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产阶级专政!
山崩石裂第一声，震响洪荒宇宙的大吕黄钟。
自有阶级以来，覆盖在劳动人民头上的，从来是剥削者威严的符咒：压迫有理!
历史发展到这样的关口，生产力的地火喷薄，迸发出马克思为劳动人民的一声吼：造反有理!
无产阶级专政!
马克思提出了这个学说，列宁实践了这个学说，毛泽东升华了这个学说。
火炬的接力，导引着世界。
列宁写下了《国家与革命》。
什么是国家?
列宁说：国家是阶级斗争的大写。“国家是特殊的强力组织，是用来镇压某一个阶级的暴力组织。”(《国家与革命》) 岂有尽享国家权力之威而否定阶级斗争之理?
什么是革命?
恩格斯说：革命就是暴力。“革命就是一部分人用枪杆、刺刀、大炮，即用非常权威的手段强迫另一部分人接受自己的意志。”(《论权威》)
《国家与革命》——区分真假共产党人的分水岭：“资产阶级国家虽然形式极其繁杂，但本质是一个：所有这些国家，不管怎样，归根到底一定是资产阶级专政。从资本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当然不能不产生非常丰富和繁杂的政治形式，但本质必然是一个，就是无产阶级专政。”(列宁：《国家与革命》)
无产阶级专政闪亮登场：“对压迫者、剥削者、资本家采取一系列剥夺自由的措施，……镇压这些人，用强力粉碎他们的反抗。”(列宁：《国家与革命》)
第二国际从和平过渡中走来。社会民主党惯性思维：维护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统一战线。
然而，列宁拒绝统一战线。
列宁根本不打算与资产阶级搞统一战线。他强调：必须“承认无产阶级专政，即承认不与任何人分掌而直接凭借群众武装力量的政权。……推翻资产阶级。”(《国家与革命》)
因为马克思主义的本色——阶级分裂，阶级斗争，直至无产阶级专政。
因为俄国资产阶级刚一诞生就失去了革命性，它很快扎进帝国主义怀抱，腰斩了与无产阶级的统一战线。
因为沙俄帝国土崩瓦解，工人、农民以及社会各阶层对封建专制的抗争，已经使俄罗斯大地成了阶级斗争的广阔战场。没有调和，没有妥协;只有刺刀见红和沙场喋血。
因为帝国主义战争将社会民主党们囊括彀中，大资产阶级对工人阶级的阶级斗争已经占得先机，统一战线不复存在。
考茨基与第二国际哀叹和平过渡的破产，为西欧社会主义败绩沮丧地垂下了头。
托洛茨基和季诺维也夫昂首挺胸，号召苏联红军杀向波兰、德国，以阶级斗争之剑横扫资本世界。
或者进攻，或者投降;或者胜利，或者失败。这是以欧洲为主战场，统一战线全面让位于阶级分裂、阶级合作全面让位于阶级斗争的大革命时代。
列宁，时代之魂!
列宁激情满怀：1871年巴黎人未竟的光荣，竟成为斯拉夫人1917年的幸运!
砸烂旧的国家机器，建立红彤彤的共产主义社会，这一份神圣，成全了列宁和他的布尔什维克以及苏维埃工农联盟的斧头镰刀!
列宁为自己的设想而鼓舞：无产阶级专政“使技术人员、监工、会计以及所有公职人员所领的薪金不超过‘工人的工资’，使他们受武装无产阶级的监督和领导，这就是我们最近的目标。”(《国家与革命》)
列宁信任工人阶级：“我们工人将以资本主义创造的成果为基础来组织大生产，将依靠自己的工人的经验，建立由武装工人的国家政权维护的最严格的铁的纪律，将使国家官吏成为不过是执行我们的委托的工作人员。”(《国家与革命》)
列宁冀望工人阶级：“工人在夺得政权后，就会把旧的官僚机构打碎，把它彻底摧毁，完全粉碎，而用仍然由这些工人和职员组成的新机构来代替它。”(《国家与革命》)
这个“新机构”就是无产阶级专政。
“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是由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采用暴力手段来获得和维持的政权，是不受任何法律约束的政权。”(列宁：《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
竟然不受法律约束!
