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经济学家周新城
文章来源：昆仑策研究院
作为政治用语，什么叫左、什么叫右，什么叫“左”，我们应该怎么对待，这是一个重要的原则问题。但现在，这个问题被搞得混乱不堪。经常有人把左、右、“左”当作棍子使，如果不同意某种观点，就扣上一顶右或“左”的帽子，似乎这样就搞定了。这种简单化的做法，屡见不鲜。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1992年以来，由于邓小平在视察南方时说过一句话：“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对这句话该怎么理解，我们下面再谈)，理论界曾经出现一种倾向：不怕右，只怕“左”，甚至怕被说成是左派。讨论问题时扣上“左”的帽子，就鸦雀无声，没有反驳余地了。常常有人不害怕右的帽子，讲起右的观点理直气壮，对右倾的理论、思想不以为错，反而为自己持有右的思想而感到光荣，以致有的人自豪地称自己为右派。这种情况是极不正常的。因此，在政治课的教学中，有必要分辨一下左、右、“左”这些概念。
左意味着革命、进步。我们要反对的是“左”，而不是左
在政治活动中，左和右这两个词汇，是在法国资产阶级大革命时候产生的。当时的国民议会，革命派坐在左边，保皇派坐在右边，自此以后，政治上、思想上追求进步、要求革命的，一般称之为左派、左翼;反对革命、主张保守现状甚至倒退的，一般称之为右派、右翼。
对于判断左与右的标准，各人说法不一。在当代的西方思想界，往往把反对现有政权的思想和人物称之为左派，把维护现有政权的思想和人物称之谓右派，而不管这个政权的性质是什么，也不管反对它、维护它是不是符合社会发展的需要。就拿对叶利钦这个人的判断来说吧，在苏联剧变过程中，西方往往把以叶利钦为首的主张推翻社会主义制度、恢复资本主义制度的“民主派”说成是左派，而把捍卫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的所谓“传统派”称之为右派。而在叶利钦掌权以后，西方又把支持叶利钦的人叫做右派，把反对叶利钦的人(例如俄罗斯共产党)叫做左派了。这就把事情搞乱了。
按照马克思主义观点来说，判断左、右的标准，应该是社会发展的规律、社会发展的历史趋势：根据社会发展规律，顺应历史必然趋势，积极追求进步、要求进行革命和改革的思想和实践，政治上就叫做左派;违反社会发展规律，不思进取，保守僵化，甚至逆历史潮流而动，要求保持或恢复已经过时了的社会制度，政治上就叫做右派。
所以，应该理直气壮地说，马克思主义就是左派的思想，共产党就是左派的政党。毛泽东是左派，邓小平也是左派。决不能说邓小平是中派，甚至说他是右派，这是不符合事实的，我国改革开放以来，他以及他的后任者一直领导我国人民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一直坚决反对实质上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资产阶级自由化。左派是正确的、高尚的，他们推动社会进步、发展，是值得尊敬的;而告别革命、避免崇高的右派，不仅不思进取，而且主张历史倒退，退到资本主义那儿去，应该遭到谴责和唾弃。赞扬左、批评右，崇尚进步、反对倒退，应该成为社会共同的认识和风气。共产党要明确自己是左派政党，这一点需要旗帜鲜明，否则就会迷失方向。如果连左都要反，连革命、进步都不赞成，那还要什么共产党的领导、还要什么社会主义?我国舆论界一度出现的见左就避之犹恐不及，像躲避瘟疫一样，甚至称之为“左祸”，谁也不敢说自己是左派，而对右则安之若素，甚至十分欣赏。这种不怕右、只怕左的倾向，在实践上是会导致严重后果的。
打引号的左即“左”(有时也叫极左)，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专有词(例如列宁就写过《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一书)。这是指革命队伍中出现的超越历史阶段的思想和实践的错误倾向，这种倾向是需要注意防止和纠正的。在我国民主革命时期和社会主义时期，都曾受到“左”倾路线的干扰，损失很大，痛定思痛，不能不反。邓小平在改革开放过程中坚决反对和批判“左”，保证了改革开放的正常进行，但他从来没有反对过不带引号的左。所以，我们要反的是“左”即极左，而不是左(不带引号的左)。
必须正确地确定判断“左”和右的标准
“左”和右是党内两种错误的倾向。我们党的历史表明，党的正确路线是在不断同“左”的和右的错误倾向进行斗争中形成和发展的。必须从理论上搞清楚，什么叫“左”，什么叫右，判断“左”和右的标准是什么?这是开展反倾向斗争的前提。
毛泽东曾经对“左”、右两种错误倾向做过精辟的分析。早在1939年他在同张闻天讨论孔子的哲学思想时，就从哲学上界定了“左”倾、右倾的含义，他说：“‘过’的即是‘左’的东西，‘不及’的即是右的东西。依照现在我们的观点说来，过与不及乃指一定事物在时间与空间中运动，当其发展到一定状态时，应从量的关系上找出与确定其一定的质，这就是‘中’或‘中庸’，或‘时中’。说这个事物已经不是这种状态而进到别种状态了，这就是‘过’或‘左倾’了。说这个事物还停留在原来状态并无发展，这是老的事物，是概念停滞，是守旧顽固，是右倾，是‘不及’。”(1)1955年他又再次指出：“有人问，什么叫‘左’右倾?过去我们讲过，事物在空间、时间中运动。这里主要讲时间，人们对事物的运动观察得不合实际状况，时间还没到，他看过头了，就叫‘左’倾，不及，就叫右倾。……总而言之，事物在时间中运动，到那个时候该办了，就要办，你不准办，就叫右倾;还没到时候，你要勉强办，就叫‘左’倾。”(2)
