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至今日，资本主义已经发展到其最高社会经济形态，即金融帝国主义阶段(也被一些马克思主义学者称作“资本主义金融化”、“国际金融资本主义”、“金融垄断资本主义”等)。在金融帝国主义阶段，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所能容纳的生产力进步已经发挥到极致，生产关系自我调整以缓和其与社会化大生产间矛盾的空间越来越小，投机、掠夺、危机和多种形式的经济战争成为这种形态的资本主义维持自身存在的现实途径。列宁在20世纪初作出了有关帝国主义是过渡的、垂死的资本主义的论断，在21世纪的今天看来，具有更为现实的理论意义。
一、金融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
在300多年的发展过程中，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一直在进行自我调整，以适应不断社会化的生产力发展。迄今为止，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变迁过程大体分为三个阶段，即：自由竞争资本主义、工业垄断资本主义、金融帝国主义。
金融帝国主义阶段是资本主义发展的最高阶段，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自我演化也走到了极限。从运动形式上，金融资本是资本运动的最高级和最纯粹形式，它取代工业资本占据了统治地位。借助于这种形式，资本获得了最大限度的自主性和灵活性，最大限度地摆脱了物质生产过程的束缚，从而最大限度地实现了其追逐剩余价值的本性。从物理维度看，通过经济全球化，金融垄断资本所主导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蔓延到世界的每一个角落，金融垄断资本所操纵的金融市场通过全球空间布局实现了24小时的全天候交易，这使得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在时空界限上扩张到了极限。
根据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生产力与生产关系间的矛盾运动构成了一切经济社会进步发展的基本动力。在资本主义社会，社会化大生产与生产资料资本主义私有制间的矛盾运动推动了资本主义不断发展变化。在金融帝国主义阶段，经济全球化进程和产业金融化进程不仅前所未有地提高了生产的社会化程度，而且也对生产资料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形式及结构产生了重要而深远的影响。通过上述作用，金融帝国主义的基本矛盾在内容、形式和程度上都发生了显著变化。第一，劳资间的矛盾对抗日益加剧，由此造成了积累与消费比例的恶性失衡，这从根本上瓦解了金融帝国主义的增长前景。第二，全球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导致国际经济冲突日益加剧，这成为威胁金融帝国主义稳定的直接因素。第三，金融垄断资本集团对全球经济的控制和掠夺日益加重，其投机性、掠夺性和寄生性充分暴露，这从根本上否定了金融帝国主义的历史合理性。
二、失衡的积累与消费比例消解了金融帝国主义的增长前景
根据马克思主义基本观点，雇佣劳动与资本的关系构成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中的主要矛盾。随着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雇佣劳动对资本的实际隶属程度不断加深，劳动收入增长相对于资本盈利扩张而言越来越滞后。对于资本而言，这种国民收入分配格局无疑是好的;但从社会再生产过程来看，这种国民收入分配格局无疑是有害的。雇佣劳动收入增长落后于资本盈利增长的分配格局，必然导致日益恶化的积累与消费的缺口，由此引起的生产过剩和资本过剩，从根本上消解了资本主义经济增长的前景。
