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为无产阶级专政呐喊
毛泽东说：“鲁迅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新民主主义论》)
什么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
无产阶级专制!
有人愤愤不平：鲁迅被专制利用。
错了!
不是鲁迅被专制利用。而是鲁迅的根本属性——专制。
毛泽东激烈地反对专制。然而他是专制的。
鲁迅激烈地反对专制。然而他也是专制的。
鲁迅与毛泽东的心，是相通的。
鲁迅倾毕生心血，开拓一条文化专制之路，为工农大众，为无产阶级，也为毛泽东。
鲁迅是中国封建社会政治专制与文化专制的产物。他潜在地认同专制。
在鲁迅笔下，中华子孙并非只有对奴性的认同。
《阿Q正传》中，阿Q仇恨剥削者的专制，却将自己的专制施之于比他弱的小尼姑;《祝福》中，祥林嫂为自身的解放反抗专制，却最终跪倒在专制的淫威下;《离婚》中，爱姑尽管激烈地抗争低档次的专制，却由衷地认同高一级的“七大人”的专制。
穿长衫的农民和穿西服的农民同样如此。
《在酒楼上》的吕纬甫、《孤独者》魏连殳，其反专制的摧枯拉朽之暴烈，无愧五四运动猛士之列，然而，最终也以不同方式认同了专制。
吕纬甫、魏连殳，不就是另一个鲁迅吗?
专制与奴性是对立的同一体。
鲁迅以对家长专制的奴性屈从，吞咽下母爱塞给他的无爱的婚姻;同时以专制的无情，与旧式妻子分居，逼迫母亲终生的奴性承受。
鲁迅以对旧礼教的奴性屈从，接纳了朱安这位旧式贤妻;同时以专制的无情，给予朱安，也给予自己无爱的冷漠。
那么鲁迅对新式妻子呢?
许广平，那是鲁迅爱的烈焰。许广平婚后想寻一份职业，却被鲁迅灌注一份情感的专制，留做了家庭后勤总管。
鲁迅是封建家庭的长子，他的双肩，早已被安放了家长专制的重担。长兄如父。鲁迅对兄弟的专制明目张胆。它给予鲁迅终生咀嚼的苦果，也给予鲁迅终生的精神自残。
那是童年往事：幼弟沉迷于天上遨游的风筝，却无钱买，馋涎至极，自己动手做，费尽心血，终将完成，却被鲁迅发现，一阵手扯脚踏，弄得稀烂。看着幼弟悲痛欲绝，鲁迅扬长而去。
童稚的心灵是单纯的。成年后的周建人早已忘却了兄长的专制虐杀。然而鲁迅不能忘：“二十年来毫不忆记的幼小时候对于精神的虐杀这一幕，忽地在眼前展开，而我的心也仿佛同时变了铅块，很重很重地堕下去了。”(《野草·风筝》)
不同于周建人。二弟周作人的反抗则激烈至于畸形。兄弟参商，终身绝交，排除那些偶然因素，深层次的原因是不是周作人长足发展独立意志后，对兄长专制的忍无可忍。
然而，鲁迅专制是伟大的专制!
那是爱的专制——
因为爱母亲，所以接受母亲无爱的婚姻;
因为爱的责任，所以不强迫旧式妻子离婚，反而承担朱安终生的生活赡养;
因为爱的使命，所以鼓舞许广平共同担起抗争旧势力的自觉;
因为爱的崇高，所以折杀幼弟的玩物之心，强迫培养周建人的向学之志。
因为爱到深处，许是包办乃至强迫了周作人的个人意志。当鲁迅为周作人病重而担惊受怕、急迫寻医时，当鲁迅放弃自己的学业而打工资助周作人的学业时，当鲁迅无怨地支撑周作人新婚的经济负担时，给予周作人的，该是怎样倾心付出的兄弟情浓;而周作人的坦然接受，又该萌生怎样的娇纵!
