何兆武译：《社会契约论》，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112~113页。

　　5 国家统计局18日发布五年中国经济发展“成绩单”：党的十六大以来，我国经济持续平稳快速增长，经济总量在世界的位次由第六位跃居第四位，人均国民收入从2002年的1100美元增加到2006年的2010美元，4年翻了近一番。按世界银行的划分标准，中国已经由低收入国家步入了中等收入国家的行列。http://news.qq.com/a/20070920/000296.htm。

　　附文：印度国家发展及其潜力评估——与中国比较

　　世界上大多数人是贫穷的，所以如果我们懂得了穷人的经济学,也就懂得许多真正重要的经济学原理。世界上大多数穷人以农业为生。因而,如果我们懂得了农业,也就懂得了穷人的经济学。我不是经济学家，但我深知农业、农民和农村问题在中国的极端重要性。没有农村的小康，就不会有全国的小康;没有农村的现代化，就不会有全国的现代化。3

　　新世纪伊始，印度及印度和中国比较研究似乎成了国际国内的热门话题。4西方学者吉尔伯特•艾蒂安专著《世纪竞争：中国和印度》，影响较大。5美国国家情报委员会(NIC)也发布报告称，印度可能取代中国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火车头”。6印度人也一扫尼赫鲁时期的忧虑，直称“20世纪属于西方，中国在21世纪想成为世界的领导，但本世纪未来的岁月属于我们印度”。7从中国方面看，对印度的关注反映了中国人对中国发展道路的深层考虑，同时研究和准确地评估印度的潜力和未来发展，正确地借鉴印度的经验，对坚定走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是有益的。

　　一、从中心到外围：印度国家发展近代中断及其原因

　　与中国大体相同，印度拥有古老的历史与国家经济发展的天然条件，来自西北部的雅利安人(Aryan)部落在公元前1500年征服这里;他们与当地人的结合创造了古典吠陀文化(Vedic culture)。此后，阿拉伯人在公元8世纪再次征服了这块土地，随后是12世纪到来的土耳其人，以及15世纪末到达此地的欧洲商人。印度在历史上的孔雀王朝时期(公元前324―151年)，曾是北起喜马拉雅山，南到迈索尔，东抵阿萨姆河西界，西达兴都库什山的南亚大国;中世纪莫卧尔王朝时期(1526―1857)，印度的版图曾再次接近这一规模。英国统治印度期间，英国以印度为中心，使自己在亚洲的势力伸展到北至阿富汗和西藏部分地区，南至印度洋，东至东南亚的范围。独立后的印度，主要由三部分组成：在北部的喜马拉雅山区、中央平原以及南部的德干高原。与巴基斯坦、中国、尼泊尔、锡金、不丹、缅甸和孟加拉国为邻，濒临孟加拉湾和阿拉伯海。8海岸线长5560公里。多条河流发源于或流经印度。印度属热带季风气候，气温变化较大，气温因海拔高度不同而异。漫长的海岸线有利于商业的发展，而广大的国土面积和热带季风气候适于农业发展。2001年印度土地面积29732万公顷，而耕地面积16175万公顷，占印度土地面积的54.4%。而同期中国耕地面积仅占土地面积13.5%。9

　　印度是在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中其古文明形态保留时间仅次于中国的国家。生发于四大文明古国并泛延于整个古代世界的农业全球化10曾使中国和印度成为古代世界的超级大国和文明中心。但是当历史进入19世纪时候，这两个国家却迅速衰落并在半个世纪之后，就从农业世界的中心国家逐渐进入资本世界的边缘和外围国家。从1600年到印度独立的1947年间大多数时间里，英国发展各项指数，除人均GDP外，均不如印度。1857年英国镇压印度民族大起义并在印度建立直接统治之后，英国对印度的掠夺程度急剧扩大。11此外，英国对印度的殖民统治使印度劳动处于殖民统治和封建主的超度盘剥的生产关系之中。其中非劳动者占据国民收入的相当大的部分。不仅如此，与莫卧尔王朝时期相比，在非生产阶层中还被强行介入的宗主国派驻殖民地的官员。他们瓜分了5%的国民收入。而为社会提供财富的生产领域的劳动者，则在国民收入分配中得到较低的份额。12值得说明的是，上述财富分配只是税后分配，而税收更是英国剥夺印度国民财富的重要部分。英国在印度的无度行政开支、英国对缅甸和阿富汗战争的费用、1873年以后印度货币贬值和国内开支方面增加的负担，都得由印度人民来偿付。13主要税收包括土地税、货物税、盐税、印花税和鸦片税，除鸦片税外，其余税收均落到印度各阶级头上。其中土地赋税是主要的财政收入来源，它增加了农业生产者的负担。14以孟加拉的土地税为例，在莫卧尔帝国时期，该省区的土地税只占全省年收入的40%-48%，而在1795年，东印度公司征收的土地税竟占该省区收入的85%，造成印度对英国的大量欠款。15

　　不仅如此，英国还以宗主国的名义从殖民地印度攫夺相当部分的财富，下表是1868-1930年间从印度白白流向英国的劳动财富。

　　英国从印度“攫夺”的财富(1868-1930)

　　年 份 印度出口顺差占其国内生产净值的比重(%) 印度出口顺差占英国国内生产净值的比重(%) 1868-1872 1.0 1.3 1911-1915 1.3 1.2 1926-1930 0.9 0.9

　　资料来源：[英]安格斯•麦迪森(Angus Maddison)著，伍晓鹰、许宪春、施发启译：《世界经济千年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80页。

　　安格斯•麦迪森(Angus Maddison)认为上面的资料“可以大致了解到作为接受外国统治的后果，即印度资源流入到英国的情况。从1868年到20世纪30年代，印度的资源流出量大约占其国民收入的0.9%到1.3%，也就是说约五分之一的印度净储蓄被转移到了英国，本来这笔储蓄可以用于进口资本品”。16印度经济学家达拜•瑙罗吉在他的论文“印度的贫困”(1876年)中将英国从印度攫取财富的途径分为两个方面：“第一是欧洲官员将他们的存款汇往国外，还有英国人为支付在英国本土和印度的各种需要而在英国所作的开支，如在英国国内所付的退休金和工资;第二是非官方欧洲人的汇款。”这意味着印度的出口必须比它的进口多得多，以便满足经济流耗的要求。17印度出口物资都是粮食和农业原料。“为了实现商品账户上出超，即使在饥荒年粮食出口也必须维持在原有水平”。181899-1907年曾任印度总督的冠松勋爵也不得不承认“没有印度就没有大英帝国”19。

　　在殖民经济和封建经济的双重盘剥下，尽管印度经济的GDP在独立前的近百年间(1857-1947)有了较大的发展，20但印度的人均收入则在百年间增长率仅为0.5%,几乎停滞。21印度经济因发展而不发展：较快发展的结果则是为英国资本快速提供高额剩余价值，而非快速反哺印度社会的基础性劳动。这严重阻碍了印度民族资本的原始积累并中断了印度民族资本自主形成过程。印度成了为英国资本家和印度封建主提供“营养”的奶牛。其结果是居于人口多数的劳动者并不能因其提供较多的劳动产品而得到合理即维持其生存与发展的“营养”持续反哺。印度社会基础因此持续萎缩。

　　近代中国与印度有着相似的经历和命运。“19世纪之前，中国比欧洲或亚洲任何一个国家都要强大。从5世纪到14世纪，它较早发展起来的技术和以精英为基础的统治所创造的收入都要高于欧洲的水平”，“1820年，中国的GDP比西欧和其衍生国的总和还要高出将近30%”。但从19世纪40年代到20世纪40年代的100年间，中国经济迅速衰落：“到1950年的人均GDP不到中国在1820年水平的四分之三”。22其间中国经济形成了半殖民地和半封建的畸型结构：外国在华资本控制了中国与近现代产业相联系的绝大部分投资。1936年，外国产业资本占中国产业资本的57.2%，其中在东北占84.6%。23他们垄断和控制了中国生铁产量的96.8%，煤产量的65.7%，发电量的77.1%，棉花产量的64%，卷烟产量的58%(1935)，铁路里程的90.7%。241937年日本发动全面对华战争，并对中国经济资源进行直接的军事掠夺。到1938年日本占有中国土地的1/3，农业生产能力的40%，工业生产能力的92%。25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党官僚资本大大加强。到1949年新中国诞生前夕，以与西方资本有千丝万缕联系的蒋宋孔陈四大家族为主的官僚资本已控制全国银行的70%，产业资本的80%，并控制了全部铁路、公路、航空运输和43%以上的轮船吨位。据新中国建立初期的清产核资统计，全国国营和公私合营企业资产原值191.6亿元，其中大部分为没收和接管的原国民党官僚资本的资产;而1948年中国12.3万户民族工业资产净值仅20.08亿元。26国民党战败逃到台湾之前，通过扩大财政赤字进一步掠夺国民财产，1948年最后四个月，国民党政府的财政赤字高达78%。27中国经济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三重盘剥下已失去了民族资本独立增值和民族市场良性发展的条件。而国际资本、国内官僚资本和封建地主对中国经济超度压榨又使中国的民族资本长期处于持续萎缩状态。生产关系阻碍生产力增长，成了中国印度两国悲剧性命运相同的方面。而社会革命，即反对殖民压迫和争取独立主权的民族革命及反封建的民主革命，便成了印度和中国生产力解放和发展的共同和惟一出路。

　　值得说明的是，尽管印度和中国经历了相同的历史命运，但比较而言，在两国获得民族革命成功之前，双方经济发展还有明显的差异。1820年印度和中国在世界GNP分布中分别占15.4%和32.7%，到1952年，印度为3.8%，仍低于中国的5.2%;1820年印度和中国经济发展水平分别为1110亿和2286亿国际元(1990年)，1952年，分别为2266亿和 3057亿国际元(1990年)中国远高于印度。28但在GNP和人均GNP增长率及主要工业品产量方面，中国则不及印度。1820年至1952年，印度和中国GNP每年平均复合增长率分别为0.54和0.22;同期人均GNP每年平均复合增长率分别为0.10和-0.08。291948年，在原煤、发电、钢材、生铁、水泥、硫酸等产量方面，印度均高于中国。30这些数据表明：殖民地和半殖民地时期的印度尽管在经济GNP总量和经济发展水平上落后于中国，但在发展综合潜力方面，印度领先于中国。了解这一点，对于理解后来印度又远远为中国甩在后面的原因，是有益的。

　　二、印度独立：低成本却先天不足的政治革命

　　革命是为了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但印度独立革命并没有使其获得预期的经济成就。究其原因是印度以尼赫鲁为领导的国大党所代表的地主资产阶级，尤其是大地主和大资产阶级的利益，这种利益使作为生产者多数的印度人民不能成为自己产品的直接市场，从而缩小了印度民族资本形成和民族市场形成的条件。因此，已取得胜利的革命并没有在印度造成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充分条件。这是与中国1949年革命本质不同并由此造成两国未来发展不同速度的根本原因。但如果要进一步深入了解这一原因产生的背景，则不能不从比较这两个国家的民族革命和以土地改革为主的民主革命所造成的不同“社会的经济结构以及由经济结构所制约的社会的文化发展”31来考察。

　　与欧美国家相同而与中国不同的，是印度的民族民主革命是资产阶级领导的因而是反映资本家和地主利益的革命，但与欧美国家不同而又与中国革命相同的，又是印度和中国的民族民主革命发生在世界资本主义下落期和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的上升期。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是波及世界的工业全球化浪潮的最初的政治动力。工业革命在大不列颠登陆并取得胜利后，就反转影响欧洲大陆并对欧洲的封建体制造成解构性冲击。这引发了19世纪初的拿破仑战争和40年代的欧洲大革命。这场革命唤醒了欧洲大陆、美洲大陆和日本等国，并使其在抵御近代资本全球化的冲击中完成本国国家资本主义的转型：19世纪60至70年代德国俾斯麦完成国家统一、俄国完成农奴制改革、美国实现统一的国家主权和统一的民族市场、日本明治维新完成从封建主义向国家资本主义的转型。与此同时，在中世纪农业全球化浪潮中雄居超级大国地位的印度、中国等，反滑入附庸于资本中心的外围地区：它们不仅没有跟上这场国家转型的浪潮——这大概是由于他们超稳定社会结构和超强的国际地位反使其不易随环境改变而变革，而且还在这个浪潮中不断受到来自英国及完成国家近代化转型的国家的打击。19世纪40年代到50年代英国实现了对印度的征服和对中国战争胜利。这使印度和中国被迫进入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历史进程并由此在这两个国家出现了最初的无产阶级。这又反过来为印度和中国的未来不同的发展道路埋下了伏笔。

　　再从两国内部分析，20世纪初印度与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和工农运动均有较大发展，世界出现了代表工农利益的苏联社会主义国家。在这个历史的十字路口上，印度的完全殖民地地位和中国的半殖民地地位使两国革命道路发生了分野：英国对印度的完全的和强有力的控制不仅使印度的工农运动没有形成独立的和强大的政治力量，而且还使印度的民族资产阶级——在英国殖民统治和当地封建力量的双重压力下——变得更加软弱，以至“非暴力不合作”成了印度人民争取独立的最高形式。中国的半殖民地地位反使中国成了国际资本链条中的“薄弱环节”32。20年代末与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民主主义旗帜下分野的国民党背叛工农利益并迅速倒向西方国际资本，蜕变为代表买办势力的政治派别。国民党政府在国内通过牺牲工农利益、在国际通过向资本强国让渡国家利益方式，换取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33与日本明治维新后的国家发展道路截然相反，蒋介石时期的中国是亚洲地区较早选择拉美发展道路的主权国家，其结果是民族资本大规模衰落，34财政赤字持续飙升，35农民、工人和中小资产阶级大规模破产。36与后来印度的发展道路相比，蒋介石时期的中国发展道路是拉美道路在东亚的较早版本，而印度尼赫鲁时期的经济则几乎是中国蒋介石时期的道路在南亚大陆的另存形式。

　　拉美道路的本质是用牺牲本国工农利益和向资本中心国家让渡民族利益的方式来发展本国经济，其结果一般都是工农在日益严重的贫困中开展阶级斗争：斗争的规模和激烈程度与该国拉美化的程度为正比。蒋介石时期国家经济拉美化的结果是从另一面为代表中国农工利益的中国共产党取代国民党统治作了政治准备。与印度相反，国际资本对中国松散间接和多元控制又使代表中国工农利益的中国共产党在1949年取得全国政权成为可能。从印度后来的发展后果看，中国共产党取代蒋介石国民党政权，不仅仅是中国近现代史上一个具有历史转折意义的大事变，它更是中国历史的大幸运。与印度相比，这种幸运更多地是由于中国较先品尝了拉美模式必然造成的国家不幸。正是这种不幸才使中国人更为坚定地选择了代表中国占人口多数的工农利益的中国共产党，37只有有了代表工农利益的政权,中国才能进行比较彻底的土地改革，并由此形成统一的国家经济和民族市场。从这个意义上说，1949年中国革命是20世纪40年代末期发生于东亚的集美国独立战争和南北战争双重意义为一体的伟大历史事变。与美国两次革命不同的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农革命使美国百年内完成的社会革命在中国几十年内得到完成，其效益可以从毛泽东时期和邓小平时期中国崛起并初步实现国家经济现代化转型与美国相比的时间差及与印度后来发展的相比的速度差上得到证明。

　　马克思和列宁曾对印度和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胜利抱有大希望。马克思在《波斯和中国》、《不列颠在印度统治的未来后果》等文章中乐观地预言：

　　过不了多少年，我们就会看到世界上最古老的帝国作垂死的挣扎，同时我们也会看到整个亚洲新纪元的曙光。38

　　列宁则在晚期口授的日记中也认为：

　　斗争的结局归根到底取决于这一点：俄国、印度、中国等等构成世界人口的绝大多数。正是这大多数的人口，最近几年来也非常迅速地卷入争取自身解放的斗争中，所以在这个意义上讲来，世界斗争的最终解决将会如何，是不能有丝毫怀疑的。在这个意义上讲来，社会主义的最后胜利是完全和绝对有保证的。39

　　但历史发展的结果是，除了俄国、中国外，发生在印度的工农革命并未导致反映印度工农利益的党而是为英国有意扶持的更多地反映有产者利益的国大党成为执政党。造成这种历史差异的原因在于英国对印度形成的百年牢固和有效的殖民统治，这使印度在发轫于英国的全球性的资本链条中没有像俄国和中国那样成为其“薄弱环节”。在俄国和中国革命中，工农政党逐步登上历史舞台并上升为执政党。在印度英国用血腥暴力肢解、镇压工农运动的同时却有意容忍无伤大雅的甘地领导的“非暴力、不合作”运动，有意扶持反映大地主和大资本家利益的国大党。其结果是二战结束后，反映印度地主和资产阶级利益的国大党被英国推上主要执政党的地位。40 1947年8月14日印度独立，新政府共14名阁员，国大党占8名，非国大党占6名，共产党被排除在外。1951年底印度共和国成立后首届联邦人民院和立法院大选。大选后国大党在人民院和立法院中占总席位分别为74.4%和68.4%。41这时的印度国家政权成了地道的“管理整个资产阶级的共同事务的委员会”。42

　　与中国高成本的政治革命结果正好相反的是，印度独立，这场低成本的政治革命注定要使国家未来发展付出高成本的代价。

　　三、土地改革：国家发展奠基中最大的政治“豆腐渣”工程

　　自然资源天然供给量和贮存量的绝对有限性，决定生产劳动是人类生存与发展的绝对手段。而人类生产劳动形成的绝对条件就是劳动力与生产资料的绝对结合。这种结合有自然结合与强力结合的方式。财产私有制度出现后，强力结合便是人类历史常见的方式。比如历史上的罗马人对地中海的征服、蒙古人对亚洲和欧洲部分地区的征服、克伦威尔对爱尔兰人的征服、欧洲人对印安第人的征服、英国人对印度人的征服等都是这强力结合的历史形式。一部分人通过垄断生产资料形成对另一部分人的劳动成果的无偿占有并由此形成对这部分人的政治统治，这就使劳动力与生产资料在人类早期的绝对的自然结合变为相对的人为强力结合，并由此在生产者与生产资料占有者之间以及不同的生产资料占有者之间形成复杂的财富占有关系。43

　　但是，所有权并不是社会财富本身，而只是社会财富的占有形式。所有权并不创造价值，因此也不是财富的源泉。在特定的历史时期私人所有权却可以刺激劳动者个体的能动性及其私人积累财富的积极性，但如果构成社会劳动基础的生产者的劳动成果被不同的私有者“截流”数量过于巨大从而使劳动者得不到合理反哺时，社会劳动也就开始萎缩。萎缩的程度与财产占有者对生产者劳动成果的“截流”数量为正比。

　　研究国家发展及相应国力的关键不在于研究其GDP或GNP的指数表现，而在于研究其利润的归宿及其对社会劳动者反哺程度。马克思说：“生产直接是消费，消费直接是生产”。44劳动者也是消费者，他既是产品生产者，又是实现自己产品的基本消费群体。从这个意义上看：人民是国家的主体，不仅仅因为人民是国家生产的主体，同时他们更是国家消费的主体。只有社会产品反哺社会劳动者即人民的时候，这个社会的发展才是良性的和可持续的。当国家经济持续增长而这种增长成果却不能合理地反哺生产者，甚至不能维持生产者自身的生存延续，社会财富又越来越多地集中于没有多少消费潜力的少数人手中，这时的国家发展就失去了可持续发展的动力，接踵而至的就是社会危机。这时生产力就会提出变革生产关系的要求。前面提到的印度和中国民族民主革命，就是基于这个原因发生的。

　　土地是人类生存的第一资源，生产关系的最初版本就是人地关系。45因而也是古今形成生产关系，从而阶级关系的原生酵母，更是现代资本形成的原生酵母。大凡国家改造和社会改革，多以土地改革为起始。因此，与基因链的优劣决定生命发育的终极结果一样，国家土地改革的后果，也就命定了国家肌体发展，尤其是传统农业大国肌体的终极潜力。印度与中国民族革命成功后第一基础性的国家改造工程就是土地改革。其结果差异则奠定了两国发展速度及其潜力的差异。

　　如果将土地革命分为民主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两阶段的话，印度的土改不仅没有社会主义土改内容，也没有像中国那样的彻底的民主改革的内容。独立之初印度国大党认识到从英国人那里继承下来的封建土地关系是独立前印度农业陷入慢性危机的主要原因。为此，根据1948年12月全国邦税务部长会议的决定和国大党土改委员会1949年的报告建议，各邦开始按照中央确定的废除柴明达尔中间人制度等原则，制定本邦土改法律。1953年中央政府建立了中央土改委员会，由计划委员会成员和内务部长、粮食部长组成，作为土改指导机构。土地改革有两个主要目的：一是消除土地所有制结构中阻碍农业生产的因素;二是使作为生产资料的土地直接与劳动者结合，创造条件使农业经济实现高效高产。土改内容包括三方面，分两阶段实施。

　　一是废除柴明达尔等中间人制度。独立前印度存在三种土地租佃制度：柴明达尔租佃制、马哈瓦尔租佃制和莱特瓦尔租佃制。在柴明达尔等土地租佃制度下，代为殖民政府收税的柴明达尔等实际上成了在外地主，对租佃土地的耕种者进行残酷剥削。在殖民政府收取的农业税收和柴明达尔等从事收税的管理费外，柴明达尔等在外地主还随意提高租金，加强对佃农的剥削。印度政府通过废除这种中间人制度使耕种土地的农民直接与土地联系，并直接向政府交税。在独立后长达30年的时间里，印度政府从地主手中买地共花去67亿卢比，约将577万公顷土地分给无地或少地的农民。46

