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党校党建部教授、博导 张希贤
中国的抗日战争，是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和日本帝国主义之间进行的一场“决死的战争”【1】在抗日民族解放战争的战火洗礼中，以爱国主义为主旋律的延安文艺，经历了“三层境界”，最终形成了以毛泽东思想为灵魂的延安文艺。
一、“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
全面抗战初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旗帜，指引和推动了延安文艺迅速进入了“民族化、大众化、中国化”的“第一层”发展境界。
首先，共产党人的战略指导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时代命题，是推动延安文艺步入“民族化、大众化、中国化”发展境界的“领航员”。还在1937年8月，毛泽东就为准备西北战地服务团赴华北工作，向丁玲提出了“宣传上要做到群众喜闻乐见，要大众化”的战略指导。指出“现在很多人谈旧瓶新酒，我看新瓶新酒、旧瓶新酒都可以，只要对抗战有利”【2】。11月，张闻天在《十年来文化运动的检讨及目前文化运动的任务》的报告中，也提出了文化界在坚持抗战的奋斗中，要“大众化，中国化”的发展方向问题。1938年4月，毛泽东受“秦腔”戏剧晚会启发，与柯仲平进一步谈了“要搞这种群众喜闻乐见的中国气派的形式【3】”。10月，在思想文化战线一年多探索的基础上，毛泽东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时代命题，指出中国的新文化要有“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4】。五四运动以来，中国的新文艺发展，“虽然民族化、大众化的路向清楚了，却还缺少一块路牌，虽然目标望得见了，却还没有一个名目”【5】。1940年1月，依据五四运动以来的文化发展，毛泽东深刻地论述了中国的新文化，是“新民主主义性质的文化，属于世界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的文化革命的一部分”。这一新文化，是“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文化。发展创造这一新文化，必须批判地接收古今中外的历史遗产，“把它分解为精华和糟粕两部分”，“排泄其糟粕，吸收其精华”，和中国的民族特点相结合，经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来体现它。
围绕着文艺的民族化大众化中国化问题，延安文艺界在理论上进行了积极的探索。艾思奇指出，“今后抗战文艺应当是民族的，具有现实主义基础的”【6】。冼星海论述“现在作曲家有三种不同的姿态：一是死硬地模仿西洋音乐;二是顽强地固执着中国音乐作法;三是尽力想使中国音乐与西洋音乐适当的结合。我非常赞成后一种。我提出三个口号，音乐应当大众化、民族化、艺术化”【7】。柯仲平论述“每一个民族，都有自己的气派。这是由那民族的特殊经济、地理、人种、文化传统造成的”。“最浓厚的中国气派，正被保留、发展在中国多数的老百姓中”。“带特殊性的优秀的民族文化，可以帮助世界文化的发展”【8】。刘白羽提出为了发展文艺和完成抗战的任务，我们应该赞成而且要实践地去运用“旧形式”【9】。在抗战中，文艺的作用是朝着千百万大众的。在这空前的冶炼当中，需要检讨出优点与弱点，让整个新文艺更健壮起来。同时，莎寨在指出：“我们利用旧形式，并不是利用表象上的形式，而是从旧形式中吸取本质的精华，而重新创造的。这个所谓利用旧形式的形式，既不是旧的也不是凭空捏造的，而是从‘旧’里发展来的‘新’的东西”。“利用旧形式，就是创造新形式”。【10】
