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该如何评价法国大革命?中国教科书满是讴歌之词，赞扬它是一场彻底的、不带残余的伟大革命。狄更斯却完全不给中国教育部面子，将法国大革命贬低为暴民运动，从根本上予以了否定。当然，文学作品不等同于史料，文学家对历史的评判也不一定准确。历史研究通过事实和依据力求准确评判历史事件，文学创作往往通过虚构的情节和夸张的手法反映文学家自己的观点和态度，直接影响读者进而产生巨大的煽动性和号召力。所以我们并不能将《双城记》当作研究法国大革命的文献依据，我在这里想做的是要谈谈狄更斯关于法国大革命的思想本身。
首先应该指出，狄更斯对大革命爆发原因的分析是错误的。《双城记》第一章旨在烘托一种压抑的气氛，试图让读者感受到法国封建统治者对人民的残酷统治。第二章具体通过对贵族老爷厄弗里蒙底恶劣行为的描写，试图表现贵族阶级对下层人民的残酷剥削。总而言之，狄更斯将法国大革命爆发的原因归罪于封建统治阶级的荒淫无度和对底层人民的残酷剥削。事实上，大革命爆发时的法国传统贵族已经丧失了实权。新贵族大多是新兴的资产阶级，他们本身就是迫切要求改革的群体。路易十六统治时期并不是法国历史上最黑暗的时期，它不如路易十四时期严酷，不如路易十五时期荒淫。相反，路易十六其实采取了一系列改革措施，甚至重新召开了停开许久的三级会议。然而问题恰恰在此。革命并不在统治最残酷的时期爆发，往往是在改革开始却中途停滞的时候爆发。路易十六的改革举措，就是不全面的改革，不能完全迎合人民的需要。人民想要得更多，他只能给一部分。于是“得寸进尺”的人民通过路易十六重新召开的三级会议，审判他，把他送上断头台。
革命者和革命精神
文学作品中的角色多是一些脸谱化、概念化的人物形象，它们可能存在原型，但主要是一种思想符号或者代表。我在这里想谈谈《双城记》中塑造的革命者形象，它关乎狄更斯眼中的大革命精神。
在另外一些反思革命的作品中有这么一种革命者，他们革命的动机不是纯粹的、高尚的，比如鲁迅笔下的阿Q。他们参加革命，是为了瓜分地主家的财产，抢地主家的女儿给自己当小老婆。这样的革命者未能跳出自身利益的局限，其道德情操跟土匪无异。这类革命者成为了一些人对革命心怀顾虑的理由。但退一步讲，就算革命者跳出了自身利益局限、抱着无私的目的参与革命，革命就一定是正义的吗?在这个问题上狄更斯要思考得更深一层。狄更斯笔下有另外一种革命者，虽然跳出了自身利益的局限，却未能跳出所在阶级的局限，以德法日夫妇为典型。
在德法日夫人年幼时，她的一家曾遭到地主厄弗里蒙底兄弟残酷迫害。她的姐姐被强占侮辱后不幸去世，前去寻仇的兄弟也被厄弗里蒙底兄弟杀害。最后厄弗里蒙底家族仍然赶尽杀绝，致德法日夫人家破人亡，她则成为唯一的幸存者。于是仇恨成为德法日夫人革命的动机。在大革命期间，她和她的丈夫对地主阶级采用了十分残忍血腥的手段，以致于敌我不分、以杀人为乐。只要是贵族出身的人，都一律不放过。即便是代尔那那样真正同情下层人民、自愿同自己家族割裂的人，他们也要将他送上断头台。不但如此，连同代尔那的妻儿，所有与厄弗里蒙底家族有关系的人他们都要杀掉。“厄弗里蒙底家的人要杀绝，那个妻子和那个孩子必须跟那个丈夫和父亲去”“我有理由非得把这家杀绝绝不罢手”。
德法日夫妇所代表的革命者，有充足的革命理由。他们的革命动机也十分纯粹，不是为了抢地主的财产。应该说他们比阿Q式的革命者要高尚。但他们仅仅将复仇当作革命的目的，并且在复仇中享受杀戮。在其内心深处，是根深蒂固的阶级仇恨。他们的所作所为越发让人感到恐惧，他们的残酷和毫无慈悲最终也耗尽了人们对他们所受残酷压迫的最后一丝同情。