　　二是改革租佃制度。“高额地租是印度土地结构的共同特征”。47英国统治时期土地租佃不仅在印度农业中十分普遍，而且除公开租佃外，印度农村中还盛行非正式或口头租佃。土地供给是确定的，而人口和贫困人口却与日俱增，佃农受到地主持续提高的地租剥削，而且租期极不稳定。手工业的衰落，进一步加重了对土地的依赖，从而加重了租金剥削。从1953年起各邦政府通过了系列有关“租佃改革”的法案，其主要内容是“公平租金”和“保障租佃关系”。独立后印度政府在土地改革过程中实行了租佃制改革，具体措施包括固定租金、保障租佃，并授予部分佃农的永佃权等。根据各邦的具体情况，各邦政府规定的租金占农业收入的比例有所不同，大体保持在农业收入的1/3到1/6。同时，为了方便农民交租，还决定把过去长期实行的实物地租改为货币地租。为了保障土地租期，印度政府还规定，允许地主以自耕名义收回土地，但重新收回土地时必须为佃户保留维持生活所需最低面积的土地，且不能驱逐佃户。此外，第三个五年计划期间，政府也要求佃农购买土地，使佃户直接与国家发生关系。这也是土改第一阶段的内容。

　　三是实行土地持有最高限额制度，这是土改第二阶段的内容。国大党政府在1959年1月那格浦年会上通过了实行“土地限额”的决议，要求各邦政府在当年年底前制定出相应法案令。1961年底印度政府宣布各邦实行土地持有最高限额的法律，规定超出限额以外的土地，由国家交给村评议会，并由村评议会分给无地少地的农民或农业合作社耕种。此举意在限制大地主对土地的垄断。1971年8月，印度中央土改委员会又确定调整最高限额。以五口之家为一个分配单位，规定最高限额为最好土地10英亩到最劣土地54英亩之间。1975年7月1日，印度政府宣布了二十点经济纲领，提出土地最高限额制，并要求加快对超额土地的分配和登记注册工作。1977年人民党上台，要求加快土改步伐，通过调查，改革土地法上的弊病和漏洞。规定每户农民最低土地持有限额为2.5英亩。

　　土地改革是印度民族革命成功后，实现民主革命的基础工程。就其深度、广度及革命的彻底性而言，印度土改的效果简直与中国判若泥云。究其原因还在于各自革命的领导权性质存在的本质差异。与中国20世纪20年代蒋介石国民党注意到但无法解决农工问题的原因相似，尼赫鲁国大党也看到了彻底的土地革命对于印度的未来具有关键的意义。48但是，由于国大党本身所代表的大地主大资本家利益，以及由大地主大资本家阶级占据的议会席位形成的对尼赫鲁政府的制约，这使国大党政府，即使有再好的政治设计，也无法实现。与中国国民党蒋介石政权由于基础是建立在封建官僚买办的支持之上，即使早就认识到土地问题的重要性也无法在中国大陆进行彻底有效的土地革命的道理一样，印度国大党推行土地改革30余年，最终不得不以“具有雷鸣般的热情”开始，而以“没精打采”的结局告终。49

　　尽管如此，印度的土地改革还是在相当程度上解放了农业生产力。从1951-1952年度到1978-1979年度，印度农业生产平均增长2.8%，是从1900-1901年度到1949-1950年度平均增长的3.5倍。5060年代以来，印度开展“绿色革命”运动，印度粮食播种面积从1950-1951年度的9730万公顷，到2000-2001年度的11980万公顷，增长了23.1%;到70年代粮食就基本上达到自给。51但是，在生产关系变革的方面，“除了废除了柴明达尔以外，就全国而论，其他各项实际上并未认真执行”。52而正是这方面的失败，不仅使印度的土改成果大打折扣，而且还由此铸定了印度在后来半个多世纪中落后于中国的历史命运。

　　独立初期，不到农村人口15%的地主、富农却占有85%的土地，其中不到人口2%的大地主，却占全部土地的70%;而占农村人口85%以上的贫苦农民仅占15%的土地。其中占农村25%的农户却无立锥之地。土改后，这种土地集中在极少数大地主手里的情况有所缓和。如下表所示：

　　印度经营占有者数量和经营面积(1970-1986)

　　类别 数量(万) 面积(万公顷) 1970-1971 1985-1986 1970-1971 1985-1986 边际占有(1公顷以下) 3600(51) 5700 (58) 1500 (9) 2200(13) 小占有者(1-4公顷) 2400 (34) 3100(32) 4900(30) 6200 (38) 中等占有者(4-10公顷) 800 (11) 800 (8) 4800( 30) 4700(29) 大占有者(10公顷以上) 300 (4) 200 (2) 5000 (31) 3300 (20) 总计 7100(100) 9800(100) 16200(100) 16400(100) 注：括号内的数字是各栏占总数百分比 资料来源：转引自鲁达尔•达特、K•P• M•桑达拉姆著，雷启准等译：《印度经济》(下)，四川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77页。

　　上面提供的数据可分三类。第一类是同类人数比例增长远远高于相应的土地面积比例的增长。这主要表现在边际农类中。土地持有者数量从1970-1971年度的7100万增加到1985-1986年度的9800万，大约增长了38%，而经营面积仅大约从1.62亿公顷增加到1.64亿公顷，增加了1.2%。土地面积增长远远低于土地持有人的数量的增长。其间持有1公顷以下的边际占有者从51%增长到58%，增加7%。而其持有土地面积从9%增加到13%，只增加了4%。持有土地增长低于边际农的数量增长。这表明，占农业人口1/2以上的“这类耕种者土地少，继续生活在贫困线以下”，而“印度农民贫困化的加重表明边际农或接近无地劳动者的数量正在扩大”。53

　　第二类是同类人数比例降低的同时，所持土地面积比例却大规模增加。这主要表现在小土地占有者类中。在土改中受惠最大的是占地1-4公顷的小土地持有人。这部分人数占土地持有人的1/3强。在1970-1985年间，小土地持有人在总土地持有人数中从34%下降到32%，而所持有土地则从30%增长到了38%。这说明土改使地权大规模地向小地主转移。

　　第三类人数与所持土地面积比例同时减少。这主要表现在占地4-10公顷之间的中等占有者与占地10公顷以上的大土地占有者类别中。中等占有者人数在这15年间，从11.2%下降到8%，占有土地面积则从31%下降到29%。大占有者人数则从4%下降到2%，而所占土地面积也从31%下降到20%。

　　土地改革的上述结果基本也就确立了独立后印度的农业生产关系金字塔结构：

　　1985-1986年度，占土地持有人数2%的大地主占据着印度的20%的土地。占土地持有人数8%的中等地主则占着29%的土地。二者之和则是占10%的土地持有人却拥有49%的土地。另一方面，占持地人数58%的人，却只有13%的土地。如果算上持有地条件大大改善的小占有者，占持有地人数90%的人，只拥有51%的耕地。即使如此，印度的土改方案在许多方面只是法律上的原则规定，在各地执行方面不仅差异很大，而且还受到不同程度的抵制。“对于诸如极高的地租额、农业雇工(主要为受歧视迫害的贱民)、极端落后的契约工和高利贷剥削等方面的问题，却在土地改革中没有触及”。54

　　下表反映的是1961年到1971年间，印度农村地区财产分配比例。

　　1961-1971年印度农村地区财产分配比例

　　人口组别 所占财产百分比 1961年 1971年 下层30%人口 2.5 2.0 　　其中最底层10%人口 0.1 0.1 中间层40%人口 18.5 16.1 上层30%人口 79.0 81.9 　　其中最上层10%人口 51.4 51.0 资料来源：《第六个五年计划》第8页。转引自鲁达尔•达特、K•P• M•桑达拉姆著，雷启准等译：《印度经济》(上)，四川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625页。

　　我们看到，截止1971年，81.9%的财产掌握在30%上层大地主手中，而占70%的中下层只掌握着18.1%以下的财产。也就是说，印度农业创造的国民财富的主要部分为上层少数人所截流，而真正生产者同时也是生产产品的最大需求者即中下层农业劳动者，则得不到合适的利润反哺。这说明，印度土地改革仍是一场排除殖民经济代理人后，印度富人之间的财富再分配，而印度人民并未成为这场革命受益的主体。除了柴明达尔中间人被废除外，其余则与英国殖民地时期的社会结构没有本质差别。卡尔•马克思一语中的，他说：“过去一切阶级在争得统治之后，总是使整个社会服从于它们发财致富的条件，企图以此来巩固它们已经获得的生活地位。”55印度国大党领导并取得胜利的民族革命的结果就是这样。

　　生产的主体不能成为消费的主体，而消费的主体却不是生产的主体，这两个主体严重错位，是整个第三世界，也是印度国家经济因发展而不能发展的根本原因。印度民族革命后所实行的民主革命并未解决因社会生产成果不能反哺生产者及由此造成的生产力萎缩的问题。土改后，广大农民的贫困化程度不仅没有减轻，反而长期保留下来。

　　中小农民在世界历史上永是一个最不稳定，因而是必然要发生两极分化的阶层。印度土地改革后，农业生产力在缓慢上升的同时，农村家庭债务总额也在逐年上升。印度储备银行在1951年和1971年进行了3次农村债务调查，全国抽样调查组织1981年进行的全国第37次抽样调查表明。在1961年到1981年的20年间，估计农村债务已从195.4亿卢比上升到619.3亿卢比。农村债务1961-1971年十年间增长97%，1971-1981年也增长60%。耕种者的债务增长比率比非耕种者的债务增长更快。如下表所示：

　　印度主要家庭未偿还农村债务总额

　　农村债务(亿卢比) 增长(%) 1961 1971 1981 1961-1971 1971-1981 耕种者 167 .0(85) 337.4 (88) 573.7 (93) 102 71 非耕种者 28.4 (15) 47.4 (12) 45.6 (7) 66 -13 总计 195.4 384.8 619.3 97 60 (100) (100) (100) 注：括号内的数字是各栏占总数百分比 注：括号内的数字是各栏占总数百分比

　　资料来源：转引自鲁达尔•达特、K•P• M•桑达拉姆著，雷启准等译：《印度经济》(下)，四川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140页。

　　值得说明的是，1971-1981年20年中，“非耕种者的债务是负增长率，似乎与现实不符。根据这个事实就只能解释：抽样调查没有考虑高利贷者和地主提供的大量现金和实物贷款，这些是作为债务劳役被迫劳动”。56但耕种者债务比例20年中从85%上升到93%，而同期非耕种者的债务比例从15%下降到7%的数据，至少反映了印度农业劳动的主体部分长期得不到其劳动成果反哺，以至使劳动难以为继的现实。

　　更为可怕的是，在印度耕种者的借贷结构中，高利贷是农民借款的主要来源。如下表所示：

　　耕种者从不同机构的借贷(%)

　　1951-1952 1961-1962 1971 1981 1.非组织(小计) 92.7 81.3 68.3 36.8 (1) 高利贷者 69.7 49.2 36.1 16.1 (2) 商人 5.5 8.8 8.4 3.2 (3) 亲戚朋友 14.2 8.8 13.1 8.7 (4) 地主和其他 3.3 14.5 10.7 8.8 2.组织借贷 7.3 18.7 31.7 63.2 (5) 政府 3.1 15.5 7.1 3.9 (6) 合作社 3.3 2.6 22.0 29.9 (7) 商业银行 0.9 0.6 2.6 29.4 总计 (1+2项) 100 100 100 100 资料来源：转引自鲁达尔•达特、K•P• M•桑达拉姆著，雷启准等译：《印度经济》(下)，四川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98页。

　　从1951到1971年20年中，高利贷在耕种者借贷总额中的比例在各种借贷来源中一直居于绝对主体地位。从1971-1981年10年中，由于国家合作社和商业银行的金融支持力度大幅提高，造成高利贷借款比例迅速下降。“但是，由于种种原因，乡村高利贷者至今还占优势”。57小农由于缺乏偿还能力，缺乏贷款信誉，不能大规模应用新技术，当然也就不能从自己的生产中获得较大的收益。信贷组织特别是合作社面临的主要问题是过期未还贷款。过期未还贷款率，合作社大约是40%-42%，地区农行是47%。而借款未还的多是无助小农，这迫使一些金融机构贷款倾向大农。由于大农具有良好的偿还能力，合作社和商业银行事实上更愿意向大农提供比如6-10%的低息贷款，这迫使小农必须从高利贷或其他非组织的资金市场按12%-75%的利息借钱。58其结果导致日益严重的小农破产和两极分化现象的产生。这也是印度一些地区比如比哈尔、西孟加拉、奥里萨和安得拉邦等农民暴动延绵不绝的直接原因。

　　导致土地改革失败的最主要的原因，在于国大党的所依赖的阶级基础本身就是土地改革的对象。因此在改革中他们为自己留下了许多变相保存，甚至增值其财产的余地。例如各邦法律规定柴明达尔可保留“自营地”，而对“自营”的概念的解释又极为宽泛。北方邦1950年制定的废除柴明达尔法四年后才生效，给了柴明达尔足够的时间通过驱逐佃农扩大允许保留的“自营地”。这导致一度出现柴明达尔夺佃高潮。北方邦柴明达尔拥有土地3300万英亩，以“自营地”名义保留了约700万英亩。结果改革后这些柴明达尔摇身一变又成了大地主。这些人拥有500英亩、700英亩，乃至1000英亩的大地主并不少见，原柴明达尔制下的次佃农、分成农和农业雇工依然受剥削。在租佃改革方面，国大党遇到的阻力比废除柴明达尔制还要强劲。因为这不仅损害了大地主的利益，而且还损害了富农，甚至中小地主的利益。他们在国大党中、各邦立法院和政府中把持着各种权力。他们利用法律的不同解释拖延改革进程。有些邦给土地出租者留下充足的逃避法律规定的时间。有的地主对佃农的佃田频繁调换。更普遍的情况是地主纷纷以自耕名义夺佃，或逼使佃户“自愿”退佃，使要求地主收回出租土地要有限制的规定形同虚设。比如海德拉巴实行土改后，原来的佃农中有2.6% 农户被合法夺佃，22.1% 被非法夺佃，17.5%“自愿”退还佃耕地，三者共达42.2%，只有12%农户购买了佃耕地，剩下的农户保留了原来的佃耕地，得到了多少不同的佃权。在孟买，1947-1953年，佃农中有近20%的农户失去佃耕地。大量佃农在地主夺佃的威胁下，为保住佃耕地，不得不接受更恶劣的佃耕条件。59土地最高限额的改革除了遭到大地主的反对外，在法律规定的条款中也留有他们可钻的漏洞。比如法令对甘蔗农场、果园、牧地等实行豁免，有的邦将最高限额设的范围过大，结果使最高限额法令颁布后国家很少获得用于分给无地农的土地。60M .L .丹特瓦拉教授对土地改革的总体评价是：“印度大体上已经颁布了土地改革，在不久的将来这些考虑是正确的方向，然而由于执行不力，实际结果一点也不满意。”61

　　农业改革的失败最终导致印度农业长期处于的萎缩性增长状态。如下表所示

　　独立后印度主要作物耕种面积增长(万公顷)

　　作物种类 作物耕种面积增长 年均增长率(%) 1949-1950 1964-1965 1990-1991 1949-1965 1967-1991 1 全部粮食作物 9900 11800 12800 1.4 0.2 水稻 3000 3600 4300 1.3 0.6 小麦 1000 1300 2400 2.7 2.0 粗粮 3900 4400 3700 0.9 -1.0 豆类 2000 2400 2400 1.9 0.3 2 全部经济作物 2300 3300 3900 2.5 0.4 油籽 1000 1500 2400 2.6 0.3 甘蔗 150 260 370 2.5 -0.4 棉花 490 840 740 3.3 1.5 马铃薯 20 40 90 4.4 3.6 全部作物 12200 19100 16700 1.6 0.3 资料来源：转引自鲁达尔•达特、K•P• M•桑达拉姆著，雷启准等译：《印度经济》(下)，四川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7页。

　　独立以来主要作物产量的增长

　　作物种类 作物产量 年均增长率(%) 1949-1950 1964-1965 1990-1991 1949-1965 1967-1991 1 全部粮食(万吨) 5500 8900 17600 3.2 2.9 稻米(万吨 ) 2400 3900 7500 3.5 2.6 小麦(万吨) 600 1200 3500 4.0 5.3 粗粮(万吨) 1700 2500 3200 2.2 0.4 豆类(万吨) 800 1200 1400 1.4 0.7 2 经济作物 — — — 3.5 2.6 油籽(万吨) 500 900 1800 3.3 2.1 甘蔗(万吨) 5000 12200 2400 4.3 4.3 棉花(万包)* 300 600 1000 4.6 1.8 马铃薯(万吨) 200 400 1500 4.3 6.7 全部作物 — — — 3.1 2.6 *每包170公斤

　　资料来源：转引自鲁达尔•达特、K•P• M•桑达拉姆著，雷启准等译：《印度经济》(下)，四川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11页。

　　1956-1996年印度农业(含林业、渔业)实际复合增长率(%)

　　1955-1956 2.85 1960-1961 3.21 1970-1971 5.10 1980-1981 0.80 1985-1986 2.91 1990-1991 4.12 1995-1996 2.95 资料来源：Statistical Profile of India 1999, Deep & Deep Publication PVT.Ltd.

　　,New Delhi,p.5.

　　我们看到，独立后印度农业从耕地面积，主要作物及增长率方面均处于萎缩性增长状况。对此，印度尼赫鲁曾试图选择社会主义方式解决反哺劳动者的问题，他一再强调，农业若没有很大改善，工业化就得不到足够的原料和商品粮的供应。而如果农民收入低，粮价高，就会造成购买力低下，市场狭小。粮食进口要大量占用国家有限的外汇，以致没有足够的外汇购买发展重工业基础工业必需的设备和原材料。工业发展的全部计划能否实现，取决于农业生产率能否大大提高。1954年7月，国大党全印委员会通过《计划发展》决议，其中提到要逐步指导国家经济发展成“社会主义经济”。1955年1月国大党阿瓦迪尼年会根据尼赫鲁的提议，通过了《关于建立社会主义类型的决议》。其结果是他的良好愿望在遇到党内大地主大资本家阶层的激烈反对，以至他连中间偏左的路线也难以推行。

　　印度独立革命，使印度在获得了独立的国家主权的同时，也留下了旧时代的庞大的私有产权;而印度的土改不仅没有铲除这寄生于生产流通和分配领域的私有产权反而还变相保留甚至新增了私有产权。这种低成本的革命却使印度在国家现代化之初就面临着几乎是不可承受的制度成本。这种由庞大的私有产权关系结织而成的非生产性巨额成本，是未来印度国家低效发展的总根源。孟子说“上下交征利而国危矣”，62而印度在独立之初就将国家经济建立在“上下交征利”的基础之上，这对印度未来的影响几乎是毁灭性的。

　　看到印度不彻底的土地改革所造成的恶果，我们就更能体会出毛泽东同志于20世纪50年代在中共党内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改造道路那场大争论(值得注意的是，同期印度国大党内也在进行着关于道路问题的激烈争论)中所坚持的快速推进集体化的决策，对中国未来发展所具有的生死存亡的意义。当时毛泽东批评那些提出“确保私有财产”和“四大自由”的人们，“言不及义，好行小惠，难矣哉”。63与同期中国比较，尼赫鲁的土改行了小惠而失了大义，64其结果不幸让毛泽东言中，印度后来的资本主义发展道路确是一条“也可增产，但时间要长，而且是痛苦的道路”。65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土地改革所依靠的是贫雇农和下中农，团结中农，走集体经济的道路，用阶级斗争的方式打破任何地主阶级恢复封建剥削生产关系的企图。“到1952年底，除一部分少数民族地区及台湾省外，全国广大新解放区的土地改革已基本完成。”661956年中国基本上完成了对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参加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农户占总农户的96.3%。农村中的封建剥削关系基本消灭。随着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完成，整个社会的生产关系只剩下最简单的全民和集体两种所有制。依靠复杂的产权关系寄生于社会生产之间阻碍社会劳动成果直接反哺社会劳动者的产权交易费用基本消除，农民债务更是不复存在。在彻底废除劳动与劳动成果之间的剥削环节后，劳动成果得以直接反哺劳动者和用于国家基本建设的安排。1952年中国农业集体积累总额为15亿元，67其中生产性积累为11亿元而非生产性积累为4亿元。68到1985年增长到325亿元，69其中生产性积累和非生产性积累分别为297亿元和28亿元。701953年至1985年间中国农村集体及其他所有制经济积累总额年平均增长速度为8.1%。71农村集体经济及其他所有制生产性积累总额指数，72 1953年为80%，其中生产性积累和非生产性积累分别为81.8%和75%，到1985年已增长为1312.2%，其中生产性和非生产性积累分别为1936.2%和411.4%。73

　　这种为印度尼赫鲁渴望但又做不到的生产性积累远高于非生产性积累的社会生产条件，只有中国这样彻底废除了庞大的寄生于生产、流通、交换、分配领域的产权关系的国家才能实现。在国际资本包围的情况下，对刚获得独立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而言，只有高积累，才可能有切实和可持续的经济增长。中国50年来农业成就如下表所示：

　　中国农业生产、劳动生产率、农民消费水平年均增长速度(1953-1985)

　　年份 年平均增长速度(%) 农业

　　总产值 农业

　　净产值 农业劳动生产率

　　(按总产值计算) 农民消费水平 1953-1978 3.2 2.2 1.2 1.8 1979-1985 10.1 8.0 8.9 9.6 1953-1985 4.7 3.4 2.8 3.4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国民经济平衡统计司编：《国民收入统计资料汇编1949-1985》，中国统计出版社1987年版，第54页。

　　这里需要说明的是，中国农业在这一时期提供的剩余产品，有相当一部分通过价格“剪刀差”转为国家基础建设的原始积累。也不能否认在“极左”的时期，农民的消费几乎处于近似管制性状态。但由于国家切断了流通和分配中的私有权寄生因素，农业剩余产品只在掌握土地所有权的国家与劳动者农民集体两大领域交换和分配。但无论如何，农业在工业化初期为国家提供了剩余产品因消除了产前产后的中间产权多次分配因素，其制度成本大幅度减少，这使得同等农业产值，在中国对工业化的贡献率要远远大于印度。

　　四、印度工业与民族市场日益脱节及其后果

　　印度土改的失败对印度未来发展的影响是深远的。它对印度经济造成最大的损害是它从根本上摧毁了印度形成人民市场的任何可能，从而使印度几乎永远失去了形成强大的国内市场继而民族市场对印度经济，尤其对其工业经济及其技术的拉动和孵化培育能力。本来就狭小的国内市场的持续萎缩，又迫使印度工业日益依赖国际市场，其利润因无法反哺国内社会劳动而被迫与海外市场形成于印度民族经济无益的体外“利润逆循环”机制。这反过来又在印度形成一个强大的代表国际资本利益的资本家阶层。其结果则是印度经济发展与其国民购买力脱钩，经济发展成果没有用于反哺印度民族自我发展，而是为西方国家资本所吸收。因发展而不发展，成了印度经济运行的基本特征。