民族化、中国化、大众化的发展境界，第三表现在文艺创作杰出的时代作品上。1939年，在党的文化方针的指导下，延安文艺在民族化、大众化方面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冼星海抵达延安后，1939年3月，运用优美的江南小调和大生产运动的时代素材，创作出《生产大合唱》，3月21日预演，盛况空前，打破了延安音乐界记录，开拓了中国新音乐的广阔前途。3月25日，艾思奇在写给冼星海的信中说：“许多人都认为音乐很好，都佩服你的创作精力。希望再在融化中国民族音乐方面作百尺竿头更进一步的努力”。3月下旬，冼星海谱写光未然作词的《黄河大合唱》，创作过程中，使西洋音乐与中国音乐创造性地结合，历时六天完成了这部中国杰出的“音乐史诗”的创作。5月11日，鲁艺公演这部杰作，相当成功。演出结束时，毛泽东高兴得跳了起来，很感动地说了几声“好”【11】。《黄河大合唱》，“音节的雄壮而多变化，使原有富于情感的辞句，就象风暴中的浪涛一样，震撼人的心魄”【12】。传开后，“它那伟大的气魄自然而然使人卑吝全消，发出崇高的情感。【13】”周恩来从重庆回延安，听了《黄河大合唱》，7月8日题词：“为抗战发出怒吼，为大众谱出呼声!”郭沫苦评价这部作品：“星海兄去延安，大后方的一切声音差不多都沉没了。而《黄河大合唱》却和黄河之水天上来一样，从北方吼唱了起来”【14】。之前，张寒晖运用河北省正定地区妇女哭坟的曲调，创作出了如泣如诉的《松花江上》。冼星海吸收西洋音乐中的部分精华，创作出了格调清新高昂的《太行山上》。总之，以《黄河大合唱》、《生产大合唱》为代表作，抗战初期的延安文艺，在民族化、中国化、大众化方面，取得了伟大的成就。
二、“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索的人憔悴”
抗日战争最艰苦的时期，以爱国主义为主旋律的延安文艺，在伟大的延安整风中，步入了“纷杂归一”的发展境界。
首先，中国共产党人积极引导文艺文化工，正确地认识社会和正确认识人民群众。其次，积极支持文艺文化工自己解决自己的内部问题。1942年3月7日，《解放日报》文艺副刊编辑陈企霞，约丁玲写一篇纪念“三八节”的文章。丁玲连夜挥就，把当时因两起离婚事件而引起的为女同志鸣不平的情绪，一泄无余地发泄出来，篇名为《三八节有感》，3月9日发表在《解放日报》上。文章一出，延安引起很大反响。3月13日，延安中央研究院的王实味在《解放日报》上发表杂文《野百合花》，加上他在《谷雨》杂志上发表《政治家与艺术家》及延安的“墙报”专栏——“矢与的”、“轻骑队”，“三篇”文章、两个“墙报”专栏，形成气势。丁玲和王实味的文章，过分强调了延安存在的问题，对延安的几种主要社会现象，如“人类之爱”、等级制定、工作作风等进行了尖锐地抨击，片面地夸大了延安的社会不良现象，没有分清延安的主流是什么，支流是什么，而且发表在党中央机关报上，影响面很大。再加上“轻骑队”、“矢与的”两个墙报专栏呼应，在党内，尤其是在文化界，引起了很大的意见分歧。有些人支持王实味，更多地是反对丁、王二人及“墙报专栏”的做法，搞得延安文艺文化界一度思想上很混乱。对此，毛泽东于4月初，利用一个晚上亲自到延安中央研究院用马灯和火把照明看墙报，调查了解中央研究院和文化界的思想动态【15】。延安文艺文化界，有人对“轻骑队”及丁玲、王实味的杂文提出批评，说“轻骑队”的内容除了发泄牢骚以外，还有多少真正政治意义，有多少能够教育人的东西呢?“轻骑队”大概算是讽刺性的报纸吧。它的讽刺对象是延安各机关和具体工作人员，实际上它是为讽刺而讽刺，养成只发牢骚，不求解决问题的坏风气，最令人头痛的是“轻骑队”对被批评的机关和人员都用××的字样，使读者引起很大的误会。这样，“轻骑队”的言论可以说是不太负责的，请问为什么不能公开地写出被批评者(机关或人员)的名字呢?为什么不采取直率的热骂，而采取暗箭式的冷嘲呢?【16】4月10日，“轻骑队”代表童大林称自“轻骑队”创办以来，先后收到朱德、肖军、艾青、欧阳山、草明、王实味，肖三等人的意见，多系鼓励。“轻骑队”编委会立即驳斥童大林，指出“日前本刊编委会曾详细检讨一年来工作得失，认为过去方针有错误，已决定加以彻底转变。至于接到朱总司令及各界同志的意见，多系严正批评指责，而该消息只说鼓励与事实不符，特此声明更正”【17】。随后，“轻骑队”在报上公开作自我批评，承认编辑方针有错误，没有坚持顾全大局，与人为善的批评，而是片面的，甚至与被批评者完全是对立的，并决心在第二年彻底改正自己的错误【18】。