进入金融帝国主义阶段后，新自由主义纲领成为新的资本主义主流意识形态。在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旗帜下，里根政府和撒切尔政府在美英全面推动了私有化和自由化改革，劳资合作、经济计划、福利主义、金融管制等带有社会主义色彩的制度安排遭到全面清算。美国经济学家保罗·克鲁格曼指出，这种新自由主义改革的实质是向保守主义起点回归，是“将时间往回调，逆转那些抑制不平等的经济政策”。由此产生的直接后果，是雇佣劳动对资本的实际隶属程度迅速加深，其相对地位急剧恶化，中产阶级规模逐步萎缩，雇佣劳动收入在国民收入中所占的比例出现明显下滑。
从长期来看，劳资收入差距的持续增大导致资本积累与社会消费间的缺口不断加大，不断恶化的生产过剩与资本过剩最终将消解资本主义经济增长的基础。但在短期内，资本积累与社会消费间的对抗性矛盾及由此形成的生产与资本过剩，却可以通过债务性消费的途径加以掩盖。在金融帝国主义阶段，美国规模空前的债务性消费成为平衡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积累与消费矛盾的关键杠杆，全球性生产与资本过剩的压力被美国的债务性消费所掩盖。美联储的数据显示，与1981年相比，2007年美国国内非金融部门的未清偿债务总额，家庭未清偿债务、非金融企业未清偿债务、州和地方政府未清偿债务、联邦政府未清偿债务等五项指标的增幅分别高达627%、816%、537%、491%、524%，而同期美国名义GDP的增幅只有350%。
以债务透支消费实现的经济增长模式无疑是不能持久的。2008年爆发的金融危机，从根本上来说正是资本主义世界积累与消费间对抗性矛盾持续累积的必然结果。经历了这次全球性金融危机后，金融泡沫对国民经济健康的严重危害已经成为世界各国的共识。可以肯定地说，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以金融资产泡沫推动的债务消费型经济增长模式难以持久。由于各国政府的强力干预，这次金融危机并没有造成大范围的企业破产，资本主义经济体系内积累与消费的矛盾并未被强制平衡，全球性生产与资本过剩并没有从根本上得到缓和。在这种背景下，排除了债务消费型经济增长的可能之后，金融帝国主义的经济增长出路在哪里?我们看不到乐观的前景!
三、加剧的国际经济冲突威胁着金融帝国主义的稳定
不断加深的积累与消费间的对抗性矛盾，导致了生产与资本严重过剩，这从根本上消解了金融帝国主义的经济增长。在蛋糕无法持续做大的条件下，资本主义各国发展的不平衡必然导致分割蛋糕的过程充满了无法调和的矛盾与冲突，日益加剧的国际经济冲突将成为全球经济体系的主要旋律，这对金融帝国主义的稳定构成了最直接的冲击。
进入20世纪80年代后，经济全球化进程加速，国际贸易、跨国直接投资和国际证券投资等指标出现了显著的增长。通过采取跨国公司建立的全球性经济网络，使得垄断资本真正具有了世界性，而民族国家对本国经济生活的控制力则相对下降。不仅如此，适应于垄断资本全球扩张的需要，由欧美发达国家推动确立的“华盛顿共识”成为资本主义的主流意识形态，新自由主义政策的全面实施进一步削弱了民族国家的经济干预能力。在这种背景下，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的经济矛盾不仅更为严重，而且更经常地表现为国家间的经济矛盾和斗争。在未来相当长的时期内，国际经济矛盾的主线包括两条：第一，美欧等发达国家为保持和争夺经济势力范围而引起的国际经济矛盾;第二，新兴市场经济国家打破原有的由发达国家一统天下的国际经济秩序而引发的国际经济矛盾。
随着金融帝国主义基本矛盾越来越具有世界性，美欧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为争夺经济势力范围而产生国际经济矛盾不断积累加剧，这成为威胁金融帝国主义经济稳定的内部因素。进入金融帝国主义阶段后，美欧之间的国际经济矛盾，更重要的表现为对全球经济领导权的争夺，而商品贸易摩擦的重要性则大大下降。全球经济领导权的首要内容，是对国际金融市场秩序的主导与控制，而汇率则是夺取这一主导权的关键环节。简单看一看美元与欧元、美元与日元近30年的汇率变动史，不难发现，伴随着汇率的重大调整，必定是美欧日三大经济体实力的重大变化。1985年签订的“广场协议”促使美元相对日元剧烈贬值，美国的制造业借此实现了复苏，而日本的制造业则陷入长期性衰退。1995年签署的一系列“反广场协议”实现了美元的升值，欧盟和日本制造业步入了短暂的复苏，而美国则以制造业的衰退为代价实现了金融业的急剧膨胀。2008年金融危机后，金融帝国主义内部为争夺金融市场秩序主导权的斗争更为激烈，美元与欧元为争夺世界货币地位的战争一触即发。