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破土编者按】大约二十年前，大陆思想界开始了“新左派”与“自由主义”的思想争论，而这一争论也直接设定了当下中国的思想分野。然而，无论是在原来的“新左派”，还是在“自由主义”阵营，随着中国与世界政治经济形势的变化，两个阵营内部都在发生进一步的分化。本文是这场争论当年的主要亲历者旷新年教授反思中国“新左派”的兴起背景和当下处境的新作。由于本文较长，破土将分上下篇刊出。在上篇中，旷教授认为新左派的兴起是对世界新自由主义潮流影响下的极端市场化的一种批判，它是一种“现代性的反思”的知识。而在下篇中，旷教授将会对当下的部分新左派提出反思和批判，敬请读者关注。破土倡导开放视野，主张多元对话，本着兼容并包的原则，衷心欢迎不同观点和立场的读者来稿讨论(邮箱：[email protected])。
思想产生时是温柔的，衰老时是残暴的。
——《博尔赫斯与萨瓦托对话》
引 言
在奥威尔的《关于无产阶级文学》一文后面有这样充满讶异的评论：“奥威尔还谈论过这个。”人们只知道奥威尔写过描绘斯大林主义统治下的极权社会主义景象的《1984》，却不知道奥威尔是一个社会主义者。其实正因为奥威尔不仅是一位社会主义者，而且还参加过西班牙内战，接触了苏联的政治，因此才能写出《1984》。可能更不会有人想到，那个被萨瓦托称为“作家的作家”[1]，那个充满了精英意识，敌视共产党政权，被萨特称作“资产阶级的看门狗”，而在中国被视为纯文学神话的博尔赫斯，竟然曾经写过一部歌颂俄国十月革命的诗集《红色的旋律》[2]。博尔赫斯说：“1917 年时的共产主义信徒与现在的共产党人不能混为一谈。现在的共产党人是俄罗斯帝国的拥护者, 而在那时, 我们把人们叫作布尔什维克的思想看作是人与人之间的一种博爱关系, 是一种不分民族, 没有战争的境界。”[3]
美国被认为是民主的象征，按照列宁的说法，美国是彻底的民主主义。博尔赫斯认为，民主为惠特曼的诗歌创作提供了灵感：“惠特曼肩负起了为美国民主这个新的历史事件撰写一部史诗的任务。”[4]同样，共产主义也为聂鲁达的创作提供了灵感，并且使聂鲁达的诗歌创作产生了飞跃，使他由一个小诗人变成了一个大诗人。博尔赫斯这样说起共产主义与聂鲁达诗歌的关系：“起初他老是写一些无聊的言情诗……但是加入共产党后，他的诗作变得十分有力。我喜欢作为共产党诗人的聂鲁达。”[5]
雅斯贝尔斯曾经回忆说：“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不仅欧洲到了日薄西山之时，而且地球上的一切文化均已处在暮霭沉沉之中。人类的末日，任何一个民族和任何一个人均不能逃脱的一次重新铸造——不论是毁灭也罢，新生也罢——都已经被人们预感到了。”[6]20世纪一开始，资本主义和整个西方文明一起走向了没落和末路，而共产主义则意味着新鲜的思想、灵感和未来。因此，毫不意外，20世纪最富有创造性和最伟大的艺术家毕加索就是一个共产党员。20世纪，出现了红色的30年代，知识分子普遍左转，罗曼·罗兰等著名的知识分子即使看到了社会主义在苏联已经变质，却仍然不忍对苏联提出公开批评。
然而，到了20世纪下半叶，一切都颠倒了过来。与社会主义这个名词联系在一起的是低效、匮乏、迫害、恐怖、罪恶，甚至邪恶。社会主义受到诅咒，而资本主义则成为了美丽的天使。正像上个世纪80年代中国的马列主义教士恼怒于资本主义的“精神污染”，以为没有这种外来的资本主义“精神污染”，我们就可以安然生活在一个“美丽的新世界”。同样，在那些新自由主义改革家和资本主义乌托邦的吹鼓手看来，如果不是马克思，我们早已经进入了自由和繁荣的天堂。我们与天堂只有一步之遥，中间只隔着一个障碍，那就是马克思，因此，新自由主义派驻中国的大使张五常忍不住咒骂：“最蠢不过马克思。”
1961年，德国(西德)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伯尔在《卡尔·马克思》一文中写道：“一部进步史是一部忘恩负义史。后生者只是一味地捞取和享用好处，至于曾为好处所付出的代价连想也没去想。搀和在这种忘恩负义之中的还有愚蠢、无知以及理论家、知识分子通常所具有的蔑视。工人运动、社会主义这样的词语甚至使人连哈欠也打不起来：人们几乎不知道，这些词语意味着什么，只是想象，这大概是某种红的左的东西，因而这已足够令人怀疑的了。须知：没有工人运动，没有社会主义者，没有它们的思想家，他的名字叫卡尔·马克思，当今六分之五的人口依然还生活在半奴隶制的阴郁的状态之中;没有斗争，没有起义，没有罢工，这需要发动，需要引导，资本家是连半步也不让的。但这一切消失在赫鲁晓夫先生威胁性的讲话之后，移至铁幕之后，便变成了可怕的幽灵。西方世界理应感谢卡尔·马克思，尽管东方世界宣布信奉卡尔·马克思，不过，似乎有一种远比争取如下的远景更为复杂的想法：维护卡尔·马克思，不要让我们的子孙认为他是可怕的幽灵。”[7]
