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权”是一个政治学概念，比如国家对领土拥有主权，最近的南海之争，钓鱼岛之争这大家都耳熟能详。都属于国家主权的问题，国家在主权问题上是没有商量的余地。但主权这个概念不仅仅相对国家而言，对于人也同样适用。我们常说人权高于主权，也有另外一种说法是主权高于人权。实际上主权和人权是可以相互置换的：人权对于个人而言，就叫人的主权。人有支配自己的权利，人的基本权利不能剥夺，即支配自己的身体、支配自己的大脑、支配自己的思想的权利。那么主权和文学有什么关系呢?有当代文学史经验的朋友知道，80年代出现过一个重要的文学热潮，由著名评论家刘再复先生引发的关于文学的主体性讨论，他写过一本专著《性格组合论》通过人的性格入手，探讨人性的复杂性;所谓主体性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它和我说的文学主权有一定的关系。按照刘再复的观点，作家对于文学的创作有不可剥夺的主权，一切外在的力量都不能侵犯它，干预它，包括作家对素材的选取、对笔下人物的把握和判断，对笔下叙述生活的态度以及作家的想象力等等。这一思潮引发了80年代文学的解放。80年代中期以后的寻根文学到先锋派实际上是文学主体性讨论的延续。文学的主体性讨论后来成为了思想解放的一个很重要的标志。
以前上大学时上文学概论“政治标准第一，艺术标准第二”是一个不可僭越的定义。所谓艺术标准实际上就是作品的形式，80年代中后期之后，随着文学“主体性”的确立，文学的形式被提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大家可能知道“纯诗”这个概念。19世纪后期20世纪初期的形式主义诗人像马拉美、瓦雷里等人，执着于诗歌语言的迷恋、探索，后来文学史上称之为纯诗写作。中国80年代初叶对西方现代派的热捧，继承的就是这样一种“纯文学”理念。
文学的主体性也好，纯文学也好，先锋派也好，当它们发展到顶峰后，其对文学的负面影响也暴露出来了。什么负面影响呢?那就是“纯文学”在强调文学主体性的同时把文学的主权又窄化了。为什么这样说呢?不少纯文学的作家和理论家把文学的主体性仅仅理解成作家的想象力，包括叙述技巧等形式上的支配权。也就是文学的形式。概括地说就是将“写什么”置换成了“怎么写”。所以我说80年代的中国文学是一个减法的过程，是一个不断缩水的过程，好比以前身上都是荷枪实弹，武装到牙齿的装备，把自己压得气喘兮兮走不动路，后来不断地脱衣解带，到80年代中期，文学便一丝不挂，变成了裸奔。文学变成了语言和叙述的游戏，像满清政府割让领土，不断阉割自己的主权一样，文学应该保有的对社会生活的关注和介入全部割让出去了。这是从一个极端走到另一个极端了。而我们知道，一部文学史不能等同于一部形式主义的历史，一个作家对文学的认知和把握也绝不能仅仅局限在对形式的迷恋、叙述的游戏等等，还要通过诸多元素抵达历史的、现实的、文化的、政治的领地，这才是文学享有的主权。但90年代以后的中国文学把这种主权不知不觉丢弃了，最终成为一个裸奔的形象。
当然，这种演变不是偶然的现象，而是整个80年代以来全球化的世界图景决定的。80年代后期东欧和苏联的解体、社会主义国家纷纷瓦解，英国前首相撒切尔夫人和美国前总统里根倡导的新自由主义在全世界范围内的胜利，标志着资本主义全盘主宰的时代来临了。这之前，世界由两个超级大国即苏联和美国超盘。所谓“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这是两种政治力量的对决，一度社会主义占了上风，资本主义产生了危机，但80年代后走势突变，社会主义开始走下坡路，资本主义一家独大到后来美国一家独大。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互相竞争的局面不再，从此以后是资本主义的天下，用福山的话说“历史终结了”。这就是中国文学在80年代集体转向，逐渐放弃对历史的解释权，转让给主流政治逻辑也就是全球化和资本主义逻辑的大背景，也是80年代后先锋派成为中国文学新盟主的根本原因。所以说文学发展也是文化政治衍变的一种必然结果。