2011年爆发的欧债危机，表面上看是源于希腊等欧洲国家债务负担与财政赤字，但背后的深层次原因无疑离不开美元与欧元之间的对抗与较量。在21世纪，关乎全球经济主导权的第二个重要内容，就是有关碳交易与新能源市场的主导权。自从1997年《京都议定书》签订以来，欧盟与美日之间为争夺碳交易市场主导权的争斗就从未停止过。2009年召开的哥本哈根国际气候大会，更是让欧盟和美国之间的分歧与矛盾公开化。2012年1月1日，欧盟对所有在欧盟境内起降的飞机征收国际航空碳排放费。所有这些事实都表明，为了争夺碳排放交易和新能源市场的主导权，美欧之间的矛盾与斗争才刚刚拉开序幕。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启动，以中国、印度、巴西等为代表的新兴市场经济国家迅速崛起，对美欧等发达国家构成了严峻挑战，由此引发的国际经济矛盾成为威胁金融帝国主义稳定的外部冲击力量。受限于现有的国际经济秩序，这些新兴市场经济国家与美欧发达国家的经济矛盾主要集中在传统制造业领域，其表现形式基本上是国际商品贸易摩擦。随着中国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二，中国与美欧间的贸易摩擦更是成为这类矛盾的焦点。根据商务部的统计数据，截至2013年，中国已连续18年成为遭遇反倾销调查最多的国家以及连续8年遭遇反补贴调查最多的国家，仅2013年中国就遭受92起贸易救济调查，比2012年增长了17.9%，其中大多数贸易救济调查来自于美欧等发达国家。新兴市场经济国家在制造业领域巨大的成本优势，有力地挤压了这些发达国家的国际市场份额，导致这些国家的制造业出现不同程度的萎缩。毫无疑问，制造业在金融帝国主义阶段仍然是吸收劳动力就业的重要领域，新兴市场经济国家的挑战客观上恶化了发达国家的失业与贫困问题，并由此产生了更为尖锐的政治和社会问题。因此，迅速崛起的新兴市场经济国家，是危及金融帝国主义稳定与安全的巨大外部冲击力量。
四、欺诈、掠夺和寄生否定了金融帝国主义的历史合理性
马克思指出，随着生产的社会化，生产资料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历史局限性将越来越突出。从20世纪开始，伴随着资本所有权与使用权的分离，资本所有者具有越来越明晰的食利特征，这一阶层在社会再生产过程中的积极功能日渐萎缩。进入金融帝国主义阶段后，垄断资本借助于金融化，在运动形式上发展到极限，金融垄断资本攫取了前所未有的高额盈利。但是，这种高额盈利的绝大部分是通过金融投机和掠夺实现的，其背后是实体产业部门的相对萎缩和金融泡沫的恶性膨胀。金融垄断资本固有的投机、欺诈、掠夺和寄生性，已经成为否定金融帝国主义历史合理性的有力依据。
一些学者的研究表明，在金融帝国主义阶段，现代股份制公司普遍存在自我激化、自我强化的软预算约束综合症。特别是在股份制金融公司中，软预算约束的特征更为普遍和突出。在缺乏约束的条件下，金融公司的经理阶层具有更强烈的投机特征。为了满足金融投机的需要，越来越多的金融衍生交易品被创造出来，并迅速成为现代金融机构的主要利润来源，而为实体产业部门提供融资与咨询的传统业务则完全退居次要地位。根据波士顿咨询集团的数据，外汇交易量在1977年至2010年间增长了233倍，交易业务(尤其是债券和外汇交易)占最大几家银行2010年营业收入的80%。在金融衍生品交易中，短期性投机日益成为资本获利的唯一途径，疯狂的投机活动弥漫着全球金融市场。
显然，投机盛行的金融业绝不是经济进步的表现，而是资本主义经济正常运行的严重障碍。纽约大学托马斯·菲利蓬教授认为，金融交易急剧扩张的结果不是金融资产更为清晰的定价，实体经济部门没有从中获得更好的金融保障，社会其他部门也没有从中受益，它的存在与扩张对于经济进步而言毫无意义。英国金融服务管理局主席特纳勋爵也表示：一些金融活动根本没有从复杂难懂的方式中增加价值，相反却造成了金融不稳定，对经济的稳定与增长产生了巨大危害。当金融泡沫破裂以后，作为罪魁祸首的金融垄断资本集团凭借其强大的政治势力，反而最先享受到政府的巨额救助;他们的金融投机与欺诈行为造成的恶果，反倒要由普通工薪阶层民众来共同承担。所有这一切清楚地表明一个结论：投机、欺诈、掠夺和寄生性是金融帝国主义的固有特征。