“什么叫‘左’?超越当前的情况，在方针政策上、在行动上冒进，在斗争问题上、在发生争论的问题上乱斗，这是‘左’，这个不好。落在时代的后面，落在当前情况的后面，缺乏斗争性，这是右，这个也不好。”(3)
由于事物是不断发展的，因此，“左”和右的表现在不同历史时期是不一样的。但概括起来说，都是以时代发展的要求为标准的：超越时代发展要求的理论和政策，就是“左”倾;落后于时代发展要求的理论和政策，就是右倾。两者有一点是共同的，即从方法论上讲都是理论脱离实际，主观脱离客观。
所以，反对“左”的和右的倾向，首先要搞清楚当前的国情和面临的任务。共产党的最终奋斗目标是共产主义，但这一目标不可能一蹴而就，需要随着条件的成熟逐步实现。党必须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与当前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准确地判断所处的社会发展阶段，制定出当前工作的基本路线，这种路线应该既符合当前历史阶段的实际情况，又是朝着最终奋斗目标前进的一步。鉴别正确和错误，鉴别错误中的“左”和右，应以此为判断标准。
当前我国正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是最基本的国情。制订一切方针、政策都必须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出发。如果只看到我国已进入社会主义社会而不承认还处于社会主义的不发达阶段，完全按照马克思恩格斯根据发达国家建设社会主义所提出的一些设想来制定方针政策，那就是超越阶段的“左”的错误;如果只看到我国经济、科技、文化还比较落后，需要经历一个很长的历史阶段去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而不承认我国社会的性质已经是社会主义，不承认将来我们是要走向共产主义的，主张全盘西化，退回到资本主义去，那就是落后于时代的右倾错误。
党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具体国情相结合，制定了“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实践证明，这一路线是符合客观实际的。因此，鉴别正确和错误，鉴别错误中的“左”和右，也可以以此作为准绳。坚持并贯彻党的基本路线，那是正确的;怀疑和反对党的基本路线的，都是错误的。后者又要分两种情况：反对改革开放的，在一定时期里就是“左”，因为改革开放在一定意义上是对过去超越了不发达阶段这一具体国情而制定的“左”的方针、政策的纠正;反对四项基本原则的，就是右，因为四项基本原则体现了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否定四项基本原则必然导致否定社会主义、实现资本主义化，这是与我国社会发展的要求背道而驰的倒退行为。
需要指出的是，“左”和右都是指党内的错误倾向，都是指政治问题。“左”或右，一般是指不符合基本国情、违背基本路线的原则错误而言的。不要轻易地把具体学术观点扣上“左”或右的帽子。在学术问题上，我们的一贯方针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提倡自由讨论，在争论中明辨是非。动辄说某种学术观点是“左”，某种学术观点是右，那是不利于学术讨论的，会影响学术的繁荣和发展。然而这种情况在学术界却是经常可以看到的，需要防止和纠正。
开展反倾向斗争必须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
邓小平同志十分重视党内的反对错误倾向的斗争。每当党内出现“左”的或右的倾向，妨碍了党的基本路线的贯彻，他都站出来旗帜鲜明地同错误倾向进行斗争，保证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沿着正确的方向前进。
在开展反对错误倾向的斗争时，邓小平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1981年3月，他在同解放军总政治部负责同志讲话时强调要从实际出发，有什么错误倾向，就反对什么，他说：“黄克诚同志讲，有‘左’就反‘左’，有右就反右。我赞成他的意见。对‘左’对右，都是要做具体分析。” “要批判‘左’的错误思想，也要批判右的错误思想。”“解放思想，也是既要反‘左’，又要反右。”(4)这就要求我们深入实际，认真调查研究，抓住主要的错误倾向，及时予以批评和纠正。不同时期、不同领域、不同的人群出现的错误倾向是不一样的，我们必须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反对错误倾向的斗争，并没有一个固定不变的公式可以到处搬用。试图用一个永恒的、适用于一切时间和场合的反倾向斗争模式来指导我们的工作，必然陷入盲目性，贻害党的事业。
