尘封旧事（二十八、二十九）
：饶军
卷首语：一个转身，过去就成了故事；一次回眸，都是鲜活的风景。我用崇敬的心情，走进时空隧道，去揭开那陈封的往事，记录那风雷震荡、激情燃烧的岁月！谨以此书，献给“为有牺牲多壮志，敢叫日月换新天”的父老乡亲。
内容提要：
故事发生在鄱阳湖岸边的南山山区，以枭阳县为背景，全景式展现了上个世纪那个风雷激荡的峥嵘岁月；一代农民为了翻身解放及其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的慷慨壮歌；书中再现了共产党人洪水、王贤才、胡谋响等人为人民的翻身解放，拋头颅、洒热血浴血奋战的感人故事；讴歌了中华儿女为抗击日本侵略而奋不顾身的英雄赞歌；展示了共产党人王明德、方明、刘长江、刘永强为建设新中国的艰苦探索；歌颂了以刘杏花为代表的新中国妇女的巾帼风采。呈现给读者的是激情燃烧的英雄史诗；默默奉献的优良品德；理想信念的执着追求；一代农民的无怨无悔，令读者荡气回肠，对上个世纪的父老乡亲肃然起敬。
（二十八）
王援朝与同学们回到枭阳，已是阴历年小年的前一天。
王援朝对同学们说：“我们先回学校，向校领导汇报参观学习的成果，然后发动同学们过一个革命化的春节，大家就别急着回家了。”这些十七、八岁的学生，都是第一次出远门，思家心切，巴不得早一刻回家，让家里人放心；特别是李国庆，离开父亲时父亲还在接受批判。大家听王援朝这么一说，都不好提出反对意见，便都赶回了学校。
大家终于回到了学校，学校已放了寒假，教学楼和老师办公楼及其走廊里，鲜有人影，王援朝带着大家来到了校领导办公室，可进门一看，没有看到送他们出发时的领导，全部都是新面孔了，一位负责模样的人说：“你们学习回来了，经了风雨，见了世面，尽快参加学校的复课闹革命，进一步推动我校的工作。”
王援朝回答说：“我们还要向雷校长汇报外出学习的成果，雷校长哪里去了？”“哎呀，你们刚回来还不知道，雷校长犯了错误已经被撤职了，你们是枭阳中学选出的革命学生代表，回来得及时，你们要尽快投入到复课闹革命中来。”
大家离开校校长办公室，归心似箭的李国庆说：“班长，我看大家还是先回家吧，等明年开学再说。”李国庆的话，其实也是大家的意思，王援朝明白，便说：“那好，我们先回家。”
李国庆一直放心不下的就是父亲，母亲改嫁后，父子相依为命。明天就是旧历小年，一定要赶回去陪父亲过小年，他谢绝王援朝要他住一晚再走的好意，虽然夜色快要降临，他还是义无反顾向家里走去。约莫走了一个多小时，天就黑了，回家还有三、四个小时的路程，他不由自主地加快了脚步。这时，他看到一台装氨水的拖拉机从县城方向开了过来，赶忙招手搭车，没想到司机一脚刹车，拖拉机停住了，司机问：“小伙子，你上哪去呀？”
“师傅，我去雁鸣湖公社。”李国庆回答。
司机说：“上车吧，我的车路过你们公社，带你一脚路吧。”李国庆真是高兴极了，心想，真是出门遇贵人，赶忙钻进了拖拉机驾驶室。
司机一边开着车，一边打量着李国庆，看到李国庆穿一件新黄军大衣，胸前戴着一枚领袖像章，便问：“小伙子，你这是从哪里来呀？”
李国庆说：“我是枭阳中学的学生，刚从北京、延安学习回来。”司机“哦”了一声，又问：“听说外面乱得很，是吗？”
李国庆把路上学到的一句话说：“师傅，乱没有什么可怕的，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
司机扭过头来看看李国庆，没再说话。
一个多小时后，就到了雁鸣湖公社，司机停住车，说：“小伙子，你到啦。”
李国庆跳下车来，从大衣口袋里掏出一枚领袖像章送给了司机，说：“师傅，谢谢你。”司机接过像章，也是一口一个“多谢”，那时，能得到一枚领袖像章还是不容易的。
风尘仆仆的李国庆归心似箭，一路小跑，去公社文化站找父亲。
文化站在公社对面，是一栋扁担屋，明三暗五，大厅是乒乓球室，东边两间房是阅览室；西边两间房一间是李有星的住房，一间是厨房。李国庆来到文化站，天已完全黑了，带着忐忑不安的心情推开了大门，看到厨房里有昏暗的灯光，忙穿过大厅，来到厨房，看到父亲正品着小酒，脸上泛着红光，桌上有个红烧鲫鱼，还有一盘大蒜炒腊肉，自得其乐，完全没有往日参加批判会时的窘迫模样，一颗悬着的心放松下来，轻轻地喊了声：“爸。”