上篇 大历史：中国与世界、社会主义与资本义
在《启蒙的命运》一文中，许纪霖不遗余力地赞美20世纪80年代中国新启蒙主义对于美国现代化理论的挪用：“启蒙派避开了资本主义/ 社会主义这类敏感的意识形态概念，他们借助当时在中国红极一时的现代化理论，将西方的资本主义叙述为一种中性的、可以以一系列技术参数加以量化的现代性指标，或理解为帕森斯所描述的市场经济、民主政治和个人主义三大特征，从而使这一具体语境中的历史诉求具有了超历史的普遍主义性质。”[8]然而，20世纪50年代兴起的美国的现代化理论并非中性的理论，而是美国冷战的武器，具有鲜明的意识形态特征。[9]美国的现代化理论借用德国马克斯·韦伯的现代化思想，但却消解了韦伯思想内涵的巨大张力。许纪霖把20世纪80年代中国的新启蒙运动视为一种中国知识界自主的思想活动，完全忽视了它的国际背景，陷于一种“超历史的普遍主义”的幻觉。任何概念、理论和思想必须放置到具体的历史语境之中，才能真正获得理解。
20世纪80年代中国所发生的知识和思想转型并不是一个孤立和偶然的内部事件，而是和整个世界历史的潮流和事变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实际上，整个中国20世纪思想和知识的转型都不过是世界历史分流的一个结果。中国历史和世界历史、中国思想和世界思潮是完全同步的。1919年以后“以俄为师”、“走俄国人的路”和1979年以后“美国梦”、“回归主流文明”，是和20世纪世界历史的走向正好一致的。20世纪世界历史发生了两次重要的转向，一个是20世纪上半期以1929年美国市场的崩溃为标志的社会主义转向，一个是20世纪下半期以1989年苏联东欧社会主义世界体系崩溃为标志的资本主义全球化。20世纪中国思想和知识的更替正是与这两次转向紧紧地联系在一起。
只有通过对象才能认识自己。每一种思想都有自己的思考对象和具体的历史语境。中国的新左派是20世纪90年代中国知识界内部分化的产物，它将新自由主义作为自己批判和思考的对象。为了理解新左派，必须理解20世纪90年代成为思想主流的新自由主义，而为了理解新自由主义，又必须了解20世纪世界历史的走向，尤其是其历史主流——社会主义运动。
1895年，刚刚通过明治维新学习西方的蕞尔小国日本打败了中国，对中国知识分子产生了巨大而强烈的刺激。甲午战败是中国近代史的真正开端，开启了中国向西方文明的现代转型。20世纪中国向西方文明的转型经过了三个阶段和三种中介：第一阶段是以戊戌变法为标志，日本明治维新成为中国转向现代西方文明的样板和捷径。第二个阶段是五四运动以后，以留学生为代表的新知识分子发动了以现代西方文明为取向、以“民主”和“科学”为旗帜的新文化运动，虔诚地向西方资本主义学习;然而，这时资本主义本身已经千疮百孔、摇摇欲坠，资本主义世界的中心欧洲发出了“西方的没落”的信号，第一次世界大战使欧洲沦为了废墟，1929年美国市场的崩溃使资本主义走到了死亡的边缘。与此同时，俄国十月革命和苏联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成功实施，使处于危机和崩溃状态的资本主义世界的知识分子看到了新的文明的曙光，因此，“反西方的西方”的苏联的社会主义试验成为中国转向现代西方文明的新的选择。第三个阶段是20世纪60年代全球左翼运动从高潮跌落，而长期默默无闻，处于西方思想边缘的以反社会主义为职志的新自由主义成为西方思想主流，1979年和1980年，撒切尔、里根先后在英美上台执政，推行新自由主义政策，进行私有化改革，形成了“华盛顿共识”。中国结束文革开始改革开放，以美国的思想和知识为中介，中国展开了向现代西方文明新的转向。美国在20世纪50年代发展起来的现代化理论和70年代开始在西方知识界逐渐取得支配地位的新自由主义思想成为中国精英的知识时尚。20世纪80年代的所谓“走向世界”，实际上就是对美国思想、知识和制度的朝圣和膜拜。改革开放伊始，新自由主义的重要代表人物美国芝加哥学派的弗里德曼在中国受到隆重礼遇，并对中国的经济改革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