不同时期党内会出现不同的错误倾向，不能说任何时候主要危险都是一样的。邓小平同志总是根据不同时期的具体情况提出反“左”或反右的。“文化大革命”中，林彪、“四人帮”推行的“左”的路线危害全国，影响深远，而“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当时中央主要负责同志又提出“两个凡是”，使“左”的错误得不到纠正，因此邓小平同志在1978年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着重反对“左”的倾向。但是在1979年初出现否定毛泽东同志、否定毛泽东思想的右的思潮的时候，邓小平同志在理论务虚会上强调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着重批判右。正如后来邓小平同志指出的：“三中全会提出解放思想是针对‘两个凡是’的。重点是纠正‘左’的错误。后来又出现右的倾向，那当然也要纠正。”(5)上世纪80年代中期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一度泛滥，发生了学潮，这时邓小平同志指出：“如果说，我们过去对‘左’的干扰注意得多，对右的干扰注意不够，那么这次学生闹事提醒了我们，要加强注意右的干扰。”(6)1989年那场几乎颠覆共产党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的政治风波爆发，邓小平同志严肃地指出，这场政治风波迟早要来的，这是由西方推行和平演变战略这一国际大气候和资产阶级自由化泛滥这一国内小气候决定的。他亲自部署了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斗争。在此后一段时间内，显然是以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这一右倾思潮为主的。总结党的历史经验，可以看出，不同时期会出现不同的错误倾向，需要加以纠正。
在不同领域，主要的错误倾向也会有所差别，不能说所有领域的主要危险都是一样的。邓小平同志在讲到改革开放的时候，多次提到“最大的危险是‘左’。”但是，他并没有认为一切领域都是如此。例如，他在分析思想理论战线的形势时，曾一针见血地说：“对于思想理论方面‘左’的错误观点，仍然需要继续批评和纠正。但是，应当明确指出，当前思想战线首先要着重解决的问题，是纠正右的、软弱涣散的倾向。”(7)直到1992年初在视察南方的谈话中，他再次强调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重要性，指出：“资产阶级自由化泛滥，后果极为严重……垮起来可是一夜之间的啊。”(8)两任总书记都失败了，“而且不是在经济上出问题，都是在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问题上栽跟斗。这就不能让了。”(9)从我国社会生活的实际情况看，也不能说所有工作领域都是“左”的问题。例如，当前社会治安情况不好，犯罪行为没有得到应有的遏制，政法战线存在的问题是打击不力，因而中央提出“严打”的方针，这是正确的。如果说在这一领域主要是防止‘左’，那就不符合实际情况了，这会引起什么样的后果也是可以想见的。很明显，不同领域存在的问题是不一样的，应该区别不同情况，采取不同的方针，而不应该“一刀切”，把某一领域存在的错误倾向套到情况不同的其他领域中去。
不同的人群，主要的错误倾向也是有区别的，需要作具体分析。每一个人有自己的经历，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有很大差异，看问题的立场、观点、方法也不同，因而需要注意防止的错误倾向也不一样。一般地说，老同志需要注意防止“左”，因为在他们的一生经历中受“左”的影响比较大。“建国后，从1957年到1978年，我们吃亏都在‘左’……因此好多习惯势力不能低估。”(10)习惯了，人们的思想不容易改变，“在制订和实行具体政策的时候，总容易出现有一点留恋过去的情况，习惯的东西就起作用，就冒出来了。”(11)但是，这个问题年轻人是不存在的，或者影响不大。在改革开放的形势下，青年人容易受资产阶级思想的影响，需要注意防止的是右的思想。正如邓小平同志提出的：“对青年人来说，右的东西值得警惕，特别是他们不知道什么是资本主义，什么是社会主义，因此要对他们进行教育。”(12)所以，不能笼统地说对所有的人都主要是防止“左”。反倾向斗争，必须坚持从实际出发，不能把某一群体存在的错误倾向不加分析地扣到其他群体身上。在主要危险是盲目崇拜资本主义的部分青年中去进行反“左”的教育，那是南辕北辙的。
要正确理解“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的论断
邓小平同志在1992年初视察南方的重要谈话中指出：“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13)在宣传邓小平理论的时候，人们经常引用这句话。有人从这句话引伸出这样一个结论：在整个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即贯彻党的基本路线不动摇的一百年时间里，任何时候、任何领域、任何人群，主要危险都是“左”，甚至有人认为，从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一直在犯“左”的错误，因而必须集中力量批“左”。一时间，反“左”成为一种时髦，有人甚至把坚持马克思主义、坚持社会主义也当做“左”加以批判。不怕右、只怕“左”，一度成了理论工作和实际工作中的一种动向。这是值得分析的。
必须完整准确地理解邓小平理论。邓小平同志针对林彪、“四人帮”对毛泽东思想的歪曲，提出要完整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这一原则也完全适用于邓小平理论。邓小平同志指出：“毛泽东同志在这一个时间，这一个条件，对某一个问题所讲的话是正确的，在另外一个时间，另外一个条件，对同样的问题讲的话也是正确的;但是在不同的时间、条件对同样的问题讲的话，有时分寸不同，着重点不同，甚至一些提法也不同。所以我们不能够只从个别词句来理解毛泽东思想，而必须从毛泽东思想的整个体系去获得正确的理解。”(14) “把毛泽东同志在这个问题上讲的移到另外的问题上，在这个地点讲的移到另外的地点，在这个时间讲的移到另外的时间，在这个条件下讲的移到另外的条件下，这样做，不行嘛。” (15)同样，对待邓小平同志的每一个论断也应该采取这样的态度，即必须联系作出这一论断的背景及其所针对的问题来理解其精神实质，切忌离开具体时间、地点、条件把它泛化。同时，还应该把邓小平对有关问题的各种论述(例如关于反对错误倾向的斗争的各种论述)作为一个理论体系统一起来理解，不能只强调某一论断，而忽视其它论断，更不能把不同论断对立起来，用一个否定另一个。