周作人以自利为中心的平和，未始没有兄长溺爱的性格养成;而他耻辱的汉奸之囚，则不能说没有兄长溺爱所埋下的娇纵种子。
能够施以溺爱者，是怎样的专制——
情愫深深深几许?浪迹天涯的鲁迅，曾洒尽一片月白，倾泻下怀念亲弟的悲苦：“梦魂常向故乡驰，始信人间苦别离。夜半倚床忆诸弟，残灯如豆月明时。”(《别诸弟》)
爱的专制——私有制下照暖人间世的太阳!
《旧约》中的耶和华以对犹太人的惩恶扬善，展示“父爱”的专制与威严;释迦牟尼礼赞的转轮圣王，以通天通地的爱，灌注下惩恶扬善的专制;伊斯兰世界更以“真主”的专制之爱，谕下一部惩恶扬善的《古兰经》。
爱的专制，同样是中华儒学传统的深刻内涵。
鲁迅是中国旧文化的承载者。好的和坏的，善的和恶的。“自己背着因袭的重担，肩住了黑暗的闸门，放他们到宽阔光明的地方去。”(《坟·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
“肩住黑暗的闸门”——没有新专制之伟力的自信与自许，如何“肩住”旧专制之“黑暗闸门”的千钧迫压?
“背着因袭的重担”——那是专制和奴性的重担。然而，“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专制并非只是恶，也有善;奴性并非只是屈辱，也有崇高。
鲁迅期待专制：“此后如竟没有炬火，我便是唯一的光。倘若有了炬火，出了太阳，我们自然心悦诚服的消失，不但毫无不平，而且还要随喜赞美这炬火或太阳，因为它照了人类，连我都在内。” (《热风·随感录四十一》)
为着爱的专制!
这是耶稣的“救世主”诉求，这是耶稣前驱施洗约翰的诉求。
鲁迅绝望于旧中国恶的专制：“中国大约太老了，社会上事无大小，都恶劣不堪，象一只黑色的染缸，无论加进什么新东西，都变成漆黑。”(《致许广平》)
鲁迅深陷于社会变革的焦虑：从黑暗向光明，只需跨过一个门槛。“他们可是父子兄弟夫妇朋友师生和各不相识的人，都结成一伙，互相劝勉，互相牵掣，死也不肯跨过这一步。”(《呐喊·狂人日记》)
鲁迅为中国的“国民性”而悲哀：“群众，——尤其是中国的，——永远是戏剧的看客。”(《坟·娜拉走后怎样》)
在散文《野草·复仇》中，鲁迅更冷冷地嘲弄了大批拥挤着期待目睹赤裸勇士或厮杀或拥抱或悲壮或滑稽的无聊看客。
鲁迅喟叹：“人群之内，明哲非多，伧俗横行，浩不可御，风潮剥蚀，全体以沦于凡庸。”(《坟·文化偏至论》)
鲁迅期待：“惟超人出，世乃太平。苟不能然，则在英哲。……与其抑英哲以就凡庸，曷若置众人而希英哲?”(《坟·文化偏至论》)
朱寿桐质疑：鲁迅的“‘英哲’是要能‘一导众从’的，是能统治‘凡庸’之辈的，这岂不又有导致新的专制政治之嫌?”(《孤绝的旗帜》)
不错。鲁迅正是服膺着“新的专制”。他热烈地拥护尼采，期待几个卓异之人横空出世救中国：“‘个人的自大’就是独异，是对庸众宣战，——一切新思想，多从他们出来，政治上宗教上道德上的改革，也从他们发端。” (《热风·随感录三十八》)
英雄创造历史。
那是怎样崇高的英雄观呵!