因为，无产阶级专政是人民意志的抽象。人民意志的实现就是法律的消亡。“无产阶级将取得国家政权，并且首先把生产资料变为国家财产。但是，这样一来，它就消灭了作为无产阶级的自身，消灭了一切阶级差别和阶级对立，也消灭了作为国家的国家。”(恩格斯：《反杜林论》)
没有了国家，自然没有了维护国家统治的法律。
无产阶级专政的内在诉求是“无”。
无产阶级是一个象征着私有制解体的阶级。它一无所有;没有财产，没有阶级，更谈不上对国家经济和政治的专制权。
在这个意义上，“无产阶级”没有“专政”。
然而，基于“无”，所以“有”——
正因为没有阶级利益，没有政党利益和集团利益，更没有特权，所以无产阶级才有资格成为整个社会的代表，才代表先进生产力，代表“人民主权”，承担起解放全人类的历史使命，才被赋予了国家机器和财富——无产阶级专政。
相反，追逐“有”，只能“无”——
如果沉溺于阶级利益、政党利益和集团利益，乃至于对国家经济和政治的专制权，那就是“有产”阶级，即资产阶级，而不再是无产阶级了。
在私有制社会，小生产每日每时地自发地产生资本主义，无产阶级同样每日每时地处于腐化与堕落的诱惑中，向资本主义倾斜。
事实上，无论是和平过渡赢得普选权和执政权，还是暴力革命夺取统治权，无产阶级都在使自己向着有产阶级转化;它集中地表现为政党的转化，即工人政党转化为小资产阶级政党甚至资产阶级政党——“私有制党”。
这就不难理解，西欧工人政党执政为什么不能改变资产阶级国家性质，而社会主义国家几乎不能避免资本主义复辟。
然而，无产阶级不能不追逐“有”。它只有通过政党组织成为阶级，争取阶级权利，才具有与资产阶级抗衡的力量，才能变革社会，完成人类与自身的解放。
无产阶级作为否定私有制和私有观念的物质力量，如果没有一个将阶级组织起来的政党，没有一个掀翻资本主义的革命，没有一个足以威慑和改造全部旧势力的专政，则无法承担和完成自己的历史使命。
这是无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专政的二重性。它不能不在二重之间反复抉择。
如果说耶稣在对死亡的恐惧与痛苦中战胜自我，走向十字架(见《新约·马太福音》)，鲁迅在对自己的无情解剖中成为文化大革命旗手;那么，毋庸置疑，无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专政也将在不断的自我改造中清除私有制给予自身的罪孽，为人类的未来走出一条光明路。
那是一条漫漫长征路。
江湖险恶，身不由己;明枪暗箭，腥风血雨，处处演绎着卑劣的丑陋。但是，被丑陋围裹，就融于丑陋吗?
那么，怎样才能不融于丑陋呢?
民主!
民主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柱石。它与“特权”、“腐败”截然对立。
如果无产阶级专政畸变为“特权集团”，它被诅咒理所当然。
但是，“无产阶级专政”不应被诅咒。因为一旦畸变为“特权集团”，它就不再是“无产阶级专政”，而是大资产阶级专政了。
考茨基和第二国际、社会民主党和自由精英们对无产阶级专政“特权”、“腐败”的指责与攻击，实在是与风车搏斗。
共产党人，不能不理直气壮地捍卫无产阶级专政在理论上的崇高和在实践上的纯洁。
“特权”与“腐败”，不属于无产阶级专政，而是资产阶级专政的折光。
那么，无产阶级专政为什么能够折射资产阶级专政的腐朽之光呢?