　　尼赫鲁对这样的发展后果始料不及，因为他在一开始就试图避免这种结果。尼赫鲁的国家经济发展思想中有些目标与中国建国初期，甚至与苏联初期提出的一些发展目标相似。印度的第一个五年计划还基本上是一个应急计划。在第一个五年计划结束之际，尼赫鲁已逐渐形成了他的经济发展思想。这就是通过优先发展重工业和实行进口替代方针，迅速将以生产消费资料为主的印度工业结构改变为门类齐全的重工业、轻工业均衡的工业结构，建立完整工业体系，保证工业的高速增长;大力发展国营工业，使之尽快占据国民经济制高点，在比重上逐渐超过私营资本，成为社会主义类型社会的坚强的物质基础。74这个思想成了后来印度第二、第三个五年计划的基础。

　　在尼赫鲁的工业化思想指导下，印度政府制定了一系列促进工业发展的政策措施。印度政府通过赎买的方法把大型私营企业变成公营企业。利用财政投资和外国援助等方式，建立了一大批新的公营企业。建立了包括原子、电子、航空、航天等高新技术工业在内的门类齐全，而且比较完善的工业体系。从1953年到1980年工业生产获得相应增长。如下表所示：

　　印度工业主要部门总产值、生产年平均增长率

　　部门 1978年工业总产值(亿卢比) 工业生产年平均增长率(%)

　　1953-1960 1961-1970 1971-1980 工业部门总计 4523 7.3 5.8 4.1 　　采矿业 　157 　6.1 　3.9 　4.1 制造业 　4065 　7.2 　5.4 　3.8 电煤气和水 　300 　— 　— 　— 资料来源：《国际经济和社会统计资料1950-1982》，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5年版，第127页。

　　但是，与中国工业发展道路正好相反，印度工业化的过程最终成了印度具有买办性质的大资本家实力增强并掌握国家经济命脉的过程。1956年工业政策决议规定重工业部门只能由政府建立新企业，但因政府财政困难只得允许私人在其中一些部门建立新企业，对现有的私营重工业原来作出的10年国有化的规定被搁置;政府承担起兴建有利于私营企业发展而私人企业又无力兴建的重工业和基础设施任务;进口替代战略和严格限制进口为私营企业提供了需求和广阔的国内市场和优惠的税收、信贷政策。私营企业的发展虽然在经营领域和兴建新企业方面受到了限制，但在这个限制的框架内也受到多方面的支持与鼓励。这使私营企业特别是独立时已经形成的垄断资本的发展，有了有史以来未曾有过的好环境。大资本家们利用这个机会置产兴业，结果在独立后10多年时间里经济实力有明显的增强。像塔塔财团、比尔拉财团这样的实力最雄厚的财团到60年代初生产能力更为扩大，控制了更多经济部门，财富的积累扶摇直上。塔塔财团1954-1959年进行了增产100万吨钢的扩建计划，1957年生产了全国钢产量的70%。50年代又建立了4个发电厂，50年代末其所属公司与外资建立合作关系的有56家。1951-1958年以塔塔为首的印度最大的4个财团所控制的公司股本从10.586亿卢比上升到17.086亿卢比。同期内在全部私营公司股本总额中所占比重从17.9%上升到22.34%。其中塔塔财团1951年总资产为11.6亿卢比，到1966年增至50.54亿卢比。同一时期比尔拉财团的总资产也由10.4亿卢比激增到29.3亿卢比。一批原来属于二流财团如萨胡贾因、瓦尔昌财团、马法特拉尔财团等，到1964年都成了拥有总资产4至7亿卢比的大财团。原来的小财团如基洛斯卡财团、马亨德拉财团等原来只不过一两千万卢比的资产，到1964年居然也都拥有总资产1亿至2亿卢比，60年代初各地区又出现了数发百计的新生的小财团。75

　　1960年8月22日，尼赫鲁在人民院中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印度“一五”、“二五”计划期间国民收入增加的42%，这些增长的收入都到哪里去了。为此，1960年10月他指定一个以马哈拉诺比斯为首的委员会，要求调查印度社会经济活动所造成的“财富和生产手段集中的程度”。1964年2月，委员会提出自己的报告，指出：“计划经济的执行造成了印度工业中大公司的增长。公营机构如工业金融公司、国家工业发展公司等提供的贷款促使印度工业中私营部分，特别是那些大公司的增长。”76 1964年4月印度政府再次指定一个以最高法院法官K.C.达斯•古普塔为首的垄断调查委员会，次年10月委员会提出报告并得出结论：70家印度最大的垄断财团(其中包括16家外资控制的垄断财团)在工业垄断中起了重要的作用。这70家垄断财团共垄断588种产品，占调查的产品总数(1298种)的45.1%。其中占首位的是塔塔财团，其次是比尔拉财团，再次是帝国化学工业公司(英资控制)、萨拉巴伊财团等。委员会通过对2259家印度主要公司的所有权分析，初步确定了印度经济中带有垄断性的83个企业集团。又把其中总资产超过5000万卢比的75个集团列为印度最大的垄断财团。这75家财团总共控制了1536家公司，其全部资产为260.595亿卢比，全部实收资本约为64.632亿卢比。它们在印度25661家全部私营公司总产(555.15亿卢比)中占46.94%，在实收资本总额(146.54亿卢比)中占44.1%。77最后委员会得出结论指出印度政府为国家迅速建立工业化制订的计划经济“被证明是导致(经济)进一步集中的一个令人信服的因素”。78私人垄断经济的发展，导致社会劳动成果日益成为私人企业所截流甚至垄断。下表数据集中反映了这一点。

　　1950-1982年印度公私营部门各在国内净产值中的百分比(%)

　　部门 1950-1951 1960-1961 1970-1971 1987-1982 1.公共行政和国防 4.5 4 7 9.6 2.公营部门企业 3 6.6 7.5 15.3 3.整个公营部门(1+2) 7.5 10.6 24.9 24.9 4.私营部门 92.5 89.4 85.5 75.1 资料来源：印度中央统计局：《国家财政统计》(1970-1971至1984-1985和1990)。转引自鲁达尔•达特、K•••• P• M•桑达拉姆著，雷启准等译：《印度经济》(上)，四川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327页。

　　上表表明，印度独立后的三十多年间，尽管国营企业产值增长很快，但私营企业仍是社会生产利润的主要截流者。下表则从国内总储蓄和国内总资本形成中的份额变化继续说明这一点：

　　印度公私营部门在国内总储蓄和国内总资本形成中的份额(计划经济平均数)

　　五年计划

　　(1951-1990) 计划期间平均值

　　(单位：亿卢比) 占总储蓄百分比 按市场价格计算占国民生产总值百分比 公营 私营 总计 公营 私营 公营 私营 总计 　　　　　　　　　　　　　　　　　国内总储蓄

　　“一五”(51-56) 16.9 87.4 104.3 17% 83% 1.7% 8.7% 10.4% “二五”(56-61) 27.3 136.8 164.1 16% 84% 2% 10.4% 12.4% “三五”(61-66) 67.9 218.5 286.4 24% 76% 3.4% 10.9% 14.3% 年度(66-69) 73.1 383.8 456.9 16% 84% 2.4% 12.5% 14.9% “四五”(69-74) 134.1 657.9 792 17% 83% 3% 14.4% 17.4% “五五”(74-79) 383.0 1418.2 1819.2 21% 79% 4.6% 17% 21.6% “六五”(80-85) 660.9 3006.2 3667.1 18% 82% 3.6% 16.5% 20.1% “七五”(85-90) 781.5 6262.0 7043.5 11% 59% 2.3% 18.1% 20.4% 国内总资本构成 “一五”(51-56) 35.8 72.4 108.2 33% 67% 3.5% 7.2% 10.7% “二五”(56-61) 87.1 115.4 202.5 43% 57% 6.6% 8.8% 15.4% “三五”(61-66) 168.7 166.2 334.9 50% 50% 8.4% 8.3% 16.7% 年度(66-69) 221.2 308.4 529.6 42% 58% 7.2% 10.7% 17.3% “四五”(69-74) 332.4 495.7 828.1 40% 60% 7.2% 10.9% 18.1% “五五”(74-79) 779.1 979.9 1759.0 45% 55% 9.5% 11.7% 21.2% “六五”(80-85) 2012.2 1916.5 3928.7 51% 49% 11.1% 10.5% 21.6% “七五”(85-90) 3686.8 4179.4 7866.2 47% 53% 10.7% 12.1% 22.8% 资料来源：根据印度中央统计局的《全国财务统计新辑》1988年2月号。转引自鲁达尔•达特、K•••• P• M•桑达拉姆著，雷启准等译：《印度经济》(上)，四川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329-330页。

　　从1951年至1990年三十年间，尽管国营部门国内总储蓄有很大的发展，但私营部门一直占据着绝对的优势;在国内总资本构成中也占据着相当的优势。也就是说，是私人经济占据着国民财富的主体。而“印度私营部门的祸根在于，它有一部分人是由高利贷者变成的企业家，这些人只将工业发展视为赚钱的手段，其他一切都不顾”。79

　　国家对工业化发展控制不足不仅导致国家对私人资本的依赖，同时也不可避免地导致对国际资本的依赖。这在对印度每年生产的国民财富在反哺劳动者之前，在地主、资本家之外又增加了一个外来的财富截流者。

　　1973-1974年间，在印度外国公司有540个(其中英国公司319个，占外国公司总数59%;其次是美国公司88个)，外国公司资产为179.1亿卢比， 1978-1979年多国公司减少到358个，但外国公司资产却增长到240.1亿卢比。与1973-1974年比公司减少了66%，而资产却增长了74.6%。如下表所示：

　　在印度多国公司分公司

　　公司所在国 公司数量 公司资产(亿卢比) 1973-1974 1978-1979 1973-1974 1978-1979 英国 319 189 123.9 165.9 美国 88 64 38.1 53.5 日本 21 17 2.4 6.4 法国 8 7 2.3 5.1 荷兰 6 5 2.6 2.4 南斯拉夫 3 3 5.3 0.5 其他 95 73 4.5 1.3 总计 540 358 179.1 240.1 资料来源：《公司新闻评论》，1980年6月号。转引自鲁达尔•达特、K•••• P• M•桑达拉姆著，雷启准等译：《印度经济》(上)，四川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575页。

　　1973-1974年度，1978-1979年度在农业、矿业、加工制造、建筑、公用事业、商业、贸易、金融及服务等领域中，外国公司投资在商业贸易和金融领域最为集中，如下表所示：

　　在印度的多国公司分公司的产业分布

　　产业 公司数量 资产(亿卢比) 1973-1974 1978-1979 1973-1974 1978-1979 农业及相关活动 115 85 22.3 22.7 矿业和采石业 7 7 3.7 3.5 加工和制造业 80 47 22.0 15.1 建筑和公用事业 32 21 4.6 10.2 商业、贸易和金融 154 68 123.1 183.8 交通、通讯和仓储 39 35 0.4 0.6 服务 113 95 2.9 4.2 总计 540 35.8 179.0 240.1 资料来源：《公司新闻与评论》。转引自鲁达尔•达特、K•••• P• M•桑达拉姆著，雷启准等译：《印度经济》(上)，四川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575页。

　　表中商业贸易和金融业中外国资产所占比例最高：1973-1974年度为69%，1978-1979年度进一步上升为77%。而加工制造业则从12.3%下降到6.3%，这说明国际资本在印度的投资多属投机而非生产性质，他们对改善印度工业技术没有兴趣。下面的数据进一步说明这一点。

　　印度私人公司向国外汇款(亿卢比)

　　年份 利润、股息、利息 专利权和技术费 总计 1960-1961 1.14 (48.5%) 1.21 (51.5%) 2.35 (100.0) 1970-1971 6.94 (72.8%) 2.59 (27.2%) 9.53 (100.0) 1977-1978 10.09 (67.9%) 4.77 (32.1%) 14.86 (100.0) 1979-1980 9.30 (70.1%) 3.96 (29.9%) 13.27 (100.0) 括号内为所占汇款总额的百分比。 资料来源：P.莫霍南•皮莱的《印度技术依赖的变化趋势》，特里凡得琅研究中心主编的《劳

　　动报》193卷。转引自鲁达尔•达特、K•••• P• M•桑达拉姆著，雷启准等译：《印度经济》(上

　　册)，四川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579页。

　　表中在“利润、股息、利息”和“专利权和技术费”两项汇款中，从1960年到1980年，

　　专利权和技术费的汇款数额从51.5%下落到29.9%;而利润、股息和利息的汇款则从48.5%

　　增长到70.1%。这说明在印度的国际投资更多地是一种食利性而非生产性投资。这种情况80年代以后有所改变，但到90年代末国际投资又迅速从技术密集型领域退出。如下表所示：

　　在印度外国直接投资总额的产业分布(1980-1997)

　　产业分布 1980年5月 1990年5月 1991-1997年 投资总额(亿卢比) 投资总额(亿卢比) 投资总额(亿卢比) 种植业 3.85(4.1) 26.50(9.8) 49.01(0.33) 矿业 0.78(0.8) 0.80(0.3) 155.76(1.06) 石油和电力 3.68(3.9) 0.30(0.1) 4239.05(28.91) 制造业(1-8) 81.16(87.0) 229.80(84.7) 5451.35(38.28) 1.食品和饮料 3.91(4.2) 16.20(6.0) 757.48(5.17) 2.纺织品 3.20(3.4) 9.20(3.4) 237.00(1.62) 3.机器和机械工具 7.10(7.6) 35.40(13.1) 328.30(2.24) 4.运输设备 5.15(5.5) 28.20(10.4) 710.82(4.84) 5.金属和金属产品 11.87(12.7) 14.10(5.2) 732.25(6.08) 6.电气和电子产品 9.75(10.4) 29.50(10.9) 790.72(5.44) 7.化学和附属产品 30.18(32.3) 76.90(28.4) 1007.59(6.88) 8.其他制成品 10.00(10.7) 20.30(7.5) 880.89(6.01) 服务业 3.85(4.1) 14.00(5.1) 4590.86(31.32) 总计 93.32(100.0) 271.40(100.0) 14662.18(100.0) 括号数为占外国直接投资总额的百分比 资料来源：1985年、1993年〈印度储备银行公报〉;1997年12月《印度投资中心新闻通讯》。转引自文富德、陈继东编著：《世界贸易组织与印度经济发展》，巴蜀书社2003年版，381页。

　　从1980年起，在印外国投资大幅向制造业集中。1980年，制造业占投资总额的87%，而服务业为4.1%;到1990年制造业略降到84.7%，服务业略升到5.1%;在1991年至1997年间，制造业领域国外投资却猛跌至38.28%。而在技术成本较低的服务业中，国外投资则接近制造业为31.32%。值得注意的是，即使是技术密集的制造业领域，从80年代到90年代末，外资直接投资下降幅度最大的是化学和附属产品，从32.3%下降到6.88%;其次是金属和金属产品，从12.7%下降到6.08%;机器和机械工具，从7.6%下降到2.24%;电气和电子产品，从10.4%下降到5.44%;其他制成品，从10.7%下降到6.01%。近20年中惟有技术成本较低而利润较大的食品和饮料产业外资投资保持上扬，从4.2%上升到5.17%。这说明，80年代之后，外资逐渐从技术密集产业领域退向低附加值的产业：技术密集的程度与外资退出的程度大体成正比。

　　尼赫鲁在其任内的经济发展中放纵私人资本的结果是使其成为国家经济活动中的主导

　　力量，但印度政府并未能由此得到相应的财政回报。

　　私人经济在财富增加的同时，国家由其得到的税收却呈累退状态。印度税收有三大来源，

　　即所得税、财产税及商品税。前两种属于直接税的主要税种，后一种为间接税的主要税种。

　　1951-1952年度，对收入及财产的征税占各邦税收总额的47%;商品税占各邦税收总额的

　　53%。但到1992年度，直接税下降到总额的17%，商品税则上升到总额的83%。80直接税

　　涉及大资本家的利益，而商品税则涉及百姓生活。印度对个人所得税实行累进税制。其目

　　的在于减轻人民负担，缩小两极分化。但印度的税收结构变化表明，印度政府在大资本面

　　前步步后退，而不得不将财政负担转嫁到中低收入阶层和一般劳动人民身上。其结果只能是社会两极分化日益加深，国家财政赤字日益扩大，国家干预经济的能力日益萎缩，政府对社会公正所作的承诺日益失去信用。国家税收的累进制度最终蜕变为对中小阶层增加负担的制度。

　　没有人民支持的政府是软弱的，没有人民消费力的国家经济是不可持续的。片面生产力的提高并不是国家力量提高的标志，而不受控制的私人经济则必然导致国家生产力的片面发展。只有国家生产力与消费力同步提升的全面生产力才是国家力量的提高。在绝对市场经济条件下，资本不断增值成了企业可持续发展的基本条件，而资本增值的前提离不开其产品的市场实现率。这样商品与市场的关系便成了利润实现程度及资本增值成程度的关键。私营企业以利润为绝对目的的特性对国家生产力的片面发展可能是有利的，但对国家全面生产力即生产与市场统一的生产力发展则是不利的。在私人资本为主体的生产关系中，为了利润，生产绝对要压低消费;而失去了有效的消费，生产就失去了有效市场;而失去了有效市场，生产就失去可持续发展的动力。“生产直接是消费，消费直接是生产”。81而消费的主体就是国家全体劳动者为主体的公民或人民，82从这个意义上说，全面的生产力，就应当是掌握在人民手中的生产力;人民是国家最大的消费群体，所以人民市场，从而统一的国内市场和民族市场，则是国家生产力可持续发展的动力源泉和生长基础。

　　印度土地改革的失败，对印度的未来造成致命性的损害在于它弱化了工业发展的根基即民族市场。民族市场的基础是国家的人民市场。由于国内国际私有权在生产、交换、分配、消费领域的层层截流，使作为生产主体的全体劳动者在为社会提供财富的同时却得不到相应的反哺。其结果便是日益增长和高比例的贫困人口在印度的长期存在。

　　1973-1974年印度计划委员会把农村和城市的贫困线分别定为每月49.1卢比和56.6卢比。世界银行采用由全国抽样调查和印度统计局确定的贫困比例的评估方法。由此1977-1978年度的贫困线标准是农村55.2卢比，城市68.6卢比。1983年农村为89卢比，城市为112.2卢比。世界银行还将低于贫困线75%的水平确定为极度贫困的标准。据此计算出1970-1988年印度贫困和特困人数及比例。如下表所示：

　　1970-1988年印度贫困人口数及所占比例

　　贫困人口数(亿) 贫困人口比例(%) 贫困线以下 1970年 1973年 1988年 1970年 1973年 1988年 农村 2.368 2.521 2.522 53 44.9 41.7 城市 0.505 0.647 0.701 45.5 36.4 33.6 全印度 2.873 3.117 3.223 52.4 42.5 39.6 极度贫困线以下 农村 1.346 1.281 1.236 30.1 22.8 20.4 城市 0.284 0.315 0.329 25.6 17.7 15.8 全印度 1.630 1.596 1.565 29.8 21.8 19.2 总人口 5.476 7.332 8.137 100 100 100 资料来源：世界银行研究报告：《印度：贫困就业和社会福利》(1989)。转引自鲁达尔•达特、K•••• P• M•桑达拉姆著，雷启准等译：《印度经济》(上)，四川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615页。

　　我们看到即使到1988年，也就是印度“七五”计划即将结束之际，印度全国仍有40%的贫困人口，有19.2%的特困人口。从1970年到1988年印度贫困和特困人口比例下降，但同时绝对贫困和特困人口数量却在上升。即使到1999-2000年，印度低于国家贫困线人口所占比重为28.6%(中国为4.6%)，印度日均消费1国际元以下的人口所占比重仍达34.7%，(中国2001年为16.6%),日均消费2国际元以下的人口所占比重79.9%(中国2001年为46.7%)。83

　　这样高比例的贫困人口无论如何也不能支撑印度工业扩张的可持续性。数据表明，1960-1961年度，印度社会底层的50%的农村人口和城市人口仅占农村工业消费品总额的19%和21%，而20%的农村和城市上层富人却占农村工业消费品总额的55%和54%。1973-1974年度，这种比例仍无改变：农村底层的50%人口占工业消费品的21%，城市底层50%的人口占工业消费品的20%;而只占人口20%的农村富人和城市富人却各占工业消费品的53%和54%。84失去人民消费从而失去国内购买力的直接后果是印度工业失去可持续发展的动力支撑。这可从下表1950年到1985年30多年间印度三大产业净产值增长的情况中得到反映。

　　按生产要素成本计算的国内净产值的增长率(按1970-1971年度价格计算)

　　部门 国民净产值的年增长率(%) 1950-1951

　　至1960-1961 1960-1961

　　至1976-1977 1970-1971

　　至1984-1985 第一产业 3.0 1.6 1.8 农业 2.9 1.5 2.9 林业 2.3 4.6 4.0 渔业 5.5 4.4 5.7 矿业与采石业 5.8 4.8 1.8 第二产业 5.4 5.0 4.2 制造业 5.7 4.8 4.5 建筑业 4.3 4.5 2.2 电气、供气与供水 10.9 10.1 7.6 第三产业 5.9 4.6 4.8 贸易交通运输 5.4 4.9 5.1 公共管理与防务 4.9 7.2 9.2 其他服务行业 3.2 1.9 6.8 总计:国内净产值 3.8 3.2 3.7 资料来源：根据印度中央统计局白皮书《1970-1971年度至1976-1977年度国民核算统计》(1979年1月)和印度储备银行《1985-1986年度货币与财政报告》编制。转引自鲁达尔•达特、K•••• P• M•桑达拉姆著，雷启准等译：《印度经济》(上)，四川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72页。

　　我们看到30多年间，印度工业增长率持续下降，这与第一产业农业萎缩性增长的进程

　　是一致的。这里应当注意的是，在这30多年中，印度制造业增长率下降的速度快于第三产业。第二产业中制造业增长率持续递减。这说明印度工业增长率的提高不是靠工业技术和生产领域而是靠非生产性的防务领域和流通服务领域拉动，因此其间的GDP的提高，并不表