1929年，美国市场崩溃，资本主义遭遇了危机和破产，全世界发生了社会主义转向，形成了“红色的30年代”。1989年，柏林墙倒塌，苏联和东欧发生剧变，社会主义体系彻底崩溃，福山提出了“历史的终结”的观点。随着社会主义运动的失败，市场化、私有化和资本主义全球化成为时代主潮，20世纪最后十年形成了新自由主义高潮。2008年金融危机使资本主义又一次遭受挫折，西方重新发现了马克思。台湾《思想》杂志2012年第20期刊载朱嘉明《世界性的自由主义全面危机的成因及其前景——兼论哈耶克经济思想及其精神的现实意义》的文章，从哈耶克的观点出发，作出了“世界性的自由主义全面危机”的诊断。朱认为，进入21世纪之后，2001年“911事件”、2008年金融危机和2010年维基解密这三个历史事件使自由主义从辉煌回归暗淡。2001年“911事件”全面刺激各国政府权力扩大。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给各国政府以进一步强势干预市场经济的机会。2010年发生的维基解密事件严重颠覆了美国在大众心目中的自由和民主国家的形象。[10]奥威尔的《1984》曾被视为对斯大林主义和苏联体制的描述;但是，斯诺登揭露的美国的全球监听使得《1984》成为美国的寓言和一面镜子。但是，朱文将哈耶克所代表的新自由主义的危机称为“世界性的自由主义全面危机”，这样一种自由主义的视野是极其狭窄的。实际上，哈耶克的新自由主义不过是对现代自由主义的一次小小的反动。
改革开放以来，新自由主义在中国潜移默化，已经成为一种普遍的常识，不仅影响政府决策，而且占领了媒体和大学讲堂。就像20世纪50年代，苏联的今天就是中国的明天成为一个中国梦一样，美国的今天就是中国的明天成为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梦。2014年5月，美国总统奥巴马在西点军校发表讲话，称美国还将统治世界一百年。奥巴马的讲话虽然顽强地表现美国的强大，实际上却恰恰反映了美国的衰落和虚弱，有史以来，美国第一次看到了它统治世界的尽头，因此奥巴马的讲话标志着美国的一个历史转折点。而在另一方面，在现代世界上长期受到外来侵略和强暴的中国在经济总量上即将超过美国成为世界超级大国。世界历史进入到了一个新的混沌时刻。西方的思想和知识已经失去了示范和导向的意义，中国的知识界和思想界进入了一个四顾茫然的时代。
自由是人类的最高价值，不过，怎样理解自由，尤其是怎样实现自由的目标却造成了巨大的思想分歧和不同的甚至根本对立的思想路径与思想派别。马克思曾经通过一位美国白人奴隶主在英国的遭遇，这样充满讽刺地描述过自由的悖论：“这就像南卡罗来纳州的某绅士一样，这位绅士由于当众鞭打他从大西洋彼岸运来的黑人而被伦敦法官判罪，就极为愤怒地大叫：‘这里不许人鞭打自己的黑奴，难道能说是自由的国家吗?’”[11]马克思的这一描述是对米塞斯、哈耶克、弗里德曼等新自由主义者的有力质疑和鞭挞。而林肯签署的《解放奴隶宣言》用人权颠覆了产权,是对“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教条的严重挑衅。
在冷战的背景下，人们普遍把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对立起来，然而，实际上，从历史上来说，社会主义思想是从资本主义内部产生出来的。马克思主义的两个基本概念和理论——劳动价值论和阶级斗争理论——都不是马克思的发明。新自由主义主张回到亚当·斯密，张五常以及当今受新自由主义思想影响的中国主流经济学家纷纷诋毁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然而，这些数典忘祖的无赖不知道，实际上，劳动价值论正是由新自由主义顶礼膜拜的亚当·斯密等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家提出来的。米塞斯还认为，马克思主义社会的蓝图构思与设计也并没有超出傅立叶的假设。[12]马克思主义是欧洲资本主义文明发展即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思想遗产的继承、总结和发展。1913年，列宁为纪念马克思逝世30周年，在布尔什维克的理论月刊《启蒙》杂志上发表的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将马克思主义看作人类文明成果的总结，尤其是资产阶级思想的结晶：“在马克思主义里绝没有与‘宗派主义’相似的东西，它绝不是离开世界文明发展大道而产生的固步自封、僵化不变的学说。恰巧相反，马克思的全部天才正在于他回答了人类先进思想已经提出的种种问题。”“马克思的学说是人类在19世纪所创造的优秀成果——德国的哲学、英国的政治经济学和法国的社会主义的当然继承者。”[13]1985年出版的西方经济学最权威的教材——保罗·A.萨缪尔森和威廉·D.