因为，“无产阶级专政”与“资产阶级专政”是对立的同一体。
同一的根本特征是转化。无产阶级专政不过是对资产阶级专政的转化。在这个意义上，它不可能打碎旧的国家机器，只是对旧国家机器的变通。工人运动“不能导致国家政权的破坏，而只能引起国家政权内部力量对比的某种变动。”(考茨基：《新策略》)
同一体被对立打破，对立则不断地创造新的同一。所谓新的同一，就是争取新的力量对比，乃至于变革同一中的主导权，改变同一体的性质。
这种“变革”一定要指向无产阶级专政。“在资本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之间，有一个从前者变为后者的革命转变时期，同这个时期相适应的也有一个政治上的过渡时期，这个时期的国家只能是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马克思：《哥达纲领批判》)
无产阶级专政是旧社会向新社会转化的质点。
在这个质点之前，是资产阶级主导下与无产阶级的统一战线，工人政党应当争取统一战线的主导权，旗帜鲜明地指向无产阶级专政，推进革命，向社会主义过渡，不做资产阶级专政的附庸。
在这个质点之后，是无产阶级主导下与资产阶级的统一战线，工人政党应当尊重资本主义，承认资本的伟力，鼓励资本;同时把握阶级斗争的主动权，坚持无产阶级专政，拒绝资本主义复辟。
不管承认与否，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同一体”客观存在;而统一战线，是对这个同一体的自觉。
阶级分裂、阶级斗争和大革命，可以暂时撕裂统一战线，却不能从根本上动摇它。“在共产主义下，在一定的时期内，不仅会保留资产阶级法权，甚至还会保留没有资产阶级的资产阶级国家。”(列宁：《国家与革命》)
“资产阶级国家”而“没有资产阶级”，那就一定会产生新的资产阶级。
事实上，资产阶级专政不能不“让无产阶级分享政权”(恩格斯);同样，无产阶级专政也不能不让资产阶级分享政权。
只有给予资产阶级足够的尊重，无产阶级才有对统一战线的自觉，才能把握自身的主导地位，坚持对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争取社会主义的不断胜利。
尊重，不仅是打击，还有真诚的合作。
伯恩施坦说：“我并不认为对立面的斗争是一切发展的动力，相似力量的合作也是发展的一个巨大动力。” (《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
普列汉诺夫深为赞同：“阶级合作是历史进步的动力。”(《俄国社会思想史》)
100年来，从西方到东方，“阶级合作说”全方位压倒“阶级斗争说”。
纵观人类文明史，从古希腊、古罗马到中国的汉唐气象，从海上强国葡萄牙、西班牙到中国的改革开放，哪一个社会的繁荣昌盛，不放射着阶级合作的辉光!
然而，列宁拒绝合作。
他说：“机会主义的主要内容就是阶级合作的思想。”(《第二国际的破产》)
他说：“国家的存在表明阶级矛盾的不可调和。”(《国家与革命》)
真的不可调和吗?
“为了使这些对立面，这些经济利益互相冲突的阶级，不致在无谓的斗争中把自己和社会消灭，就需要有一种表面上驾于社会之上的力量，这种力量应当缓和冲突，把冲突维持在‘秩序’的范围之内。”(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
“缓和冲突”就不能不调和。对立的双方互相依存、互相渗透。双方利益在一定程度上的调和，才有双方斗争在相应程度上的缓和。
大革命时代，列宁以“不可调和”的决绝，代言人民在绝望中的抗争，透视着“国家”的实质：没有被压迫者的血汗付出，便没有特权阶级的花天酒地。
但是，阶级矛盾可以调和，而且一直在调和中：没有让步以维持被压迫者的生存，特权阶级何处寻“衣食父母”?