李有星正喝着本地产的三毛钱一斤的糯米酒，一看是日夜思念的儿子回来了，喜出望外，忙起身，一把抓住儿子的手说：“你回来了，好，好。”接着又说：“还没吃吧，今天高兴，你陪爸爸喝一盅。”
李国庆有些疑惑地问：“爸，没有人找你麻烦？”
李有星若无其事地说：“事情都过去了，我李有星还是李有星。”
李国庆又不解地问：“那你还有心情高兴喝酒？”
李有星望了一眼儿子笑着说：“你爸现在没事了，这次运动，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我一不是当权派，二不是党内的人，整我毫无依据嘛！还是那个该死的徐玉枫害我，就是徐玉枫这样的当权派，转移斗争大方向，泄私愤，打击报复，要不然我也不可能受到什么批判。”
一听到徐玉枫，李国庆就从内心升腾起一股怒火，就是这个坏蛋，抢走了自己的妈妈，害得老爸一次又一次吃尽了苦头，他从心里发誓，今生今世，一定要为父报仇。原来，李有星与江仙凤离婚后，对徐玉枫就有了夺妻之恨，他编了一些顺口溜来讽刺徐玉枫，说什么：“徐玉枫，喜欢猢狸精……”；“站在高山望四乡，乡乡都有丈母娘……”等。这些话，早已经传到了徐玉枫的耳里，所以，徐玉枫也是对李有星如刺在喉。后来，在徐玉枫借机将李有星 开除公职，谴送回乡劳动。没过多久，中央要纠正反右倾运动中的扩大化，说要给这些人一张党证、一张粮证、一张工作证、一张选民证，这才摘掉了右倾帽子，恢复工作，但沒能继续留在文化馆，而是下到了湖滨一个偏僻的公社当了一名普通干部。
听父亲说没事，李国庆悬着的心终于放了下来，他斟上酒，敬了父亲又说：“那个徐玉枫不再找你麻烦？”
李有星自斟自饮又喝了一口酒说：“这个家伙遭报应了，由于贪污腐化，官僚主义，被撤消了职务，他是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正接受群众批判呢，哪有心思来管我的事，想管也管不了哇”。
听到这里，李国庆长舒了一口气说：“活该。”接着又问：“爸，你真的没事了？”
“爸还会骗你？你爸现在可忙了，公社书记把我当宝贝呢，你看到没有，公社大礼堂前的宣传牌上的《毛主席去安源》的大型油画，就是我画的，还有公社的宣传栏、横幅标语等，书记都要我负责，我现在可忙了。”李有星高兴地告诉儿子。
一块压在心头的石头终于落了地，李国庆又敬了父亲两杯，李有星高兴，脸上泛着红光，当晚，父子俩挤在一张床上，李国庆把一路的见闻，像讲故事一样，都告诉了父亲。
韦红萍在王援朝的帮助下获得了外出学习的资格，母亲张梅香就没有睡过一个安稳觉。她从报纸和小道消息中，知道全国有些地方发生了武斗，很是担心女儿的安全，儿行千里母担忧，总是对儿子韦世权唠叨道：“你妹妹现在也不知道到了哪？安不安全？”
韦世权内心与母亲一样，也为妹妹担忧，但他不能在母亲面前表露出来，反而安慰说：“妈，你就放心吧，她又不是一个人外出，是一个有组织的团队，妹妹会平安回来的。”
临近年关，张梅香心里越发不安了，常常站在家门口，向县城的方向张望。
阴历二十三的傍晚，太阳早早地落到地平线下去了，在朦胧的暮色中，站在村口张望的张梅香看到一个穿着长大衣的人向村里走来，当 时的韦家山还没有一个人有长大衣，张梅香心里有些纳闷，只见那人加快了脚步，在二、三十米开外，叫了声：“妈，”就跑了过来，一把将张梅香抱住了。张梅香喜出望外，拉着女儿的手，从头到脚，真真切切是自己的女儿，一件崭新的黄军大衣，衬托出女儿的勃勃英姿，一颗悬着的心，总算是放了下来。
晚上，韦红萍向母亲和哥讲述了这一路上的见闻。
张梅香望着这个熟悉而又觉得有些陌生的女儿说：“我们家不比别人家，共产党没有因你爸当过汉奸而歧视我们，所以，要夹着尾巴做人，我看这春节，也不要休息，把拉下的功课好好补习一下。”