从柏拉图的哲学王、释迦牟尼的转法轮、孔丘的圣人、耶稣的救世主、穆罕默德的安拉，直到加尔文、克伦威尔、拿破仑、华盛顿和埋葬上帝的尼采，以及近现代中国的洪秀全、康有为、孙中山，英雄们以傲视天下的豪情，书写下历史的鸿篇巨制。
所不同的，唯心史观仅仅看到英雄的光彩，唯物史观则从英雄的背后看到了人民意志、人民力量。英雄是人民创造历史的表现形态。
人民呼唤英雄，创造英雄，于是英雄出。
五四时期是一个呼唤英雄的时期。在这样的时期，“以先觉者自负的，亦不惟鲁迅。以独断论的方式倡导政治民主，怀疑一切而不怀疑自己，几乎是五四知识分子的共性。” (辛晓征：《鲁迅》)
从对先觉者专制的期待，到激情四溢地为“人权、民主、自由”呐喊，五四运动在外来文化的冲击下，张扬着颠覆旧文化的彻底革命精神;然而这“革命精神”却昙花一现。
20世纪的中国，不具备“人权、民主、自由”的社会土壤。
当五四运动从呼啸奋进转而平静，再转而彷徨与迷茫，然后必然地向中国现实社会的深处下潜时，它便在一声无可奈何的长叹之后逐渐清醒：中国社会是一个遍布封建关系、遍布分散小生产者的专制社会。
那么，专制能不是五四运动的归宿吗?
被抽象的自由与人权所激动的五四精神，别无选择，只能回归专制。或者向资产阶级专制脱壳，或者向无产阶级专制脱壳。换句话说，或者是新剥削阶级的专制，或者是被压迫阶级的专制。
鲁迅是新专制的倡导者。
五四运动的主将胡适、陈独秀同样是新专制的倡导者。
什么是“新专制”?
就是开明专制。即遵从民众意志、为大多数人谋利益的专制。梁启超定义：“以新专制之客体利益为标准，谓之开明专制。”(《饮冰室文集》 转引自胡适：《再论建国与专制》)
陈独秀以家长独裁为初生的中国共产党涂满新专制底色，共产党元老李达便曾“为表示对陈独秀独断专行的抗议愤而脱党”(见严昌、阳雪梅：《刘少奇谋略》)。
胡适为他“民主、自由”之革新精神开道的，也是新专制。他的《在北大开学典礼上的讲话》慷慨激昂：“我想要做学霸，必须造成像军阀、财阀一样的可怕的有用的势力，能在人民的思想上发生重大的影响。”(转引自钱理群：《与鲁迅相遇》)
——文化专制!
不能说胡适没有救中国、救人民的崇高理想。他的专制是中华民族几千年殷殷目光期待好皇帝的变通!他说：“现代政治的问题不是如何限制政府的权限的问题，乃是如何运用这个重要工具来谋最大多数的福利的问题。”(《五十年来之世界哲学》)
钱理群评论道：胡适主张“依靠国家强权和强有力的政治领袖，实行社会总动员和高度组织化，以集中全国人力物力实现现代化。”(《与鲁迅相遇》)
胡适的国家观与毛泽东的国家观有区别么?
胡适的“开明专制是特别英杰的政治”，是“新式独裁”;“民主政治是幼稚园的政治，现代式的独裁是研究院的政治。”(《中国无独裁的必要和可能》) 他说：“专擅一个偌大的中国，领导四万万个阿斗，建设一个新的国家起来，这是非同小可的事，决不是一班没有严格训练的武人政客所能梦想成功的。”(《再论建国与专制》)
钱理群评论道：“胡适并不回避，他所提倡的‘专家政治’就是‘开明专制’，他称为‘现代式的独裁’或‘新式的独裁政治’。”(《与鲁迅相遇》)
胡适的专制与毛泽东的专制是不是殊途同归?
反抗不民主的旧专制，需要为民主的新专制。中国资产阶级思想领袖并不沉迷于“民主、自由”的空谈，而将立论放在对中国现实的深邃把握和清醒认识上。
然而，胡适冀望少数“政治精英”，毛泽东冀望人民群众;胡适为少数“政治精英”代言，毛泽东为人民群众代言。
于是，资本主义专制与社会主义专制也就泾渭立现。
那么，鲁迅是毛泽东同道，还是胡适一党?