中国学界80、90年代流行学术中立或价值中立，以及包括后现代主义的一些理论和概念，比如零度写作、取消深度、狂欢理论等等，在当时的后现代和新写实包括新生代的一些作品中都有充分的表现。这实际上是“历史终结论”在文学中的表现。这种所谓的价值中立论当时非常时髦。但随着90年代中国现实社会的不断转型，各种社会力量社会结构的重组，矛盾的不断加剧，中国社会是远远不能用这个价值中立学术中立来解释的。恰恰是在这中价值中立的背景下，一只看不见的手——资本的权力在支配着我们。这只看不见的手把社会分为不同的阶层，各个阶层之间的博弈、争斗，随着社会的衍变越来越激烈复杂。被称为“新左派”代表人物的著名学者汪晖写过一篇《去政治化的政治》，他认为在全球化的背景下，政治恰恰是以否定的形式出现的，不像改革开放以前的政治是高调出场，以阶级斗争为纲，政治出现在生活的每个部位，那是一个泛政治化的社会;而改革开放以后特别是90年代后，政治是以一种否定和消解政治的形式出现的，这与大众文化和大众媒体的出现有关系。比如电视剧的出现，消遣、娱乐成了公众8小时之外主要的精神生活方式，公众在电视机、电脑前的迷恋、沉醉，许多严峻的紧迫的社会矛盾被眼前娱乐性的文字和图像稀释和蔽掉了，暂时忘却了外面严酷的现实。这就是去政治化的一个表征。
有人说过政治是一种妥协的艺术，艺术则是一种不妥协的政治，这句话精辟地概括了文学艺术和政治的关系。政治和文学脱离不了关系，他们是互相影响、互相支配、互相渗透的关系，只不过是一个曲折的过程。有的人把政治过于窄化、通俗化，把政治当成是中央的文件、国务院推出的政策，事实上这是政治的日常形式。我们说的政治要更抽象一点，更本质化一点，是对人类生活最重要的支配力量，是一种与我们的生存方式密切相关的文化政治。这在中西方都一样，只是表现形式不一样罢了，在中国表现的更集中，更激烈。先锋派认为文学可以脱离政治而存在，这种理念的提出是基于对前30年中国文学泛政治化的反驳，但事实上它后来是矫枉过正的。并使得80、 90年代的主流文学与政治疏离，甚至丧失了基本的政治乃至社会学的视野，导致文学日益缩水，放弃和丧失了基本的主权。
90年代后期由于网络的勃兴和全面覆盖，产生了一种新的文学叫网络文学。网络文学和网络作家最开始都很有争议，网络文学推出了一些明星作家如韩寒、郭敬明等，以及大量的网络写手。如果对网络文学进行整体评估，会发现网络文学出现的种种特征，如游戏化、虚拟化都可以作为精神传承追溯到先锋文学。实际上包括韩寒郭敬明等大多数网络作家对先锋派作家也推崇备至，有些作家直接或间接的承认是对先锋文学的继承。他们对先锋文学的代表作家如苏童、余华等顶礼膜拜，包括王朔的作品中的游戏性和玩世不恭在网络文学作品中也大量存在，由此可见先锋文学隔代遗传到了网络文学。当然先锋文学的直接影响是新生代作家，包括我们这一代和70后差不多都是先锋文学的直接传承者，网络作家和网络文学充其量只是它的隔代传人。但大家应该注意到，网络作家和网络写手一方面继承了先锋文学对语言的敏感、对形式的迷恋、对社会现实生活的疏离、对虚拟生活的迷恋、以这样一种狂欢文体作形式上的传承，另外一个影响就是对现实、对政治的无知和疏离。这是在先锋作家里已经存在并把它推向了极端。先锋作家最崇拜的偶像是博尔赫斯，博尔赫斯是个盲人图书管理员，他大量的作品用现在的话说就是玄幻小说，我曾经有一段时间非常喜欢这种抽象的小说，甚至在他影响下还写过一些这类作品。而这种影响也体现在许多网络作家身上，所以说这一代网络作家本质上受先锋作家的影响，身上有着先天的缺陷，只不过他们凭借网络这种形式插上了先锋作家不曾有过的翅膀，飞到西方，飞到中国古代，甚至飞到未来，这种不及物的写作比起他们的先锋作家前辈更加自由、狂放，但丝毫不能掩盖其作品内部的苍白和孱弱。所以网络文学是先锋文学的隔代遗传，网络作家身上的文学贫血症比他们的前辈有过之而无不及。