田海山的爱人叫叶爱琴，是县五金厂的一名工人，爱人没什么文化，除了上班，就是照顾丈夫和孩子；田海山随着地位的上升，对这个父母包办的结发妻子，总感到有些不圆满，他心里感叹，这夫妻合法的，不一定合适；而合适的，又不一定合法，他知道自己的身份，一言一行，都有纪律的约束，因此也不至于有什么非分的想法，等于是凑合着过。在这次群众运动中，他才真正看到了妻子是一个贤惠、又善解人意的好媳妇，是一个能同甘共苦过日子的人。
田海山因官僚主义、形势主义、脱离群众等问题，也接受了群众的批判，身心十分疲惫，身边已经没有奉承的人，但一回到家里，叶爱琴就给他做好了热饭热菜热汤，给他端来了洗脸洗脚的热水，他这才真正感到了家庭的温暖，每当田海山要去接受批判时，叶爱琴就把自己亲手缝制的护腰和护膝给田海山绑上，减轻他在批判时的痛苦，批斗回来后，叶爱琴就去厨房煮上两个荷包蛋，端到他手上，给他补身子，是家庭的温暖，让田海山度过了一段难熬的岁月。
县委副书记徐玉枫，真正体会到了因爱慕虚荣而酿下的苦酒。
1967年的元旦前，徐玉枫因生活作风问题就罢了官，要求他反省自己的错误。
江仙凤与李有星离婚后，不到半年就与徐玉枫领了结婚证，从一个普通的机关工作人员，一下成了县委副书记的夫人，她过了好几年春风得意的日子，而且还提拔担任了县委统战部的办公室主任。暮色时分，县城的居民常常可以看到江仙凤挽着徐玉枫的手，在街头散步，她沉浸在一种全新的幸福和快乐之中。
江仙凤也背着徐玉枫的光环，走在大街小巷里，不时都有人热情地给她打招呼，她时时感到一种生活的惬意。
忽然一夜之间，丈夫徐玉枫成了批判对象；这完全是江仙凤没有想到的，她一下子从天上掉到了地上，过去给她套近呼的同事，现在看到她，就像碰到了瘟疫一样，避而远之，一种曾未有过的失落感，使她感到孤独和迷惘。不仅徐玉枫在群众中越批越臭，厄运很快也降临到了她头上。
没过多久，江仙凤也开始接受批判，说她是当代的女陈世美，追求资产阶级生活方式，贪图享乐，大会小会接受群众批判。
在批判江仙凤时出现了过激行为，先是有人将江仙凤的大波浪卷发剃了个阴阳头，后有人把她的一件连衣裙两边剪开，露出雪白的大腿；还有人找来一只破鞋，挂在她的脖子上，折腾了一个多月，人格尊严尽失，江仙凤熬不住了，她开始后悔当初为了虚荣，抛家弃子嫁给了徐玉枫，没日没夜的批判，做检讨，没有人格的生活，她看不到任何希望，而造成这一切的，都是徐玉枫所赐，当初要是没有徐玉枫勾引她，她不至于和李有星离婚，也不至于儿子不认她这个母亲，她开始把这一切不幸都归咎于徐玉枫，对徐玉枫开始由爱变恨，有时候两人便互相埋怨，几乎是小吵天天有，大吵三、六、九，这日子实在是没有办法过下去了，一天，两个人在互相埋怨之后还动起手来，江仙凤说：“我们离婚吧！”
徐玉枫也觉得这个家失去了往日的温暖，在外面，要接受群众的批判，有时还有肉体上的折磨，到了家里又得不到一点温暖，想想也没有什么留恋的，便愤怒地说：“离就离！”
这对同林鸟，终于在大难来时各自飞，江仙凤搬出了县委大院，还写了一张大字报，声明与徐玉枫脱离夫妻关系，还在大字报中揭露了徐玉枫是怎样勾引她的，使自己走上了资本主义的邪路，现在幡然醒悟，从今往后，彻底与徐玉枫划清界限，回到无产阶级革命队伍中来，要彻底改造自己的非无产阶级世界观。
江仙凤并没有得到革命群众的原谅，后来在“五、七大军”干部下放劳动的运动中，被下放到一个偏远的湖区小岛上，在一个垦殖场当了一名饲养员，直到1980年落实政策才回城。
徐玉枫尝到了什么叫妻离子散的滋味，原来的妻子在农村，没有一点共同语言，儿子、女儿由于父亲当了陈世美，早就断绝了来往，他现在，才真正体会到什么叫孤家寡人。
共产党为了永葆这个党的勃勃生机，为了这个党不改变颜色，发动群众对党和政府进行监督，是一贯的做法，枭阳的党政主要领导也不能置身事外。田海山等几位县领导，一方面要接受群众的批评和监督；一方面要继续抓工农业生产。田海山除主持县委工作外，还负责全县的水利配套工程的灌溉渠道和引水渡槽工程，基本上都在引水灌溉工地，有时还与群众一起参加劳动，社员们没有因为他犯过一些官僚主义错误而歧视他，反而处处都保护他，他的生活里不乏灿烂的阳光和温暖；彭良圣分工抓工业，上级有明确的要求，要在党的“九大”召开之前，要有一批工业项目竣工投产，作为向“九大”的献礼工程，所以，他扎在工厂的筹建工地，与工人技术人员天天在一起，有一次，有个群众组织要他去参加批判会，工人师傅将他保护起来，帮他辩论说：““工业学大庆”是党中央的伟大号召，现在工厂建设正在冲刺阶段，要是耽误了向“九大”献礼，你们负责！”