胡适强辩：“鲁迅是我们的人……是个自由主义者”(见张宁：《无数人们与无穷远方：鲁迅与左翼》)
不错。鲁迅与胡适，不失同一性。
他们有着相同的对人类解放一以贯之的追求。胡适晚年，并不放弃他的政治主张：“一个国家的统治权必须放在多数人民手里。”(《自由主义》)
胡适不失对被压迫阶级的由衷关怀，甚至在蒋介石白色恐怖的1928年，著文《五四运动纪念》，公然表达对被迫害的共产党人的真挚同情。
然而，鲁迅与胡适，又是对立的。
鲁迅与被压迫阶级血肉相连，终生仇视“阔人”， 抗争“上等人”，鼓动底层“愚民”造反，冀望人民革命颠覆特权专制，自己解放自己。
胡适则终生以“上等人”的自负，傲慢地俯视“下等人”， 他寄托于旧的特权专制的改良，训导“知识精英”们从上面将“民主、自由”赐给下层“愚民”。
胡适不能放弃剥削阶级的既得私利，他的呼吁 “约法”和“人权”，他的“人类之爱”和“自由主义”，必然向特权剥削倾斜，终于堕入伪善。
1934年，胡适言之凿凿：“我可以断断的预言：中国今日若真走上独裁的政治，所得的决不会是新式的独裁，而一定是那残民以逞的旧式专制。”(《答丁在君先生论民主与独裁》)
话音刚落，胡适和他的“专家”们就一头扎进蒋介石独裁政权的怀抱，做成了大资产阶级统治集团的高官。他们背弃理想的崇高，背弃“民主、自由”，背弃“最大多数的福利”，成为“旧式专制”的帮凶，乃至帝国主义强盗的同谋。
“文化班头博士衔，人权抛却说王权。……虐政何妨援律例，杀人如草不闻声。”(《伪自由书·王道诗话》) 这是鲁迅对特权剥削专制之帮凶胡适的恨恨之声，胡适和他的伪自由主义者“之徒”们难道没有掂量掂量吗?
更甚者，“胡适博士不愧为日本帝国主义的军师”，竟向侵略者献出“出卖灵魂的秘诀”。什么秘诀呢?胡适写道：“日本只有一个方法可以征服中国，即悬崖勒马，彻底停止侵略中国，反过来征服中国民族的心。”(鲁迅：《伪自由书·出卖灵魂的秘诀》)
尖刻的鲁迅入木三分，在一瞥之间，将胡适和他的“知识精英”们与旧专制沆瀣一气的阴暗心理昭然天下。
“新专制”堕落为旧专制的附庸，五四主将倒戈为大资产阶级专制捧场，怎不令鲁迅唏嘘：中国的革新，“难道竟不过老是演一出轮回把戏而已么?” (《华盖集·忽然想到·四》
冷眼觑着向国民党独裁政权屈膝而矮了半截的胡适，鲁迅顶天立地，向旧专制掷去投枪。
——鲁迅对封建专制的攻击是凶猛的。
因为从旧营垒中杀出，鲁迅的反戈便如毒龙喷火：“这历史没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叶上都写着‘仁义道德’几个字。我横竖睡不着，仔细看了半夜，才从字缝里看出字来，满本都写着两个字是‘吃人’!”(《呐喊·狂人日记》)
一部中华史，一部专制吃人史!几千年积淀给炎黄子孙的竟是厚重的屈辱：“一、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二、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鲁迅：《坟·灯下漫笔》)
鲁迅期待着历史上第三样时代，即被压迫人民翻身解放新时代的到来。
——鲁迅对军阀专制的攻击是凶猛的。
1926年3月18日，“段祺瑞政府使卫兵用步枪大刀，在国务院门前包围虐杀徒手请愿……至数百人之多……如此残虐险狠的行为，不但在禽兽中所未曾见，便是在人类中也极少有的。”(鲁迅：《华盖集续编·无花的蔷薇之二》)
报仇!报仇!