我之所以强调先锋文学对网络作家的影响，是想说明30多年来中国文学是怎样一步一步地放弃掉自己的“主权”的。我觉得作为一种文学思潮的先锋文学到了90年代初期整体上就终结了，尽管后继者包括新生代作家(晚生代)、80后90后作家不断从先锋文学中汲取艺术养料，但是先锋文学作为思潮在90年代初期已经终结或不了了之，其中的一些作家像孙甘露把语言实验推到极端以后没法写下去了。先锋派作家到了90年代后开始分化，比如苏童、余华这样一些作家在新世纪初期以后随着大众文化市场的勃兴，他们突然改头换面，以文学成功人士的形象浮出水面。将他们作为昔日先锋文学代表作家的头衔转换成了文学市场的码洋，这就跟影视明星出场价由名头决定一样唯一吸引市场的噱头就是过去的光环，但是他们的作品与当下现实是两张皮，貌似贴的很近，其实是脱节的，就算有的作家试图用他的眼光来解读现实，解读历史，也是肤浅的、简单化的。比如余华的《兄弟》，这一点我在前年上海的东方城市文学讲坛上就谈到这过个问题。余华的《兄弟》当时我就批评的态度，我认为他用50多万字的篇幅写了个10多万字就能解决的问题。他将复杂的历史和现实的发展粗暴的阉割了，对历史和人性都没有做出任何具有说服力的解释，是一种平面化的人物图谱。像这种作品在国内受到了大量的批评，在国外居然进了大学教科书，还频频得奖。这显然和先锋文学的出生有关系，因为先锋文学就是个“进口商品”，是西方的舶来品，来自于尤利西斯、卡夫卡、博尔赫斯这些经典的现代派和后现代作家，经过中国现实的改装后重返母国。包括莫言获得诺贝尔奖也是这个原因，我们《天下》杂志前两期发过海南学者刘复生的《诺贝尔文学奖背后的文化政治》对此进行过深入的分析。所以先锋作家在新世纪文化市场的走红无非是借尸还魂，而并不是作为一个作家跟当下的文学土壤产生出来的具有强劲生命力的文学果实，没有对当下复杂的中国社会现实做出有效的回答，带着一股媚俗的气味。像苏童现在的作品也都是在内容和形式上不断重复他80年代后期的一些作品，前几年的《河岸》以及最近的《黄雀记》都是如此。
前两天看到网友说“为什么莫言和余华越写越差”?也有人说苏童也越写越差，实际上不是他们的技艺退步了，其实从写作技艺上讲，余华苏童已经炉火纯青了，可你为什么对他们不满意呢?这是因为你在不断的进步。反过来说大家要是20年前觉得苏童余华的作品好，二十年后还是闭着眼睛说好，那说明你没有进步，没有长大。先锋派的大部分作家的思想钟摆停留在80年代，这在整个当代作家中都很具有代表性。有个叫黄纪苏的学者曾说过中国的人文知识分子大部分停留在80年代，始终在原地踏步，把地板都踏出了两个大坑。中国古代有个成语叫刻舟求剑，他们把所有当下的社会现象用一种固化的文学思维、社会学思维、政治学思维来解释，这不是刻舟求剑吗?不幸的是大多数作家都是这种情况。这是中国文学的特殊现象，即许多作家的思想没有跟着社会一起发展，一同成长，这是非常要命的。我们还可以谈谈莫言。自从莫言获诺贝尔文学奖后，他差不多就成了中国文学的最权威代言人。莫言的确为中国文学赢得了荣誉，理应获得大家的敬重。莫言无疑是个文学天才，他早期的很多作品都是天才之作，但是从他延续20多年的创作来看，他对思想的认知却是极端的贫乏和肤浅。他的文学思想内部好像处于一种分裂的状态，没有形成统一的价值体系。他早期大量的作品都是对历史的书写是一种西方化的视野，像后来我们很多人在评价他获得诺贝尔奖时说他的写作是满足西方人对东方国家想象的结果。但就是这样，他把中国复杂的政治历史，特别的是社会主义历史简化成一种人性的善与恶。这跟余华犯的毛病一样。另外，他作为一个个人同样是自相矛盾的，包括网络上这段时候关于他的争议：一是他参加抄写“延座讲话”;一个是他写了一幅字，说是得诺奖前做过一个梦，一只喜鹊跟他讲“毛主席要来家里吃鱼了”，字里行间表达出他对毛泽东的崇敬。但是我们发现他大量的作品对毛时代社会生活的描写却是极其片面甚至妖魔化的;他以一种阉割的模式颠覆或解构了中国半个世纪的复杂历史，这一点，恰恰是诺贝尔文学奖的颁奖词所格外赞赏的。所以我觉得像包括王蒙、张贤亮和莫言等这样一些重量级作家身上暴露出的思想和人格的双重分裂和萎缩，正是这么多年来中国文学不断丧失“主权”的突出表征。当然也有例外，比如格非。我觉得格非是唯一一个在先锋派作家中具有生长能力的作家，他的长篇三部曲《春尽江南》、《山河入梦》、《人面桃花》对中国百年的历史进行了重新的书写和思考，走出了80年代，走出了先锋文学思潮。格非是先锋作家中的另类。