几个人一听，心里想，这个破坏“工业学大庆”的帽子可戴不起，再也不敢轻易来找彭良胜了。
王明德是全县农业学大寨的总指挥，血防工程、水利工程、造林工程、新农村建设样板试点工程是忙得不可开交，谁也不敢轻易去碰破坏“农业学大寨”这根高压线。加上王明德又是本地人，烈士后代，老乡们处处护着他，与群众在一起，继续为改变枭阳的穷山恶水忘我战斗。
最苦的是徐玉枫副书记，自宣布他离开领导岗位接受群众批判后，就基本无事可干，加上他长期分管运动，也得罪了不少人，再因为当时的传统观念，人们对陈世美式的人都嗤之以鼻，因此，他吃苦头就在情理之中了。
徐玉枫除了写交待和接受批判外，没有什么工作可以用来推脱，他已经失去了做人的尊严，过去的大分头，现在剃成了一个大光头，过去笔挺整洁的中山装，现在不知从哪里弄来了一身黑色的破棉袄，上面还少了两粒扣子，咋一看，就与一个放牛的老农别无二样，特别是失去亲情后，他显得十分的狐独和无奈，似乎一夜之间就衰老了许多。每当他参加完批判会后，回到冰冷的家中，真正印证了出门一把锁，进门一盏灯，灯看着我，我看着灯的心酸生活，他已经对生活失去了信心，看不到希望，他开始绝望了。
有一天，他与田海山参加批判会回来，看到田海山的妻子远远的就迎了出来，在田海山身上这摸摸、那揉揉，嘘寒问暖，而自己的家已经散了，身上的旧痕又添了新伤，倍感凄凉。他想到今天晚上的批判会上，不知从哪里冲出一个小伙子，先是对他煽了几个耳光，后又用脚猛踢了他几脚，他一下就昏死过去，等他苏醒后，他感到肋骨一阵一阵钻心的痛，他知道，这肋骨是骨折了，可他沒地方抗议，也不知道找谁申辩，只得把血和泪一起吞到肚子里。
批判大会结束后，他艰难地从地上爬了起来，还是田海山扶着他回到了自己的家门口，一看到田海山的妻子心痛地拉着自己的丈夫，徐玉枫的心里就拔凉拔凉的。
徐玉枫艰难地掏出钥匙，开了门，进到了这个冰冷的家，没有人知道这个晚上徐玉枫是怎么想的，做了什么。第二天，徐玉枫去世的消息就在县城传开了。
徐玉枫死亡的消息，震惊了枭阳县，公安机关作出的结论为自杀。若干年后，组织上为徐玉枫平反昭雪，恢复名誉。已在部队服役的李国庆所在团政治机关，收到一封匿名举报信。举报已担任连长的李国庆在群众运动期间，殴打革命领导干部并致死。部队非常重视，立即派人到枭阳调查核实。事情已经过去了十来年，没有人记得当年的批判会上是李国庆殴打了徐玉枫，写举报信的人也没有公开站出来作证，因此也就成了悬案。根据这种情况，李国庆在部队是不能再呆下去了，好在李国庆在部队表现不错，部队最后只将李国庆提前转业，也没作什么处分，但档案里有这样的记载：“据举报，李国庆同志曾致一名县级领导干部非正常死亡，经调查，无实据，现将举报材料与档案一并移送。”
部队过问了李国庆的转业安置，安排到一家国营企业当保卫干事，由于档案的原因，直至在干事的岗位上退休。
徐玉枫的死，震惊了田海山，也彻底改变了他的人生哲学，他非常清楚与徐玉枫长期分管政治运动有关，从此，深谙人情世故的他以一个和事佬的面孔出现在枭阳县，不管张三李四，谁都不得罪，见人都是笑眯眯的，不管谁来汇报工作，都是一个“好”字，因此，有了“好好先生”的绰号，他也就成了枭阳政坛的不倒翁。
王援朝、李国庆、韦红萍外出学习回来后，在家里度过了1967年的春节。
元霄节一过，同学们就接到了回校复课闹革命的通知。王援朝、李国庆和韦红萍外出三个多月，都感到功课已拉下不少，也希望学校早点开课，好顺利完成学业。