根据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论原则，资本主义生产关系逐步丧失历史合理性的主要表现包括：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演变客观上瓦解了自身存在基础;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演变越来越无法容纳生产力的进步。在金融帝国主义阶段，盛行的金融投机和欺诈使得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彻底丧失历史合理性。
第一，资本积累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核心内容，但高盈利的金融投机和欺诈反过来严重抑制了产业资本积累活动，这从根本上瓦解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存续基础。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统计数据，主要发达国家(G7集团)的投资活动自1980年以来逐步萎缩，1980—1990年间投资占GDP的比重为22.8%，1991—2000年间这一比重下降到21.5%，2001—2008年间继续下降至20%，金融危机爆发后的2009—2014年间更是跌至18.2%。《美国总统经济报告》的数据表明，美国资本积累萎缩的情况更加典型：1962—1985年间，私人固定投资和私人非住宅固定投资的年均增长率分别为10.1% 和10.7%;但自80年代中期金融化趋势增强后，这两个指标不断下降，1986—1998年间分别下降至5.8%和6.2%，1998—2012年间更是降至3.0%和3.8%。不难看出，在金融帝国主义阶段，产业资本积累活动呈剧烈萎缩态势。没有了资本积累的资本主义，意味着资本主义生产已扩张到极限，资本开始丧失价值增值的本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存续基础被资本本身所瓦解。
第二，长期的生产性投资是生产力进步的必要条件，而金融帝国主义倾向于抑制生产性投资的增长。伴随着金融化，垄断金融资本大大强化了对实体经济部门的控制，非金融企业的治理模式和收益分配模式不断向垄断金融资本靠拢。正如很多学者指出的，股票期权等薪酬制度设计为大资本所有者与高级经理阶层的利益融合提供了手段，二者已经结成新型联盟，前者参与企业高层管理，后者可以通过巨额薪酬变成所有者。这种公司治理模式的变化导致企业的收益分配明显向垄断金融资本倾斜，股息利息红利所占份额显著提高。詹姆斯·克罗蒂的分析显示，自经济金融化以来，美国非金融企业向金融市场的支付金额持续增加。在60年代中期至70年代后期，其支付金额占现金流的比重只有30%，而从1984—2000年间，这一比重上升到50%左右，1989年和1998年更是高达76%和74%。在这种收益分配模式下，非金融企业的投资呈现出强烈的短期化特征，金融资产成为投资的首选，而周期长风险高的新技术研发投资则无人问津，生产力的进步也因此受到严重限制。
五、金融帝国主义的黯淡前景
2008年金融危机，是金融帝国主义基本矛盾激化的产物。金融危机导致美欧各国陷入持续的经济衰退困境。
对于普通民众而言，经济衰退最直接的恶果是严重的失业问题。以美国为例，1964-1979年的国内失业率为5.4%，1980-2008年微升至6.1%，金融危机爆发迅速飙升，2009-2013年的失业率分别为9.3%、9.7%、9%、8.1%和9%。与美国相比，危机后欧元区的失业情况更为糟糕，2009-2013年的失业率分别为9.5%、10.1%、10.1%、11.4%和10.3%。严重而持久的失业状况加剧了贫富的两极分化程度，也恶化了低收入阶层的贫困程度，由此引发了激烈的政治矛盾和广泛的社会动荡，资本主义面临着自1929年经济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一次全面危机。前美国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劳伦斯·萨默斯公开承认，虽然美国人一直以来都是资本主义最热切的拥护者，但最近的一项民意调查显示，目前有40%的美国人对资本主义持否定看法，这种幻灭感在18—29岁的年轻人、非裔和拉美裔美国人、年收入3万美元以下的低收入人群以及自诩的民主党人士中间表现得尤其明显。
如何摆脱这种全面危机，是金融帝国主义列强面临的首要难题。