先锋文学的命运，以及我刚谈到的更早的一些作家的命运，充分说明了文学跟历史跟时代乃至政治的复杂关系，以及“主权”在文学中的重要作用。那么，怎样恢复文学的主权?我个人认为，第一要重新让文学从内向外转，80年代是文学从外向内转，回到个人的内心身体，乃至下半身，这被一些理论家提到很高的高度，认为文学就是表达隐秘的经验，其结果就是导致文学不断的向内心发展，成为不及物的文学。一种不针对现实的文学，也就等于从另外的维度上丧失了文学的主权。文学应该从内心的螺蛳壳里走出来，重新激活和恢复对现实生活、政治生活的敏感性，这是我们应该面对的新课题。另外一点是要重新理解文学的工具论，这在80年代深恶痛绝的概念，我们认为它是非常狭隘的文学理论，要除之而后快，这跟有段时期把文学过于窄化，过于把它跟政治捆绑的太紧有关。经过30多年的发展，过于将文学的工具化功能否定掉带来的恶果，就是文学成为一种真空。中国古代有个说法叫 “文以载道”，我们整个否定掉了。其实文学的工具属性是无法全盘否定的，先锋文学乃至网络作家们同样无法否定它，只不过他们把文学作为娱乐的工具、游戏的工具，仅此而已。而另外一种作家主张文学应该承担社会责任、时代的道德责任，甚至让政治的视野重新回到文学。这是文学主权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区别就在这里，一个是向内，一个是向外，但都是一种工具。彼此看似矛盾，其实不然。我们拿蜡烛做比方，如果蜡烛在酒吧里、在茶社里面、在一个非常温馨的私人聚会里，这个蜡烛就是点缀和装饰，很难说有多么重要。但要是放在旷野上、黑夜里，茫茫黑暗中找不到出路的情况下，蜡烛就变成了火炬，这时候蜡烛就有了引领你走出黑夜、走出陷阱、走出恐惧的功能。所以主流叙述有时候把文学当成是民族精神的火炬，时代前进的号角，也不能说是错的。有的时候它就是有照亮黑暗的力量，当然，它也会让你误入歧途。所以要辩证的理解文学的工具论。文学有时候是蜡烛，有时候就是火炬，尤其是现实情况下它也应该有火把的功能。如果我们的写作都跟网络写手一样沉浸在虚拟世界，沉溺在穿越的玄幻狂欢之中，如果所有的文学都这样的话，文学就不仅仅是丧失主权的问题了，而是文学有没有存在的意义的问题了。当然文学不可能就这么取消，它可能变异为另外的形式，比如已经一些商业广告，现在很多广告写手的文学素养很高，是先锋文学的铁杆粉丝，很多广告的创意非常具有想象力。一些策划家就是有天赐的文学想象力。我觉得先锋文学的传人一部分成了网络写手，另一部分成了广告策划人。所以文学丧失主权的结果就是先锋文学的传人分散到了网络、电视剧、商业广告等其他大众艺术方面了。
还有个大家熟悉的概念“代言”，很长时间我们是否定文学代言的，很反感文学代言，认为文学就是写自我。包括我本人在90年代提出文学就是“自说自话”，90年代中期我是一个非常沉溺于内心生活的作家，我现在觉得我写这个知识分子和文化人的生活多少有一种象牙塔的清高、孤芳自赏的心态，认为90年代市场经济崛起之后整个文化的边缘化，便为它们唱挽歌，现在看来是有些自恋了。实际上文学是具有代言的品格的，文学为什么不能代言呢?前些年讨论底层文学的时候上海的评论家吴亮曾经对文学的代言提出质疑，问你作为一个知识分子有什么资格和权利为底层人民代言?一方面自己作为中产阶级享受生活，一方面又写底层惨兮兮的生活，苦不堪言，这不是很虚假很矫情吗?这样的逻辑是很荒谬的，文学作家不是新闻记者，为什么要把文学作家等同于新闻记者，写一部小说都要体验生活?这是常识性的问题。实际上是先锋文学纯文学造成的错误的逻辑，说文学不能代言，这很荒谬。我们应该给它正名：文学任何时候文学都可以代言，尤其是现在社会结构出现分化的时代，弱势群体、沉默的中下层民众在话语权上处于天然的弱势，为弱者代言，这是作家和知识分子的天职。常言道作家和知识分子是社会的良心，要代表底层人民发出正义的声音。