鲁迅直面屠刀，抛却安危，怒吼着雪恨的誓言：“如果中国还不至于灭亡，则以往的史实示教过我们，……血债必须用同物偿还，拖欠的愈久，就要付更大的利息!“(《华盖集续编·无花的蔷薇二》)
——鲁迅对蒋介石专制的攻击是凶猛的。
在《二心集·“友邦惊诧论”》中，鲁迅怒斥“中国国民党治下的连年内战，空前水灾，砍头示众，秘密杀戮，电刑逼供……好个国民党政府的‘友邦人士’!是些什么东西!”
在《伪自由书·文章与题目》中，鲁迅迎向滴血的锋刃，痛骂蒋介石的“攘外必先安内”——“不是人话”!
在《南京民谣》中，鲁迅辛辣讽刺国民党最高层：“大家去谒陵，强盗装正经，静默十分钟，各自想拳经。”
在《南腔北调集·答杨屯人先生公开信的公开信》中，鲁迅猛烈攻击蒋介石集团：“国共合作时代的阔人，那时颂苏联，赞共产，无所不至，一到清党时候，就用共产青年、共产嫌疑青年的血来洗自己的手，依然是阔人。”
鲁迅的诗，是对蒋介石专制的强烈控诉：
“风波一浩荡，花树已萧森。”(《无题》)
“风生白下千林暗 ，雾塞苍天百卉殚 。”(《赠画师》)
“云封高岫护将军，霆击寒村灭下民。”(《二十二年元旦》)
“忍看朋辈成新鬼，怒向刀丛觅小诗。”(《南腔北调集·为了忘却的纪念》)
鲁迅更将伶仃瘦骨，化为向蒋介石专制抗争的厉鬼：
1933年，战友杨杏佛被国民党特务暗杀，鲁迅亦列名暗杀黑单，但他蔑视专制的枪口，毅然为杨铨送葬。他出门不带钥匙，准备喋血街头，“壮士一去兮不复还”。
——鲁迅对共产党潜在专制的忧虑则是深广的。
革命胜利，鲁迅能逃避悲剧命运吗?1928年，他在《三闲集·“醉眼”中的朦胧》里写道：“连我也会升到贵族或皇帝阶级里，至少也总得充军到北极圈内去了。译著的书都禁止，自然不待言。”
人民的天下，鲁迅能不再睹贫阔两极分化的的横暴吗?1933年，他在《准风月谈·“推”的余谈》中祈祷：“但愿未来的阔人，不至于把我‘推’上‘反动’的码头去——则幸甚矣。”
新中国崛起，鲁迅将受到怎样的迫压?1934年，他在《致曹聚仁》信中说：“倘当崩溃之际，竟尚幸存，当乞红背心扫上海马路耳。”
共产党政权建立，鲁迅会得到大恐怖吗?1936年，临终之前，他对从陕北来的冯雪峰说：“你们到来时，我要逃亡，因为首先要杀的恐怕是我。”(李霁野：《忆鲁迅先生》 转引自钱理群：《与鲁迅相遇》)
历史，真的会轮回吗?
特权剥削，真的是人类肌体上永远割不掉的毒疮吗?