第三，在延安文艺座谈会的同时，延安的作家，在会外对文艺的大政方针政策问题进行了热烈的讨论。1942年5月13日陕甘宁边区政府文化工作委员会召开戏剧界座谈会，讨论剧运方向问题。讨论一致认为，“延安演多幕剧，演外国戏，是偏向”。“今后应鼓励反映战争的创作”。会后，文化界撰文指出“近一两年来延安出现的‘大戏热’和‘只演洋人和死人’的偏向”【19】。批评了戏剧界忽视广大民众和士兵观众的错误倾向。肖军撰文《对于当前文艺诸问题之我见》，提出了文艺工的“为求得民族的解放”，“为求得人类的解放”的立场问题和“要严肃，要客观”的科学的态度问题 。严文井著文提出“一个好作品应该从实际生活里产生，用一种正确的方法写成，容易为人接受并给人以好的影响”【20】。何其芳与另一位作家在《解放日报》撰文，关于“文学之路”问题，展开了争论。金灿然与吴伯箫“关于忘我的境界”问题，进行了商榷。刘伯羽著文《与现实斗争生活结合(这是我对当前文艺上诸问题的意见的一部分)》，提出“革命作家是时代的喉舌，他应该更勇敢更彻底的改造自己”的观点。其他文化文艺工，如丁玲、艾思奇、周扬、陈企霞、柳青等人，均纷纷著文，论述文艺的大政方针政策问题。
第四，在充分调查研究的基础上，中国共产党召开延安文艺座谈会，对文艺的现状与大政方针政策问题，进行充分的讨论。1942年春天，延安文艺界思想有些不稳，问题出现了很多。肖军此时收到一些不相识的人来信，信中大多谈自己的痛苦和牢骚，不满意环境，不满意人，不满意工作，甚至对革命也感觉倦怠了。延安中央研究院文艺研究室主任欧阳山，4月初写信给毛泽东，如实地反映文艺方面的诸问题。为此，毛泽东同欧阳山、何其芳、严文井、周立波、草明、曹靖华、姚时晓、萧军、舒群、艾青等人，多次通过书信或者面谈交换意见，并对这些主张歌颂光明而受到些委屈的作家，给以开导，同时委托诸人“代为收集文艺界的反面意见”【21】。诸人与毛泽东多次商议，开个会，让文艺工充分发表一下意见，彼此在会上交换一下思想，然后毛泽东集中讲一下，以统一思想，利于事业。毛泽东同意了大家的看法。在经过充分准备的基础上，1942年5月2日，中共中央宣传部召集延安文艺工一百多人举行座谈会。毛泽东在会上作了“引言”。5月16日，座谈会举行第二次会议，发言讨论文艺问题。有人从“什么是文学艺术”的定义出发，空洞地说教，有人宣传“人性论”，有人表述自己从来不写歌功颂德的文章，有人对整顿三风提出异议，会议讨论空前热烈。5月21日，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延安文艺座谈会的“结论”问题，毛泽东指出：“延安文艺界中小资产阶级自由主义浓厚”，“必须整顿文风，必须达到文艺与群众结合”【22】。会议同意了毛泽东的观点，确立了党的文艺政策的基本方针是“为群众和如何为群众的问题”【23】。按照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的基调，5月23日，延安文艺座谈会举行最后一次会议。朱德在会上讲作家要和工农兵接近，不要看不起工农兵，不要嫌延安生活太苦。毛泽东在会上作结论，针对座谈会讨论的问题和延安文艺界几年来的情况和近来的争论，联系五四运动以来革命文艺运动的经验，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观点，系统地论述了党的文艺政策的中心问题“基本上是一个为群众的问题和一个如何为群众的问题”。我们的文艺，第一是为工人的，第二是为农民的，第三是为武装起来了的工人农民即八路军、新四军和其他人民武装队伍的，第四是为城市小资产阶级劳动群众和知识分子的。为这四种人服务，就“一定要把立足点移过来，一定要在深入工农兵群众、深入实际斗争的过程中，在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和学习社会的过程中，逐渐地移过来，移到工农兵这方面来，移到无产阶级这方面来”【24】。