诺德豪斯所著《经济学》第12版中这样写道：“同我们所概略考察过的大多数早期的理论不同的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在今天仍具有生命力并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14]一方面，马克思从资产阶级的思想家出发建立了自己的思想体系，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改变了世界历史的进程。一方面，马克思主义产生于资本主义内部，另一方面，对于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马克思和恩格斯来说，社会主义只能建立在资本主义的文明成果之上，社会主义革命也只可能发生在资本主义文明的中心像英国、法国、德国这些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
19世纪，由于欧洲工人运动和阶级斗争的推动，自由主义越来越趋近社会主义。自由、平等是自由主义和资本主义两个最基本的议题和口号。资本主义相对于封建主义是巨大的历史进步。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等著作中对资本主义不吝赞美之词。马克思是现代性和全球化的第一个伟大的思想家。资本主义创造了自由，但是，同时也给人类带来了巨大的不平等。19世纪，社会主义被视为自由主义的自然发展趋势。自由主义者认为只有采取社会主义才能真正实现自由主义自由和平等的目标。19世纪末期，让·若雷斯(Jean Jaures)认为，“社会主义是个人主义的逻辑结果”。[15]处在19世纪和20世纪之交的英国的自由主义者霍布豪斯认为，没有平等就没有自由，现代自由主义就是通过平等争取自由，争取自由的斗争也就是争取平等的斗争，个人主义与社会主义是可以协调的，每一个真诚的自由主义者都是社会主义者。[16]19世纪行将结束的时候，像王尔德这样前卫的唯美主义艺术家毫不意外地汇入了社会主义的思想潮流。1944年出版的哈耶克最有名的著作《通往奴役之路》第二章《伟大的乌托邦》开头写道：“社会主义已经取代自由主义成为绝大多数进步人士所坚持的信条。”[17]他在1949年发表的《知识分子与社会主义》一文中感叹：“知识分子中间经常是那些更活跃、更聪明、更有创见的人，最有可能倾向于社会主义。而它的反对者往往是些没有多大分量的人。”[18]站在20世纪历史的开端处，德国共产党的优秀领袖和理论家罗莎·卢森堡用一句非常有名的话高度概括了历史的选择：或者是社会主义，或者是野蛮。20世纪，在共产主义运动的冲击下，资本主义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资本主义已经被社会主义涂改得面目全非。尤其是为了应对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在经济学领域发生了著名的“凯恩斯革命”。1936年出版的凯恩斯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成为划时代的著作。“从此以后，经济学就不再是以前的经济学了。”[19]凯恩斯通过对传统古典经济学自由竞争学说的修正，引入国家干预，拯救了资本主义。直到20世纪60年代中期，被称为“凯恩斯时代”。“混合经济”成为了资本主义经济的代名词。萨缪尔森的《经济学》教科书就将资本主义经济称作“混合经济”。萨缪尔森基本上认同加尔布雷恩的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趋同论：“这个新世界既不是资本主义的，也不是社会主义的，而是由混合经济占有统治地位的。”[20]这是反社会主义的思想家哈耶克所面对的历史，也是哈耶克和新自由主义思想的出发点。20世纪，社会主义成为了哈耶克被迫面对和思考的主要对象。哈耶克将反社会主义作为了自己的历史使命：他所面对的是自由主义向社会主义转换的浩浩荡荡的现代世界潮流。
和哈耶克同属奥地利学派的另一位反社会主义的经济学家米塞斯的《自由与繁荣的国度》一书出版于1927年，原名《自由主义》。在该书附录二《关于“自由主义”这个术语》中，他抱怨，当代对自由主义的理解与思想史不得不称之为自由主义的东西是矛盾的。几乎所有自称为自由主义的人都拒绝拥护生产资料私有制。他在该书附录一《关于自由主义的文献》中指出，“自由主义这一名称也常常被理解为温和的社会主义。”他所描述的米尔的思想进程清晰地体现了19世纪自由主义向社会主义思想的发展和过渡：“约翰·斯图亚特·米尔也是一位古典自由主义的追随者，特别在其晚期，他在妻子的影响下，充满了怯懦的妥协精神。他慢慢地滑进社会主义，是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意识的没有思想的大杂烩的始作俑者……不透彻地研究米尔，就无法了解最近两代人的历史。因为米尔是社会主义的伟大的辩护士。他以充满热情的缜密的思维提出了所有能够用来为社会主义辩护的论据。在米尔之外所有其他的社会主义者的著作家们——即使是马克思、恩格斯和拉萨尔——都显得无足轻重。”[21]米塞斯和哈耶克特定的思想背景值得我们注意，其思考的前提不再是通常意义上的资本主义的野蛮和危机，相反是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和潮流对资本主义改造的后果。同时，米塞斯所描述的自由主义的思想谱系和发展脉络值得我们关注和思考。
