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凡的世界》，从1991年茅盾文学奖的得主到2015年荧幕上的热播，从洋洋洒洒百万字的小说到制艺精良的电视剧，这个浩莽广袤的黄土地上的世界愈发鲜活地展现在我们眼前。七八年前，我读它的时候，很感动——坚毅的品格、坚定的信念、崇高的道德精神一定可以引领我们从低谷走向辉煌;贫苦的出身和坎坷的遭际都可能是我们平常人遇到的，只有诚实的劳动和永不停歇的奋斗才会指向光明之途。那时的自己，就像读《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的孙少平一样，被书中那个遥远而亲切的世界所吸引，被故事里的万生像所冲击，自然地觉得那是一本让自己人格成长的励志好书。时隔数年了，再翻起《平凡的世界》，文字、情节、人物一一如昨，然而我对它的理解已全然翻新，此文就是想简要地谈谈我对《平凡的世界》的感受，既然社会和人生已有如此多的问题，那我们就从问题意识的角度进入探讨吧。
一.农业经济问题
《平凡的世界》描述的是七八十年代西北农村的图景，镜头从陕西省双水村延展，围绕着孙、田、金几个家族展开故事。共分三部，第一部是讲的75年到改革开放前，第二部讲的是79年春到82年，第三部是从82年讲到85年，整本书跨度十年，将个人的生命活动熔铸在大的社会底色之上，叙写了路遥眼中的社会历史。他通过孙少安的生活轨迹展现了这十年农村经济的变化，在这个过程中，他也传达了自己的态度。很显然，对文革中人民公社时期的农村发展总体上持负面情绪，对改革开放后的经济政策高度赞扬，虽然在后面的情节也有怀疑的内容，不过基调确实是褒贬分明的。而小说中呈现的的价值评判只是出于农民个体的生活是否在当时得到改善：依旧贫困成为对农业合作化运动的最大批评，摆脱贫困也成为了推动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实行的最大合法性。比如，作为第一生产队队长的孙少安，为村里人多划种植猪饲料的自留地其实是更加赢得村民的爱戴的;田福军对上面的政策不满，觉得对农民管得太多、对农业束缚太大，在目睹了个体的农民生活的困苦之后，他开始一次又一次地和冯世宽唱反调。不管是土地改革还是大跃进时的农业政策，我们知道了，要想在农村实行真正有影响力的改变和影响，必须来自于自上而下的改革，农民的自发行为根本不可能，文革期间，为避免大跃进时期出现的错误，一种冷静的发展方式开始循序渐进地展开。第一步，由军宣队、工宣队或“贫下中农协会”成立革命委员会，革命委员会处于上级党委的严密控制下，但是“三结合”(实行干部参加劳动，工人参加管理，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工人群众、领导干部和技术员三结合)还是使得农民(主要是贫农)更多地参与了村里和公社的社会经济生活，“农业学大寨”。之后所做的即制止所谓“自发的资本主义倾向”，小说中有王满银卖老鼠药被抓去劳改和后来要卖香烟的行为。为了改变建国以来工业落后的局面(工业尤其是重工业的发展是国家经济建设的基础)，大规模工业建设尤其是三线建设的需要，对于农村的资本提取再次加剧，农村的自由市场受到了严格限制，自留地被严格限制(割资本主义的尾巴)(家庭和个人副业的生产活动是在1977年秋季举行的一次全国性会议上得到肯定的，然后是保留到扩大自留地、分田到户、农业集体经济一步步走向瓦解。)在这一过程中，某些地方的过激措施、实际操作过程中的上传下达的阻塞和官僚主义问题都有可能导致落实得不明朗的效果。从1966年到1978年，粮食产量从4280亿斤提高到了6095亿斤，人均粮食产量从574斤提高到633斤。(由于文革导致原本就不怎么样的计划生育工作中断，暴增的人口很大程度上抵消了粮食产量原本就不温不火的增长，人民吃穿用上的困难无疑也在继续给这一革命减分。)不可否认的是，在当时的政策背景下，农业机械化成果、农田基础设施建设成就、外国引进的化肥厂和化纤厂的投产以及杂交水稻等高产作物的发明，都成为70年代末的农业飞跃的因素之一，为了使农业“就地工业化”，人民公社制度也在对集体资金的筹集和对劳动力的动员中发挥了作用。由此，我们可以发现了，在小说中透露的历史观是唯心的，它分明隐去了阶级斗争、社会主义革命的内涵，以个体的视角叙写历史、却没能跳出个体的狭隘的物质得失和精神感受。
再看当下，农村凋敝、传统意义上的农民正完成着“农民——农民工——产业工人”的角色转换，社会以牺牲农村、农业为代价的发展模式再明显不过了。为了满足资本的无限扩张的嗜血的本性，资本家总是会贪婪地把一切变成其攫取剩余价值完成再产生的资本要素。如果不剥夺农民，怎样能为资本提供大量的廉价雇佣劳动力?如果不剥夺农业，怎样能为世界工厂提供廉价的土地和原料?如果农村不衰落，现代大都市又如何能在短短几十年间灯红酒绿歌舞升平?