“中国的革命的文学家艺术家，有出息的文学家艺术家，必须到群众中去，必须长期地无条件地全心全意地到工农兵群众中去，到火热的斗争中去，到唯一的最广最丰富的源泉中去，观察、体验、研究、分析一切人，一切阶级，一切群众，一切生动的生活形式和斗争形式，一切文学和艺术的原始材料，然后才有可能进入创作过程”。无产阶级的文学艺术是无产革命事业的一部分，是服从党在一定革命时期内所规定的革命任务的。党的文艺工应当在抗日、民主、艺术方法、艺术作风上和党外的一切文学家艺术家团结起来。此外，毛泽东还分析与批评了抽象的“人性”、“人类之爱”等错误观念，澄清了歌颂光明和暴露黑暗、动机和效果、世界观和创作方法等关系问题上的许多糊涂思想。1942年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做了重要结论之后，党没有急于做出决定，而是给文艺文化工一年半的时间，深思、探讨与充分研究中国共产党的文艺大政方针政策问题。
第五，通过伟大的延安整风，文艺文化工的思想得到了升华。在延安整风中，按中央部署，文艺文化单位的党员工先个人精读中央指定的22个文件，领会文件的精神实质，掌握思想武器。然后各文化单位统一组织学习和讨论，提出问题，由领导派干部给予解答。学习几个月后，开始联系文化界实际，以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检查自己的工作、历史和思想。凡入党时间比较短，抗战初期去延安学习或工作的同志，要讲清个人的历史、参加抗日战争和革命的思想动机，对照学习文件，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学习和革命实践中来建立自己的共产主义的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建立自己的党与阶级的坚定立场，检查自己的一切思想行动，纠正一切不正确的思想和作风。同时，以此去观察问题，观察其他党员，从而纠正自己的缺点和错误，纠正自己内部的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然后写出个人学习总结，上报党组织。此后，对自己所在部门的工作进行检查，提出改进工作的意见。文艺文化界在整风中批判了小资产阶级世界观及其各种表现，通过整风使整个文艺队伍的精神面貌发生了深刻的变化【25】。
三、“众里寻她千百度，蓦然回首，灯火阑珊处”
抗日战争胜利前后，在战火中成长的延安文艺，进入了人民大众文艺的新境界。
首先，延安文艺文化工，深入工农群众进入了新境界。1943年3月10日，中央文委与中组部召集党的文艺工50人开会，贯彻党的文艺政策，为执行新时期党的文艺任务做思想准备。刘少奇、凯丰、陈云在会上详细说明了作家到群众中去的重大意义和几个在认识上彻底转变的根本问题，提出为工农兵服务，必须“深入群众，改造自己”。会后，延安文艺界提出了“到农村、到工厂、到部队中去，成为群众的一分子”的口号【26】。10月19日，《解放日报》全文发表了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第二天，中央总学委发出通知，号召全党学习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11月7日，中共中央宣传部发出《关于执行党的文艺政策的决定》，指出应认真学习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并实行之，使文艺更好地服务于民族与人民的解放事业，使文艺界本身得到更好的发展【27】。在《讲话》全文发表和中宣部《决定》下达以后，延安和各抗日根据地的广大的专业文艺工纷纷走向社会，深入工农兵，诗人艾青、肖三，剧作家塞克赴南泥湾了解部队情况并进行劳军，作家陈荒煤赴延安县工作，高原去陇东等地，鲁艺有30余位文艺工到农村和部队去。作家柳青在米脂县吕家俭乡生活了三年。文艺工在基层，学习民间艺术，运用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创作出崭新的劳动人民群众喜欢的文艺作品。