田海山、彭良胜、王明德，继续领导着全县的“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运动。1968年4月28日，县里的重点工程南山水电站工程竣工，结束了枭阳县没有高压电的历史；一条条银线，通向千家万户，有了电，有线广播也通到了每一个乡村和社员家里，听广播新闻、听天气预报、听科学种田技术知识、听文艺节目，丰富了社员们的精神生活，人们也从这个小喇叭里，看到了外面的世界，了解认识了人民心中的偶像李玉和、杨子荣、阿庆嫂、黃继光、雷锋、王进喜、陈永贵等英雄模范人物；也认识了那个“人不为己、人诛地灭”的纠山先生和那阴险狡诈的座山雕。有了电，又大力推进了生产力的发展，为发展社队企业奠定了扎实的基础。刘家墩的金水大叔已年过古稀之年，当大队的电工为他家拉好电线按上灯泡后，轻轻一拉开关，灯就亮了，老人兴奋的像个孩童，捋一捋花白的胡子，对在场围观的人说：“点灯不用油，这就是夜明珠呀，老汉我也是有福之人呀，有福享受夜明珠，我这一辈子没白活呀，58年那会，说社会主义是楼上楼下电灯电话，点灯不用油，耕田不用牛，这耕田的拖拉机也买来了，现在只差按电话啰”，说完，将一撮黄烟，装进黄烟杆上的装烟孔里，将烟杆囗唅在嘴里，对着发亮的灯泡吸了几口，可没冒出烟来，大家一看，都哄场大笑，金水大叔一看大家都笑开了，不好意思，又猛吸几口，还是不见火星，一脸懵像，十分不解，这时电工师傅对金水大叔说：“老爷子，你再吸也吸不出火来，它只发光，吸不了烟的。”金水大叔还是不解，望着发亮的灯泡，无奈只得点燃一支香，“吧达、吧达”吸起他的黄烟来。
1968年的下学期，枭阳中学迎来了工人阶级管理学校。县搬运分司党支部书记洪小江被任命为枭阳中学党支部书记。
当县委找洪小江谈话时，洪小江是坚决请辞，说：“我还是扫盲班脱的盲，也就勉强能读个报纸，念个文件，要我去学校，那是要误人子弟的。”
县委组织组组长严肃地说：“洪小江同志，城市由工人阶级管理学校，农村由贫下中农管理学校，这是中央的决定，学校这个阵地，无产阶级不去占领，那资产阶级就一定去占领，这是关系到培养千百万革命事业接班人的大问题。目前学校停课闹革命快半年了，要按中央的要求，立即复课闹革命。”组织组长抽出两支“飞马”牌香烟，递给了洪小江一支，点燃后又接着说：“老洪呀，这个决定，是县委慎重考虑的，你是经过考验的老兵、老党员，爱人又是烈士，把这副重担交给你，组织放心，你可不要辜负组织上的期望。”
憨厚的洪小江，在县委组织组长的三言两语面前，就无话可说，只得硬着头皮去中学上任。
原学校的党支部书记兼校长叫雷鸣球，早已撤职，暂时安排他负责打扫学校的卫生，所以每天天还没亮，就能看到老校长打扫卫生的身影。
雷鸣球是上海人，毕业于上海师范大学，在1958年那个火红的年代，在“面向农村、面向工厂、面向军营、面向边疆”的四个面向时，选择了面向农村，离开了大城市，来到了枭阳县，本来是立志做一名新农村的建设者，但正好县里创建初级中学，当时的师资力量十分匮乏，被当时的县委书记方明留在了县中教书，先是从一名普通的教师干起，几年下来，就当了教导主任、副校长、校长。后来枭阳中学升格为高中，有着不错人脉和声望的雷鸣球又被田海山书记看中，书记、校长一肩挑。
这高中刚刚创办一年，雷鸣球便翻身落马。本来，雷鸣球满怀信心，要将枭阳中学办成全区第一流的中学，多为国家培养合格的建设人才，可他没想到，运动一开始，就成了运动员，既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又是反动的学术权威，真是壮志未酬身先死，常让英雄泪满巾。
洪小江与雷校长有些交情，那是在县委党校参加的基层党支部书记培训班上认识的，而且两个人同住一间宿舍。雷鸣球喜欢洪小江心无城府和耿直的性格；洪小江敬佩雷校长的学识渊博，在党校学习期间，下发的学习资料中有许多字洪小江不认识，雷校长都不厌其烦耐心地给他讲解，虽然学习班时间不长，但两人已经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后来，洪小江调到县搬运公司担任党支部书记，在县直机关召开的一些会议上，两人还经常见面，洪小江的爱人舍己救人，成为枭阳县和平时期的第一个烈士，雷鸣球是知道的，他还组织师生们在清明节期间去给烈士扫过墓，当他知道烈士的丈夫就是洪小江时，从内心就多了一份对洪小江的敬重。