那是历史的教训：从来的农民革命，都不能免悲剧结局。成千上万人埋骨沟壑，最终却“任三五热心家将皇帝推倒，自己过皇帝瘾去了。”革命鼓动起人民的激情，然而，“貌似‘民魂’的，有时仍不免为官魂。”(鲁迅：《华盖集续编·学界的三魂》)
那是刻骨铭心的记忆：辛亥革命吞下多少先烈的血，才聚起推翻旧专制的热能。然而，酷虐依然。“我觉得革命以前，我是做奴隶;革命以后不久，就受了奴隶的骗，变成他们的奴隶了。……许多烈士的血都被人们踏灭了。”(鲁迅：《华盖集·忽然想到·三》)
那是“战友”的冷箭：创造社、太阳社以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左倾”畸形力的可怕爆发，展开对鲁迅的围攻。郭沫若写道：鲁迅“是资本主义以前的一个封建余孽，资本主义对于社会主义是反革命，封建余孽对社会主义是二重的反革命。鲁迅是二重的反革命的人物，……是一位不得志的法西斯。”(《文艺战士的封建余孽》，转引自孔庆东：《正说鲁迅》)
那是来自革命阵营的压迫：鲁迅从共产党派驻“左联” 的“元帅”周扬等“四条汉子”身上，分明感受到专制的巨大阴影。穿长衫和穿西服的“农民”革命，不能免对特权的贪婪。他们“抓到一面旗帜，就自以为出人头地，摆出奴隶总管的架子，以鸣鞭为唯一的业绩。” 因此，“首先应该扫荡的，倒是拉大旗作为虎皮，包着自己，去吓唬别人，小不如意，就倚势定人罪名，而且重得可怕的横暴者。”(鲁迅：《且介亭杂文末编·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
孔庆东写道：鲁迅加入左联后，“深刻地感到革命阵营内部仍然有等级，因为本来是为了奴隶求解放，大家是要求自由，结果奴隶们结成了一个反抗组织后，组织内部又产生等级了。”(《正说鲁迅》)
张宁写道：鲁迅“在这些新的革命者那里，再次看到了‘奴役’和‘被奴役’的内在结构，看到了似乎永恒轮回的历史。”(《无数人们与无穷远方：鲁迅与左翼》)
永恒轮回的历史——专制!
“绝望之为虚妄，正与希望相同。”(《南腔北调集·自选集序言》) 鲁迅真的陷于绝望与虚无主义的黑洞中吗?
并不!
鲁迅抗争周扬，不是因为周扬的“新专制”;而是“新专制”向旧专制的异变，是革命热情背后的国民劣根性：“秀才想造反，一中举人，便打官话了。”(《致曹聚仁》)
鲁迅担忧并深深焦虑的，是革命党人重蹈特权剥削的老路，背叛新专制的理想诉求——人民主权。
鲁迅鼓动被压迫阶级奋起革命，用人民专制砸碎特权专制：“要中国得救，也不必添什么东西进去，只要青年们将这两种性质的古传作法，反过来一用就够了：对手如凶兽时就如凶兽，对手如羊时就如羊!”(《华盖集·忽然想到七》)
——救中国，不必添加别的方法。
中华民族能够崛起一个镇压特权剥削、扫荡官腔官话官风官气的人民专制吗?
那是鲁迅的期待。红军到达陕北后，他致电毛泽东：“在你们身上，寄托着人类和中国的将来。”(转引自王士菁：《鲁迅传》)
鲁迅从苏联十月革命，切实地看到了光明的前景：“待到十月革命后，我才知道‘新的’社会的创造者是无产阶级……苏联的存在和成功，使我确切的相信无阶级社会一定要出现 。”(《且介亭杂文·答国际文学社问》)
鲁迅为苏联辩护：“假装面子的国度和专会杀人的人民，是决不会有这么巨大的生产力的。”(《南腔北调集·林克多〈苏联闻见录〉序》)
鲁迅借笔为苏联专制引吭：“是的，我们是专制魔王，我们是专政的。你看这把剑，它是和贵族的剑一样，杀起人来是很准的;不过他们的剑是为着奴隶制度去杀人，我们的剑是为着自由去杀人……我们在这个短期间是压迫者……因为我们的压迫，是为着要叫这个世界上很快就没有人能够压迫。”(《集外集拾遗·〈解放了的唐·吉诃德〉后记》)
这是对苏联无产阶级专制的欢呼!
这是对苏联无产阶级专制的捍卫!