其次，一部分文艺作品，抓住了战争与社会发展的“脉动”，发挥出了极大的社会功能作用。古今中外的文艺文化，都有一部分作品抓住时代的脉搏，发挥出文艺特有的政治功能。如美国斯托夫人的《汤姆叔叔的小屋》，林肯评价为“一个小妇人挑起了一场战争”。延安时期的歌剧《白毛女》、《刘胡兰》《血泪仇》等作品，就发挥出了极大的政治功能。945年2月，鲁艺赶排大型歌剧《白毛女》，准备向党的“七大”献礼。1940年，晋察冀边区阜平一带，传出“白毛仙姑”的故事，经群众口头创作，故事日臻完善。1944年，周巍峙率领西北战地服务团转战晋察冀，邵子南把这个故事带回延安，先写出歌剧初稿。后鲁艺对此进行了一次集体创作。1945年6月10日，鲁艺向七大代表演出。当剧演到高潮，喜儿被救出山洞，后台唱出“旧社会把人逼成鬼，新社会把鬼变成人”的歌声时，毛泽东和其他中央领导同志一同起立鼓掌。第二天，中央办公厅派人传达中央书记处的三条意见：第一，这个戏是非常合时宜的;第二，黄世仁应该枪毙。第三，艺术上的创造是成功的。传达者并解释说：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是农民问题，所谓农民问题主要是农民反对地主阶级剥削问题。这个戏反映了这种矛盾。在抗日战争胜利后，国内阶级斗争必然尖锐起来，这个戏既然反映了这种现实，一定会广泛地流行起来。不过黄世仁如此作恶多端，还不枪毙他，这反映了们的右倾情绪，不敢放手发动群众，广大观众是不会答应的【28】。《白毛女》在延安演出了30多场。1946年在张家口演出，获得了轰动性效应。“每至精采处，掌声雷动，经久不息;每至悲痛处，台下总是一片唏嘘声，有人甚至从第一幕至第六幕，眼泪始终未干。散戏后，人们无不交相称赞”【29】。抗战胜利后，人们看了《白毛女》，对群众开展反霸斗争、土改斗争起了一定的推动作用;对部队干部战士起了一定的阶级教育作用。1948年辽沈战役期间，冀察热辽联合大学鲁艺文工团在锦州演出《白毛女》，剧至高潮时，台下解放军指战员禁不住高呼：“为喜儿报仇!”“枪毙黄世仁、穆仁智!”“打倒封建地主恶霸!”“打倒蒋介石!”的口号声震耳欲聋。一场积极报名参军和支援前线的壮观场面，也随着“白毛女”的演出而进一步推向高潮。“为白毛女报仇!”一个时期内亦成了部队杀敌立功的口号之一。
第三，留下了一批“传世之作”。继《白毛女》之后，1946年，年仅25岁的李季在《解放日报》上，发表长篇叙事诗《王贵与李香香》，作品以优美的故事和陕北人民群众熟悉的“信天游”形式吸引了读者，在根据地引起了轰动性效应，被誉为诗歌创作的一个丰硕成果。阮章竟创作的另一首优秀长诗《漳河水》，是采用民歌形式写成的又一部杰作。作品反映了太行山区妇女在封建传统习俗的野蛮压迫下遭受的苦难，热情地歌颂了她们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获得的解放和新生。战斗在晋察冀根据地的田间、孙犁、邵子南等，也写出了不少歌唱革命战争，歌唱人民群众的诗作。郭小川、贺敬之、肖三等的诗作，也都在注意向民歌学习、向群众语言学习方面，有了长足的突破。报告文学和散文方面，黄既的《关向应同志在病中》、周立波的《南下记》、孙犁的《荷花淀》、刘白羽的《环行东北》等一系列作品，反映了1944年至1948年解放区火热的斗争生活，带着浓厚的历史色彩，显示出激动人心的艺术力量。小说方面，赵树理1943年写成的长篇小说《小二黑结婚》和《李有才板话》，被誉为解放区文艺的代表作。1945年冬，他又写成长篇小说《李家庄的变迁》和许多优秀的中、短篇小说，从而成了解放区最有代表性的作家之一。同一时期，邵子南的《地雷阵》、杨朔的《月黑夜》、华山的《鸡毛信》、管桦的《雨来没有死》，刘伯羽的《政治委员》等大量中短篇小说，以格调高昂，色彩明朗，激发群众积极向上的风格，鼓舞着亿万解放区人民为自己的解放而英勇斗争。在广大的文艺工奋斗的基础上，丁玲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周立波的《暴风骤雨》，则把延安文艺推向了其所处的历史时代的顶峰。两部作品在1951年分别获得斯大林文学奖第二等奖和三等奖。此外，马烽、西戎合写的《吕梁英雄传》、孔厥、袁静合写的《新儿女英雄传》等，都为中国文化宝库贡献了一件件优秀的佳作。