阶级合作，千古之链。对此不能不予以充分的正视。
然而，阶级斗争，才是历史之链的灵魂，才是历史的动力。
在阶级社会，任何民族的繁荣昌盛，都是阶级斗争大风暴的产物。人民大众以不屈不挠的反抗和对整个社会的大破坏，甚至以同归于尽的死志强迫特权集团让步，才有了阶级合作与社会和谐。
于是，人民主权一定程度地得到最大实现，生产关系得到变革，从而解放生产力，提升社会积极性，促进科技进步与繁荣昌盛。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毛泽东说：“阶级斗争，一抓就灵。”
阶级斗争是第一生产力。阶级合作是阶级斗争的表象。否定阶级合作就否定了阶级社会同一体的存在，否定阶级斗争则否定了社会的发展。
阶级合作与阶级斗争，在对立中同一。
阶级合作——被压迫阶级取得一定胜利之后，两个阶级实力相对均衡，处于阶级斗争的静态。
阶级斗争——两个阶级在相互依存中，以公开的战争寻求地位的转化，表现为阶级合作的动态。
还有阶级压迫——那是阶级斗争和阶级合作的常态。
阶级压迫也是阶级斗争，是劳动人民在特权阶级强力镇压下的忍辱含垢，是阶级斗争蓄势待发的潜伏状态。
为了特权阶级维持特权统治的利益，国家理性貌似公允，以“驾于社会之上的力量”出现，将阶级压迫粉饰为“阶级合作”;激愤的鲁迅喊出了另一个声音：那是“做稳了奴隶的时期” !
难道一定在“做奴隶而不得的时期”(鲁迅)才有阶级斗争吗?不，在阶级压迫下而“做稳了奴隶的时期”，就是阶级斗争，而且是最不人道最丑陋的阶级斗争。
当垄断资本以对资源和经济的垄断搜刮人民的时候，不是“侵犯人权”是什么?当特权集团以特权规则压迫人民的时候，不是阶级斗争是什么?掠夺全民财产、金融投机、权钱交易、徇私枉法等等，都是特权阶层对人民大众的阶级斗争。
任何阶级合作，必然由一个阶级居主导地位;非主导地位的阶级也分享政权和财富，但一定不会有主导的权力和财富，一定处于被制约的状态。
无产阶级在阶级合作中，不能折断阶级斗争这支箭，“引而不发，跃如也。”坚持威慑与规范垄断特权集团，才能维护和扩大人民主权。“无产阶级专政的前提和含义就是潜伏的战争的状态，就是对无产阶级政权的敌人采取军事斗争措施的状态。”(列宁：《被旧事物的破坏吓坏了的和为新事物而斗争的》)
十月革命后，列宁对资产阶级采取赎买、租让、高薪聘请等合作措施，但他始终保持着对阶级斗争的清醒：无产阶级专政“整个历史时期的特点就是镇压资本家的反抗，因而也就是系统地对整个阶级(资产阶级)及其帮凶使用暴力。”(《被旧事物的破灭吓坏了和为新事物而斗争的》)
暴力是什么?
暴力是军舰、大炮、核武器，还有法庭、监狱、警棍和催泪弹……
100年来，资产阶级凭借暴力维持着帝国主义世界体系，资本威慑的火药味弥漫人间，垄断集团的势力遍布环球，人民创造的财富被打造成特权者的狞笑，人民却在这狞笑声中饱尝着资产阶级专政的“系统暴力”。
压迫有理!千百年来，人们麻醉在习以为常中。
造反有理!列宁、鲁迅、毛泽东们的英雄主义，难道只是未来的期待?
晚年的列宁，不得不从激进的革命向资本主义回归。但他依然拒绝统一战线，对资本家只是“利用”。
统一战线还是阶级斗争?考茨基主义还是列宁主义?百年争锋，乱云激荡。东方和西方，万千种风情汇成全球化的主旋律，唱响21世纪。
21世纪，在世界一体化进程中，资本垄断已然四面楚歌，但声势依然赫赫。相应地，工人阶级与垄断资本的对立，社会主义与帝国主义的对立，依然具有同一性，依然需要阶级合作与统一战线。
在帝国主义世界体系下，任何国家都不能不顺应资本集中的规律：只有集中，才有实力，才能抗争，才能民族自立和自强。因此，向资本倾斜，向垄断集团倾斜，向特权政治倾斜，是不以人的意志、不以政党的意志为转移的国家趋势。
被经济力的驱使，依赖资本，支持资本，甚至放纵资本，成为世界各民族经济政策的主导。
这是实用主义。实用主义肆无忌惮地侵占马克思主义以及基督教、伊斯兰教等各种意识形态的领地。
于是，国家更多地成为资产阶级——垄断特权集团的统治机关，尽管生产力的社会化强烈呼求权力社会化，国家功能弱化已经大势所趋，但地球村人，谁也不能揪着自己的头发上天。
全世界无产者沉溺于民族利益，是不能团结起来的;但全世界无产者只有在民族基地上，才能创造团结。 “工人没有祖国”的马克思环球之旅，有待于“工人有祖国”的基地起飞。
实用主义的“灌水”，能够成为世界人民大团结的营养剂吗?
