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历史周期率”的回答——谨以此文纪念毛泽东主席128诞辰

　　对“历史周期率”的回答

　　——谨以此文纪念毛泽东主席128诞辰

　　：尚田林

　　北京日报2021年12月13日13版《跳出“历史周期率”的新路》：毛泽东同志在延安窑洞给出了第一个回答，这就是“只有让人民起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经过百年奋斗特别是党的18大以来新的实践，我们党又给出了第二个回答，这就是自我革命。

　　我理解毛主席的答案也就是实践，主要有三条：

　　1 建立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理论成果主要是《论人民民主专政》和《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1949年根据人民政协《共同纲领》成立了中央人民政府，宣告“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1954年根据制定的《宪法》，建立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继而在全国各地方、各企事业单位和社会组织建立了民主监督制度，广泛发动群众监督各级政府和干部队伍。

　　2 建立社会主义公有制的经济基础。土改后，在农村经过互助组、合作社，在城市经过加工订货、公私合营，于1956年完成了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三大改造”，建立了社会主义公有制的经济制度。同时，实行工业化，有计划进行经济建设，经过几个五年计划，初步建立了较为完整的工业体系。这些都为我国社会生产力发展，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社会安定繁荣、公平正义，干部廉洁奉公，提供了制度保证和经济基础。公有制建立后，毛主席着重解决生产关系中被斯大林忽视的人与人的关系问题，更加强调反对官僚主义，两参一改三结合的“鞍钢宪法”，就是这一思想体现。毛主席还提出，国家治理不应只由少数精英管理人民，而应由人民直接参加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管理，让人民自己管理自己，自己教育与自己，自己解放自己，真正成为国家的主人。

　　3 开展群众运动进行自我革命。建国初，不法资本家为了牟取暴利，大肆进行违法活动。在资产阶级的腐蚀和影响下，政府机关里的贪污、浪费、官僚主义现象严重滋长，有的干部堕落变质。1951年4月，全国的第一次组织工作会议决定，1951年至1954年开展为期三年的整党工作。在1951年10月开始的增产节约运动中，揭发出大量的贪污浪费现象。中共中央于12月1日和12月8日，发表重要文件。从此，“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三反运动在全国党政机关工作人员中全面展开。在三反运动中，又揭发出资产阶级不法分子同国家机关中的贪污分子密切勾结、从事犯罪活动的严重情况。1952年2月上旬开始在私营工商业者中开展“反行贿、反偷税漏税、反盗骗国家财产、反偷工减料、反盗窃国家经济情报”的斗争。五反运动首先在各大城市开始，并且很快形成高潮。三反五反运动最具震慑力的是枪毙了贪官刘青山、张子善和奸商王康年。 1952年10月，三反五反运动结束。"三反"、"五反"运动，打退了资产阶级的猖狂进攻，为实现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在社会上特别是干部队伍中形成了清廉的风尚。

　　1957年党又准备发动群众帮助党整风，要求党政机关主动“拆墙”“填沟”，号召群众大鸣大放揭发官僚主义。由于右派的借机进攻，不得不进行的“反右派”斗争，虽然有扩大化的错误，但事实证明“反右派”斗争确实是必要的。之后进行的“四清”运动和“一打三反”运动也都收到了相当效果。

　　“文化大革命”，“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造成了新中国成立以来，时间最长、范围最广、损失最大的挫折”。但“发动“文化大革命”，主要考虑的是，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寻求中国自己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这一期间，我国国民经济出现较大起伏，但在党和人民共同努力下，各项工作在艰难中仍取得了重要进展。”

　　“从新中国成立到“文化大革命”结束，是我们党领导人民艰苦探索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道路的历史时期。虽然经历了严重曲折，但仍取得了独创性理论成果和巨大成就”。“我国社会就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些独创性理论成果和巨大成就，为在新的历史时期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了宝贵经验、理论准备、物质基础。”（引文见中国共产党简史206、207、215、216页）

　　总起来说，毛主席的答案，贯彻了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论和政治经济学，建立了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和社会主义公有制的经济基础，加上开展群众运动整顿党风进行自我革命，第一次跳出了“历史周期率”。如果没有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治前提，没有社会主义公有制的经济基础，仅靠整顿党风进行自我革命，恐怕难以完全奏效。