注释：
【1】《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447页，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2】陈明《西北战地服务团第一年纪实》，见《新文学史料》，1982年第2期。
【3】 艾克恩编纂《延安文艺运动纪盛》，第62页，文化艺术出版社，1987年版。
【4】《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534页，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5】蓝海著《中国抗战文艺史》，第279页，山东文艺出版社，1984年版。
【6】艾思奇《抗战文艺的动向》，见1939年2月16日《文艺战线》，第1期。
【7】冼星海《论中国音乐上的民族形式》，1939年11月16日《文艺战线》第1卷第5期。
【8】柯仲平《谈<中国气派>》见1939年2月7日延安《新中华报》。
【9】刘白羽《关于旧形式的二三意见》，见1939年2月28日延安《新中华报》。
【10】莎寨《利用旧形式》，见1939年2月28日延安《新中华报》。
【11】《冼星海日记》，转引自《延安文艺运动纪盛》，第134页。
【12】《序<黄河大合唱>》，《沫若文集》，第13卷，第469页。
【13】茅盾《忆冼星海》，《茅盾文集》第10卷，113页。
【14】郭沫若《吊星海》，见1946年1月5日重庆《新华日报》。
【15】《毛泽东年谱》，中卷，第363、364页，中央文献出版社、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16】克勉来信——《“轻骑队”及其他》，见1942年4月6日延安《解放日报》第四版。
【17】《“轻骑队”编委会声明》，见1942年4月12日《解放日报》第四版。
【18】“轻骑队”编委会《我们的自我批评》，见1942年4月23日《解放日报》第四版。
【19】《当前的剧运方向和戏剧界的团结》，见1942年5月19日《解放日报》第四版。
【20】艾克恩《延安文艺运动纪盛》，第352、354、355页，文化艺术出版社，1987年版。
【21】《毛泽东书信选集》，第194页，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22】《毛泽东年谱》中卷，第381页，中央文献出版社、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23】《毛泽东年谱》中卷，第381页，中央文献出版社、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24】《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857页，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25】虽然对王实味问题的定性与批判出现了错误，但不能否认全局性的成就。
【26】《毛泽东年谱》，中卷，第428页，中央文献出版社、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27】艾克恩《延安文艺运动纪盛》，第463页，文化艺术出版社，1987年版。
【28】艾克恩《延安文艺运动纪盛》，第604页，文化艺术出版社，1987年版。
【29】艾克恩《延安文艺运动纪盛》，第771页，文化艺术出版社，1987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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