　　明印度工业在这30年间的进步。下面的材料进一步证明了这个判断。

　　1950-1990年印度按生产要素成本计算的国内净产值分布情况(按1980-1981年度价格计算)

　　部门 百分比分布 1950-1951 1970-1971 1980-1981 1989-1990 I第一产业 58.3 47.8 41.2 35.2 农业 50.1 41.8 36.4 31.5 林业 6.4 4.3 2.8 2.4 渔业 0.7 0.7 0.9 2.4 矿业与采石业 1.1 1.3 1.3 1.3 II第二产业 15.5 21.2 23.0 25.5 制造业 11.4 15.3 17.0 20.0 建筑业 3.4 5.2 5.2 4.3 电气、供气与供水 0.3 0.7 0.8 1.2 III第三产业 26.6 31.0 35.8 39.3 贸易交通运输 10.7 13.8 16.4 — 金融与房地产 7.3 7.3 8.4 — 社会服务和劳务 8.6 9.9 11.0 — 总计(I+II+III) 100.0 100.0 100. 100.0 资料来源：根据《国民核算统计》(1990)、《1980-1981年度至1985-1986年度国民核算统计新系列》(1988年2月)和CSO《快速估算值》(1991)编制。转引自鲁达尔•达特、K•••• P• M•桑达拉姆著，雷启准等译：《印度经济》(上)，四川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70页。

　　上表反映了印度独立后40多年经济发展的重要特点，即产值主要集中在流通领域。第三产业产值比重由26.6%增至39.3%，高于前两个产业。其中贸易交通运输领域的产值比重由1950-1951年度的10.7%增至1980-1981年度16.4%，社会服务由8.6% 上升到11%。金融与房地产由7.3% 增长到8.4%。而40年间农业产值比重由58%下降到35.2%，而工业仅从15.5%增至25.5%。这说明印度产业泡沫化倾向日益严重。

　　过于庞大的私有产权加上泡沫化经济，导致国家发展成本及其对货币的需求无谓增大，这反过来又拖累了国家经济发展。“二五”计划公营部门投资的资金来源预定：25%靠国家财政收入结余，25%靠发行公债和储蓄筹集，其余50%计划依靠财政赤字和外援解决。但在具体实施中，有些指标难以落实。公营部分计划投入的资金特别是外汇不能完全落实。由于进口粮食需要外汇，计划执行不到三年，就爆发了外汇危机。英镑存款动用了80%，外汇储备从74.6亿卢比下降到14.2亿卢比。政府只得压缩投资，严格控制进口。其次，在实施计划的过程中政府筹集的资金也不能落实(主要是原来估计的税收落空，政府不得不增加财政赤字并争取外援。“二五”计划以前的八年中，印度接受外援48亿卢比，“二五”期间猛增256亿卢比。外援以美援为主。外援在公营部门总支出中所占比重由“一五”的9.6%上升到22.48%，由于压缩进口，结果钢铁、重型机器、化肥、重型电机、水泥等许多产品的产量指标都未能完成。社会两极分化进一步加重。“三五”期间从国外筹款239亿卢比，占公营部分总支出的约28%。到1966年印度的外债达250亿卢比。尼赫鲁不无遗憾地说：“计划的执行帮助了富人而没有使穷人受益。”85前5个五年计划(1951-1979年)设想的总支出为6980亿卢比，第六个五年计划(1980-1985)打算投资9750亿卢比，但实际投资在11000亿卢比以上。这迫使印度政府长期实行财政赤字政策。86对此，学者们看得明白，经济学家普纳布•巴丹说：

　　印度经济低增长源于不合理的政治经济结构。国家对工业资本家阶级、富农阶级和白领工人在内的自由职业阶级安抚政策的结果是“越来越多的资金用去满足占统治地位的有产阶级的各方面的需要，在此同时，资金也就耗尽了”;巴丹指出“最重要的、渗透经济各方面的因素是三个有产阶级工业资本家、富农和自由职业阶层的冲突。结果形成了用以满足统治联盟中各伙伴利益的补贴和优惠制度，致使用于资本积累的资金被吞蚀，非发展费用无限制地继续增加”。87

　　印度裔199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马蒂亚•森(Amatya Sen)也一言中的，他说，

　　印度的失败是在分配上而不是在增长上。88

　　分配问题说到底还是生产关系问题。印度低成本的政治革命和独立之初不彻底的所有制改革造成了印度后来不得不付出的几乎是天价的国家发展。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中国工业的发展。由于中国土地改革的成功，农业为中国工业经济增长提供了强大支撑动力。如下表所示：

　　中国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

　　年份 农业劳动者占社会劳动者的比重 农业总产值占社会总产值的比重 农业净产值占国民收入的比重 以农产品为原料的工业产值占轻工业总产值的比重[1] 农副产品及其加工品出口额的比重[2] “一五”时期 81.3 38.2 50.6 83.5 75.0 “二五”时期 69.0 23.9 36.9 76.5 71.5 1963-1965年 82.1 31.7 47.2 73.3 67.9 “三五”时期 81.4 30.8 45.2 68.7 75.6 “四五”时期 78.5 25.7 39.6 70.9 68.0 “五五”时期 73.7 24.4 38.4 68.8 55.9 “六五”时期 68.9 28.1 43.0 68.9 43.0 [1]按不变价格的总产值计算。

　　[2]按外贸部门业务数字计算。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国民经济平衡统计司编：《国民收入统计资料汇编1949-1985》，中国统计出版社1987年版，第75页。

　　我们看到中国从“一五”到“六五”期间，尽管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在普遍下降，但其对工业的增长仍起着“半边天”的作用。以农产品为原料的工业产值占轻工业总产值的比重从“一五”到“六五”期间一直保持在65%以上。

　　其次，由于废除了私有制度，中国农业对工业的贡献还通过特殊的“剪刀差”形式表现出来。这从国家内部解决了中国工业化初期阶段不可回避，而印度国家发展始终不能解决的“原始积累”难题。

　　据测算，中国农业部门每创造100元的价值，通过剪刀差转移到工商业部门的价值量，1957年是23元，1978年25.5元。1979年粮食统购价格提高20%，超购部分提价20%，超购加价从20%提高到50%。综合价格一次提高幅度达49%。即使这样，农业转移出去的价值量仍为10元。另据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1986年的推算，1953-1978年计划经济25年间，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总额估计在6000亿-8000亿元。而改革开放前的1978年，国家工业固定资产总计不过9000多亿元。89学术界可能对这些数据有不同的估计，但“中国的国家工业化的资本原始积累主要源于农业”90的判断离事实应不会太远。

　　正是由于中国实现了社会主义公有制，中国才有可能在城乡之间实行这种特殊的价值转移形式，这种形式又使中国政府有可能在不依赖国际和国内私人资本的条件下拥有充足的资金投资工业和国家基本建设，并由此创造出世界工业发展史上的中国奇迹。如下表所示：

　　中国基建投资中农、轻、重投资比例(单位：亿元)

　　年份 基建投资 农业投资 轻工业投资 重工业

　　投资 占基建投资的比例(%) 农业 轻工业 重工业 “一五”时期 588 41. 8 37.5 212.7 7.1 6.4 36.1 “二五”时期 1206 135.7 76.6 651.7 11.3 6.4 54.0 1963-1965年 422 74.5 16.5 193.7 17.7 3.9 45.9 “三五”时期 976 104.3 42.6 498.9 10.7 4.4 51.1 “四五”时期 1764 173.1 103.0 874.9 9.8 5.8 49.6 “五五”时期 2342 246.1 156.3 1075.5 10.5 6.7 45.9 “六五”时期 3410 172.8 234.5 1312.5 5.1 6.9 38.5 国家统计局国民经济平衡统计司编：《国民收入统计资料汇编1949-1985》，中国统计出版社1987年版，第72页

　　我们看到，从“一五”到“六五”，工业基建投资一直是以高于农业基建投资的倍数的规模上进行，这如果没有通过价格剪刀差从农业转移到工业上的资金，中国工业的这种扩张式的投资是不可能实现的。即使这样，中国以农产品为原料的工业产值占轻工业总产值的比重一直保持在65%以上，这可以算是历史上工业化进程中的奇迹了。这个过程，可能是痛苦的，但从长远国民经济结构改造的效果看，却是值得的。1953年毛泽东同志对此事前有一个比较客观的估计。他说：“资本主义道路，也可增产，但时间要长，而且是痛苦的道路。我们不搞资本主义，这是定了的。”91比较印度工业道路漫长低效的历程，我们会清楚地看出，中国当时提速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进程的选择显然是正确的，这对中国未来的历史发展作用是关键性的。92如下表所示：

　　中国印度工业生产年平均增长速度(%)

　　国别 1971-1980 1981-1985 1971-1985 1991-1994 世界总计 4.1 1.9 3.3 0.6 中国 9.1 10.7 9.7 23.9 印度 4.1 6.3 4.8 3.5 资料来源：1971-1980年;1981-1985年;1971-1985年三期数据来源：《世界经济统计简编》(1987)，东方出版社1990年版，第90页。1991-1994年数据来源：世界经济年鉴编辑委员会编辑：《世界经济年鉴》1996年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660页。

　　中印工业生产指数比较(1985-2002)

　　地区和国家 1985 1990 1991 1992 1993 1994 1999 2000 2002 世界总计 109.7 125.7 122.5 122.4 122.8 122.7 113.6 121.2 120.3 中国 176 358 411 524 671 846 148.0 162.5 194.3 印度 142 209 213 221 223 240 125.6 131.9 143.2 1998-1994年数据1980年=100;1999-2002年数据1995年=100 资料来源：

　　世界经济年鉴编辑委员会编辑：《世界经济年鉴》1995年，1996年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660页。中国国家统计局：《国际统计年鉴》(2004)，中国统计出版社2004年版，第239页。

　　我们曾在本报告第一部分根据印度和中国1820-1952年的一系列经济发展数据得出“殖民地和半殖民地时期的印度尽管在经济GNP总量和经济发展水平上落后于中国，但在发展潜力方面，印度领先于中国”的判断，但由于印度土地改革的失败和工业领域私人资本的壮大发展，印度在相对摆脱了封建的和殖民主义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的束缚后，其生产力又再一次步入新的具有浓重买办色彩的国家资本主义陷阱。生产关系再次束缚生产力，致使印度在独立之初就没有将相对于中国的发展优势和看好的潜力发挥出来，并使印度在与中国竞争中迅速落后于中国。

　　对此，印裔199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马蒂亚•森有过公正的评价，他认为：

　　“随着东亚和东南亚经济的高速经济进步得到更充分的分析，人们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并非仅仅是经济开放──以及更大程度地依赖国内和国际贸易──导致了这些经济经历如此快速的经济经济转变。积极的社会变革──包括土地改革、教育和识字普及、更好的医疗保健服务──也为发展奠定了基础。”“中国的这种社会变革是在什么时候、如何发生的?这些社会变革的高潮是在改革前，即在1979年之前──实际上很多是发生在毛泽东政策的活跃时期。”93

　　阿马蒂亚•森是一个对自己祖国有深厚感情、在政治上对中国有偏见、在经济学领域又比较客观的学者，因此，他对中国的评价在进行印、中比较研究中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五、原小则鲜94：竭泽而渔的国家财政

　　携带着大量私有权而诞生的国家，如果没有国家对私人资本的有力控制和巨量的高额国际利润回流以补偿国内随发展而不断扩大的两极分化及由此产生的社会问题，那么私有权对这个新兴国家而言，就不会是动力，而是国家发展的包袱。英国、美国、乃至日本都是沿着前一条路线发展起来的，而印度及拉美许多国家走的则是后一条发展路线。诚如毛泽东所言，这条路线“也可增产，但时间要长，而且是痛苦的道路。”95在前类私有制国家中，私人资本在刺激国家经济发展的同时，也给国家带来的社会分化，而这又由海外经济政治的扩张带来的大规模利润回流而得到补偿。96在后类象印度这样的私有制国家中，私有资本刺激了国家经济的同时，却没有能力反哺由此产生的日益分化和萎缩的社会与民族市场。结果只有以牺牲劳动者的利益，从而牺牲民族市场的方式，与前类国家的资本结合并成为前类国家的附庸。

　　苏联、中国则是沿着限制，乃至消灭私人资本并由国家控制经济力量的社会主义道路获得快速和独立自主发展的。在这类国家中，国家通过平均消费的方式，将国民财富不经任何产权分流而直接转为工业化初期急需的“原始积累”。与苏联解体的结果不同的是，中国是在保持着国家对经济和社会控制的前提下，既避免了拉美道路又避免重蹈苏联覆辙并获得经济持续发展的。97

　　与欧美国家和苏联、中国这两类国家发展道路不同而与拉美一些国家的发展道路相同，印度取得民族革命成功后却在民主革命问题上却步不前，除一些宣言式的民主设计外，在生产关系领域中又造就了一个庞大且主导国家经济的私人资本集团。一方面私人资本创造的生产力巨大扩张，另一方面日益萎缩的人民购买力使人民日益失去市场主体地位。在政府巨大财政开支的保护下人民生活守着最低的消费底线，主动的人民购买能力异化为被动的政府采购能力──这就是外国商人进入印度如不经过政府采购便会一无所获的真正原因。这与美国居民最终消费快于政府最终消费、日本、西欧等主要国家两种消费大体同步增降的模式完全不同。981960年到1980年，印度私人最终消费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从80%下降为69%，而同期政府最终消费则从7%增长为10%。991971年至1980年，印度政府最终消费年均增长率为5.7%，而同期印度私人最终消费年均增长率为2.9%。1001990-2002年，印度政府最终消费增长了368% ，而居民最终消费则增长了 311%。101由此可以解释为什么印度贫困人口在持续增长的同时，印度消费支出也在增长的原因。政府用日益增长的财政支出包养了数量日益扩大的贫困人口。与私人企业不同，政府主管的国有企业，不仅要有利润指标要求，更重要地是它还要承担社会公平指标的要求。而后一指标的实现则需要相当的隐形成本支出，这往往使国有企业在单一的利润指标前与私人企业比失去了竞争力。这不仅是印度，也是所有国家的国家企业在与只有硬性的效益责任而无硬性的社会公平责任的私人企业竞争中连连惨败的根本原因。印度经济学家鲁达尔•达特、K•P• M•桑达拉姆对国营经济的评价公平且有价值：

　　如果把私营部门企业的这种财务状况同中央政府企业的相比，结论是显而易见的：私营部门企业只比公营企业好一点。如果我们意识到这样一个事实，即私营部门企业只有一个目标“最大利润”，而公营部门企业还必须满足许多目标并受到许多制约，就更是如此了。102

　　笔者认为，这两位经济学家的见解，对评价中国国有企业的经营效益也是有益的。国有企业担负着社会公平的责任，这本身就需要更大的隐型成本支出，因此仅仅用单一和绝对利润指标来比较国营和私营的经营效益，是不合理的。因为国有企业创造的不直接表现为利润效益的社会环境，即使从纯经济学角度来分析，其贡献也是巨大的。

　　印度国企的所谓“经营不善”，103也导致国企天然承担社会公平责任的能力丧失。在印度这样的私有权主导的社会中，这又迫使政府必须为社会公平承担起越来越大的──这与国企破产率为正比──财政支出并为此对货币产生越来越大的需求，在满足社会公平的前提下以调动其他社会资源。资金的不足又反过来迫使政府被迫实行规模越来越大的财政扩张政策。结果政府成了私人资本之外的日益旺盛的社会对货币需求的总代理和庞大的穷人群体的总“保姆”。

　　印度财政支出分为经常账户支出和资本账户支出两个部分。前者包括国防、行政支出、有形资产的保养和维修支出、折旧费等纯消费性支出;资本账户下的支出有债务款、贷款的还本付息、更新改造等增值性支出。印度中央政府财政支出显示的数据结构表明，印度政府的财政支出中主要部分还是非资本性支出。如下表所示：

　　印度政府经常支出、资本支出及其占支出总额的比例 (单位：亿卢比)

　　时间 经常支出 资本支出 经常支出/支出总额 (%) 资本支出/支出总额 (%) 1950-1951 35.0 18.0 66.0 33.9 1970-1971 318.0 249.0 56.1 43.9 1979-1980 1191.6 587.1 67.0 33.0 “六五” 9850.2 5679.0 63.4 36.6 “七五” 23927.4 11658.7 67.2 32.8 1990-1991 7351.6 3178.2 69.8 30.2 1991-1992 8229.2 2912.2 73.9 26.1 1992-1993 9270.2 2991.6 75.6 24.4 1993-1994 10816.9 3368.4 76.3 23.7 1994-1995 12290.2 3937.0 75.7 24.3 1995-1996 13632.8 3582.3 79.2 20.8 1950-1951年度、1970-1971年度的数据引自鲁达尔•达特、K•P• M•桑达拉姆著，雷启准等译：《印度经济》(下册，四川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722页)并根据相关数据计算得出。其余资料来源：RBI各项公告;中央政府预算备忘录(RBI银行)。转引自中国财政部“财政制度国际比较”课题组编著：《印度财政制度》，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9年版，第55页。

　　上表可见印度中央财政中经常支出占据着绝对主体地位，大大超过资本支出。值得注意的是，印度在工业化建设之初就面临巨大的非赢利性的财政支出，这种支出竟占1950-1951年度的66%，而赢利性支出则占33.9%。这巨大的支出多用于消化社会与私有产权间的巨大摩擦并由此成了国家的财政包袱。如果说这只是建国之初国家不得不面临的暂时现象，那这也不算什么，问题是这种情况在印度后来的发展中反而有增无减。经常支出从80年代后期占总支出的67%上升到90年代下半期的79%，而同期资本支出则从33%下降到20.8%。这说明政府财政促进国家发展的功能萎缩，政府近成一个入不敷出的赤字消费机构。

　　造成这种情况的重要原因在于具有资本扩大再生能力的私人大资本企业，却不是国家税收的大户，而资本扩大能力有限的中小经营者却承担日益沉重的纳税压力。

　　印度的税收(1950-2003)

　　(单位：亿卢比)

　　年度 直接税 间接税 税收总额 税收总额占GDP总值的百分比(%) 1950-1951 23.0 43.0 66.0 6 1960-1961 42.0 104.0 146.0 10 1970-1971 110.0 359.0 460.0 14 1980-1981 369.0 1610.0 1979.0 17 1990-1991 1102.4 4515.8 5757.6 10.1 2000-2001 6919.7 11868.1 18706.0 9.0 2001-2002 6919.7 11612.5 18706.0 8.2 2002-2003 8308.0 13128.4 21626.6 8.8 资料来源：1950-1981年数据参见鲁达尔•达特、K•P• M•桑达拉姆著，雷启准等译：《印度经济》(下册)，四川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739页;1990-1991年度至2002-2003年度数据来源参见印度财政部网页：

　　Economic Survey，http://indiabudget.nic.in/es2003-04/chapt2004/chap23.pdf

　　印度税收有三大来源即所得税、财产税及商品税。前两种属于直接税的主要税种，后一种为间接税的主要税种。直接税涉及大资本家的利益，而商品税则涉及百姓生活。纳税的主要部分由本应是赢利最多且有支付能力的大资本家阶层暗转为支付能力日益萎缩的中小经营者和一般劳动者，其结果必然是财政缺口愈来愈大，持续增加内外债务就成了不可回避的选择。104如下表所示：

　　印度中央政府的公共债务及其占GDP比重(1950-2003)(亿卢比;%)

　　1950-51 1980-81 1990-91 2000-2001 2001-2002 2002-2003 内债 202.0 4845.1 28303.3 110259.6 129486.2 149958.9 占总额(%) 99 81 90 94 94.8 96.2 外债 3.0 1129.8 3152.5 6594.5 7154.6 5961.2 占总额(%) 1.5 1.9 10 5.6 5.2 3.8 公债总额 205.0 5974.9 31455.8 116854.1 136640.8 155920.1 　　　　　　　　　　　 各项债务占GDP比重 (%) 内债 — 35.6 49.8 52.8 56.7 60.7 外债 — 8.3 5.5 3.2 3.1 2.4 公债总额 — 43.9 52.7 55.9 59.9 63.1 1950-1951数据来源：转引自鲁达尔•达特、K•P• M•桑达拉姆著，雷启准等译：《印度经济》(下)，四川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741页。

　　其余各年度数据来源：印度财政部网页：Economic Survey

　　http://indiabudget.nic.in/es97-98/chap21.pdf;

　　http://indiabudget.nic.in/es2003-04/chapt2004/chap23.pdf

　　印度独立之初经济建设立足于国内，政府债务以内债为主，到2001-2202年度外债持续上升，与1980-1981年度比，外债总额增加了5.3倍，比1950-1951年度增加了2384.9倍。但这并不能解决印度政府的财政困境。更令人吃惊的是，在外债大规模增长的同时，内债则以更大的规模扩张。2003年印度政府内债是1980-1981年度的31倍，是1950-1951年度的742倍。以至在2002-2003年度政府债务总额竟占当年GDP的63.1%，在外债大幅增长的同时，其中内债仍占GDP的60.7%。这样的内债规模，在印度这样的发展中国家中，如果没有劳动者多数被迫大规模出让(减少)国民收入和政府不断向有产者让渡特权则不能解决。

　　印度政府债务持续高居难下的后果又进一步导致财政赤字的持续扩大。政府采取赤字财政的主要目的在于能够获得用于实现五年计划的必要资源。当仅靠税收和国民借款不足以弥补赤字时，缺口部分就由靠借债弥补。如债务仍不能满足政府的财政需要，扩大赤字财政就成了必然的选择。如下表所示：

　　印度的财政赤字(1955-2003)(亿卢比) 1955 1960 1965年 1970年 1971年 1972年 35.1 64.9 123.6 135.5 160.0 217.6 1973年 1974年 1975年 1977年 1978年 1980年 169.8 246.4 348 412 535 930 1980-1981 1990-1991 1991-1992 1992-1993 1994-1995 1995-1996 773.3(5.7) 4463.2(8.3) 4017.3(5.7) 6025.7(7.4) 5770.5(6.1) 4601.0(5.8) 1996-1997 1997-1998 1999-2000 2000-2001 2001-2002 2002-2003 6226.6(5.0) 3760.6(6.6) 10471.6(5.4) 11881.6(5.7) 14095.5(6.2) 13130.6(5.3) 括号内为该年赤字占GDP比例 资料来源：