归纳起来，《双城记》一书的故事是这样展开的：狄更斯先是描写了贵族阶级的残暴荒淫，以此来解释大革命爆发的原因和革命者的残暴;然后通过对以德法日夫妇为代表的革命者们残暴野蛮的一面的描写，表达自己对法国大革命的不赞同。有的国内学者赞同狄更斯写贵族阶级的残暴，不赞同他写革命者的残暴，认为这丑化了下层阶级。事实上，大革命中革命者的残忍是符合史实的，贵族阶级的残暴荒淫并不符合史实(这一点前面已经提到)，法国大革命中的革命者也并非如狄更斯所写仅为复仇而杀人，革命者也会为信仰而杀人。
与德法日夫妇的阶级仇恨相对比，狄更斯塑造的另外两个人物形象——代尔那和马内特医生，无疑是代表阶级和解的思想符号。代尔那，厄弗里蒙底的侄子，爵位继承人，受到新思潮的影响，自愿同自己的家族和原有阶级决裂，移民英国，像普通人一样自食其力。马内特医生当年揭露代尔那的叔叔——厄弗里蒙底爵爷的罪恶不成，反被其构陷入狱，受尽折磨。可以说马内特医生与厄弗里蒙底家族有不共戴天之仇，他却出人意料地同意了女儿和代尔那的婚事，表现出一种宽博大爱。当巴黎陷入“非我即敌”的革命风暴，他是两种完全对立的阶级之外的“另一种人”，一般无二地治愈所有有伤痛的人。“医生的工作就是治病救人，为奴的自由的，富的穷的，好的坏的，无论高低贵贱都一视同仁”。
代尔那与马内特医生。前者代表的是一种与被压迫人民同仇敌忾的贵族精神，后者代表一种放下阶级仇恨的人道主义，都是一种超越自身阶级局限的胸怀。这里的“贵族”强调一种高贵品格，并不是指阶级所属。现实中的贵族革命家，比如白求恩、格瓦拉和俄国十二月党人等等，我特别想说说托克维尔的外公。一个法国老贵族，“在国王面前为人民辩护，在人民面前为国王辩护”，法国大革命前出资赞助启蒙运动和百科全书出版，革命爆发后自愿充当路易十六的辩护律师，尽管最后被革命群众作为路易十六的帮凶送上断头台。狄更斯通过代尔那与马内特医生表现了一种阶级调和、阶级谅解的精神，他极力塑造两人的伟大形象是想表明自己的观点：两人所具有的革命精神，才是真正的革命者应该具有的。
狄更斯认为，真正的革命者应该是具有贵族精神的革命者，具有可怕复仇情绪的下层阶级带有不可避免的阶级局限性。这一点是值得我们思考的。如果按照马克思主义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毫不占有生产资料的无产阶级才是真正无私的，才能真正地领导革命走向成功，领导人类步入共产主义社会，狄更斯与马克思在这个问题上的态度截然相反。那么到底哪种革命者更具崇高精神呢?我认为马克思从唯物史观推导出的一般规律是严谨的，狄更斯的看法也并非全无道理。中国和俄国的无产阶级革命之所以能成功，就在于领导革命的恰是狄更斯所说的具有贵族精神的知识分子，而非经典的马克思主义确定的无产工人。当然，有人会说他们本身就是工人阶级，是工人阶级中的先进分子，但也不能否认他们确实和一般的无产阶级存在很大区别。
狄更斯提到的人道主义，涉及到革命的根本目的的问题，是另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狄更斯认为革命者需要具有人道主义，否则天使的革命行为也会异化为野兽的暴行。另一个写法国大革命的文学家雨果在他的《九三年》里也有类似的思索和情感表达。通过对符号化的革命者郭文的赞美，通过他最后喊出的那句“绝对正确的革命之上还有绝对正确的人道主义”，雨果同样点出了人道主义在革命中的必要性。不过，狄更斯的人道主义是基于英国社会的妥协精神;雨果的人道主义是一种浪漫主义的情怀，带有些许空想性质。