如果仔细阅读邓小平同志视察南方的讲话，联系上下文而不是断章取义，那么可以看到，邓小平同志的“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这一论断，是针对当时改革开放的思想障碍提出来的。从逻辑上来讲，如果这一论断在时间上和空间上具有普遍意义的话，换句话说，如果说在整个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任何时候、任何领域、任何人群都主要是反“左”的话，那么，这一论断应该是在论述党的基本路线时，即在讲话的第一部分中作出。然而他是在讲话的第二部分，即阐述改革开放的那一部分里，提出这一论断的，而且他所举的“左”的事例，也是改革开放中经常遇到的思想障碍(“把改革开放说成是引进和发展资本主义，认为和平演变的主要危险是来自经济领域，这些就是‘左’”)。(16)改革开放过程中主要是防止“左”，这是他一贯的思想。例如，他在1987年讲到我们方针政策的两个基本点时，明确指出：“搞现代化建设，搞改革、开放，存在‘左’和右的干扰。‘左’的干扰更多是来自习惯势力。旧的一套搞惯了，要改不容易。右的干扰就是搞资产阶级自由化，全盘西化，包括照搬西方民主。‘左’的和右的干扰，最主要的是‘左’的干扰。”(17)很明显，邓小平同志的“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这一论断是具有针对性和现实性的，即在时间上是针对80年代和90年代、在空间上是针对改革开放而言的。不能离开他讲话的背景，离开他所针对的问题，离开具体的时间、地点、条件，滥用这一论断。把这一论断扩大到一切时间、一切领域、一切人群，并不符合邓小平同志的思想。
党的历史表明，我们必须既反“左”又反右。党内的错误倾向是随着形势的发展而变化的，主要危险也不是一成不变的，要根据当时具体情况来判断。斯大林对什么是主要危险，曾有过精辟的论述。他说：“如果想提出一种对任何时间和条件都使用的辨别主要危险和非主要危险的现成方法，那就愚蠢了。世上根本没有这种方法。主要危险就是人们停止和它作斗争因而让它发展到危害国家的那种倾向。”(18)反倾向斗争是关系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能否得到正确贯彻的大事，必须慎重对待，不顾条件从某个公式出发是会造成严重后果的。“文化大革命”的教训，我们记忆犹新。那时有一个公式：整个社会主义阶段，右的危险是主要的，任何时候、任何领域反对修正主义、防止资本主义复辟都是主要任务。结果客观上已经是“左”的东西在泛滥，“怀疑一切，打到一切”，但仍然认为右是主要危险，“左”了还嫌右，其后果是大家知道的。这种不从客观实际出发，根据某个既定公式来进行反倾向斗争的事情不应该再重复了。邓小平同志注意到了这一点，他说，“不彻底纠正‘左’的错误，坚决转移工作重点，就不会有今天的好形势。同样，不认真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就不能保持安定团结的局面，还会把纠‘左’变成纠正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也不会有今天的好形势。”(19)
应该看到，当前新自由主义、民主社会主义、“普世价值”、“宪政民主”、历史虚无主义等思潮泛滥，经济上主张私有化、自由化、非调控化，反对公有制为主体、国有经济为主导;政治上主张多党制、议会民主，反对共产党领导和人民民主专政;思想上主张指导思想多元化，各种思想平等竞争，反对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如此等等的议论甚嚣尘上。在社会主义制度遭到怀疑、否定和攻击，而且又如此猖獗并有成为舆论主流之势的情况下，难道还能说主要危险是“左”吗?
中央领导同志针对当前意识形态斗争的实际情况，明确指出要防止和反对两种教条主义、两种迷信。一种是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即空谈马克思主义，把经典作家针对当时具体情况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进行分析得出的具体结论，当作固定不变的教条，搬到条件已经发生了变化的今天的中国来，它的具体表现形式就是超越阶段的“左”倾错误。经过多年的斗争，尤其是经过邓小平同志反复进行艰苦的思想工作，这种教条主义在理论战线和经济改革实践中的影响已经日渐式微，这是解放思想的巨大成果，也是党和人民创新精神的伟大胜利。另一种教条主义是迷信西方发达国家反映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思想理论，把西方某些资产阶级学派的理论以及西方国家的政策奉为圭臬，甚至主张“不应该有中国特色的基础理论”。这种教条主义的具体表现形式就是否定四项基本原则的右倾错误。这种迷信西方学说、妄图用西方资产阶级理论取代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思想、把马克思主义边缘化的洋教条主义，虽然理论工中早有质疑，党的领导人也有所告诫，但是至今未曾引起思想理论界应有的反响。对西方学说不仅缺少应有的抵制和批判，正相反，洋迷信盛行一时，在理论界、尤其是在改革的实践中的影响力还不断上升。破除洋迷信，对西方学说进行认真的鉴别，在学习和借鉴其中对我们有用的东西的同时，认清其为资产阶级利益和要求服务的本质，同西方学说的基本理论划清界限，把我们的思想从西方教条主义的束缚中解放出来，已是当务之急。
可见，在反对错误倾向的问题上，不分具体的时间、领域和条件，简单地重复“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那是于事无补的。重要的是要深入实际进行调查研究，把握斗争的动向，实事求是地对待所出现的错误倾向。有什么错误倾向就反对什么，这是我们学习邓小平同志有关反倾向斗争的论述应该得出的结论。
(是著名经济学家、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昆仑策研究院高级研究员)
【注释】：
(1)《毛泽东文集》第2卷第162页，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2)《毛泽东著作专题摘编》(下)第1936页，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
(3)《毛泽东文集》第6卷第403页，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4)《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79页，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5)《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79页，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6)《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99页，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7)《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47页，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8)《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79页，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9)《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80页，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10)《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49页，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11)《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28、229页，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12)《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29页，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13)《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75页，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14)《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42-43页，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15)《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48页，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16)《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75页，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17)《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48、249页，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18)《斯大林选集》下卷第340页，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
(19)《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41页，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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