　　1955-1980年数据：《国际经济和社会统计资料》(1950-1982)，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5年版，第393页。

　　1980-2003年数据：印度财政部网:Economic Survey

　　http://indiabudget.nic.in/es96-97/TAB21A.HTM

　　http://indiabudget.nic.in/es2003-04/chapt2004/chap22.pdf

　　http://indiabudget.nic.in/es2003-04/chapt2004/chap21.pdf

　　从上表可以看出，印度财政赤字基本上主导和推动着印度的财政预算，其规模越来越大。印度政府支出预算的增长速度快于GDP的增速，而且在GDP中的份额呈上升趋势。在1950-1951年度的以现行价格衡量的GDP中，全部支出仅占GDP的5.66%，到“七五”时，财政支出总额已占GDP的20.64%。105 财政赤字占GDP的比例从1980年到2003年间，一直在5-6个百分点上下浮动。

　　但是，赤字财政并不是创造国民财富，而只是透支国民资源的手段。当赤字财政走得太远时，就要破坏支撑国家财政的经济基础。

　　财政赤字导致通货膨胀，通胀引起价格上涨和货币购买力下降，如下表所示：

　　印度货币购买力变化趋势(1950-1982) 年份 消费物价指数

　　(1975=100) 消费物价上涨率(%) 　　 货币购买力 年下降率(%) 相当于1950年币值数 1950-1960 25.5-31.2 2.0 2.0 0.817 1960-1970 31.2-57.9 6.4 6.0 0.440 1970-1975 57.9-100 11.5 10.3 0.395 1976 92.2 -7.8 -8.4 0.428 1977 100.0 8.5 7.8 0.395 1978 102.5 2.5 2.4 0.386 1979 109.0 6.3 5.9 0.363 1980 121.5 11.5 10.3 0.326 1981 137.3 13.0 11.5 0.288 1982 148.1 7.9 7.3 0.267 来源《国际经济和社会统计资料》(1950-1982)，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5年版，第404页。

　　通胀使政府陷于两难：通胀结果又推动生产成本上升。如果要阻止价格上升，这又会反过来使投资赢利和投资热情同时降低。在因贫困人口巨大而使国内市场日益萎缩从而投资机会日益减少的第三世界国家中，政府财政赤字长期高居不下的后果，只能是导致印度政治的频频“地震”;政府频频更替又加剧了每届政府竭泽而渔的财政扩张政策。

　　与印度比较，中国生产关系成功改造大大强化了政府控制和利用财政的能力。从1950年到1980年30年间，中国财政收支大体保持赢余状态，财政赤字扩张只是在开放，尤其是中国进入市场经济之后才出现其增长高居不下的势头。106与印度政府最终消费快于居民最终消费的情况相似，从1950年到1980年，中国居民最终消费增长了4.12倍，政府最终消费则增长了6.09倍。但从1981年到1998年，中国居民最终消费增长了13.2倍，同期政府最终消费增长了12.5倍。107这说明，中国政府财政计划经济时期包办居民基本消费的功能正在减少。由于印度国民财富不能反哺多数劳动者至使印度庞大的贫困人口数量长期存在的现实，包办穷人基本消费是印度政府至今抛不下的沉重的财政包袱。不仅如此，中国财政与印度财政有本质区别的是，由于建国以来生产关系中的私人产权关系的基本消失，中国的财政，即使在赤字扩张的情况下，支出的主要部分都集中流向生产领域即在印度财政项目中被称作的“资本支出”领域。数据显示，在建国之初的国民经济恢复和社会主义改造期间，国家财政并没有在生产资料交易领域作出过多的支出，直到1980年前，政府的债务支出也在绝大多数年份被控制在相当低的比例。108从财政税收方面看，中国税收的主要来源是工商税、增值税，而企业所得税在相当的时间内也是比较低的。与印度不同的是，中国的企业主要是以国有企业为主，企业利润几乎为国家全额所得并直接用于其他部门的基础建设。但从2001年开始，中国企业所得税大幅增长，成为仅次于增值税的纳税大户，这可能是中国大幅进行国企改革的结果。109

　　中国和印度所有这些差别的产生，都应从中国建国之初所有制改造比较彻底的历史经验中寻找答案。只有在彻底的生产关系改造的前提下，才能产生具有强大宏观调控能力的政府，而只有具有宏观调控能力的政府，有限的国家资源才有可能达到最有效的配置。

　　六、外资外贸：印度国家利润外向逆循环的重要通道

　　行文至此，有人会问，毕竟印度每年GDP都在增长，难道这不是发展?

　　接着这个问题，我们需要进一步追问的是：国民财富在增长的同时，为什么印度的贫穷却没有相应下降，印度发展了半个世纪为什么穷人队伍仍如此庞大。那么，我们不得不在半个世纪后再次追问1960年尼赫鲁曾经提问过的老问题：“这些增长的收入都到哪里去了?”110

　　上面我们研究了印度经济结构及相应的分配结构。我们看到除了农业、工业再生产必要的积累，及由政府包办穷人最低微的生存保障及包括国防在内的公共支出外，印度还有相当部分的年增利润通过不对称的对外贸易及其与资本中心国家形成的单向反哺即资本中心国绝对受益的交换流向西方发达国家。印度庞大的贫困人口长期存在而导致国内市场持续萎缩，这又迫使印度大资本寻求并依赖海外市场和国际资本，其结果在印度国家经济体上，外接了一个与资本中心国的利润逆循环即利润外哺型管道。而推动这个利润逆循环流程的主要是外资贸易等部门。

　　资本全球化进程将世界分为资本中心与资本外围两大部分。处于资本外围的国家，如果要想获得独立自主的发展，如果不想像苏联、中国等社会主义国家那样在彻底消除私有制后暂时退出世界资本体系并在相对封闭的环境中获得发展，那它就不得不面对现代化起始阶段资金和外汇短缺的致命困难。而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一是简化产权结构，降低产品价格中的产权交易成本，在降低国内消费并扩大出口的同时，限制消费品的进口，由此稳定地增加外汇收入和相应的购买并消化国外技术产品的能力。但这只有在产权结构较为简单的公有制为主体的国家中才能较容易实现。苏联、中国等国家就是沿着这条路在世界资本体系之外与资本中心国家进行交换的。这种方法的优点是国家经济不易对国际资本产生绝对依赖并由此为国际资本所控制。这就是毛泽东所说的“我们希望有外援，但是我们不能依赖它”。111另一条道路就是，由于保留了庞大的私有产权并由此降低了社会革命的成本，与此相应的代价就是增大了发展成本。庞大的私有产权纠纷需要巨量的货币供应来化解，其结果就必然导致对国际金融的依赖，国家经济由此也容易陷入债务和国际收支赤字的双重陷阱。如果国内民族市场狭小并持续萎缩，这时国家经济就必然从对国际资本的相对依赖转化为对国际资本绝对依赖及由此必然产生的以国际资本为主要获利方的利润逆循环关系。在这种关系中，国家的发展成了不发展的原因。拉丁美洲的大部分国家被迫走上了这条道路并由此与西方资本形成了长期的利润逆循环关系。与英国、美国及苏联、中国等国家不同，印度在现代化起始阶段选择了低成本的革命及由此产生的高成本的发展道路，与想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尼赫鲁的愿望相背的是，印度竟也没能逃出拉美道路的命运。

　　印度独立之初接受外援意在弥补国内储蓄不足、提供外汇和增加技术进口。随投资率的上升，外汇开支增加并很快超出国家财政能力。从1972-1973年度以来，印度面临严重的外汇危机，由此争取外援就成了制约国家发展的问题。如果外援利用得不好，那它就很容易转化为外债问题。下表反映了印度30多年间外援流入量及还本付息情况。

　　印度70至80年代外援流入量及还本付息情况（单位：亿卢比）

　　1979-1989年资料来源：印度政府《经济调查(1991-1992)》编制，转引自鲁达尔•达特、K•••• P• M•桑达拉姆，雷启准等译：《印度经济》(上)，四川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603页。

　　上表表明，外援对印度而言日益成为债务包袱：表中所列18个年度中，还本付息数额超过外援总额一半的竟有14个年度。1972-1973年度、1978-1979年度本息竟占外援总额的80%以上。这样带来的后果是净外援的同比减少。从1969年到1991年间，印度净外援流入的总额在增长的同时，其在外援总额中的比例却在下降，从54.2%降为36.1%。其中有1/3强的外债是以利息的形式偿还的。这说明印度国家经济已陷入以债还债的债务“利润逆循环”惯性运动之中。下表显示这种情况在20世纪90年代以后持续恶化。

　　印度1990-2003年度外援流入量及偿还情况。（单位：亿卢比）　　

　　印度财政部网页：Economic Survey 2003-2004

　　http://indiabudget.nic.in/es2003-04/chapt2004/tab64.pdf

　　我们看到从1990-1991年度到2002-2003年度期间，外资流入印度已表现出绝对“利润逆循环”特征。其间，用于还债的总额从占外援总额的68%，猛增到79.3%.;净流入量与外援总额之比在同期内从32%狂落至20.7%。这说明印度每年从海外得到的外援已失去了积极的援助作用并日益异化为消极的债务负担。在日益增长的外援数额中，可资有效利用的部分只有约25%。其余约75%则以利息或其他形式返流援助或投资国。如下表所示：

　　印度的外债清偿（亿卢比）

　　资料来源：印度政府：《经济调查(1988-1989)》。转引自自鲁达尔•达特、K•••• P• M•桑达拉姆著，雷启准等译：《印度经济》(上)，四川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599页。

　　上表表明，印度现代化从一开始就在背负国际资本的高额剥削中前行，而几乎占债务一半的而又不能拖延的利息偿还使印度所得外援的作用大打折扣。利息数额的增大是由于印度对高利息的商业贷款需求所致。

　　印度的外债（1984-1991）（亿卢比）

　　资料来源：印度政府：《经济调查(1991-1992)》。转引自鲁达尔•达特、K•••• P• M•桑达拉姆著，雷启准等译：《印度经济》(上)，四川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600页。

　　从1984-1991年，印度得到的国外政府贷款从占贷款总额67.2%下降到66%。而商业贷款则从18%上升到26.6%。这种状况在1991年至2003年间并未好转。如下表所示：

　　印度主要外债（1991-2003）（亿卢比）

　　根据印度财政部提供的数据计算。

　　参见印度财政部网页：Economic Survey 2003-2004

　　http://indiabudget.nic.in/es2003-04/chapt2004/tab84.pdf

　　我们看到，从1991年到2003年，印度从国家间政府借贷的中长期外债，在原有基础上增长了2.1倍，没有优惠条件的非政府外债翻番增长到4.2倍，商业借贷也同样翻番增长到4.4倍。而后两项恰恰是没有优惠条件和高利息的债务。值得注意的是，印度核试后，从IMF流入印度的借贷突然中断，这迫使印度的商业借贷总额大幅上升。这说明当政治上受到国际压力时，印度对国际依赖反倒更深，更加不能自拔，而不是更加独立自主。

　　现在让我们再来看看印度的对外贸易。

　　印度的外贸也是推动印度国家对外“利润逆循环”的领域。如果说，在英国殖民地时期，印度外贸是通过巨大的顺差来反哺宗主国英国的。这时印度必须通过顺差来平衡印度对英国单方的转移支出，包括英国在印度的文武官员的工资和年金、英镑借款的利息和英国在印资本投资的红利。独立之后，由于印度土改的失败，印度农业在落后的生产关系的束缚下持续萎缩，农业生产的下降又限制了工业的市场。其结果是印度在从西方大量进口工业品的同时，其出口因工业生产力受到日益萎缩的国内市场的限制而不能吸收西方技术，从而使印度出口长期保持在以低附加值初级产品为主的水平，其结果是对外贸易长期保持居高不下的赤字，而国际贸易地位日降。如下表所示：

　　印度的对外贸易（1949-2003）（亿卢比）　　

　　资料来源：印度财政部网页：Economic Survey 2003-2004

　　http://indiabudget.nic.in/es2003-04/chapt2004/tab71.pdf

　　我们看到，印度在独立后不久就陷入外贸逆差之中，这导致国家急需的外汇出现短缺。1966年印度实行年度计划，并于6月将卢比贬值36.5%，以刺激出口。同时政府还宣布59个行业实行自由进口政策，但情形并未好转。从1965-1967年间，贸易逆差从-59.9亿卢比上升到 -92.1亿卢比。1968-1969年，农业丰收，谷物进口减少贸易赤字大幅下降，1972-1973年度印度出现独立以来首次的10.4亿卢比的贸易顺差。1976-1977年出现仅.6.8亿卢比的外贸顺差。“五五”计划的最后一个年度(1978-1979)，国际石油危机的出现使印度贸易赤字上升，这迫使印度政府向国际货币基金申请巨额贷款。但贸易状况持续恶化。此后印度贸易逆差便一发不可收拾。从“六五”第一年度的272.5卢比飙升到2002-2003年度4206.9亿卢比。

　　值得特别指出的是，从1950年的独立之初至2003年的53年的漫长历史中，印度国家外贸竟只有个年度的顺差，这在世界大国经济发展史中也算上是一个“奇迹”!这无论如何已不能用“积极的扩张性财政政策”得到合理解释。

　　长期的外贸逆差严重损坏了印度的贸易条件，其出口在国际上的比重从1948-1949年度的2.2%下降到1976-1977年度的0.6%，这还不如印度独立当年的2.2%。112如果以1968-1969年度为100，印度的贸易条件也严重下降。如下表所示：

　　印度的贸易条件（1968-1969年度=100）　　

　　资料来源：印度储备银行：《印度经济主要指标》1975、1977、1979。转引自四川大学南亚研究所：《印度经济》，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82页。

　　巨大的贸易逆差最终导致印度同期经常项目赤字持续扩大。如下表所示：

　　1950-1999年印度经常项目收支情况（单位：亿卢比）

　　*无形收支主要由旅游收入、投资收入和国外侨民汇款三部分构成。

　　资料来源：“一五”至“七五”数据转引自鲁达尔•达特、K••• P• M•桑达拉姆著，雷启准等译：《印度经济》(下)，四川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508页。

　　1990-1991年度至1998-1999年度数据参见：印度财政部网页：Economic Survey 2003-2004，

　　http://indiabudget.nic.in/es2003-04/chapt2004/tab62.pdf

　　导致印度长期国际贸易从而国际收支巨大赤字的原因，与其说是政策性的，不如说是结构性的。与国家财政赤字的作用一样，在特定的时期，尤其是在国家现代化初期需要大规模引进国际先进技术，利用后发优势实现国家跨越式发展时期，外贸逆差对国家发展是有利的。但如果这种现象贯穿着国家经济发展的整个进程，那就不是一般政策性调整问题而是结构性调整问题。经济结构，如果是产业结构问题，这种问题可以通过改革解决;如果是生产关系铸定的骨骼性结构问题，这种问题是在国家建设之初就已形成，在国家成长起来之后，除非发生社会革命，就不可改变。结构决定效益，也天定了国家发展模式。印度的财政赤字、国际收支赤字及贸易逆差的长期存在和持续扩增，与拥有巨大市场潜力，并且在国际市场上拥有巨大份额的英美国家存在的同类现象不同：在英美国家，由于他们拥有巨大的市场条件，他们的赤字和贸易逆差可以使来年的生产规模得到扩张并使国民财富在市场中形成扩大再生产的资本。而印度则不同。印度在前两个五年计划中大量进口，但却没有在后几个五年计划中转化为资本及相应的生产力，也没有由技术应用和创新而形成出口替代。这我们可以从印度的主要进口商品和出口商品结构得到明确的认识。

　　1951-1991年间年均主要进口商品（单位：亿卢比）

　　资料来源：《印度储备银行公报》和印度储备银行《货币和金融报告》(1990-1991年度)，转引自鲁达尔•达特、K••• P• M•桑达拉姆著，雷启准等译：《印度经济》(下)，四川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485页。

　　我们看到，印度30年间进口产品增长量最大的是印度短缺的石油产品和技术含量较高的机器类产品。前者与20世纪的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的石油危机和90年代初的海湾战争有关，后者则与印度对西方的技术依赖有关。而印度技术对西方技术依赖的原因又在于由于农业的萎缩而导致的印度民族市场的萎缩，而民族市场的萎缩又导致引进的新技术缺乏消化、实验和创新的国内基地。在印度工业没有多少国际市场的条件下，长期依赖西方就成了必然选择的技术发展路线。对西方技术的依赖必然形成来自西方的高附加值进口产品与印度低附加值的出口产品交换及必然出现其间的外贸“剪刀差”现象。如下表所示：

　　1960-1992年印度主要商品出口额（单位：亿卢比）

　　资料来源：《印度国际收支》，1948-1949年度至1961-1962年度，《印度储备银行》和《经济调查》(1991-1992年度)，转引自鲁达尔•达特、K••• P• M•桑达拉姆著，雷启准等译：《印度经济》(下)，四川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489页。

　　我们看到，从20世纪60年代到90年代初印度出口额最大的依次为手工艺品、成衣、工程机械、皮革棉纱及其制品、茶叶等项。手工制品包括珠宝、化工产品、工程机械和钢铁。其中出口的主要部分是珠宝。“1985-1986年度至1989-1990年度，珠宝年均出口额为317.7亿卢比，结果，最大的单项出口商品是手工艺品。在1990-1991年度手工艺品出口达616.7亿卢比，其中宝石和珠宝就占524.7亿卢比。”113这种情况直到整个90年代并没有改变。2000年印度出口商品价值总额为15956.1亿卢比，其中，农业品总值为2501.6亿卢比，手工艺品为12753.2亿卢比，其中轻纺工业品为最大宗为4017.8亿卢比，占手工艺品的价值总额的31.5%;其次就是珠宝出口，为3271.6亿卢比，占手工艺品价值总额的25.7%，其次才是技术含量较高的机器及运输设备，为2225.1亿卢比，占手工艺品价值总额的17.4%。114

　　这说明印度出口工业品技术含量较低，低附加值的工业品出口与印度高附加值的工业品进口局面正好形成一个价值剪刀差。而印度的国际收支逆差的持续扩大和长期存在，便是这种国际“剪刀差”的直接后果。如果说，中国在计划经济时期的工业农业之间的“剪刀差”是为了国家基本建设的原始积累，而印度与西方国家之间长期保持着这种“剪刀差”则是印度对西方贸易间“利润逆循环”即在表面平等交换的过程中印度向西方提供超额利润的重要形式。中国国内“剪刀差”的结果是国家为进行工业化实现快速资金积累，而印度的对外贸易“剪刀差”的结果则是在利润逆循环中反哺资本中心国家，并使本国在经济基础即国内市场在日益萎缩中失去可持续发展的潜力。长期研究印度问题的中国学者孙培钧、华碧云、张敏秋、高鲲合著的《印度的垄断财团》正确指出了印度经济结构性的矛盾所在：

　　由于农业发展速度十分缓慢，更由于农村中封建半封建剥削依然存在，广大劳动人民，尤其是占人口大多数的贫苦农民处于半饥饿状态下，社会购买力极端低下，工业品市场非常狭小，致使工业生产能力大量闲置，设备开工率严重不足。日积月累，政府的财政困难日趋严重，外汇危机频频发生。 面对工农业生产比例失调、工业生产能力与国内有效购买力脱节以及财政亏空与外汇赤字的错综形势，印度政府不得不向国外寻找商品和资本输出场所。115

　　现在人们在谈到印度的国家发展潜力时，往往列出一大串印度近年来骄人的GDP增长速度，并以此证明“在21世纪前半期，印度将成为世界经济大国还是可能的”。116但问题是仅仅GDP增长并不能说明问题。如果增长并不能有效地转化为国民收入和国民财富，那这样的GDP就对国家的发展，除了维持就业外，就可能反倒不利。这里应当特别指出的是，我们这里指出的是“国民收入”和“国民财富”而不是一般意义的收入和财富，而是属于本国公民而非他国公民，属于本国而非他国的财富。 国民收入与国民财富，首先是“国民的”而非“国际的”。其标志就是这种由国家全体国民生产的财富首先是反哺国家和全体国民而不是反哺世界其他国家和他们的国民。仅从这个意义上，我们才能说国家的GDP增长是有意义的。以此为标准，印度的GDP增长很难说是积极意义上的国家发展和国民财富的增长。

　　与几乎是和印度同时起步的中国作比较，我们会对上述结论有更深刻的认识。由于中国经济结构改造从远比印度深刻的生产关系改造入手，这使得中国比较彻底地消灭了在半殖民地时期，因过多的利润截流而使国内市场萎缩的私有制生产关系。使生产与消费直接统一并在政府有力的宏观调控下协调发展。生产只有在可持续消费力的支持下才会有可持续发展的潜力。而只有可持续发展的生产力支撑，国家外贸才可以摆脱与西方发达国家交换中的“剪刀差”和“利润逆循环”命运。从1950年到2003共计53年间，中国只有19年的外贸逆差。它们分别集中在1950-1955年、1960年、1975-1976年、1978-1981年 、1984-1989年和1993年间。而这些年中国大多处于经济转型或调整期，这期间的财政扩张政策是可能理解的。与印度的需求一样，新中国建国之初，现代化正处起步阶段需要大量引进国际先进技术。其次是1977-1980年，此时中国改革开放进程启动，中国需要扩大进口。发生在这两个时段的贸易逆差有利于中国经济。从1984-1989年中国经济出现泡沫化现象，这一时期的的外贸逆差加重了国民经济泡沫化程度，并在1989年引起社会动荡。与印度不同的是，中国政府拥有较强的宏观调控能力，这使中国能在1990年迅速调整国家投资政策并于次年消除外贸逆差并在未来年份保持有史以来最高的顺差额。117