洪小江到县城工作后，雷校长知道他是一个人，便常邀他来家里喝两盅，这一来二去，一个知识分子和一个工农分子，成了一对好朋友。
洪小江从箱底翻出了舍不得穿的一身旧军装，今天特意穿上，人显得精神年轻了许多，对着镜子照了照，便出门到枭阳中学走马上任。
学校也早就接到了洪小江来学校担任党支部书记的文件。
上午十点，穿着整洁的军装，背着背包的洪小江来到了学校，学校还没有开课，校园内，到处都张贴着大字报，显得有些乱哄哄的。没有人注意他的到来，因为大家也不认识他，倒是洪小江一眼就看到了正在打扫卫生的雷校长，洪小江忙上前，给雷鸣球打招呼：“雷校长，好些日子没见，近来可好？”
雷校长定睛一看，是老朋友洪小江，便说：“洪书记，再不敢称校长了，我正在接受劳动改造呢。”
“洪校长，你在我心里，不仅是我们枭阳的校长，还是我的老师呢！”洪小江爽朗地说。
雷鸣球一手拿着扫把，另一只手摆摆说：“不敢！不敢！”接着又问：“是什么风把你吹到这里来了。我现在也是孤身一人，我爱人参加五七大军了，家里也不开火，中午就不能陪你喝一盅了。”
“雷校长，不要你请客，等我安顿好了，回头请你过来喝一盅！”洪小江大大咧咧地回答。
雷鸣球感到很诧异，不解地问：“洪书记，你莫不是调到我们学校来工作了？”
洪小江说：“让你猜到了，我这个刚脱盲的工农干部，非要调我来担任书记，这不是赶鸭子上架吗？上命难违，我只好硬着头皮来了，雷校长，今后，还需要你多多指点和帮助呀？”
洪小江来学校当书记，雷鸣球有些高兴，一是洪小江是一位可信赖的朋友，二是对自己不会有什么坏处，便忙说：“鄙人不才，若有用得着的地方，一定尽力为之。”
告别了雷鸣球，洪小江直接来到了书记办公室，校临时领导小组也得到了通知，都在办公室等他，相互客套之后，洪小江召集大家开了一个简单的见面会，洪小江用眼睛扫了一下在坐的各位说：“各位同志，我受组织的委托，来学校当书记。我是个大老粗，没有什么文化，要我这个丘八来管秀才，实在是有些力不从心，但我是一名共产党员，下级服从上级，个人服从组织，所以，我有责任搞好学校的工作，因此，这就需要得到各位的支持。”与会者都能审时度势，大家马上说：“一定支持，一定支持。”看到了大家都表了态，洪小江便严肃地说：“我们现在要做的第一件工作，就是要立即落实关于复课闹革命的指示，从今天开始，学校的各项工作，必须在党支部的领导下开展，未经党支部同意，一切活动都是非法的，不知各位听明白了没有？”
在坐的校临时领导，你看我，我看你，心里都明白，学校的领导权又回到了这个新来的洪书记手里，虽有些不情愿，也只好回答：“听明白了。”
洪小江一听，好像都没有吃饭似的，有气无力，便大声又问了一句：“大家听明白了没有？”
这种问答的方式，是洪小江在部队连、排干部身上学来的，在坐的都被这一声音震慑住了，不由自主的大声回答：“听明白了！”
洪小江对这样的回答比较满意，便缓和了一下口气说：“给你们三天的准备时间，除已经下放的老师外，其余离岗的老师，下个星期一必须到岗到位，星期二正式复课，哪个班没有复课，就要严肃追查责任。”说到这里，洪小江又用眼扫了一下大家说：“目前，老师比较紧张，在坐的各位，都要带班带课，还有那个雷校长，就不要去扫地了，扫地的事，让校工去做，不能把他满腹的才华白白浪费掉了，要允许他革命，让他的才智，贡献给我们的学生，我看不能让他太轻松，让他带毕业班，让他挑点重担，在教学中改造自己。”说到这里，洪小江突然大声地问：“这样安排可不可以？”这会儿大家没多考虑，都大声回答：“可以！”洪小江摆出一副严肃的神态，用手一挥说：“既然大家没意见，那就狠抓落实，谁都不能偷懒耍滑，阳奉阴违，完不成复课任务，就是破坏革命，与党中央对着干，我想其中的后果你们心里是清楚的，现在散会。”
洪小江的三板斧，行之有效，枭阳中学很快就恢复了正常的教学秩序，令许多人刮目相看，他没有辜负组织上的期望，但接着，更大的困难又摆到了他的面前，那就是大学已停止招生，一批毕业生升学无望，许多家长担心孩子一不能升学，二不能就业，怕孩子瞎游荡，纷纷找到洪小江，要求复读。洪小江知道，学校规模就是这么大，如果复读的闸门一开，那势必影响初中毕业生升高中。因此，他找到田海山书记汇报了这届高中毕业生的情况，要求县里帮助他的学生们就业。