事实上，在人类文明史上，任何时期的阶级斗争都不单纯是阶级对阶级的斗争，而是人民大众对少数特权集团的“实用”的斗争。
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同样不能被阶级形式所固化。它主要地表现为民主反对专制的斗争。
民主是什么?
“民主就是承认少数服从多数的国家，即一个阶级对另一个阶级、一部分居民对另一部分居民有系统地使用暴力的组织。”(列宁：《国家与革命》)
民主就是国家!
准确地说，民主就是人民大众的国家!这是剥掉资本形态的本意的民主。卢森堡言简意赅：这种“民主，就是无产阶级专政。”
列宁透视本质：民主就是无产阶级国家，就是暴力组织，就是人民意志对特权意志的剥夺，就是强制改变在帝国主义世界体系下垄断资本集团劫掠人民的状况。
在世界帝国主义暴力体系的重重包围中，人民不该以暴力冲击暴力，并占有暴力吗?
民主 = 暴力。
民主 = 无产阶级专政最根本的暴力!
资产阶级自由精英们不是到处推销“民主”吗?试问，哪一个资本主义国家能够做到：民主是“立即采取办法来根除官僚制，并且能够把这些办法实行到底，直到官僚制完全消灭，供人民享受的民主完全实现。”(列宁：《国家与革命》)
官僚制根深蒂固。
大革命割刈其表面部分，革命过后，扎在私有制土壤深处的根迅速孳生，十月革命后的苏联是这样，西柏坡毛泽东的未雨绸缪依然使新中国不能不这样，文化大革命毛泽东诉诸极端民主的冲击，全国山河一片红;然而，毛泽东那颗伟大的心脏停止跳动之前，造反派们已经向“新贵族” 蜕变，开始恢复官僚制，支撑毛泽东专制的“红色”特权阶层已经形成。至于改革开放后的中国，官僚制更是一发不可收。
在私有制的土壤上，在帝国主义世界体系里，连列宁、毛泽东穷毕生心血都不能根除的官僚制，谁又能挽此狂澜呢?
“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毛泽东)
考茨基诉诸人民：“我们的纲领不是要求消灭国家官吏，而是要求由人民选举官吏。”(转引自列宁：《国家与革命》)
列宁诉诸人民：“在考茨基看来，在社会主义下官吏还会存在，官僚也还会存在!这一点恰恰是不对的。在社会主义下，公职人员将不再是‘官僚’或‘官吏’，因为除了实行选举制度以外，还可以随时撤换，还把薪金减到工人平均工资的水平。”(《国家与革命》)
选举官吏并随时撤换!不高于工人的薪金!严格的人民监督!这三件法宝使列宁确信：“一下子打碎旧的官僚机器，立刻开始建立一个新的机器来逐步消灭一切官僚机构，这并不是空想。”(《国家与革命》)
然而到底还是空想。
那是一个童话世界：旧国家政权的大多数职能“简化为登记、填表、检查这样一些极简单的手续，以至每一个识字的人都完全能够行使这些职能，只需付给普通‘工人的工资’，并且可以把这些职能中任何特权制、‘长官制’的残余铲除干净。”(列宁：《国家与革命》)
但是，管理现代国家，仅仅“识字”岂能胜任?更何况偌大俄国，识字的人竟然不多。
列宁终于承认：“我们的尝试已经失败，想要一下子改变人们的心理，改变他们世世代代所形成的习惯，那是办不到的事情。”(转引自波·巴让诺夫：《斯大林秘书回忆录》)
建立全新的人民政权，取代旧的国家机器，是一个不能动摇的原则。但是，任何“全新”，都难免“旧事物”在新外壳下大量复活。“我们为热情的浪潮所激励……我们原来打算直接用无产阶级国家的法令，在一个小农国家里按共产主义原则来调整国家的生产和产品分配。现实生活说明我们犯了错误。”(列宁：《十月革命四周年》)
列宁的晚年，已经退向考茨基。十月革命胜利后，苏维埃政权不但没有砸碎国家机器，反而大量使用旧官吏，甚至最终建立一个专制的国家机器。