　　梁漱溟在旧中国长期从事农村建设实验，两次到延安与毛主席彻夜长谈，并与一些将领交谈，始终没有放弃他的“伦理为本，职业分野”的唯心史观。全国解放后，他说，他认为不可能的事，共产党居然办成了。1953年他又“叫板”总路线，最后也承认错了。

　　该文说的“第二个回答，这就是自我革命”——跳出历史周期率”的新路。新在什么地方呢？“要准确把握反腐败斗争阶段性特征”。“中国共产党是当今世界人口最多、经济体量扩增最快、国民财富总量增长最快的国家，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政党。如何防止市场经济负面效应对党员的诱惑、对党的机体的腐蚀，更是我们必须直面且必须消解的重大难题，是一场新的大考。”这段话意思是说，市场经济是党员腐败的社会经济根源。尽管采取了多种办法加大反腐败斗争力度，也有一定的效果，但仍不能根除腐败。

　　按照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公有制不仅能克服资本主义阻碍生产发展的弊端，既能提高经济效益，又能实现社会公平，扶持社会正义，防止干部腐败。毛主席的答案更说明问题。建国初，政府机关里的贪污、浪费、官僚主义现象严重滋长，有的干部堕落变质，就是在资产阶级的腐蚀和影响下发生的。当时还是资本主义私有制的汪洋大海，不少干部就是被资本家拉下水的。“三大改造”，建立了社会主义公有制的经济制度，从根本上铲除了干部腐败的土壤。那时干部清廉、社会公平，秩序良好，正气上扬，互帮互助蔚然成风。但毛主席仍然强调在上层建筑领域进行革命，开展意识形态斗争，防止资本主义复辟。要求党员和干部改造思想，继续前进，切实发挥党组织的战斗堡垒和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现在，私有制已经为主了，新的资产阶级也出现了，一切向钱看，道德风靡，贿赂公行，干部前“腐”后继。虽极力遏制资本无序扩张，提倡正、清、亲的政商关系，但资本本性难移，为了牟取暴利进行违法活动，想尽办法贿赂干部。受贿是当前干部腐败的主要形式。

　　本来为了发展社会生产力，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即公有制为主的的基本经济制度，市场只作为配置资源、调节供求的辅助手段。现在，市场不仅成为配置资源、调节供求的主要手段，而且成了经济体制甚至基本经济制度——私有制为主的经济制度。这是造成社会道德堕落、干部腐败的根本原因。

　　改革开放之初，大力批判“大锅饭”“铁饭碗”，大批“不患寡而患不均”，提倡效率优先、一部分人先富，就是说私有经济有效率。有人还说资本主义的潜力还没发挥完，帝国主义是“腐而不朽”。现在又说要效率与公平兼顾，注重公平正义、共同富裕。习近平说的中华优秀传统中就有一条，“不患寡而患不均”。党史专家胡绳曾说，党内争论的实质，往往是围绕如何看待私有制和资本主义的问题。

　　《共产党宣言》说，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时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但，资产阶级的关系已经太狭窄了，再容纳不了它本身所造成的财富了。共产党人可以把自己的理论概括为一句话:消灭私有制。《共产党宣言》发表173年了，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主义，1949年新中国成立，1956年建立了社会主义公有制的经济制度。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说改革开放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宪法也规定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公有制为主体，习近平也讲“必须毫不动摇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坚持公有制主体地位，发挥国有经济主导作用，不断增强国有经济活力、控制力、影响力。”

　　改革开放40多年了，经济、国力、人民生活水平都有了很大提高，而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弊端日益严重。最近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的，需求收缩、供给冲击、预期转弱三重压力，不就是资本主义固有弊端的现实反映吗？还不应该实现邓小平说的“第二次飞跃”（恢复、发展公有制）吗？还要容忍资本家继续剥削工人、继续毒化社会风气、继续腐蚀干部队伍、侵蚀党的肌体吗？只打击腐败，不消灭资本，很难跳出“历史周期率”。

　　按照马克思主义，按照毛主席的答案，要彻底跳出“历史周期率”，根本的途径是贯彻历史唯物论，搞清推动历史发展的根本动力是阶级斗争，不是“共同价值”“中庸之道”。全党应坚定工人阶级立场，坚定共产主义理想信念，带领全国人民，第一步实现公有制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实行公有制为主体），再向着人类光明的未来——共产主义，奋勇前进！

　　靡不有初，鲜克有终。

　　不忘初心，方得始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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