而我们现在不太提这个事情了。而这正是文学业已丧失的主权之一。在座的有工人作家，应该对这个问题有深刻的认识，不仅工人这个概念有了新的变化，而且工人阶级这个概念30年来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这个群体曾经是国家的主人，有强烈的政治责任感和荣誉感。但现在生发出很多的阶层，比如农民工、蓝领、新产业工人等，整个工人阶级都支离破碎了。听说省作协要举办工人作家培训班，我觉得这个很有意义，我觉得工人作家是最有发言权最有能力来书写自己阶层的命运的。我希望能看到这样的作品从在座的工人作家中诞生。
社会在一天天变化，文学也在一步步往前走。中国的文学向何处去?我不一定说的很准，但有一点我相信，将来可能会出现一种“大文学”，不像传统的按诗歌、小说、散文、报告文学分类。真正意义上的大文学，不仅有形式上的创新，而且在观念上、视野上有拓展，产生出我们现有的理解和现有经验的文学。实际上已有出现，比如最近几年出现的梁鸿，几年前写过一本《中国在梁庄》，最近又推出了第二本《出梁庄记》，我建议大家去读读这两部作品，它和我们迄今为止所有的写农民、农民工生活的作品都不一样，既有社会学家的思维方式和骨架，又有文学的肌体，文学的热度。我觉得它具有的品质和力量超出了近些年来的很多文学作品。它里面很多的细微的感知、触觉都是极度艺术、极度原生态的，直接来自于基层生活的感知，因为就是他们中的一员。我认为这两部作品未来将会有更高的评价，将会作为一种新的文学典范来启示更多的中国作家。它绝不是90年代一些理论家提出的跨文体写作，那仅仅只是形式上的改变，跟我刚刚说的南辕北辙，不是一码事。这种作家作品我相信还会出现。国外这样的作家也有，比如索尔仁尼琴，这个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最近在国内出了一部十卷本的小说《红轮》，比张炜的《你在高原》篇幅还大。他写了苏联20世纪的历史，用历史教科书的形式写小说，用小说的形式写历史教科书，这是多么大的雄心、多么大的视野!这就是我所期待的呼唤的大文学，要有大的文学视野、大的格局、大的胸怀，对历史对现实强有力的介入，这就是我说的文学的主权，在索尔仁尼琴这些作家那里从来没有放弃过、丧失过的“主权”!再比如德国作家君特·格拉斯，他是《铁皮鼓》的，他的《我的世纪》用日记的方法把德国的20世纪历史写下来了，把大事件和个体的经验拼贴在一块，获得了一种奇特的审美经验和认知效果，这样的作品你说它是小说?是散文?都不是，又都是。这就是我期待的未来中国文学的形态。不是我一个人在做这样的呼唤，几年前韩少功和李陀曾在相关场合也做过相似的预言，韩少功说未来的中国文学将会非常政治化，而不像这30年来远离政治，恨不得拎着自己头发到真空中去。当然，所谓“政治化”并不是直接写政治，甚至把政治当做一种题材，而是指一种写作视野和审视社会生活的维度。实践告诉我们政治像空气一样渗透在我们生活中，是无法摆脱的，作为公民只有以独立的姿态参与到政治的建构中去，你才能认识它;而躲避只能成为政治的俘虏、政治的附庸;只有参与、迎面而上，才能作为他平等的对话伙伴来共同建构历史。这样的文学才是中国文学将来能变得更有出息一点的重要标尺，而不是说我们有1、2 个作家获得诺贝尔奖。所以我们必须重新出发，从当下出发，从我们自身的历史，而不是从西方意识形态出发，也不是用那种新自由主义的政治文化、政治秩序给出的逻辑，来解释我们的历史，从而找回中国文学的主权，也就是找到我们自己对历史和现实的叙述权、解释权。
从本质上说，文学的主权是一种叙述的权利，文学的主权关乎文学的生存和文学是否能担当起本民族乃至全人类的理想，而不仅仅是作家自娱自乐或者谋取名利的工具;只有这样，文学才无愧于在人类社会生活中的崇高地位，而不至于越来越萎缩、衰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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