一种方案是退回到自由竞争资本主义，这是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解答，也是当前垄断金融资本集团全力推动的方案。这种方案根本否认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存在，认为引起危机的原因是政府对经济的不合理干预，特别是各国央行错误的货币宽松政策。因此，解决危机的出路就是向自由竞争资本主义复归：一方面，在国内消除政府的不合理干预，特别是保证货币政策的中立性;另一方面，在国际上消除贸易保护壁垒，实现商品和资本的自由流动。但事实上，基于金融帝国主义基本矛盾而爆发的危机不可能以和平方式自行消解，国家干预不仅是金融帝国主义存续的必要条件，而且更是金融垄断资本在危机中维护其利益的工具，国家干预不可能退出历史舞台。这种客观现实意味着，自由竞争资本主义已丧失了其存在的历史条件，向这种历史陈迹复归的方案根本没有任何可行性。
第二种方案是向国家干预资本主义靠拢，这是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给出的解答。这种方案认为，通过合适的凯恩斯主义财政和货币政策，能有效地解决全球性经济衰退，重新实现资本主义经济的持续增长。但事实上，凯恩斯主义经济政策的反危机效果却差强人意。以美国为例，《美国总统经济报告》的数据表明，金融危机后政府实施了空前的扩张性货币和财政政策：2009年1月至2014年1月间的联邦基准利率均值为0.14%，同时自2008年9月以来相继推出四轮量化宽松计划;2009—2014年间财政赤字占GDP比重的均值为95.6%。尽管如此，同期美国官方失业率均值仍维持在9%—10%的高位，经济衰退的阴影根本没有被有效地驱除。
根据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观点，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内克服危机的关键在于为资本提供新的积累空间。历史经验告诉我们，真正有效的可行方案只有两种：第一，通过更严重的二次危机来损毁过剩的资本存量，强制缓和积累与消费的比例关系，为资本的新一轮积累腾空位置;第二，发动有针对性的经济战、货币战，以打垮竞争对手的经济势力，为国内资本的新一轮积累开辟空间。
显然，二次危机的方案将不可避免地引起更严重的政治危机和社会动荡。而从目前的国际政治经济形势看，金融帝国主义列强之间爆发全面战争的可能性微乎其微，原因主要有二：第一，金融垄断资本的跨国运动，空前加强了金融帝国主义列强间的利益关联度;第二，以美国为核心的世界霸权体系没有动摇，金融帝国主义列强间的相互地位没有发生重大调整。在这种形势下，金融帝国主义列强之间为重新瓜分势力范围而爆发的战争，一定是局部的经济战争，其形式可能采取贸易战、货币战乃至金融战等。
金融危机爆发后，美国接连推出的四轮量化宽松计划，其实质就是凭借美元霸权发动的货币战。在持续的欧债危机中，美国的冷淡立场以及欧盟各国的不同态度，也预示着一场改变金融帝国主义列强相对地位的货币战和金融战即将打响。相比而言，金融帝国主义列强与新兴市场经济国家间的利益冲突更为激烈。为了摆脱危机，以美国为首的金融帝国主义列强很有可能对某些新兴市场经济国家发动经济战争，甚至在必要时凭借超级军事力量对这些国家发动有限度的“巧战争”。在新兴市场经济国家中，中国因其庞大的经济总量和特殊的社会经济制度，更有可能成为金融帝国主义重点遏制的对象。可以预见的是，金融帝国主义列强将在人民币汇率、金融市场开放等问题上对中国施加更大的压力，力图通过看不见硝烟的金融战争来驯服中国经济。在政治层面上，金融帝国主义列强必定会加快推进“和平演变”的步伐，扶持那些认同金融帝国主义模式的“政治精英”，从而为金融垄断资本的国际扩张提供政治保障。
作为资本主义发展的最高阶段，金融帝国主义的基本矛盾空前尖锐，积累与消费的对抗性矛盾不断累积，生产和资本过剩问题越来越严重，金融投机浪潮加剧了宏观经济不稳定程度，此起彼伏的国际经济冲突直接威胁着资本主义体系的稳定。总而言之，金融帝国主义正面临着包括经济衰退、政治斗争和社会动荡在内的全面危机。
(单位：清华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经济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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