　　在进出口商品结构方面，中国出口商品技术含量上升较快。根据中国海关历年进口商品分类金额，初级产品进口小于工业制成品进口。在初级产品中进口量较大的是非食用原料类和矿物燃料、润滑油及有关原料类。在工业制成品中，进口额较大的是机械及运输设备类。在同期出口商品中，增长最快的是工业制成品：从1980年到2003年初级产品出口，从91.14亿美元，增长到348.12亿美元，增长了2.82倍而同期工业制成品出口则从90.05亿美元增长到4034.16亿美元，增长了43.80倍。这说明中国大体已实现了从初级产品出口转向工业制成品的出口。但与印度相似的是，中国出口的各项工业制成品中，杂项制品始终处于出口的“龙头”地位。而工业制成品进口中的“龙头”地位，则由技术含量较大的机械及运输设备长期独占。118这说明中国工业制成品出口中的技术含量较同类进口产品低，还是处在以资源换技术的地位。这种外贸利润“剪刀差”现象在第三世界国家普遍存在着的。但中国并没有象同期印度那样形成对西方技术愈卷愈深的绝对依赖关系，而是合理地处在进口替代向出口替代的转型的进程之中。中国这种转型的初步实现，不能不归因于20世纪50年代比较成功的生产关系改造，从而独立自主的国民经济体系的建立和国内市场的有效开发。而生产关系的彻底改造是印度与中国在半个世纪之中产生差距的关键原因。

　　七、印度IT：依附于国际资本中心的外围产业

　　20世纪90年代始，印度以信息技术为龙头的高科技产业发展很快。1970-1971年度，印度信息技术产业的产值不足17.3亿卢比，119到2002-2003年度猛增为9700亿卢比。如下表所示：

　　印度IT产值增长基本情况（1997-2003）（亿卢比）

　　资料来源：ELECTRONICS AND COMPUTER SOFTWARE EXPORT PROMOTION COUNCIL(ESP)2002-2003年度、2003-2004年度报告，

　　http://www.elitexindia.com/annualreport2002-03.pdf

　　http://www.elitexindia.com/annualreport2003-04.pdf

　　由上表看到，从1997年至2003年间，2002-2003年度印度IT产值比1997-1998年增长了2.02倍，总额中软件出口在原有基础上增长了6.1倍，而软件内销量才增长2.9倍。附加值较高的战略性电子产品增长最慢，只在原有基础上增长了1.8倍。占产值总额主体部分的是附加值较低的日用电子产品，增长了0.82倍。这说明印度IT业增长是靠海外市场拉动，而且推动IT出口的产品主要是低附加值产品。印度IT产业的这种依附性的特点，在下表中表现得更为明显。

　　印度电子产品出口情况（亿卢比）

　　资料来源：ELECTRONICS AND COMPUTER SOFTWARE EXPORT PROMOTION COUNCIL(ESP)2002-2003年度、2003-2004年度报告，

　　http://www.elitexindia.com/annualreport2002-03.pdf

　　http://www.elitexindia.com/annualreport2003-04.pdf

　　上表表明，近年迅猛发展的印度IT产业并不是由印度民族经济自主推动而是由国际，尤其是由资本中心国家的经济需求拉动的。在上面所有出口项目中，西方从印度进口需求最小的是战略性IT产品，需求量最大的则集中于低附加值的配件型产品。从1997-1998年度到1999-2000年度，印度战略IT产品出口竟只有1亿卢比，而从2000-2001年度至2002-2003年度，战略性IT产品竟没有数据。是没有统计，还是西方对印度不再有此类产品的进口需求，我们不得而知。但这至少表明，国际资本中心国对印度IT产品的需求对提高印度IT产业的技术，尤其是有利于巩固国家安全的核心技术的进步，不会有太大的帮助。而造成IT产业这种依附性发展的原因又在于长期处于萎缩状态的印度民族市场，40%左右的贫困人口大大限制了IT产品国内市场的购买力和IT技术的国内培育和开发条件。这可从与自主型的中国IT产业的比较中看出。

　　中国没有被称作IT大国，是由于中国IT产业没有像印度那样过度依赖海外市场。1990年到2002年印度千人中拥有计算机从0.3台增长到7.2台，同期中国从0.4台增长到27.2台。120没有国内硬件消费的支撑，软件消费就不可能有国内市场。2000年，笔者曾在印度尼赫鲁大学作访问学者，到财务处交费时，只见财务报表从地面一直堆到房顶，半个房子堆的都是账本。整个大厅没有一台电脑。我到该校国际政治系，只有一台386型的电脑，还经常不工作。我等一个电子邮件往往要等一两个小时，打字员用的打字机跟英国工业革命时候的差不多，工作起来响声很大：整个行政大楼都是这声音，跟工厂一样。这种情况说明它国内IT产业缺乏国内市场支持。中国IT产业由于有相对强劲的国内市场支撑，中国的IT技术也有了相对好的培育开发条件。这最终导致印度与中国在国际高科技竞争中大幅拉开距离。如下表所示：

　　印度和中国高技术产品出口额占制成品出口额的比重（1990-2002） （%）

　　资料来源：中国国家统计局：《国际统计年鉴》(2004)，中国统计出版社2004年版，第349页。

　　IT人才是IT产业的核心。从某种意义说，IT人才培育也是IT产业的一部分，这在印度是一个发展较好的部门。但由于印度民族市场吸收人才的产业潜力有限，这两大部门实际上也成了向海外资本提供人才“产品”的新部门。与印度经济快速发展与其外向利润逆循环流速同步的现象一致，印度教育与IT业较快发展与人才失业和流失海外的数量也同步增长。1978年印度科技人员失业人数从1978年的23.7万上升到29.07万。其占全印科技人员总数的比例分别为12.2%和14.9%。印度大专院校毕业生的失业人数1980年29.07万，1985年初为24.41万，分别占参加经济活动的高校毕业生总数的14.9%和9.9%。1978-1979年度印度大学生失业人数为69.55万。1982年升为142.65万，失业率为10.2%和15%。121印度虽然培养了大量的科技人才，但外流现象十分严重。20世纪70年代有78%的留学生在美国定居，80年代印度理工学院计算机、航空机械和应用研究专业的毕业生80%到美国深造。截止1990年印度在国外谋生的科学家和熟练工人有41万，其中知名度高的科技人才有3000人。据估计，2000年外流科技人员54万。122据《美国商业部2000年数字经济》报告，过去10年，每年H1B签证123的平均60%左右是颁发给信息工业技术的劳动力。美国信息学会统计报告说，从20世纪70年代中期到2002年，几乎每年颁发的H1B签证的一半都被印度人领走。124印度软件业产值中63%都是来自美国的订单，高度依赖美国经济。印度的软件出口到100个国家和地区，其中60%以上出口到美国。印度有软件公司近3,000多家，从业人员达40多万，在美国硅谷的高科技公司工作的印度裔美国人多达30万人，硅谷40%的网络公司创始人是印度移民，在海外工作的印度软件工程师多达10万人。125

　　印度IT教育发展最快，报考IT专业的生源如潮，究其原因并不是印度国内对IT的需求很大，而是资本中心国家IT产业快速增长牵动了印度知识分子出国需求倾向。在印度知识界，学有所成的最荣耀的光环是出国定居，尤其是能在欧美国家定居。对一般百姓而言，家里有人拿到美国的绿卡是很自豪和高兴的事。126

　　如果将教育比作产业，与外贸赤字长期居高不下的原因一样，造成印度外向教育培养的“人才赤字”即国家人才大量出国而返回较少的原因是国内人才市场有效需求不足;与产品总要寻求市场一样，教育产品即国家人才不能为国内市场吸收，如果不考虑主观自觉因素，就必然会流向其他国家，尤其是资本中心国家。国内人才市场的有效需求是由国内经济有效增长的程度拉动，而国内经济有效增长又由国内市场有效购买力的增长拉动。在印度，由于国内有效购买力的萎缩，必然导致印度经济领域的主要部门即工业、农业、科技、外贸，乃至教育等产业对国际市场，尤其是对资本中心国家的市场形成日益严重的依赖关系。这最终使印度国家从经济基础到意识形态——尽管印度政府力图避免──不可避免地向资本中心国倾斜。这种倾斜又使所谓的“印度民主制度”不仅没有成为解放生产力的手段反而成为越来越多的政府不作为，尤其是在重大问题上不作为的借口。127

　　八、分析方法、理论归纳与评估结论

　　“ 权利永远不能超出社会的经济结构以及由经济结构所制约的社会的文化发展。”128

　　造成国家经济萎缩性发展及其相应的贫困增长的原因，不在于国家GDP总量而在于决定国民财富分配的所有制结构。印度裔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马蒂亚•森在其各种著作中不仅表明了这一观点，并为此提出一套分析贫困的方法。他在《贫困与饥荒》(Poverty and Famines —— An Essay on Entitlement and Deprivation)一书中写道：

　　除非一个人自愿挨饿，我们可以说，饥饿现象基本上是人类关于食物所有权的反映。因此要说明饥饿现象，就必须深入研究所有权结构。

　　所有权关系是权利关系(entitlement relation)之一。要理解饥饿，我们就必须首先理解权利体系，并把饥饿问题放在权利体系中加以分析。这一方法既可应用于贫困分析，也可更具体地应用于饥饿分析。129

　　人们总是使用食物供给方法，它已经造成了灾难性的政策失败。权利方法则强调不同阶层的人们对粮食的支配和控制能力。这种能力表现为社会中的权利关系，而权利关系又决定于法律、经济、政治等的社会特性。130

　　本著作所使用的权利方法具有一般性，而且，我认为，在饥饿和贫困的分析中，这一方法也是不可回避的。如果说它看上去有些奇怪的话，也是因为我们传统的思维模式在作怪，即只考虑到实际中存在着什么东西，而不考虑谁在控制着这些东西。131

　　阿马蒂亚•森没有从生产产品供应总量而是从对生产产品的所有权结构构成的国民权利结构来剖析贫困产生的原因。他用大量的饥荒案例说明饥荒并非由粮食短缺而是由于需求与消费的分离。有需求的人没有消费的支付能力，而有支付能力消费的人则没有与其占有产品的等量消费需求。由私人占有权造成多数人消费权利的失败而非供给不足，是贫困产生的根本原因。阿马蒂亚•森用中国的例子对自己的结论作出反证。他说：

　　社会主义国家──如中国──在人均食物数量没有明显增加的条件下消灭了饥饿。这是先消灭饥饿，尔后增加人均食物数量的一个典型。饥饿的消失反映了权利制度(entitilement system)的变迁，社会保障系统的建立以及──更为重要地──通过就业保障制度来保证人们能够挣到足以避免饥饿的工资。132

　　中国消灭饥饿的前提是消灭了庞大的剥削阶级，阿马蒂亚•森没有明确的点出这个问题，但他认为中国的上述成就的根源应当从包括土改在内的毛泽东的成就去寻找。他在《以自由看待发展》(Development as Freedom)一书中认为：

　　随着东亚和东南亚经济的高速经济进步得到更充分的分析，人们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并非仅仅是经济开放——以及更大程度地依赖国内和国际贸易——导致了这些经济经历如此快速的经济转变。积极的社会变革——包括土地改革、教育和识字的普及、更好的医疗保健服务——也为发展奠定了基础。我们在这里观察的，不是经济改革的社会后果，而是社会改革的经济后果。市场经济在这样的社会发展基础上繁荣起来，就像印度最近认识到的那样，缺乏社会发展会阻碍经济发展。

　　中国的这种社会变革是在什么时候、如何发生的?这些社会变革的高潮是在改革前，即在1979年之前——实际上很多是发生在毛泽东政策的活跃时期。毛泽东是有意识地为市场经济和资本主义的扩展建立基础的吗(他事实上成功地做到了这一点)?这个假设是很难接受的。但是毛泽东的土地改革、普及识字、扩大公共医疗保健等等政策，对改革后的经济增长起了非常有益的作用。改革后的中国受益于改革前中国所取得的成果的程度，应该得到更多的承认。133

　　阿马蒂亚•森对毛泽东时期的经济成就的观点是他深入研究得出并至今不变的。这可以从2005年2月17日他在香港的一次讲演中对中国现行医疗卫生管理体制提出的一些批评性看法中得到反证。报道说：

　　几千年来，世界各国从中国学到的东西比任何其他国家都要多，特别是在过去的20多年，中国的经济改革提高了很多人的收入，使大量人口摆脱贫困，从而为全球贫困人口的减少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但是，这位经济学家也表示，中国经济改革中的一些做法并不都是好的，特别是在公共卫生领域。他说：“在中国进行极具想像力、而且非常成功地增加了个人收入的经济改革的同时，在给人们提供医疗保健服务方面出现了一些放松，医疗保健突然之间成为个人的事情，中国从一个加拿大式的医疗保健系统转向类似美国的系统。在这种情况下，这并不一定是一个进步。” 阿马蒂亚•森说，其实，中国在改革开放之前，在教育和医疗服务上的一些做法是非常值得借鉴的。他说：“事实是，作为一个贫穷国家，中国把基础教育以及基本的医疗服务扩大到一个难以想像的水平，在当时处于全球领先地位。尽管赤脚医生等做法后来受到批评，但是医疗服务在全国的覆盖度是相当惊人的。”阿马蒂亚•森说：“我认为，医疗服务的削弱付出了代价。提供医疗服务正是全世界从中国改革开放之前所学到的一些主要的经验。作为中国的崇拜者，我提出的是友好的批评。如果我把自己置于给中国提供建议这样一个不现实的位置，我想说的是，必须审视整个医疗保健的问题。中国是世界上个人必须自己购买疫苗的少数国家之一。” 这位经济学家还指出，在中国90年代的改革中，除了医疗服务被削弱以外，贫困人口的减少也比80年代缓慢，与此同时，贫富差距却急剧扩大。不过，他说，这些问题所得到的关注比向社会提供医疗服务的问题要多。134

　　尽管阿马蒂亚•森本人是一个自由主义者，但他在其著作中已接近得出贫困是一个需要政治手段介入才能解决问题的结论。尽管阿马蒂亚•森不仅对中国革命，乃至对革命本身，持有许多自由主义成见，135但他从所有权结构及其社会改造的后果追溯中国成就产生的原因的方法是正确的，由此得出的结论也是接近事实的。尽管阿马蒂亚•森在其著作中回避了印度贫困及印度与中国深层比较问题，但从其分析国家贫困问题的方法中，也可读出印度在与中国长达半个世纪的发展比较中落伍的原因在于由两国不同的土地改革模式产生的不同的所有权结构及由此派生的社会权利结构的结论。

　　建立在价值与使用价值对立基础上的资本使人类的天然消费资本化。国民消费资本化的过程必然是国家资源透支性利用和国民生活贫困化的过程。当资本对国民消费形成绝对主导时，如没有海外利润的大量回流和补偿，国民生产主体即劳动者的贫困化也就达到极端并迫使资本再生产因在国内市场狭小而转向海外，以便在更大的即国际的范围汲取高额利润。为了保持高额利润，处于资本中心的国家必须通过经济政治手段使处于资本外围的国家发展及其成果成为反哺资本中心国家的要素。换言之，将资本外围国家的国民财富转化为资本中心国家的资本积累和国民财富，是资本全球化的本质。

　　与资本全球化进程相伴前进的是第三世界贫困化过程。

　　在这个过程中，一些国家在不同时期，积极利用经济全球化带来的资金、技术、市场等有利条件以提高国家独立生产能力并由此减少了对国际资本的被动依赖，使国内市场成为真正的国家主导而非国际资本主导的市场，国民财富成为反哺本国大多数国民而非反哺国际资本中心国家的手段。历史上拿破仑时期的法国，俾斯麦时期的德国，华盛顿、林肯时期的美国，乃至明治维新时期的日本都是沿着这条道路崛起的。136

　　还有另一些国家，在参与资本全球化的同时，却失去了国家经济政治的独立性，其生产因国内资金、市场和技术长期短缺而被迫与国际资本和国际市场形成绝对依赖关系，其国民财富最终异化为国际资本的另存形式。这种经济增长是靠自耗和透支国内人力、市场和矿物质资源并持续向国际资本大量让利来实现的。市场和技术掌握在他国手里的国家，就不得不通过对外大量“供血”以换回市场和技术，其结果，就正如拉丁美洲那“被切开的血管”137，尽管国家“身体”在增长，但只能是萎缩性增长，其内在的营养增加只能使自身成为一架更好的“血液”外供机器。但如因营养反哺贫乏而使造血机能萎缩，以至无血可供，这时对西方资本而言，这个国家就失去了剥削的价值。近代史中，非洲和拉丁美洲中的多数国家就在这条道路上陷入贫困、荒芜以至被西方所抛弃;现代史上，殖民地、半殖民地时期的中国也是在这条路上衰落下去而又在社会主义的道路上崛起。印度独立后则一直在这条路上进行着没有希望的滑行。

　　最充分的市场只能只扎根于人民的市场，因为只有人民市场才可能是生产和消费最直接结合的市场。而只有充分的市场，才可能是民族经济发展的充分前提。20世纪40年代末，印度获得独立主权，在印度政府有愿望但没有能力建构像中国那样解决生产与消费直接结合及由此产生的强大的民族市场形成的前提。生产与市场是分离的：GDP在增长的同时，社会贫困也在扩大。结果大量利润被中间人层层截流从而使国民消费异化为少数人的消费。人民作为国家基本劳动群体在为社会生产的同时却得不到国民财富的相应反哺，而大部分国民财富却为占人口10%乃至5%少数富人和国际资本层层瓜分。印度裔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马蒂亚• 森对中国革命有许多偏见，但对印度的问题却能一语中的。他说：增长率下降不是探求的正题，印度的失败是在分配上而不是在增长上。138

　　决定国家发展效果和潜力的并不应当是表现出来的GDP或GNP直观指数，而应当是背后支撑这些指数的利润流向。由于印度土地改革失败致使在流通和分配领域滞留大量的利用私有权食利的阶层，这个阶层又在印度议会中拥有相当的席位，这使他们处于“上下交征利”139状态中的既得利益得到政治上的保障。政府在“票数”面前，永是“弱势群体”。其结果是印度独立以来几乎所有有利于国家和广大底层群众的重大决策，比如尼赫鲁提出的社会主义思想和相关加强国家控制宏观经济力量、削减剥削阶层、消除贫困等决策，以及英迪拉•甘地及其后继人拉吉夫•甘地在其执政期间不惜用激进的另组国大党的方式贯彻尼赫鲁的社会公平思想、在经济领域全力推行带有社会主义色彩的限制富人的政策，在议会中几乎全被搁浅或在执行中被虚化。在印度决定国家命运的不是占多数工农的利益而是代表地主、民族资本家和买办资本家利益的议员、阁员乃至被各利益集团操纵的选票。

　　国家发展也是主权国家的一种国际权利。这种权利的性质在印度独立之初就由国大党内代表大地主和资本大财团利益的集团所铸的社会结构所规定。而这个结构又规定了表现为国民财富的年度生产利润在分配领域为拥有私有权的地主、资本家、国际资本及官僚买办阶层所瓜分程度。而每次经济大发展带给国家的不是生产主体的大反哺而是这些阶层更大的利润瓜分。鉴于资金短缺及政府财政对国内国际财团的依赖，印度政府对经济的宏观调控能力除了空洞的社会保障目标外，几乎无所作为。由于国民财富不能反哺生产者，占人口多数的生产者失去进入中产阶层的可能，国内市场也就失去了占人口多数的人民购买力的支持而陷入萎缩性增长状态。国内市场的萎缩不仅制约了国内购买力的增长，它同时又迫使拥有巨大生产能力的印度资本财团寻求海外市场，并不得不最终形成对西方资金和技术的绝对依赖关系。

　　由于印度在土改中没有触动土地大私有者阶层，在后来的几个五年计划中又扩大和巩固了大资本家阶层和买办阶层，这些阶层构成的所有权结构截流了生产利润，这大大削弱了社会产品对社会劳动的反哺、社会购买力对民族市场支撑，以及由此二者推动的国家经济的可持续性发展的能力。从这个意义上与中国五十多年发展比较，印度和中国之间存在差距不在于发展本身，而在于由建国初就铸定的不同的可持续发展的基础。

　　列宁说“任何社会制度，只有在一定阶级的财政支持下才会产生”。140 印度的社会制度是由资本家与地主阶层提供的财政支撑的，这样的制度自然要反哺他们而不是反哺人民。而没有人民及由人民购买力支撑的民族市场，国家发展的可持续潜力就会日益萎缩并最终导致本来高于中国的发展潜力，在独立50多年后反大大落后于中国历史结果。根据安格斯•麦迪森统计，1913-1952年间，中国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的年均复合增长率为-0.1%,而印度为-0.3%。从1952年起，印度迅速被中国甩在后面。1952-1978年间，中国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的年均复合增长率为2.3%,而印度为1.7%。此间，中国实行压低国民消费，控制外贸，集中财力进行基本建设。这为中国奠定了支持未来中国可持续发展的独立自主的国民经济体系。改革开放后中印差距再次拉大。1978-1995年间，中国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的年均复合增长率为6.0%,而印度为2.8%。141

　　如果我们再将研究视野从18世纪初扩大到20世纪末近300年的大历史时段，全方位地来考察和比较印度与中国的国家发展变迁轨迹，就会进一步发现，彻底的政治革命在国家发展进程中所起“历史的火车头”142作用。

　　1700-1995年印度与中国经济水平比较　　

　　资料来源:：根据安格斯•麦迪森(Angrus Madison)《中国经济的长远未来》(Chinese Economic performance in the Long Run)(楚序平、吴湘松译，新华出版社1999年版)，第57-58页数据整理。

　　国家的成长与生命的成长遵循着同一规律。从上表“国民总产值”、“人均国民总产值”、“在世界国民总产值中的地位”、“国民总产值增长率”、“人均国民总产值增长率”五个方面对1700-1995年间印度与中国的发展进程作大历史比较，不难看出，从1952年是中国与印度在上述五个方面的差距全面拉开的第一个关节点。这一年中国土地改革基本完成并开始向社会主义所有制过渡，而在印度马拉松式且没有结果的印度土地改革才刚起步。正是发生在建国之初的不同的社会改造结构造成的不同的资源“初始配置”模式，铸定了印度──相对于中国而言──先天不足的“经济胚胎”，这种“经济胚胎”的先天的和致命的病因在于国家经济基础即民族市场在其中得不到充足的利润反哺，并因此不能形成充足的支撑经济发展的购买力。正是由尼赫鲁土改“豆腐渣”工程在印度国家生命体中铸入的先天特性的“病因”，致使印度在半个世纪的发展落伍于中国。而这一点也是全球化进程中两种发展即自主型模式和依附型模式产生的基石性原因。英国、美国与苏联、中国是前一种自主型模式的范本，拉美诸国及印度则是后一种模式的范本。历史表明，拉美模式对大国的发展而言，是一条“因发展而不能发展”，因而是没有前途的发展模式，而印度在独立之初恰好就不幸地选择了这样一种发展模式。