为了理解哈耶克所代表的新自由主义，必须将其回置于具体的思想语境之中。新自由主义是对于现代自由主义思想主流的一个反拨。它向采用政治手段调节财富的福利国家开战。它要求回到亚当·斯密的古典经济学，从而走向极端的原教旨的自由主义、市场主义。它构造了一个纯粹的市场乌托邦。在这个乌托邦里，自由贸易成为最高原则和唯一法律。在芝加哥学派的代表人物弗里德曼的市场乌托邦里，自由贸易没有任何边界和禁区，包括毒品贸易。新自由主义反对“国家干预”，主张彻底的“市场经济”和“自由竞争”，造成对于20世纪西方主流经济学和凯恩斯革命的一个反动。因此，当我们讨论新自由主义的时候，应当将它与现代自由主义的思想主流区别开来，新自由主义是自由主义的一个小宗派，是原教旨的自由主义，它恰恰是对在时代潮流冲击下不断调整和修正的现代自由主义的一个反拨。
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为了对抗苏联和第三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崛起，在共产主义的故乡和社会主义运动最强大的德国兴起了希特勒的纳粹主义运动，这是我们通常所知道的。然而，我们许多人不知道，希特勒的故乡实际上是奥地利，并且除了希特勒，在德意志奥地利还产生了一个著名的反社会主义的经济学派——奥地利经济学派。现代奥地利经济学派和纳粹主义都是对于20世纪强大的社会主义潮流的一个反应。[22]米塞斯对法西斯运动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和崇高的评价：“法西斯主义及其类似的独裁努力完全是出于一种最良好的愿望，它此时介入了欧洲的生活，是为了拯救欧洲的文明。法西斯主义在这方面所作出的贡献将永远载入史册。”[23]奥地利学派奠定了新自由主义的思想基础，构成了新自由主义的思想核心。在对现代自由主义潮流的批判和否定中，新自由主义设立了两个重要的思想支点：第一个是私有制。米塞斯在《自由与繁荣的国度》的第一章《自由主义政策的基础》中指出：“用一个唯一的词汇就能概括自由主义的纲领，这就是：私有制，即生产资料的私有制。”[24]这一新自由主义的教条与他所描述的现代自由主义普遍拒绝拥护私有制的潮流是针锋相对的。第二个就是在自由的目标下对平等的否定，这同样与现代自由主义的思想潮流背道而驰。自由和平等是自由主义的基本口号，但是，对于自由与平等以及私有财产的不同看法造成了现代自由主义的主流思想与新自由主义之间的根本分歧。米塞斯说：“分析旧自由主义与新自由主义纲领之间的区别，最简单、最直观的方法是看它们如何理解平等问题。”他对19世纪以来现代自由主义受到社会主义影响深表不满：“但是，社会主义者却宣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这还远远不够，必须让每个人的经济收入都平等起来，做到这一点，才算得上是真正的平等;废除世袭特权、废除等级制还不够，还必须彻底消灭私有财产这个最大的、最重要的特权，只有这样，才能完全实现自由主义的纲领。这样一来，他们就把自由主义最终引向了社会主义，引向了消灭生产资料个人所有制的轨道。”[25]现代自由主义主张将资产阶级的自由扩展成为所有人的自由，因此，自由主义越来越与社会主义趋近。他们认为，没有平等，就没有自由。或者，没有平等，就没有普遍的、真正的意义上的自由。因此，我们必须区分两种不同的自由主义，一种是包括从美国的罗尔斯到英国的伯林，从英国的凯恩斯主义到美国的罗斯福新政；一种是原教旨的自由主义，即哈耶克的新自由主义或古典自由主义。新自由主义是20世纪世界知识和思想潮流的否定和反转，主张原教旨的自由主义和市场主义。它们相互之间构成了一种思想的辩证法和思想的循环。凯恩斯主义的混合经济和罗斯福新政尤其是北欧广泛地吸收了社会主义的因素而造成的福利社会并不是哈耶克所说的一条 “通往奴役之路”。哈耶克这一已经成为知道分子们的口头禅的口号完全是耸人听闻。