因为，“十月革命后六年，世界上盛行着反对者的种种谣诼，竭力企图中伤的时候，崇精神的，爱自由的，讲人道的，大抵不平于党人的专横，以为革命不但不能复兴人间，倒是得了地狱。”(鲁迅：《集外集拾遗·〈解放了的唐·吉诃德〉后记》)
鲁迅奋起反击，保卫革命专制：“我们反对进攻苏联。我们倒要打倒进攻苏联的恶鬼，无论它说着怎样甜腻的话头，装着怎样公正的面孔。这才也是我们自己的生路。”(《南腔北调集·我们不再受骗了》)
自己的生路——鲁迅期待中国革命胜利后的无产阶级专制。
反右——新中国成立也是六年。中国革命与苏联革命的命运何其相似!中国无产阶级专制与苏联无产阶级专制何其相似!
鲁迅将主张专制的热烈，献给列宁——斯大林，也献给毛泽东和他的中国共产党。
从期待英雄救天下到诉诸人民革命的自觉，鲁迅实现着世界观的升华：“天才并不是自生自长在深林荒野里的怪物，是由可以使天才生长的民众产生、长育出来的，所以没有这种民众，就没有天才。”(《坟·未有天才之前》)
从期待个人专制到欢呼无产阶级专制，鲁迅坚持着世界观的统一：“以深广的慈母之爱，为一切被侮辱和损害者悲哀，抗议，愤怒，斗争。”(《且介亭杂文末编·〈凯绥·珂勒惠支版画选集〉序目》)
鲁迅批评清末著名革命家章太炎：奔走革命，所向披靡，慷慨赴狱，舍生忘死，斥骂袁世凯，“世无第二人”;然而晚年“渐入颓唐”，那原因就在于“既离民众”。(《且介亭杂文末编·关于太炎先生二三事》)
鲁迅则终生兀立于人民革命的风口，感应着人民革命的强劲脉搏。他反省：“看见自己了：就是我决不是一个振臂一呼应者云集的英雄。”(《〈呐喊〉自序》) 他在求索中深化自身的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无产者是对于政治的改造最有意味的阶级。从那境遇上说，对于坚执而有组织的革命，已比别的阶级有更大的才能。”(《二心集·〈艺术论〉译本序》)
鲁迅由衷地喊出：“惟新兴的无产者才有将来。”(《二心集·序言》)
那是怎样的将来?
当鲁迅集中起人民的苦难、人民的愤怒、人民的意志和人民的力量，那该是汹涌澎湃、排山倒海足以压倒和吞没世间一切特权剥削的巨大力量吧。这力量，难道不足以促成千古人类蕴积在最底层的最不可抗拒的新专制的崛起?
那是人民专制!
人民专制的文化形态，便是鲁迅专制。
鲁迅专制是无敌的。
鲁迅怒笔横扫孔孟旧文化和尊孔派，横扫封建军阀、蒋介石政权、帝国主义以及胡适、林语堂、徐志摩等“现代评论派”、“新月派”、“论语派”、“自由人”、“第三种人”，乃至革命队伍内部的创造社、太阳社……鲁迅自嘲：“这两年来，水战火战，日战夜战，敌手都消灭了，实在无聊。”(《致章廷谦》)
孔庆东慨然：鲁迅笑傲江湖18年，打遍天下无敌手，“连一个对等的知音都没有。”(《正说鲁迅》)
郭沫若认同鲁迅专制。他指责鲁迅以“一手遮天一手遮地的大本领”，证明在“中国的新文学中无论革命的与反革命的，都只有我鲁迅一个人。”(《创造十年》 转引自辛晓征：《鲁迅》)
瞿秋白认同鲁迅专制。他指责鲁迅为新文化之“学阀”。(见吴腾凤、许航：《蒋光慈与鲁迅笔战始末》，转引自张宁：《无数人们与无穷远方：鲁迅与左翼》)
瞿秋白很快纠正了自己，并视鲁迅为知己;但“学阀”之谓，足见鲁迅在文坛压倒一切之气势，这“气势”，堪为“专制”别称，瞿秋白凛然有感。
鲁迅专制是无奈的。
鲁迅感言：“我其实是知识阶级分子中最末的一个，而又是最顽强的。我没有照着同阶层的人们的意志去做，反而时常向他们挑战，所以旧的知识分子如此恨我。”(见许广平：《元旦忆感》 转引自田刚：《鲁迅与中国士人传统》)