　　生存和发展是现代主权国家的在国际社会中天然享有的民主权利。如果说，1952年至中国改革开放前，是中国为独立自主的发展道路建立完整的国民经济体系的时期——这一时期也可视为新中国在国际上为其争取生存权利的时期，那么，改革开放以后，中国更是在毛泽东建立的门类比较齐全的国民经济体系之上再次大发展时期──这一时期也可视为新中国在国际上为其争取发展权的时期。从上表1978-1995年的各项数据的比较中，我们也会看到在这一时期印度再次被中国大幅抛在后面。印度两次落伍，究其原因，正是印度独立以来建立的社会经济结构(即主流话语中的“社会制度”)导致了当代印度国家发展权利的失败。印裔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马蒂亚?森关于第三世界国家“权利失败”问题的结论应验了马克思的那句名言：“权利永远不能超出社会的经济结构以及由经济结构所制约的社会的文化发展”。143值得指出的是，中共“十六大”之后，中国经济开始出现强劲的国家“反哺农业”的政策走向，144如果这个政策得到有力贯彻实施，可以预见，印度发展自1952年、1978年后，将再破落伍底线。

　　根据上述对印度结构式的考察和深入的理论分析，本报告对印度的未来国家发展潜力评估得出下列结论：

　　1.英国在印度的殖民统治断送了印度中世纪文明的发展进程，却没有给印度人带来自主型的——相对于拉美式的——资本主义的近代发展进程。145在生产分配领域，英国人在没有消灭旧的封建阶级的条件下，又给印度送来了新的国民财富的截流者即殖民统治官员。印度独立后尽管废除了服务于殖民统治的柴明达尔制度，但却变相保留了其他封建地租食利者阶层，并在此之外又新增了民族资本家阶层。在国内市场日益萎缩的条件下，资本家及新兴有产阶层中新增出为国际资本服务的买办阶层。这些阶层队伍如此庞大以致他们利用私有权瓜分印度年度利润之后，社会生产者主体即劳动者阶层所得无几。由此而言，除了主权归属不同，印度独立后所建立的只不过是殖民地时期的金字塔利润分配结构的变形。这种结构既断送了印度在二战后进入苏联、中国等国家自主型社会主义道路的可能，也断送了印度在全球化时代进入英美等西方国家自主型资本主义道路的可能。经过五十多年的痛苦挣扎性选择，当代印度实际上已不情愿和半推半就地滑入依附于国际资本的拉美式的发展贯性之中。印度已成为拉美模式在亚洲的另存形式。

　　2.印度独立以来形成的社会结构既阻碍了生产力可持续性发展，也削弱了印度国家发展的可持续潜力。如果将印度的国家发展潜力分为表现为存量的自然资源潜力和表现为变量的高效利用这些资源的能力潜力。与中国比较，印度的国家发展潜力只具有自然资源存量优势，而缺乏高效利用这些资源的国家能力的变量优势。中国相对于印度的发展优势主要体现在后一方面。由于中国拥有良好的运用其自然资源的政治经济结构及由此产生的高效能力，在可见的将来印度要赢得相对于中国的发展优势是不可能的。

　　3.但上述两点结论的确定是有条件的，即只在当代中国已确定的社会主义制度参照系和当代印度已确定拉美模式的坐标系中，上述对印度的评估结论才是成立的。由此，我们进一步推导出的结论是：鉴于印度自然资源尚未大规模开发，并对中国保持着相当的后发优势，146如果未来中国发展自觉或不自觉地走上具有拉美特征的印度发展道路，并由此形成拉美式的社会经济结构，那么，中国的发展将会再次落伍于印度。147

　　4.最后，对印度的国家发展潜力的评估不能不考虑印度议会体制对印度未来的影响。这一点使目前“印度热”中的所谓“自由派”人士甚为乐观，148而笔者的评估结论则是非常悲观的。从“减震”的角度考虑，尼赫鲁留给印度的“民主体制”不仅使政府失去效能，同时也使“人民革命”失去效能。这正如英国殖民统治留给印度的“议会体制”既瓦解了印度知识分子，也瓦解了印度劳动者的反英民族革命的后果一样。印度这种体制的“减震”作用既留给了印度政府解决问题的时间，同时也增加了印度政府解决问题的难度。149从这个意义上说，如无“猛药”根治，议会制度的“减震”作用，对具有结构性危机的印度国家所产生的后果，不会是迅速崩溃，而只能是缓慢衰落，乃至—— 鉴于印度所处的非常敏感的世界海权地缘中心位置——瓦解，150并且是在印度人不知不觉中瓦解。

　　印度，英国在退出世界之前抛在南亚的“雾都孤儿”，151自被英国皇室抛弃后，既不断进行“民主”整容，也送给西方大量“彩礼”，但被甩在资本外围的印度始终没有——恐怕将来也不会——得到西方的“爱情”。

　　【注释】：

　　1赵忆宁：“冷眼静观印度民主”，http://www.nanfangdaily.com.cn/jj/20040527/jd/200405260022.asp。

　　2 参见：“走向救赎：中国城乡二元结构的转型——两个局外人的对谈录之十”，

　　http://www.tylf.net/show_topic.asp?num=829。

　　3引自2005年3月14日温家宝总理在十届人大闭幕后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的讲话，http://cn.news.yahoo.com/050314/355/29w69.html

　　4“印度经济十年难追中国龙象之争在欧美学界升温”

　　http://www7.chinesenewsnet.com/gb/MainNews/SocDigest/Economy/2005_3_10_21_25_2_166.html

　　5[瑞士]吉尔伯特•艾蒂安(Gilbert Etienne)著，许铁兵、刘军译：《世纪竞争：中国和印度》(China-Inde Le match du sidcle)，新华出版社，2000年版。

　　6 “印度经济潜力还未完全显现 或取代中国火车头”

　　http://www.zaobao.com.sg/special/newspapers/2005/02/homeway070205.html

　　7 2001年3月5日印度内政部长阿德瓦尼在安达曼群岛首府布莱尔港视察时讲话。

　　http://www.people.com.cn/GB/guoji/22/85/20010306/409546.html

　　8 不包括中印边境印占区，锡金和克什米尔印度实际控制区。

　　9 据《国际统计年鉴》(2004)第30页提供的数据计算。

　　10 笔者认为：“全球化”并非工业社会的专利。在此之前，人类历史刚经历过以四大文明古国为辐射源的农业全球化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居于强势地位的农业国家和民族最终或征服或同化了其他非农业国家和民族，由此使自然农业生产方式在世界范围居于优势和主体地位，其中农业霸权国家依其高于其他国家和民族的农业资源(土地、人口、技术等)在其创造的贡赋体系中，吸吮其他弱势国家的资源。其他民族也曾对这种农业全球化浪潮进行过和平或暴力的抵制，这种抵制也曾对世界形成巨大的冲击，比如公元10世纪中亚游牧匈奴人对欧洲及大月氏人和13世纪游牧蒙古人对欧亚大陆农业民族及其王朝国家的冲击，其结果是征服者被被征服者所征服，这些非农业征服民族无一例外地被农业全球化的浪潮所溶化。参见张文木著：《世界地缘政治中的中国国家安全利益分析》，山东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67页。关于“农业全球化”的讨论，还可参阅彼德???A?考克莱尼斯(Peter A. Coclanis)："来自过去的教训——历史语境下的农业全球化"，北京大学世界现代化进程研究中心主编：《现代化研究》第3辑，商务印书馆，2005年版

　　11 1600-1947年印度与英国的宏观经济比较(略)

　　12 印度在英国统治末期的社会结构 (略)

　　13 20世纪20年代初，印度国防开支占国民总开支与总收入的比例高于英国、澳大利亚、加拿大、南非、西班牙、法国、意大利、美国、日本。如表所示：(略)

　　14 鲁达尔?达特、K•P•M•桑达拉姆著，雷启准等译：《印度经济》(上)，四川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40页。

　　15 四川大学南亚研究所：《印度经济》，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0页。

　　16 [英]安格斯?麦迪森(Angus Maddison)著，伍晓鹰、许宪春、施发启译：《世界经济千年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04页。

　　17 鲁达尔?达特、K???? P? M?桑达拉姆著，雷启准等译：《印度经济》(上)，四川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56页。

　　18 鲁达尔?达特、K???? P? M?桑达拉姆著，雷启准等译：《印度经济》(上)，四川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40页。

　　19 转引自周一良、吴于廑主编：《世界通史》(近代部分 上册)，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第262页。

　　20 参见前表“1600-1947年印度与英国的宏观经济比较”。

　　21 1860-1950年间印度人均收入增长率(略)

　　22 [英]安格斯?麦迪森(Angus Maddison)著，伍晓鹰、许宪春、施发启译：《世界经济千年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09、110页。

　　23 1936-1948年中国资本估值(单位：万元)(略)

　　24 董志凯主编：《1949-1952年中国经济分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23页。

　　25 董志凯主编：《1949-1952年中国经济分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39页。

　　26 董志凯主编：《1949-1952年中国经济分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29页。注：文中“元”所指币种不详。

　　27 董志凯主编：《1949-1952年中国经济分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40页。

　　28印度和中国在世界GNP总值分布中的地位及经济发展水平比较(1700-1952)(略)

　　29中国和印度GNP及人均GNP的增长率(1700-1952)(略)

　　30 1949年中国和印度主要工业产品产量比较(略)

　　31 “权利永远不能超出社会的经济结构以及由经济结构所制约的社会的文化发展”。马克思：“哥达纲领批判”，《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2页。

　　32 “帝国主义战线的链条通常一定要在它最薄弱的环节被突破，但是无论如何不一定要在资本主义比较发达，无产者占百分之多少、农民占百之多少等等的地方被突破。”斯大林：“论列宁主义基础”，《斯大林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207页。

　　33 1890-1933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水平，人口和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略)

　　34 1948年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工业处境进一步恶化。实行金圆券时，民族资产阶级先是被迫缴出金、银、外汇，接着又被迫按限价抛售物资，损失惨重。在物价不断狂涨的条件下，不仅货物脱手后再也买不回下一个生产过程所必需的原材料，就连记账、核算都无法进行。于是，民族资本主义工业几乎全部瘫痪，仅存的资金也被资本家抽了出去抢购物资，或进行金融投资。1949年，中国工业的生产量与历史上最高年产量相比，煤减少了一半以上，铁与钢减少了80%以上，棉织品减少1/4以上，总的来说，平均减产将近一半。参见：况浩林 编著：《简明中国近代经济史》，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373页

　　35 1937-1943年国民党政府财政赤字(略)

　　36 1919-1929年间中国农村两极分化加剧。下表是广东新会的各类农户的变化，该表反映出农村两极分化加剧的趋势。表中9亩以下和160亩以上的农户增长了，而处于中间的10-39亩和40-159亩的农户减少了。

　　37 当然历史上也有许多代表工农利益的政党在取得政权后背叛工农利益的案例，但列宁、斯大林及中国毛泽东领导的共产党则始终将工农联盟作为国家政治的基础，将工农利益作为国家的核心利益。这完全是由他们那一代人的成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坚定的共产主义信仰和成熟的革命经验决定的。

　　38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1-22页。

　　39 《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710页。

　　40 印度民族运动领导人M.K.甘地在回答英国记者费晓提问时，直截了当承认国大党的经费“实际上全部”来自印度的富翁。美国作家弗兰克尔在她的著作中披露了塔塔、比尔拉财团对国大党提供资金的情况。比尔拉财团首脑C.D.比尔拉同甘地、尼赫鲁和巴特尔等国大党领袖人物之间的密切关系更是路人皆知。独立前C.D.比尔拉在国大党同英国殖民当局的政治交易中，实际上充当掮客的角色。参见：孙培均等：《印度垄断财团》，时事出版社1984年版，第42-43页。

　　41 林承节著：《印度独立后的政治经济社会发展史》，昆仑出版社2003年版，第4-5页，78-79页。

　　42 “现代的国家政权不过是管理整个资产阶级的共同事务的委员会罢了。”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53页。

　　43 马克思：“在历史进程中，掠夺者都认为需要通过他们自己硬性规定的法律，来赋予他们凭暴力得到的原始权利以某种社会稳定性。”《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51页。

　　44 “生产直接是消费，消费直接是生产。每一方直接是它的对方。可是同时在两者之间存在着一种媒介运动。生产媒介着消费，它创造出消费的材料，没有生产，消费就没有对象。但是消费也媒介着生产，因为正是消费替产品创造了主体，产品对这个主体才是产品。产品在消费中才得到最后完成。一条铁路，如果没有通车、不被磨损、不被消费，它只是可能性的铁路，不是现实的铁路。没有生产，就没有消费，但是，没有消费，也就没有生产，因为如果这样，生产就没有目的。”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93-94页。

　　45 “人地关系紧张是土地制度变迁的重要前提。”温铁军著：《中国农村基本经济制度研究》，中国经济出版社2000年版，第74页。

　　46 文富德著：《印度经济发展、改革与前景》，巴蜀书社2003年版，229-230页。

　　47 鲁达尔?达特、K???? P? M?桑达拉姆著，雷启准等译：《印度经济》(下)，四川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58页。

　　48 1936年4月印度国大党在勒克瑙召开第四十届年会上提出了一项土地纲领，认为“国家最重要和最紧迫的问题是农民惊人的贫穷、失业和债务，这些基本上是由于过时的和压迫的地权制度和田赋制度，而近几年来农产品价格的大幅度下跌又加剧了这个问题。这个最终解决必然包括清除英帝国主义的剥削、彻底改变地权和田赋制度，以及国家承认有向农村失业群众提供工作的义务。” 1945年9月、11月，国大党国家计划委员会先后开会讨论土地问题，还提出具有社会主义性质的“组织合作社”和“取消国家和实际耕种者之间各类中间人地主”的土改方针，指出：“必须组织合作社来耕种开垦的荒地和由国家征收的其他土地，并在各地鼓励组织其他形式的合作农业;不承认国家和耕种者之间的各种中间人地主，他们的各种权利以及土地财产所有权被付与必要的令人满意的偿金以后由国家征收;在现有田赋制度不变的情况下，对来自土地的高收入征收累进税，对实际的小耕种者适当减轻田赋负担。” (转引自黄思骏著：《印度土地制度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81、284页)

　　49 “土地改革计划开始具有雷鸣般的热情，但是，这个热情的活力很快就消失了，土地改革的执行变成了没精打采的事情。”鲁达尔?达特、K???? P? M?桑达拉姆著，雷启准等译：《印度经济》(下)，四川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69页。

　　50四川大学南亚研究所：《印度经济》，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33页。

　　51文富德著：《印度经济发展、改革与前景》，巴蜀书社2003年版，第79-80页。

　　52 四川大学南亚研究所：《印度经济》，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33、40页。

　　53鲁达尔?达特、K???? P? M?桑达拉姆著，雷启准等译：《印度经济》(下)，四川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77页。

　　54四川大学南亚研究所：《印度经济》，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41页。

　　55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1972年版，第262页。

　　56鲁达尔?达特、K???? P? M?桑达拉姆著，雷启准等译：《印度经济》(下)，四川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140页。

　　57鲁达尔?达特、K???? P? M?桑达拉姆著，雷启准等译：《印度经济》(下)，四川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99页。

　　58鲁达尔?达特、K???? P? M?桑达拉姆著，雷启准等译：《印度经济》(下)，四川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105、183页。

　　59林承节著：《印度独立后的政治经济社会发展史》，昆仑出版社2003年版，第93-99页。

　　60 如安得拉邦的上下限为27-324英亩;拉贾斯坦为27-216英亩。

　　61 鲁达尔?达特、K???? P? M?桑达拉姆著，雷启准等译：《印度经济》(下)，四川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69页。

　　62 “征交”，相互争夺。“孟子•梁惠王上”，见刘俊田等译注：《四书全译》，贵州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341页。

　　63 “关于农业互助合作社的两次谈话”，《毛泽东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120页。

　　64经济学家普纳布•巴丹说：印度经济低增长源于不合理的政治经济结构。国家对工业资本家阶级、富农阶级和白领工人在内的自由职业阶级安抚政策的结果是“越来越多的资金用去满足占统治地位的有产阶级的各方面的需要，在此同时，资金也就耗尽了”;巴丹指出“最重要的、渗透经济各方面的因素是三个有产阶级工业资本家、富农和自由职业阶层的冲突。结果形成了用以满足统治联盟中各伙伴利益的补贴和优惠制度，致使用于资本积累的资金被吞蚀，非发展费用无限制地继续增加”。(《印度经济》(下)第281、284页)

　　65 “关于农业互助合作社的两次谈话”，《毛泽东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117页。

　　66董志凯主编：《1949-1952年中国经济分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80页。

　　67国家统计局国民经济平衡统计司编：《国民收入统计资料汇编1949-1985》，中国统计出版社1987年版，第29页。

　　68国家统计局国民经济平衡统计司编：《国民收入统计资料汇编1949-1985》，中国统计出版社1987年版，第41页。

　　69国家统计局国民经济平衡统计司编：《国民收入统计资料汇编1949-1985》，中国统计出版社1987年版，第29页。

　　70国家统计局国民经济平衡统计司编：《国民收入统计资料汇编1949-1985》，中国统计出版社1987年版，第41页。

　　71 按可比价格计算。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国民经济平衡统计司编：《国民收入统计资料汇编1949-1985》，中国统计出版社1987年版，第31页。

　　72按可比价格计算，以1952年为100。

　　73国家统计局国民经济平衡统计司编：《国民收入统计资料汇编1949-1985》，中国统计出版社1987年版，第44页。

　　74林承节著：《印度独立后的政治经济社会发展史》，昆仑出版社2003年版，第159页。

　　75 以上资料取自林承节著：《印度独立后的政治经济社会发展史》，昆仑出版社2003年版，第202-203页。

　　76 印度教育部：《印度国际报告》，第3卷“经济结构和活动”，第502-521页。转引自孙培均等：《印度垄断财团》，时事出版社1984年12月版，第44-45页。

　　77资料来源：孙培均等：《印度垄断财团》，时事出版社1984年12月版，第45-46页。

　　78 《垄断调查委员会1965年报告》，转引自孙培均等：《印度垄断财团》，时事出版社1984年12月版，第47页。

　　79转引自鲁达尔?达特、K???? P? M?桑达拉姆著，雷启准等译：《印度经济》(上)，四川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341页。

　　80印度各邦政府国库账中各种税收及其比重(单位：亿卢比)(略)

　　81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93-94页。

　　82 这里笔者有意识将“公民”与“人民”作出区别。前者是法权的划分，在国家宪法中公民不分阶级或阶层而只依纳税人身份的划分。后者是国家公民中基本多数的主体性划分。比如在第三世界国家中，工人农民是公民的主体，而在西方资本主义发达国家中，中产阶级则是公民的主体。从这个意义上说，人民是公民的主体部分。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应当是以人民生产和消费为出发点和服务目的市场经济，首先是服务于人民利益而非利润市场经济。1942年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讲话上说：“为什么人的问题，是一个根本的问题，原则的问题。”(《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57页)在今天，“为什么人的问题”也应当是中国市场经济建设的根本问题和原则问题，是旗帜问题和道路问题。走独立自主的发展道路，就得依靠人民，服务于人民;而走拉美式发展道路，则要以牺牲人民和国家的利益，换取国家的附庸国的地位和少数人的利益。

　　83 中国国家统计局：《国际统计年鉴》(2004)，中国统计出版社2004年版，第203页。

　　84鲁达尔?达特、K???? P? M?桑达拉姆著，雷启准等译：《印度经济》(下)，四川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277页。

　　85资料来源：林承节著：《印度独立后的政治经济社会发展史》，昆仑出版社2003年版，第161、167、168、171页。

　　86参见鲁达尔?达特、K???? P? M?桑达拉姆著，雷启准等译：《印度经济》(下)，四川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586页。)

　　87 参见鲁达尔?达特、K???? P? M?桑达拉姆著，雷启准等译：《印度经济》(下)，四川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281、284页。

　　88鲁达尔?达特、K???? P? M?桑达拉姆著，雷启准等译：《印度经济》(下)，四川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277页。

　　89温铁军著：《中国农村基本经济制度研究》，中国经济出版社2000年版，第177页。

　　90温铁军著：《中国农村基本经济制度研究》，中国经济出版社2000年版，第177页。

　　91 “关于农业互助合作的两次谈话”，《毛泽东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117页。