作为奥地利经济学派最重要的经济学家的哈耶克在与资本主义世界主流经济学家凯恩斯的论战中败下阵来，因此丧失了一流经济学家的地位，并且使他转向政治哲学、法律理论和思想史的研究。[26]哈耶克和米塞斯生长在社会主义时代，在很长时间内，他们的思想极度边缘，默默无闻，甚至米塞斯在美国这样的资本主义国家竟然根本找不到正式的教职。直到左派政治衰退之后，1974年哈耶克才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1979年撒切尔在英国执政，随后在美国里根上台，标志着资本主义世界新自由主义的私有化改革成为新的时代潮流。1989年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体系崩溃之后，作为反社会主义思想家的哈耶克才获得了崇高的声誉。
把苏联描绘得一团漆黑，把苏联的计划经济描述为低效的，把苏联社会描绘为人间地狱，这完全是对苏联的一种妖魔化。苏联没有实现社会主义的理想，而是成为了社会主义的讽刺画，它与其说是社会主义，还不如说是盗版的资本主义——国家资本主义。然而，即使是名誉尽失的、失败了的苏联的社会主义实验也并没有使资本主义增加什么荣誉，资本主义即使在失败的“现实的社会主义”面前也没有丝毫的政治、经济、道德优越感可言。与苏联社会有过密切接触的美国哲学家杜威如是说：“在这个国家的工业化和农业事业的机械化中已经获得了突出的进展，在生产方面有了巨大的收获，而且尤为重要的，正在创建一个真正工人的共和国，而且随着而来的，是广大人民群众的物质和文化的生活标准也有了突出的提高。但是人们也可以找到证据来支持这样一种看法：即无产阶级专政首先变成一个政党对于无产阶级的专政，然后又变成一小群官僚对于这个政党的专政，直到后者为着要维持权力，而采取已被推翻的沙皇专制政权所用过的一切压制的措施，并且在执行中又大大改进了技术技巧。”[27]如果用社会主义的理想来评价，苏联的社会主义实验无疑是失败的，但是，如果用资本主义的效率标准来衡量，则它取得了巨大的成功。苏联并不是名符其实的无产阶级专政，而是对无产阶级专政，然而，在资本主义社会，对无产阶级专政这难道不是天经地义的事情吗?
20世纪90年代，在西方新自由主义思潮影响下，中国的新自由主义改革将自由和民主、效率和公平对立起来，通过“自由高于民主”和“效率先于公平”的口号和策略否定民主和公平。在市场化的旗帜下，中国新自由主义主导的教育产业化、医疗产业化、国企改革导致的抢劫资本主义和全面腐败，严重损害了中国工农的利益。“新左派”这个名词的出现是在1994年。汪晖的《当代中国的思想状况与现代性问题》在《天涯》杂志1997年第5期发表，被形容为一场思想地震，成为新左派思想的一个重要起点。1998年，上海一位文人在《南方周末》上宣布“自由主义浮出水面”，引发“自由主义”与“新左派”之争。1999年美国轰炸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导致了中国青年的急剧左转。2000年，黄纪苏编剧的《切·格瓦拉》的上演成为新左派思想活跃的一个重要标志。2003年创办的应运而生，成为了新左派和泛左翼的一个重要思想平台。
新左派之所以新，是相对于20世纪80年代的老左派而言。新左派和自由派原本同属于20世纪80年代的新启蒙阵营。新左派是20世纪90年代中国知识界思想分化的结果，起源于对新自由主义改革的批判与反思。90年代新左派的出现带来了知识的重要转变。如果说80年代普遍性的知识是“追求现代化”的话；那么，90年代，一种新的知识随着新左派的产生而登场，这就是“反思现代性”的知识。80年代，李泽厚和新启蒙主义对中国革命历史的诠释是“救亡压倒启蒙”；90年代，新左派则提出了“反现代的现代性”的概念。美国学者德里克将毛泽东的文革称为“对现代性的绝望抗争”。
英国自由主义思想家伯林二战后期曾经在苏联居住，与帕斯捷尔纳克等人有过密切的交往与深入的交流，对苏联社会有深刻的认识。1946年，伯林在致安格斯·马尔科姆的信中写道：“不过在我眼中，苏联就像一所制度严苛的英国公学，好比惠灵顿公学。它不是一座监狱，也不是一间劳教所，因为这在某种程度上取决于生活在其中的居民的感受。他们觉得自己受到了骇人听闻的限制，但确切说又不像监狱犯人。不过别的一切都恰如学校。”[28]伯林思想工作的对象和反思的主题不仅是苏联和革命，而且也包括启蒙运动。伯林称苏联不是一座监狱而是一所学校这种有趣的说法，使我联想到一系列有关启蒙的意象和文献，尤其是新时期文学经典刘心武的《班主任》。也正是学校这一意象使苏联将社会主义和启蒙的形象重叠在一起。同时，我们还联想到，哈贝玛斯将现代性称为“一项未完成的工程”。而按照斯诺《两种文化》一书中的说法，要实现现代化，只要培养大批工程师就可以了，而他告诉我们，苏联是工程师最多的国家，斯大林甚至将作家也称为“人类灵魂的工程师”。正如国民党的军政、训政、宪政的政治规划实际上体现了一种启蒙的思想背景和政治规划一样，伯林的苏联不是一所监狱而是一所学校的比喻深刻地道出了苏联政治的秘密。