田海山主政枭阳快十来年了，对枭阳的就业形势很了解，虽然这几年，一大批县办企业从无到有，招了不少新工人，但枭阳每年有将近二百名退伍军人要安置，而这又是刚性任务，安置了退伍军人，城市居民的子女只能安排少部分人就业，这个矛盾不仅是应届高中生的问题，已经成为一个社会问题。不安排好这些等待就业的年轻人，那社会的不稳定因素就要增加，他心里，其实比洪小江还着急。
田海山还是笑咪咪的，说：“老洪，你提的这个问题好，我们是应该认真考虑这个问题，现在就业形势的确严峻，目前，县里有困难，一时也没办法解决，我看这样，我县每年有200名参军名额，今年就切下一块，给你五十个名额，让他们先到部队去干上几年，先缓解一下矛盾；第二，你们学校也应挖挖自身的潜力，最近，我看到一些简报，有些学校开办了校办五七工厂，也安置了不少应届高中毕业生，我看这是一个路子，你看看搞什么好，我给彭良圣同志说一下，先划一片靠近学校的土地给你，可以种菜，你学校那么多人，可以养点猪，把县城毕业的学生先安置一些，免得他们在社会上瞎晃荡。”
这洪小江是个实干家，很快就办起了校办工厂，种菜、养猪、养鸡，还开垦种植了一片油茶林，几年后，枭阳中学成为了全区校办工厂的先进典型，安排了二十名学生临时就业。
王明德是当年分管征兵工作的，田海山把县武装部的部长、政委和王明德找来自己办公室，要求拿出五十个参军名额给枭阳中学，大家都表示赞成，李国庆在王援朝的帮助下也被批准入伍。本来名单中有王援朝的名字，但王明德把儿子的名字划掉了，让给了一位家里非常困难的学生去了。
王援朝闹了几天的情绪，最后父亲还是说服了他，便在家里照顾弟妹，等待机会。
1968年12月22日，《人民日报》发表了伟大领袖关于“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很有必要。…各地农村的同志应当欢迎他们去。”的号召
让知识青年到农村去的号召，让枭阳县的领导们豁然开朗，在县委的统一部署下，掀起了轰轰烈烈的上山下乡运动。
1969年的春节一过，县城举行万人欢送大会，锣鼓喧天，红旗招展，包括66、67、68三年的高、初中毕业生500余人，背着背包，打着“广阔天地大有作为”的红旗，在亲人们的欢送下，奔赴全县十五个公社和垦殖场，这其中就有县委书记和县长的儿子，还有王援朝和韦红萍也是下放知青中的一员。
刚刚送走下乡知青，枭阳县成立了革命委员会，新的政权机构实行一元化领导，县委书记田海山兼任县政府革委会主任，因为没有县长这个职务，彭良圣改任地区水产局局长，王明德担任县委常委，县革命委员会常务副主任、兼任县“抓革命、促生产”指挥部总指挥，带领全县人民大规模开展“农业学大寨”，“工业学大庆”的群众运动，县里的经济工作开始突飞猛进。
（二十九）
南麓公社接到了安置五十名知青的任务，其中就有王援朝和韦红萍。
南麓公社的书记兼革委会主任是刘长江，在运动初期，刘长江也一度靠边站，接受过群众批判；因为刘长江是个孤儿，根红苗正，又是抗美援朝的功臣，十几年来，带领群众战天斗地，兴修水利，在社员中很有威望，加上县里有王明德支持，所以在成立革命委员会时，被任命为公社书记兼革委会主任。
刘长江重新走马上任，第一件事，就是接收安置五十名下放知青。
自从接到安置任务后，刘长江开初感到有些压力，一是担心这些从城里来的学生吃不了农村的苦，扎不了根；二是担心社员不愿意接收，正当他一筹莫展时，原友好大队现已改为新生大队的书记王志刚来到公社，走进了刘长江的办公室说：“刘书记，听说有一批知识青年下放到了我们公社，能不能多分几个到我大队来？”
刘长江一听，驱散了他心中的忧虑，这王志刚主动上门要人，心情便轻松下来，忙给王志刚又是递烟又是倒水，脸上也有了笑容，说：“王书记，你打算怎样安置这些娃娃呀？”