其实，关于革命的根本目的是什么，已经不是一个政治问题，而是一个哲学问题。不管革命的根本目的应该是什么，肯定不应该是暴力和复仇，否则就错把革命手段当目的了。前面提到现实中的法国大革命，革命者并不仅仅像狄更斯描写的那样为复仇杀人，还可能像雨果描写的那样为信仰杀人。他们想要建立一种美好的制度，就把旧阶级视作魔鬼、撒旦，把消灭他们视为完全正义的事业，哪怕革命手段是暴力形式也没有丝毫不安。“对待敌人要像秋风扫落叶一般残酷无情”，“最好的思想改造是肉体消灭”。为复仇杀人的革命一定是不可取的，不必多言。那为信仰杀人的革命可取吗?回到革命目的性的问题上，我们不得不问一句：革命究竟是为了什么?
大革命建立起的制度，是人人自危的恐怖制度。罗伯斯庇尔每天召开会议，每天都会从会场上抓出几个“阴谋家”“野心家”立即送上断头台。然而这杀人的制度却并非由嗜血屠夫建立，恰恰由那些确信已经找到了通往天堂的唯一道路的积极分子所建立。他们坚决地捍卫这条道路，并因此而夺去了很多人的生命。一番折腾后，云定风清，原来天堂并不存在，而那些积极分子也就被人们视作嗜血的凶手。于是人们又将这些积极分子钉在历史的审判台上批判、鞭挞。不革命不能通向天堂，但革命了也没有通向天堂。既然都不能通向天堂，那我们为什么要革命?并且革命就要死人，死一大堆人，尸横遍野，血流成河。至少从结果上看，革命是个次优选择。
在这些革命的批判者和鞭挞者中，一个叫狄更斯，一个叫雨果。同为批判者，他们对法国大革命的根本态度却不一样：狄更斯根本上反对法国大革命，他批判它是为了葬送它;雨果根本上则支持法国大革命，他批判它是为了挽救它。雨果批判大革命，是怀着一种很铁不成钢的态度。你们怎么能这样干呢?你们应该这样，这样才对。他对革命目的的思考应该是很深入的。《九三年》里，郭文放走了朗德纳克。《悲惨世界》里，冉阿让放走了沙威。雨果笔下的革命者针对的都是制度而非个人。在雨果看来，革命是为了恢复人性。如果革命对象恢复了人性，自然就不必再革他的性命。
革命的根本目的是什么是个不好回答的问题，狄更斯和雨果都没有给出明确答案。不过他们至少谈了革命目的不该是什么。狄更斯说为复仇杀人一定不是。雨果更进一步，说为信仰杀人也不应该是。
现实世界的“双城记”
也许是因为法国大革命太过复杂，要对它进行评判已经远超文学作品所能驾驭的范畴，所以描写法国大革命的文学家并不多，狄更斯和雨果则是文学家中的勇敢者。但他们对法国大革命的看法在根本上对立，是什么原因呢?他们一个是英国人，一个是法国人。在我看来，在不同国籍文学家分歧的背后，是英国光荣革命和法国大革命所体现的不同革命理念的交锋。在这种交锋背后更深层次的，是长期以来形成的法国理性主义哲学观与英国经验主义哲学观的对立。
人类政治思想和政治实践是一个多元发展的过程。其中两元——英国光荣革命和法国大革命，以及分别从这两元中发展出的两条路线——英美革命传统和法俄革命传统是很值得比较的。对比英法革命精神和这两条革命的传统，来一出现实世界中的“双城”对比，也许能让我们进一步靠近革命目的性这一问题的答案。