　　92 20世纪50年代，既是印度和中国选择国家发展道路的重要的历史时期，也是两国分道扬镳的时期。1955年毛泽东同志在“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讲话中，清楚地表达了他拒绝走资本主义道路，坚持并加速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想法。他说：苏联建成社会主义的伟大历史经验，鼓舞着我国人民，它使得我国人民对于在我国建成社会主义充满了信心。可是，就在这个国际经验问题上，也存在着不同的看法。有些同志不赞成我党中央关于我国农业合作化的步骤应当和我国的社会主义工业化的步骤相适应的方针，而这种方针，曾经在苏联证明是正确的。他们认为在工业化的问题上可以采取现在规定的速度，而在农业合作化的问题上则不必同工业化的步骤相适应，而应当采取特别迟缓的速度。这就忽视了苏联的经验。这些同志不知道社会主义工业化是不能离开农业合作化而孤立地去进行的。首先，大家知道，我国的商品粮食和工业原料的生产水平，现在是很低的，而国家对于这些物资的需要却是一年一年地增大，这是一个尖锐的矛盾。如果我们不能在大约三个五年计划的时期内基本上解决农业合作化的问题，即农业由使用畜力农具的小规模的经营跃进到使用机器的大规模的经营，包括由国家组织的使用机器的大规模的移民垦荒在内(三个五年计划期内，准备垦荒四亿亩至五亿亩)，我们就不能解决年年增长的商品粮食和工业原料的需要同现时主要农作物一般产量很低之间的矛盾，我们的社会主义工业化事业就会遇到绝大的困难，我们就不可能完成社会主义工业化。这个问题，苏联在建设社会主义的过程中是曾经遇到了的，苏联是用有计划地领导和发展农业合作化的方法解决了，我们也只有用这个方法才能解决它。其次，我们的一些同志也没有把这样两件事联系起来想一想，即:社会主义工业化的一个最重要的部门──重工业，它的拖拉机的生产，它的其他农业机器的生产，它的化学肥料的生产，它的供农业使用的现代运输工具的生产，它的供农业使用的煤油和电力的生产等等，所有这些，只有在农业已经形成了合作化的大规模经营的基础上才有使用的可能，或者才能大量地使用。我们现在不但正在进行关于社会制度方面的由私有制到公有制的革命，而且正在进行技术方面的由手工业生产到大规模现代化机器生产的革命，而这两种革命是结合在一起的。在农业方面，在我国的条件下(在资本主义国家内是使农业资本主义化)，则必须先有合作化，然后才能使用大机器。由此可见，我们对于工业和农业、社会主义的工业化和社会主义的农业改造这样两件事，决不可以分割起来和互相孤立起来去看，决不可以只强调一方面，减弱另一方面。苏联的经验，在这个问题上也给我们指出了方向，我们的有些同志却没有注意，他们老是孤立地互不联系地去看这些问题。其次，我们的一些同志也没有把这样两件事联系起来想一想，即:为了完成国家工业化和农业技术改造所需要的大量资金，其中有一个相当大的部分是要从农业方面积累起来的。这除了直接的农业税以外，就是发展为农民所需要的大量生活资料的轻工业的生产，拿这些东西去同农民的商品粮食和轻工业原料相交换，既满足了农民和国家两方面的物资需要，又为国家积累了资金。而轻工业的大规模的发展不但需要重工业的发展，也需要农业的发展。因为大规模的轻工业的发展，不是在小农经济的基础上所能实现的，它有待于大规模的农业，而在我国就是社会主义的合作化的农业。因为只有这种农业，才能够使农民有比较现在不知大到多少倍的购买力。这种经验，苏联也已经提供给我们了，我们的有些同志却没有注意。他们老是站在资产阶级、富农或者具有资本主义自发倾向的富裕中农的立场上替较少的人打主意，而没有站在工人阶级的立场上替整个国家和全体人民打主意。(“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毛泽东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181-182页。)

　　鉴于印度发展的后果，现在看来，毛泽东当时坚持社会主义道路，提速社会主义改造进度的决策是正确的和富有战略远见的。可以说，中国未来伟大的国运由此奠定。

　　93 阿玛蒂亚•森著，任頣、于真译：《以自由看待发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259页。另外，新中国的经济文化迅速发展主要成就在安格斯•麦迪森写的《中国经济的长远未来》中也有全面客观的介绍。

　　94 “周书曰：‘农不出则乏其食，工不出则乏其事，商不出则三宝绝，虞不出则财匮少，财匮少而山泽不辟矣。’ 此四者，民所衣食之原也。原大则饶，原小则鲜，上则富国，下则富家”。司马迁：《史记•货殖列传序》。

　　95 “关于农业互助合作的两次谈话”，《毛泽东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117页。

　　96 “美国的储蓄与消费之间的缺口是靠外资流入来填补的，这表现为美国经常项逆差与资本项顺差之间的对等关系，即美国必须从国外筹得足够的款项才能满足国内日益扩大的消费。” 王建：“美元霸权的终结与保卫美元的战争——无可挽救的美元危机”，http://www.yannan.cn/data/detail.php?id=6120

　　97 对此小平同志看得明白，他说“国家的主权和安全要始终放在第一位”。“整个帝国主义西方世界企图使社会主义各国都放弃社会主义道路，最终纳入国际垄断资本的统治，纳入资本主义的轨道。现在我们要顶住这股逆流，旗帜鲜明。因为如果我们不坚持社会主义，最终发展起来也不过成为一个附庸国，而且就连想要发展起来也不容易。现在国际市场已经被占得满满的，打进去都很不容易。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47页、第311页)

　　98 1961-1980年印度及西方主要国家私人和政府最终消费年均增长率(%)(略)

　　99《国际经济和社会统计资料》(1950-1982)，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5年版，第31页。

　　100 《国际经济和社会统计资料》(1950-1982)，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5年版，第33页。

　　101按当年价格计算，参见中国国家统计局：《国际统计年鉴》(2004)，中国统计出版社2004年版，第96页。

　　102参见鲁达尔?达特、K???? P? M?桑达拉姆著，雷启准等译：《印度经济》(上)，四川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398页。

　　103印度公营和私营部门投资利润率比较(1980-1990)(略)

　　104 “印度政府外债规模的增长与其收支难以平衡相关”。中国财政部“财政制度国际比较”课题组编著：《印度财政制度》，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9年版，第99页。

　　105中国财政部“财政制度国际比较”课题组编著：《印度财政制度》，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9年版，第53-54页。

　　106 中国全国财政收支总额(1950-1998)(略)

　　107 根据中国国家统计局国民经济综合司编：《新中国五十年统计资料汇编》，中国统计出版社1999年版，第6页提供的数据计算。

　　108中国全国财政主要支出项目(1950-1998)(单位：亿元)(略)

　　109改革开放前中国全国税收收入(1950-1975)(略)

　　110孙培均等：《印度垄断财团》，时事出版社1984年12月版，第44页。

　　111 《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1991年6月版，第1016页。

　　112参见四川大学南亚研究所：《印度经济》，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79页。

　　113转引自鲁达尔?达特、K??? P? M?桑达拉姆著，雷启准等译：《印度经济》(下)，四川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491页。

　　114 印度财政部网页：Economic Survey 2003-2004，

　　http://indiabudget.nic.in/es2003-04/chapt2004/tab73.pdf

　　115 孙培钧、华碧云、张敏秋、高鲲合著：《印度的垄断财团》，时事出版社1984年版，第276页。

　　116文富德著：《印度经济发展、改革与前景》，巴蜀书社2003年版，362页。

　　117 1950-2003年中国进出口贸易总额(人民币：亿元)(略)

　　118 1980-2003年中国全国海关年出口主要商品及其金额(亿美元)(略)

　　119张双鼓等编著：《印度科技与教育发展》，人民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38页。

　　120 中国国家统计局：《国际统计年鉴》(2004)，统计出版社2004年版，第207页。

　　121 文富德：《印度经济发展的经验与教训》，四川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127页。

　　122 “直击印度软件业:突破外包 向价值链上游进发”，http://finance.tom.com/1001/1003/200393-20850.html

　　123 H1B签证为非移民签证，通常是给持F签证的留学生，在美国大学毕业取得学位后，留在美国实习，由雇主出具Labor Condition Certificate劳工证明，有效期3年，可续期3年。当局给这些人合法身份在美国居留，可由劳工证明转办绿卡移民身份。

　　124 张双鼓等编著：《印度科技与教育发展》，人民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256页。

　　125 “直击印度软件业:突破外包 向价值链上游进发”http://finance.tom.com/1001/1003/200393-20850.html

　　126笔者在2000年曾在印度作访问学者，曾在一小餐馆就餐，那天女老板高兴得不得了，说她儿子拿到美国绿卡了。出国和当国家公务员是印度多数大学生的愿望。

　　127 战争是包括国家制度在内的国家综合力量潜力和效率的最集中的体现。印度近现代史凡三百余年，其中对外实施的对英国、中国和巴基斯坦的国家战争中，只有在对巴基斯坦作战中取得优势和胜利。究其原因在于近代史中印度的绝对分封的封建民主制度被英国的工业资本主义民主制度所打败，而现代史中印度的绝对的资本主义民主制度又被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民主制度所打败。“有恒产者有恒心”。(“孟子•滕文公上”，见刘俊田等译注：《四书全译》，贵州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442页)中国人民对毛泽东中国的认同是中国进行的彻底的土地改革的直接结果。1959年，毛泽东向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朋友介绍了西藏民主改革的基本情况。

　　128 马克思：“哥达纲领批判”，《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2页。

　　129 阿玛蒂亚•森著，王宇、王文玉译：《贫困与饥荒》，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第5-6页。

　　130 阿玛蒂亚•森著，王宇、王文玉译：《贫困与饥荒》，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第198页

　　131 阿玛蒂亚•森著，王宇、王文玉译：《贫困与饥荒》，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第14页

　　132 阿玛蒂亚•森著，王宇、王文玉译：《贫困与饥荒》，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第13页。

　　133 阿玛蒂亚•森著，任頣、于真译：《以自由看待发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259-260页。

　　134 “诺贝尔奖得主谈中国医疗保险问题”，http://www.peacehall.com/news/gb/finance/2005/02/200502190001.shtml

　　135福利经济学两大基本定理，第一基本定理假设：完全竞争下的任何一般均衡状态都是帕累托最优。第二基本定理说，给定任何一个帕累托最优的资源配置，必定存在资源禀赋的初始配置，使得从这一初始配置出发所实现的一般均衡的资源配置，恰好就是给定得那个帕累托最优。第二定理认为无成本的转移资源，进行再分配，可以基于效率最大化处理资源配置问题。一般历史经验是，资源的无成本，或低成本转移几乎没有例外是在政治革命的条件下实现的。从这个意义上说，马克思所说的“革命是历史的火车头”是有道理的。

　　136 M.M.波斯坦、H.J.哈巴库克主编：《剑桥经济史》对亚洲19世纪下半叶和20世纪上半叶的印度、中国和日本三国发展有客观的比较和分析：“直到19世纪末，在制造业生产规模上印度还远远领先于日本，这主要归因于印度棉麻工业的早期发展。新世纪的第一个10年中，印日之间的差距在缩小，大约1910年后日本就开始领先。从此以后日本的发展比印度快得多。大约1937年，日本制造工业指数为550，印度为240(两国均以1913年为基年)，此时日本的工业产量是印度的近3倍。”“中日工业发展的一个主要的不同之处在于日本工业的发展主要依靠本地民族企业的发展，而中国直到1937年，大多数规模较大的工业企业或者是外商独资的，或者是外国企业参与的，包括一些广泛涉足金融、商业和工业的综合性企业，这对于中国现代工业的区位有深远的影响。”“尽管从表面上看，西方对印度的经济冲击的后果与中国和日本相似，但两者之间存在着根本的不同。如我们所看到的，日本是在一个目标明确的政府的领导下，在19世纪的第三个25年开始了经济生活的现代化进程，而且其工业很快就发展壮大起来。” M.M.波斯坦、H.J.哈巴库克主编，王春法译：《剑桥经济史》(第六卷)(The Cambridge Economic History of Europe)，经济科学出版社2002年第1版，第827、822、821页。

　　137 [乌拉圭]爱德华多•加莱亚诺著，王玫等译：《拉丁美洲被切开的血管》，人民文学出版社2001年版。

　　138 转引自鲁达尔?达特、K???? P? M?桑达拉姆著，雷启准等译：《印度经济》(下)，四川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276页。

　　139 “孟子•梁惠王上”，见刘俊田等译注：《四书全译》，贵州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341页。

　　140列宁：“论合作制”，《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683页。

　　141 1913-1995年印度与中国业绩增长比较(年均复合增长率)(%)(略)

　　142“革命是历史的火车头”。 马克思：“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74页。

　　143马克思：“哥达纲领批判”，《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2页。

　　144温家宝总理在十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举行记者招待会上说：“我们对中国农村的改革和发展是有长远考虑的,这可以划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就是实行家庭承包经营的基本经济制度,给农民生产经营的自主权,极大地解放了农村的生产力。第二个阶段,就是实行城市支持农村、工业反哺农业的方针,对农民‘多予、少取、放活’。我们现在开始进入了第二个阶段。”参见：“总理提穷人经济学称没农村现代化就没全国现代化”，

　　http://cn.news.yahoo.com/050314/355/29w69.html

　　145 “印度失掉了他的旧世界而没有获得一个新世界，这就使它的居民现在所遭受的灾难具有一种特殊的悲惨的色彩，并且使不列颠统治下的印度斯坦同自己的全部古代传统，同自己的全部历史，断绝了联系。”马克思：“不列颠在印度的统治”，《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64页。

　　146 这里需说明的是，我们平常只注意中国国土陆地面积大于印度，但没有注意到印度的土地大部分都适于居住和耕种，印度居民可以比较均衡地散居于印度各地。而中国则有近1/3的土地面积位于青藏高原高寒地带。这些地带人类生存条件差，可耕地和居民人口主要集中在中国东中部地区。不仅如此，中国在城市化快速推进主要集中于中东部地区，耕地面积锐减的同时，人口也在增长，这更加重了耕地资源的短缺。2001年中国耕地面积仅占土地面积13.5%，而同期印度则达54.4%。(据《国际统计年鉴》(2004)第30页提供的数据计算)2000年笔者从印度北方德里到印度最南端科拉拉邦考察，一路上，城市少见十几层高楼，农村则少见像中国这么密集的村庄。

　　147 值得注意的是，近年来，中国经济在快速发展的同时，中国社会结构也出现某种拉美化征兆。表现比较明显的有四个方面。

　　一是反映近些年中国贫富两极分化的基尼系数增高并超过印度。中国1979年的基尼系数为0.33，1988年为0.382，1994年为0.434，而到2001年则上升为0.45。这接近同期阿根廷的0.52和巴西0.58的水平。基尼系数就是被国际间普遍认同的衡量贫富差距的一个权威指标。一般认为，基尼系数小于0.2,表示居民之间收入分配“高度平均”;0.2—0.3，表示“相对平均”;0.3-0.4，表示“比较合理”。同时，国际上通常把0.4作为贫富差距的“警戒线”。而一旦基尼系数超过0.6，表明该国家就有发生动乱的潜在危险，因此又有人称0.6为“动乱线”。学界一般认为，中国的官方数据低估了基尼系数的实际水平。学者们普遍认同中国基尼系数的真实水平应该在0.5或以上。而印度1997年基尼系数为0.38，到2000年则降为0.33，即中国1979年的水平(来源：国家统计局编：《国际统计年鉴》，中国统计出版社2003年版、2004年版，

　　第194、202页;《国际统计年鉴》;“中国贫富差距碰到警戒线”，

　　http://www.globalview.cn/ReadNews.asp?NewsID=2490)。在2004 年中国财富管理论坛上，美林集团发表的年度全球财富报告称，2003年中国百万美元的富豪达到24万人，所掌握的财富总额达到9690亿美元，几乎相当于2003年13亿中国人创造的社会财富总和。姑且不论这种数字是否准确，但透露的信息至少告诉我们，中国的社会财富正以迅猛异常的速度向极少数人群聚集，这一群体在13亿人口的大国所占的比例不到1%。据统计，20世纪80年代，10%的人掌握着60%的有价证券和40%的银行储蓄;90年代末，20%的人拥有80%的银行储蓄;而现在，1%的人拥有50%以上的社会财富。《新财富》公布的2003年“中国400大富豪”调查报告显示，400多名富豪拥有3031亿元资产，相当于人口数千万的贵州省3倍以上的GDP。根据民政部门的统计，2003年最低生活保障的人数为2100万人，而中国农村未解决基本温饱的人口有3000多万，低收入人群(即人均年收入低于100美元)为6000多万，几个数字简单相加，人数便超过了1亿。2004年7月17日，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副组长、扶贫办公室主任刘坚认为：2003年未解决基本温饱的贫困人口不但没有减少，反而增加了80万人。更为严重的是，贫困人口与其他农民的收入差距拉大，贫困人口的收入上限是637元，全国农民人均纯收入是2622元。两者之比为1：4.12，与1992年的1：2.45 比较，贫富差距在进一步扩大。

　　其二，是中国社会对贫困缺乏切实的救助措施，使得贫困人口维持生计都极为困难;同时贫困人口的大量产生，与极少数富人过分挤占社会资源密切相关，可以说，改革开放既造就了富豪，也制造了穷人。20世纪90年代以来，穷人的增长速度远比富人要快得多。据联合国统计，中国目前18%的人口每天的生活费不足1美元，这就是说，中国目前仍然有2.35亿人生活在国际贫困线之下，而不是世界银行所说的8800万，更不是按我们自己的标准所说的3000万。清华大学李强教授对贫富问题做过比较多的量化研究。他认为90年代以来，贫富差距迅速拉大，已远远超过了一般意义上的国际警戒线。这种判断与中国社会科学院收入分配课题组的结论是一致的。中国社会科学院经过数年长期跟踪，分别于1988年、1995年、2002年展开三次全国范围的住户调查，并于2004年初完成了调查报告，其结论是中国城乡收入差距、贫富差距世界最高。《中国财政》曾经披露过一组统计数据：2000年，高收入家庭仅占2%，中等收入家庭占18%，而低收入家庭占80%。这说明，中国高、中、低收入家庭的比例呈金字塔形。少数人占有社会大量财富，大多数人处于相对或绝对贫困之中。深圳是中国改革开放的重要窗口，也是贫富悬殊最大的地区之一。2003年深圳各占10%的高收入群体和低收入群体年均收入分别为7.5万元和5200元，两者相差十几倍。

　　清华大学国情研究中心数据调查显示，目前我国城镇居民对生活状况不满者近2亿人，占城镇总人口的45%，非常不满意者约3200万—3600万人，占城镇总人口的7%—8%。农民占中国国民总数的75%，按照中国社科院的调查，农民在我国财富总额里占的比例不高于4%。也就是说，我们的城乡人口比是1比3，财富拥有比例是96比4;农民财富拥有额仅为城市人口的1/72，用百分比显示是1.388%。相比城市人，农民真的是一贫如洗，因而农民构成了我国穷人的主体。据全国总工会的调查资料显示，截止2003年底，进城务工的农民工被拖欠的工资保守的估计在1500亿元人民币以上。国家社会保障部提供的数字显示：目前全国职工约2.07亿人，其中进城的农民工约9000万人，这就是说，平均每个农民工被拖欠1500多元。而我国农民人均纯收入全年不足2000元，1500多元在农民收入中所占的比重，已经严重威胁到了他们的基本生存权。(来源：“令人困惑的贫富中国”，http://blog.blogchina.com/article_71366.595319.html)

　　其三，是中国近些年的财政扩张政策导致中国债务总和占GDP的比重已过60%，已超过国际普遍认可的50%的安全线。(资料来源：“经济学家厉无畏分析宏观形势积极财政政策应淡出”，

　　(http://www.cas.cn/html/Dir/2004/07/26/6683.html)

　　最后，自1978年以来，中国农业生产也出现较严重的萎缩性增长现象。1978年中国GDP增长率为11.7%，农业增加值增长率为4.1%，2003年中国GDP增长率为7.9%，农业增加值增长率降为2.8%(刘国光等主编：《2003年：中国经济形势分析与预测》，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292页)。这在相当程度上正在削弱着中国的民族经济和民族市场的根基。

　　148 美国国家情报委员会(NIC)日前发布报告称，印度具备的经济潜力不逊于中国，从长远来说，其可能取代中国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火车头”。据悉，在美国几乎所有的大型咨询和情报机构背后都有NIC的影子，其中也包括美国中央情报局。在日前发布的报告中，NIC承认了中国眼下的绝对经济优势。NIC指出，根据两国GDP(国内生产总值)和吸引外商投资的数据来看，在经济上，印度同中国还不可同日而语。仅从近几年来说，印度的累计增长率就落后了中国20%。NIC同时指出，一批专家在接受其访谈时均指出，印度的经济潜力还未完全显现，一旦充分发挥，印度将取代中国成为全球发展最快的经济体。同时，报告认为，印度的资本市场继承了其前宗主国英国的一套成熟体系，在高科技领域拥有一大批拥有全球竞争力的优秀公司，而中国经济目前最大的隐忧正是其“危机四伏”的金融体系，经济也严重依赖外商投资，缺乏一批有核心优势的本土公司。报告最后也“直言不讳”地指出了印度的一些问题。NIC认为，相比印度能够取得的经济增长速度，其目前的增长速度至少要低2~3个百分点。此外,印度的地方政府官僚习气还很严重，营商环境不甚乐观。这使得国际投资者对于这个潜力巨大的国家仍然心存犹疑，处于观望姿态，从而使印度在外商直接投资(FDI)上大大落后于中国。同时，印度的政党斗争过于激烈，使得政府无法一以贯之执行一个稳定的经济政策。

　　(资料来源：“印度经济潜力还未完全显现 或取代中国火车头”，《印度时报》比较两国：印度有对华优势

　　http://world.people.com.cn/GB/41219/3632639.html。

　　149 2000年间笔者去印度进行考察，看到印度政府许多重大有益的政策，即使是极简单的事情如计划生育、汽车排气标准、增减工资福利、街道摆摊等，都在一次次讨论和游行中不了了之。相反1998年印度核试验的决策，据悉，却是在只有极少数政治家知道的情况下成功实现的。

　　150 “根据上世纪英国对印政策的经验，从宗教和地理上分裂印度将是本世纪的世界霸主的最有可能的选择。如果说当年英国人肢解的是印度西北部的话，那么，将来世界霸权国家则最有可能从印度南部下手。从地缘战略需求看，对世界霸权国家最有利的是将印度的版图限制在北纬15度以北即泰米尔纳德邦以北地区，将印度的有效国力限制在北纬20度以北即孟买以北，尤其是东北部地区。印度在世界霸权国家的全球战略中的地位仅限于用它阻止中国力量进入印度洋及从西南方向拖住中国向太平洋及南中国海发展。”张文木著：《世界地缘政治中的中国国家安全利益分析》，山东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146-147页。

　　151 《雾都孤儿》是狄更斯(1812-1870)的第二部长篇小说，说的是一个不知来历的年轻孕妇昏倒在街上，人们把她送进了贫民收容院，第二天，她生下一个男孩后死去，这个孤儿被取名Oliver twist。十年后Oliver twist成了棺材店的学徒。他不堪虐待，逃到雾都伦敦。小小的孤儿在逆境中挣扎，幸而他由于本性善良而得到了善良的人们帮助，他一次次化险为夷，终于能和爱他的亲人团聚，他神秘的出身也真相大白。孤儿奥立弗失去母亲后坎坷人生，最终获得爱情与幸福的故事。

　　(全文完)

　　(本研究报告受国家软科学研究计划资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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