因此，如果对苏联和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的反思不转变为对更广泛的启蒙以及整个现代性的反思，那么，我们就会重蹈思想的覆辙。对俄国十月革命和苏联社会主义实践的反思和批评是伯林重要的思想主题，然而，在其背后，是更为广阔深远的对启蒙的反思与批判。中国的新启蒙主义将我们由社会主义的试验品变成资本主义的试验品，将我们从一个实验室驱赶到另一个实验室，从一所学校转换到另一种学校，尽管许诺给我们资本主义的天堂，但是并没有改变他们作为启蒙者/权威而我们作为试验品的地位。尤其是，中国的新启蒙主义将对社会主义的反思转变为转身全面拥抱资本主义，但是，他们却忘记了，社会主义并不是监狱，更不是地狱，而资本主义也并不是天堂，恰恰相反，社会主义正是起源于对资本主义的缺陷与罪恶的不满与批判。
新自由主义是原教旨的自由主义和原教旨的市场主义，自由成为了新自由主义的教义，但是，新自由主义却并不讳言自由和专制、市场经济和专制政治可以奇妙地结合在一起。新自由主义所到之处，往往是和军事政变、白色恐怖、政治专制结合在一起。整个20世纪，从奥地利学派到芝加哥学派，从对纳粹德国的赞美到与踩着民选政权阿连德的血迹上台的军事独裁者皮诺切特的密切合作，新自由主义一直在历史的血污中奋然前行。我们仅仅用六个字就可以概括新自由主义的理论和历史：坦克加私有化。新自由主义所到之处，一面是坦克保驾护航，一面是腐败/私有化畅通无阻。用简单的公式表示就是：新自由主义=坦克+私有化，腐败=私有化。中国的改革不应该以哈耶克这样剑走偏锋的思想家为导师，而应该求助于孟德斯鸠的智慧。孟德斯鸠对最完美的政府的定义是：用最适合人们的风俗和倾向的方式来统治他们的政府。他还说倘若变革真的不可避免，人们也只能以敬畏的双手破坏法律。面对中国为了神圣的“私有化”不惜践踏和摧毁一切的极端狂热的“改革教”，伯林的话语值得我们反复品味：“孟德斯鸠难以忘记，头脑简单、精力旺盛、求胜心切，都是专制制度的属性，它与个人自由相悖，后者需要的是更加宽松的社会环境，和更为和缓的步调。”[29]
新左派代表了在新自由主义改革中利益受损的底层立场，表达了平等的价值理想，提出了反对腐败和要求公平等重要主题和口号。自由派与新左派围绕自由与民主、自由与平等以及国有企业改革等问题展开了激烈的争论。20世纪90年代，新左派被认为是在改革开放过程中被边缘化了的弱势群体的一种话语表达，其思想土壤相对边缘化和老龄化。尽管新左派的思想贡献有限，但近年来，新左派的思想越来越成为青年学生的思想资源，成为他们自我认识和认识世界的理论和方法，新左派的群众基础也越来越年轻化。（待续）
2014年10月6日初稿
2015年6月26日再改
[1] 奥尔兰多·巴罗内整理《博尔赫斯与萨瓦托对话》第56页，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99年。
[2] 丽塔·吉尔伯特《豪尔赫·路易丝·博尔赫斯》，理查德·伯金编《博尔赫斯谈话录》第76页，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8年。
[3] 哈·阿尔瓦拉多，《我和博尔赫斯的一次谈话》，张永泰译，《外国文学》1992年第5期。
[4] 博尔赫斯《沃尔特·惠特曼<草叶集>》，《博尔赫斯全集》散文卷(上)，第709页，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1999年。
[5] 威利斯·巴恩斯通《和博尔赫斯一起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理查德·伯金编《博尔赫斯谈话录》第182页，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8年。
[6] 卡·雅斯贝尔斯《论历史的意义》，张文杰编《历史的话语：现代西方历史哲学译文集》第52页，赵金珊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
[7] 海恩利希·伯尔《卡尔·马克思》，黄凤祝等编《伯尔文论》第60页，袁志英等译，北京：三联书店，1996年。
[8] 许纪霖《启蒙的命运》，《二十一世纪》1998年12月号。
[9] 雷迅马《作为意识形态的现代化：社会科学与美国对第三世界政策》，牛可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3年。
[10] 朱嘉明《世界性的自由主义全面危机的成因及其前景——兼论哈耶克经济思想及其精神的现实意义》，《爱思想》网刊2014年5月2日http://www.aisixiang.com/data/74423.html。