二.爱情婚姻问题
我们来看小说中一对对青年男女的恋情。
孙少安和田润叶，青春时的浪漫无忧到成年后的为现实所虑，对孙少安而言， 在虚渺的爱情之外，更要背负的是整个家庭的吃穿用度，“他从孩子的时候就成了大人”，他的生活里没有什么轻松的时刻。在阶级社会里，人是免除不掉身上的阶级性的，超阶级的感情太难太难，就像润叶的同事们会质疑“你这位农民早上起床会刷牙吗?”，且不论横亘在中间牵扯到父辈的人缘官政的纽带关系，他们之间的身份、阶级、以及由此而产生的生活方式的差异太大太大。
孙少平和郝红梅，一个是贫下中农的儿子，一个是地主家庭的女儿，没有了阶级的鸿沟，不相上下的成份地位让孙少平对同样贫困的郝红梅产生了同情。田晓霞，扮演着孙少平精神导师的角色，一步步地指引着他走向“外面的世界”， 拥有共同的学生时代的回忆，他们的相互陪伴滋养出能引发共鸣的“志”气和“文”气。他从农民到煤矿工人，她从学生到记者;他毁容，她牺牲……第三部充斥着命运多舛的“意外”。从这样的感情调子里，在发出他的担忧，对整个时代危机的担忧，对个人在时代转型中无力感和孤寂感的抒发。
孙少安和秀莲的结合，润叶和李向前的结合，王满银和兰花的结合，润生和郝红梅的结合，这些爱情平凡而现实，带着勉强成事的幸福感，结合的初衷说不上爱，但基础是出于同等阶层上或同等境遇下的“共情”，他们在做的努力只是以个人改变来顺应体制，日子要过下去，生存的动力驱使可以让他们忘记时间，时间可以让他们忘记爱情。带着浓郁的小生产者的观念单单面向着“个人”这个层面来写，我想这也是为什么当时的我读这个小说时是励志型的读法。
三.青年出路问题
在写青年出路时，展现了七八十年代改革出现的新人中以孙少平和孙少安为代表的两种路数——前者是向外的，投身工业;后者是朝内的，留守农村。对两兄弟的情感态度也是感知得到的，在当时，少平离开农村，意味着一种奔向现代化顺应工业的新的时代精神，是褒扬的;少安坚守农村，在笔下，是一种保守的、妥协的、顺应的道路，不是先进青年应该做出的选择。其实，孙少平也解决不好自己的选择，他只知道要离开农村，却并不清楚自己离开农村要做什么、要成为什么样的人，自己为什么会选择来到煤矿。那是根植在少平和心头的一种想象，是80年代对社会的一种想象，是一种对物质生活(煤矿)的向往，相信通过自己的努力而会得到幸福生活，相信个人通过自己的努力能创造一种新的社会秩序。
80年代的知识分子是在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土壤里成长起来的，很向往社会主义，他们对毛时期的清廉和社会的巨大财富都想牢牢抓住，但他们往往看不清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矛盾，唯心地觉得最好的时代是50年代和80年代，他们无比动情地怀念那些年。然而，事物发展不是静止的，这样的观点是对历史进行人为的截取，截取历史进程中的一环然后标榜为理想状态、不遗余力地美化。事实是，商品信贷资本的流通、生产资料产业模式的变动、新的劳动力市场的建立、国企的改革、私企的扩张、传统工人雇佣化的过程等等这些方面，80年代都是90年代的胚胎，80年代酝酿着90年代，80年代里看得到90年代的镜影。因此，我们看到，80年代的文学作品无论站在什么角度，都会对改革开放初期的情况给予一定的肯定，老百姓确实感到自己的生活有一定的改善，但是到了后期，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带来的必然结果是，越来越多的社会问题显现、问题也越来越严重。阶级分化、社会僵化的层级模式出现，80年代提及的“知识改变命运”等说法在90年代后越来越难以实现，社会秩序固态化后出现了对个人奋斗和励志文化的鼓吹。随着教育商品化，寒门再难出贵子，异化的劳动把人们打造劳动力商品;社会分层日益严重，贫富差距越来越大。屌丝的逆袭是阶级的逆袭，原子化个人的挣扎是看不到光亮的，只有团结、只有我们工人阶级的团结，在这可诅咒的地方击退了可诅咒的时代，才是青年真正的必有之路!工人阶级的力量只有在团结中才会显现出摧枯拉朽、势不可挡的能量，才能真正改变我们被奴役的地位，消灭这吃人的社会，锻造出即使平凡但真正平等平权的新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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