我首先想提醒大家，不要带着思维定式看待英法两场革命。中国教科书赞扬法国大革命是彻底、不带残余的，而批判英国革命是不彻底、带有旧社会残余的;还有人说狄更斯只看到大革命的残暴面，没有看到大革命推翻了封建制度这一进步面;或是认为狄更斯成长在君主立宪体制下，思想倾向于保守，等等这些都是我不赞同的定式思维。
定式思维的观点可以这样归结：之所以说法国大革命是彻底的、不带残余的，在于它推翻了旧制度，建立了新制度，所以它是好的、值得称赞的，而英国革命与之相反。这样的看法我是不赞同的。首先，如托克维尔《旧制度与大革命》一书对法国大革命的揭示，一些所谓法国大革命中建立起来的“新”制度其实是旧时代的残余，法国大革命并不如传统认为的是彻底的、不带残余的，并且法国大革命中出现的暴力革命造成了灾难后果，所以与其说法国大革命是彻底的，不如说它是偏激的、极端的。另一方面，英国革命也并不见得就是不彻底、带有大量残余的，英国的封建制度确实已经被推翻了，保留下来的只是君主的符号而已。我们很难说现在法国的制度就比英国要进步。并且英国革命之所以被称为“光荣革命”，光荣就光荣在它是不彻底的，进而是不流血的、没有死一个人的，革命中对立的双方难得地在一件事上达成了共识：革命的不扩大。中国人习惯于认为保守是坏的，而往往选择激进。这其实是忘了孔子说的“过犹不及”。保守不见得就是落后，激进也未必就是进步。偏激、极端地朝着错误方向猛进，比原地不动更可怕。
在我看来，法国大革命是一种大革命、不断革命、继续革命，从政治革命到社会革命乃至文化革命的传统;英国光荣革命是一种渐进革命、不扩大革命，仅限于政治革命范围内的革命传统。法国式革命传统依靠的是暴力斗争，英国式革命依靠的则是谈判。对于法国人，政治是斗争的艺术;但对于英国人，政治则是妥协的艺术。英美革命传统与法国革命传统的区别一目了然。
大革命后逃离法国的托克维尔在其享誉世界的著作《论美国的民主》里表达了自己对美国革命会步法国革命的后尘的担忧。但与英国人拥有类似思维方式的美国人并没有让托克维尔的担忧变为现实，十三州代表坚持着复杂艰难的谈判，也没有诉诸简单粗暴的革命来解决问题。最终，美利坚作为一个联邦国以建构性协商的方式成立了。
“自由、平等、博爱或死亡，你最最轻易能够赐给人的是死亡”——狄更斯在文中如此调侃法国大革命的口号，说它就是个笑话。人们有自由，但在无法无天的革命下又没有人有真正的自由;人们有平等，但是被平等的置于一种威胁中，剥夺了基本人权的平等;人们拥有博爱，恐怖的死亡女神无差别地将恩惠撒向法兰西大地的每一个角落。
《生命不能承受之轻》里有这样一段：“若法国大革命永远地重演，法国的史书就不会那么以罗伯斯庇尔为荣了。正因为史书上谈及的是一桩不会重现的往事，血腥岁月于是化成了文字、理论和研讨，变得比一片鸿毛还轻，不再让人惧怕”(也许这可以解释为什么中国的教科书会将这一场血腥的暴民运动当作伟大革命加以讴歌)。要思考的是，法国大革命真的如昆德拉所言“是一桩不会重现的往事”吗?或者它其实借尸还魂，曾多次重现人间?我倾向于后一种观点。历史不重复它自己，却往往重复它自己的规律。
大革命后的法国依旧折腾不断，历经了法兰西第一帝国、第二帝国、第一共和国、第二共和国······直到今天是法兰西第五共和国。而英国的政治制度则在光荣革命后一锤定音直至今天。在过去的几个世纪里，巴黎几经动荡，伦敦城却岿然不动，在英吉利海峡的另一边静静地矗立着。