不仅如此。在颓败的中国知识阶层中承担希望和新生使命的左联，竟也难以从旧文化中脱壳。鲁迅哀叹：“一览了荟萃于上海的革命作家，然而以我看来，皆茄花色。”(《致章廷谦》)
在《致萧军、萧红》的信中，鲁迅语调苍凉：“常常有独战的悲哀。” 他礼赞高尔基，也自我慰藉：高尔基“是‘底层’的代表者，是无产阶级的作家，对于他的作品，中国的旧知识阶级不能共鸣，正是当然的事。”(《集外集拾遗·译本高尔基〈一月九日〉小引》)
踽踽独行。鲁迅践履着对旧文化专制的深沉抗争。
林贤治说：“在中国知识界，鲁迅是一个孤独者。”(《鲁迅的最后十年》)
孤独者不孤独。
鲁迅专制是历史的呼声。
资本主义为生产力创造出无限解放的前景，无产阶级的兴起则为人类“大同世界”的千古追求插上科学的翅膀;人民，终于看到了以自己的专制镇压特权专制的曙光。
代言着释放和汇集每一个人平等权力的渴望，引吭着人类史上从来没有过的颠覆一切特权剥削的“新专制”的呼求，形成孤独鲁迅的文化专制。
房向东说的对：“鲁迅是属于穷人的、属于无产者的，而不是属于阔人的、不是属于资本家和他们的走狗的。”(《鲁迅：最受污蔑的人》)
中国知识阶层，不管 “精英”还是非“精英，不管穿长衫还是穿西服，不管敬仰还是诋毁，谁能达到鲁迅的深度呢?
鲁迅专制为毛泽东开辟文化专制之路。
苏联十月革命，使鲁迅看到了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苏联“新文学正在努力向前进，……已经离开怒吼时期而过渡到讴歌的时期了。赞美建设是革命进行以后的影响，再往后去的情形怎样……大约是平民文学吧，因为平民的世界，是革命的结果。”(鲁迅：《而已集·革命时代的文学》)
什么是“平民文学”?
“如果工人农民不解放，工人农民的思想，仍然是读书人的思想。必待工人农民得到真正的解放，然后才有真正的平民文学。”(鲁迅：《而已集·革命时代的文学》)
1927年，鲁迅已经断言文艺的工农兵方向，已经为10余年后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设定了主调，他期待着工农兵的真正解放，期待着工农兵对特权剥削的政治专制和文化专制。
张永泉在《鲁迅杂文选讲》中写道：鲁迅“以工农大众的利益为最高出发点。这样的认识，在中国新文学史上还是第一次出现。”
冯雪峰在《讽刺文学与社会改良》中写道：鲁迅“既往以及现在的净除地方的工作，都是为了使工农大众在地上建立起新世界及其文化起见的。”(转引自闵开德、吴同瑞：《鲁迅文艺思想概述》)
日本学者伊藤虎丸写道：鲁迅的韧性开拓和艰难实践，是为着把人民大众“从政治上的客体变成政治的主体”。( 《鲁迅和日本》， 见张宁：《无数人们与无穷远方：鲁迅与左翼》)
人民专制!
鲁迅奋力推动被压迫民众颠覆特权剥削的第一波涌涛。
当人民大众还没有从封建关系中挣脱，当工人农民还没有真正赢得“平民的世界”，他们对于“政治主体”的诉求，只能寄托于代言着被压迫阶级苦痛与抗争的“新专制”——无产阶级专制。
“无产阶级专政，不是为了将来的无阶级社会么?只要你不去谋害它，自然成功就早，阶级的消灭也就早。”(鲁迅：《南腔北调集·我们不再受骗了》)
无产阶级专制是通向人权、民主、自由、平等的唯一桥梁。
鲁迅，工农兵文化专制的前驱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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