[11] 卡·马克思《累亚德的质询》，《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9卷，第21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61年。
[12] 路德维希·冯·米瑟斯《自由与繁荣的国度》第57页，韩光明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
[13] 列宁《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列宁选集》第2卷，第441-44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
[14] 保罗·A.萨缪尔森、威廉·D.诺德豪斯《经济学》(第12版)，第1290页，高鸿业等译，北京：中国发展出版社，1992年。
[15] 史蒂文·卢克斯《个人主义》第8页，阎克文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年。
[16] 霍布豪斯《自由主义》第15、49页，朱曾汶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年。
[17] 弗雷德里希·奥古斯特·冯·哈耶克《通往奴役之路》第29页，王明毅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
[18] 弗里德里希·冯·哈耶克《知识分子与社会主义》，《经济、科学与政治——哈耶克论文演讲集》第244页，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年。
[19] 保罗·A.萨缪尔森、威廉·D.诺德豪斯《经济学》(第12版)，第1280页。
[20] 保罗·A.萨缪尔森、威廉·D.诺德豪斯《经济学》(第12版)，第1295页。
[21] 路德维希·冯·米瑟斯《自由与繁荣的国度》第212-216页。
[22] 希特勒在《我的奋斗》一书一开始就写道：“命运注定了勃郎诺是我的降生地，这于我以后裨益很大。这个小镇是位于两个日耳曼国家的边境上，它们的合并，在我们青年人的眼中，是一种值得以任何方法尽力使其实现的工作。日耳曼民族的奥大利，将来必须归并于大日耳曼的母国”。见希特勒《我的奋斗》第1页，董霖、佩萱译，上海：黎明书局，1934年。希特勒吞并奥地利成为他侵略和征服欧洲和世界的第一步。我们都知道希特勒的反犹主义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对犹太人的大屠杀，但我们许多人并不知道他鼓吹反犹的理由是，犹太人要赤化德国，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马克思和后来社会主义运动的领袖是犹太人。他对犹太人的仇视在根本上是因为仇视社会主义。奥地利经济学派并非起源于纳粹主义时代，而纳粹主义也不是起源于德国，但奥地利经济学派在纳粹主义时代达到了鼎盛，出现了米塞斯、哈耶克等著名代表人物，其反社会主义的目标和使命意识也比奥地利经济学派的前辈更加明确。
[23] 路德维希·冯·米瑟斯《自由与繁荣的国度》第90页。在20世纪70年代，皮诺切特推翻阿连德民选政权，在智利进行军事独裁，新自由主义代表人物——芝加哥学派的弗里德曼与皮诺切特军事独裁政权的亲密关系更为人所知，哈耶克等新自由主义人物也都是皮诺切特的坚定支持者。
[24] 路德维希·冯·米瑟斯《自由与繁荣的国度》第61页。
[25] 路德维希·冯·米瑟斯《自由与繁荣的国度》第68、70页。
[26] 王明毅《译者的话》， 弗雷德里希·奥古斯特·冯·哈耶克《通往奴役之路》第2页。
[27] 杜威《自由与文化》第75页，傅统先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3年。
[28] 以赛亚·伯林《致安格斯·马尔科姆》(1946年2月20日)，《以赛亚·伯林书信集》卷1《飞扬年华：1928-1946》下册，第733页，陈小慰、叶长缨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2年。
[29] 以赛亚·伯林《反潮流：观念史论文集》第175页，冯克利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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