另外，法国大革命这样一场资产阶级革命，却和社会主义革命有着相似性，即同样具有彻底性(或者说偏激性)。资产阶级革命极受诟病的一条是：资产阶级具有软弱性和妥协性，其革命是极不彻底的、带有旧社会残余的。法国大革命不同于其他资产阶级革命，它的彻底程度不亚于任何无产阶级革命，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马克思如此评价法国大革命：“在第一次法国革命中，立宪派统治之后是吉伦特派的统治，吉伦特派之后是雅各宾派。这些党派中的每一个，都以更先进的党派为依靠。每当一个党派把革命推进得很远，以致它既不能跟上，又不能领导的时候，这个党派就要被站在它后面的更勇敢的同盟者推开并且送上断头台”。此外，法国大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还不仅仅是在革命彻底性这一点上相似而已，它们之前确实存在着某种内在联系。
法国大革命的精神是经拿破仑战争传播到俄国的。那些在封建落后的沙皇俄国成长起来的年轻沙俄军官跟着亚历山大将军攻入法国后，立即被法国大革命关于自由、平等、博爱的迷人口号所吸引，其中一些人便成为了日后的十二月党人。自由、平等思想在俄国的传播也促成了布尔什维克运动和十月革命的爆发。十月革命成功，中国五四文人奔走相告，额手相庆。毛泽东就说：“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主义”，再加上北洋政府派数批留学生赴法学习，使得中国不可避免地成为了法俄革命传统的继承人。
《旧唐书》中这样说到：“负薪救火，扬汤止沸，以暴易暴，与乱同道，莫可测也，后嗣何观”。可惜五四运动来势凶猛，当时的时代领袖们心潮澎湃、血气方刚，未能如英人美人那样冷静讲妥协，也未能听进中国先人的训言(相反，这些正是五四运动要打倒的对象)。倘若当时能多几个冷静的国人，少些激进的革命党，也许王国维也不会感叹一声“中国革命将以共和始，以共产终”后自沉昆明湖，留下岸上一双布鞋。王国维为何绝望?可能是他看到中国革命之走向，即中国革命将如法国革命一样血流成河，会大革命、不断革命、继续革命，从政治革命扩大为社会革命再扩大为文化革命。值得一提的是，这“文化革命”一词本就是罗伯斯庇尔发明的，中国人把它拿过来，再在中间加上“大”字，可谓法国大革命传统的完美继承和发展。
由此看来，法国大革命并非昆德拉所言“是一桩不会重复的往事”，而是将它“大革命、不断革命、继续革命、从政治革命到社会革命再到文化革命”的精神和传统影响到后世。法国大革命曾一次次重演，仿佛命中注定：人类历史不过是尼采的永劫回归。
时代
革命的世纪已成过去，反思的时代来临。《双城记》末章，荒唐的人民法庭的宣判词中这样写到：“捍卫中央集权的统一不可分割的共和国。共和国先于一切，人民是至高无上的。”狄更斯将这一段写得这样滑稽可笑，借黑色幽默达挖苦讽刺之目的。我想，如果让他归结法国大革命的失误，他可能会和普京说一样的话：究其原因是“那些看似吸引人的空洞理想被置于人类的基本价值观——珍视生命、人权和自由之上。”
“这是最好的时代，这是最坏的时代，这是智慧的年头，这是愚蠢的年头;这是信仰的时期，这是怀疑的时期;这是光明的季节，这是黑暗的季节;这是希望之春，这是绝望之冬;我们的前途拥有一切，我们的前途一无所有;我们正步入天堂，我们正直下地狱”······《双城记》的开篇如此华丽，一整段对仗排比，荡气回肠;将时代背景和盘托出，又似乎昭示着人类几千年来也摆脱不了的宿命。我们今天这个时代会是这样吗?我希望它不是，但也有可能是。