专制的苏联帝国从争霸世界到全面解体，是对考茨基的证明吗?“在现行制度下我们是不能取得统治地位的。革命本身要求先有一个长期的深刻的斗争，这个斗争一定会改变我们目前的政治结构和社会结构。”(考茨基：《社会革命》)
——砸碎国家机器却不得不回归旧国家，改良旧国家事实上朝着否定国家的目标前进。这是列宁和考茨基的对立统一。
考茨基与列宁对立：“两个社会主义派别的对立，是两种根本不同方法的对立，即民主方法和专政方法的对立。”(考茨基：《无产阶级专政》)
然而，这是不是考茨基对列宁的误读?其实，社会主义当然是“无产阶级专政”在形式上的逐渐消亡，但社会主义同时是“无产阶级专政”在本质上的加强;这个本质就是“人民民主”。
在这点上，考茨基与列宁同一：人民民主是无产阶级革命的政治诉求，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本来意义。
这实在是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深邃内涵，不能苛求列宁和他的苏维埃政权一蹴而就。卢森堡说得对：“在俄国只能提出问题，问题不能在俄国得到解决，只能在国际规模上得到解决，在这一意义上说，未来是到处都属于‘布尔什维主义’的。”(《论俄国革命》)
“布尔什维主义”将在全球一体化中赢得胜利，全世界将到处震响列宁那喷发着劳动人民感情的呐喊：“绝大多数人享受民主，对那些剥削和压迫人民的分子实行强力镇压，即把他们排斥于民主之外，——这就是从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条件下形态改变了的民主。”(《国家与革命》)
让多数人享受民主，压制少数特权阶层——暴力的转化。
国家是整个社会的代表，国家更“是阶级统治的机关”(列宁)。认清这个实质，才能以被压迫阶级的阶级斗争，逼迫国家行使它宣称的调和功能，制约剥削阶级，向被剥削阶级利益倾斜，扩张“人民主权”。
从来没有超阶级的国家。国家“在古代是占有奴隶的公民的国家，在中世纪是封建贵族的国家，在我们的时代是资产阶级的国家。当国家终于真正成为整个社会的代表时，它就使自己成为多余的了。”(恩格斯：《反杜林论》)
被生产社会化和人民民主的冲击，国家正在成为多余的;然而，在资本世界，为维护垄断资本集团的特权，国家又不能“多余”。
社会主义运动在各国推进，“国家”正在努力成为整个社会的代表;然而，在世界帝国主义体系下，国家依然行使着制约广大劳动人民的职能。
因此，为着民主对专制的冲击，无产阶级国家不能是多余的;只有无产阶级专政，才能消灭国家。
19世纪末，恩格斯宣称：“现在我们正在以迅速的步伐走向这样的生产发展阶段，……阶级不可避免地要消失，……国家也不可避免地要消失。”(《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
100多年过去了，今天，阶级正在消失，国家正在消失，阶级斗争也正在消失。但是，这个“消失” 却表现为阶级和国家的空前强大和阶级斗争的空前激烈。
“物到极时终必变”(陈毅)，“极时”至，“变”也就开始了。
“人民主权”与“垄断特权”的阶级斗争围绕着对国家政权的争夺，国家与国家围绕着对资源、财富和话语权在世界的争夺，拉开了人类向无阶级社会进军的序幕。
(本文摘自《中国：21世纪宣言(世界篇)》 )
北京市写作学会 薛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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