该如何对待法国大革命?说到底狄更斯没有给出明确答案。他只表明了他认为法国大革命是一场暴民政治的立场。狄更斯毕竟是那个年代的文学家，要求其思想跳出他所处时代的局限是不现实的。虽然狄更斯没有给出答案，但我们却必须思考这个问题，因为我们在某种意义上就是法国大革命的继承者。
1981年，法国废除了死刑。断头台这一可以说最有资格代表法国大革命的机械装置永远退出了历史舞台。法国人终于学会了冷静和妥协。虽然斗争的精神并没有完全在法国人身上消失，大规模罢工依旧是法国特有的社会现象。但和平的游行也已经比血腥的暴力革命好多了。至于俄国，同样历经了十月革命、战时共产主义时期的残酷，和血腥的大清洗。随着苏联的解体，俄罗斯也步入正常的国家发展轨道。普京说：“谁不为苏联惋惜，谁就没有良心。但谁想回到曾经的苏联，谁就没有头脑”。俄罗斯也同大革命的传统决裂了。在中国，类似历史事件的评价问题就复杂多了。如何评定?清算还是大赦?敏感一点的，比如文化大革命。即便这个问题已算盖棺定论，但要求反思文革的声音依旧越来越多。但有些声音要求的反思，实际上就是清算。而这种清算，恰恰是继承了文革的传统，恰恰是文革基因依旧存在的表现，是法国大革命“大革命、不断革命、继续革命”的继续，是有步入“负薪救火，扬汤止沸，以暴易暴”的万劫不复的危险的。
就像每个人体内都有癌细胞一样，很多民族也存在暴力基因。只不过，在一些民族里，癌细胞无限繁殖，最终爆发为可怕灾难，而在另一些民族里，癌细胞得到抑制，始终处于沉睡状态。我们民族里好不容易抑制住的癌细胞，可别再让它复发。
未来
美国人没有像托克维尔担心的那样走上法国式革命，但却步入了另外一种困境：在一种三权制衡的体制下，动弹不得，失去自我进化的原动力。即便罗斯福违背宪法，采用集权手段推行的新政，也不过是新自由主义最后的抗争，没能真正解决美国政治体制面临的困境。法国大革命曾对中国革命产生过深刻的影响，但这条路法国人自己没有走通，跟着法国人上路的俄国人也没有走通。那作为法俄革命接班人的我们今后又要怎样走呢?
有个正统说法是“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我们走的是一条“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是一条“新路”。既然是新路，怎样才能算得上新?我认为，一方面，不能走法俄革命“大革命、不断革命、继续革命”的道路，这条路从五四开始，到文革为止，我们算走到头了。另一方面，还要避免英美传统一味妥协所造成的困境，要良好地发展就不能在一种相互制衡的体制下动弹不得，好的妥协精神应该是一种渐进的、发展中的问题发展中解决的精神，而非一种为妥协而妥协、在三权之间和政党之间寻求消极平衡的妥协。
诚然，英法革命精神中都有可取之处，但各自的局限都是明显的。法俄传统和英美传统这两条路，一条已经被历史证明走不通，另一条则不适合现在的中国国情。如果可以，我们倒也希望能有这么一条新路，真正落实“民主之上的集中，和集中领导下的民主”，既能充分发扬民主精神，征求各方意见，又能促成共识、凝聚力量。对于走什么样的道路，今天的国人就这个问题可以说吵得一塌糊涂，而且并非全是理性客观的探讨和辩论，这恰恰说明大革命基因依然在遗传。我只想提醒大家，莫让狄更斯在天之灵嘲讽过法国大革命之后，继续笑话今天之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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