王志刚胸有成竹地说：“这还不好安排，我们村田多人少，我拿出几块田地，派上几个有经验的老农，教他们耕作；再说，大队找个初中生都困难，小学还缺老师，各生产队还缺会计，大伙种田都是凭经验，可以发挥他们的文化知识优势，搞科学种田，你还怕他们没有用武之地？”
刘长江乐了，心里想：知识青年到农村来，并不完全是包袱，而是一个有利于农村发展的伟大战略，农村的确需要有文化、有知识的青年，端起茶碗，喝了一大口，又想了一下，说：“老王大哥，这些城里的娃娃，虽说有文化，但必竟没在农村生活过，也没吃过农村的苦，你要告诉社员们，要像对待自己的孩子一样，多关心、爱护、帮助他们，让他们健康成长，也要让他们的家长放心。”
王志刚当即表态说：“刘书记，你是我们大队的老书记，你清楚，三年困难时期，我们大队接受的大城市来的八名孤儿，现在哪一个不是壮实的大小伙、大姑娘，我们社员虽然没文化，见识也不广，但就是不缺爱心。”
社员们知道有二十多个知青要下放到村里来，都非常欢迎，大队党支部做了精心安排，在一处坐西朝东的山坡上，建起了一排知青宿舍，添置 了桌、椅、板凳和床铺，砌起了灶台，买来了锅、碗、瓢、盆，在桃红李白的季节，二十多名知青，在公社知青办主任的护送下，他们胸佩大红花，背着背包，提着行李，乘坐公社的井冈山牌货车，来到了南麓公社新生大队的知青点，社员们敲锣打鼓，表示了热烈的欢迎，这些刚离开城市，离开父母和亲人的知青们，既感到新鲜，又感到了家一样的温暖。
憨厚勤劳的中国农民，无私地接纳包容了这批城里人，他们不会想到这种无私，帮助城市化解了一次就业危机，也不知道他们为伟大的祖国培养了一大批合格的接班人。
这次来新生大队的二十名知青，除了王援朝和韦红萍是本县的外，其余的分别来自江州、洪都，其中五个来自大上海。
群众运动已经过去了三年了，各派群众组织开展了大联合，一批在运动初期被打倒的老干部陆续开始回到领导岗位，现实的迹象表明，运动即将结束，“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的热潮一浪高过一浪，枭阳的工农业生产逐步走出徘徊的局面，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成了新的主旋律。
当枭阳县“农业学大寨、工业学大庆”运动如火如荼时，一场追查反革命案件让枭阳的许多人不寒而栗。
这就是至今令人谈虎色变的“反共救国军”案。
这个案件与即将开展的“清理阶级队伍”交织在一起，有着复杂的国际国内形势和背景，它是在战争阴云笼罩下开展的，超出了许多人的想象，造成的后果是严重的。
1969年，中苏在珍宝岛爆发武装冲突，苏联在我北部边境陈兵百万，叫嚣要与我国打一场核战争。为了应对苏联的全面入侵，伟大领袖发出了“深挖洞、广积粮”和“提高警惕、保卫祖国、准备打战”的号召，全国迅速进入一级战备。
为了做好反侵略战争准备，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的指示》，并开始清理阶级队伍。
在当时战争的氛围下，全国人民对抗日战争记忆犹新，大量的汉奸、二鬼子一点也不比日本鬼子作恶逊色，因此，决不能让汉奸势力在未来的反侵略战争中重演，必须消灭滋生汉奸的土壤。谁最可能当汉奸呢？善良的人们认为：那些被人民政府镇压和打击的地、富、反、坏、右就是一支潜在的汉奸队伍。群众很快就发动起来了，因为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一大批地、富、反、坏、右被冠以牛鬼蛇神称号揪了出来，接受群众专政。
枭阳迅速成立了“清理阶级队伍领导小组”，原县监委书记钟光正在田海山的安排下，担任组长，一场急风暴雨立即席卷枭阳的城乡。
领导小组成立后，即发出第一号通令，对全县的地、富、反、坏、右立即进行管制，实行无产阶级专政。随即抽调一大批干部，进驻各公社、大队、生产队，直接参与指导打击反革命的工作。
李有星，这个小有名气的文化人，再次遭受了灭顶之灾。
驻雁鸣湖公社的“清理阶级队伍”工作组组长叫彭豹崽，是一名土改干部，以对敌斗争坚决而出名，人称“彭老虎”。当年土改时，他对地主、富农是毫不留情，有“彭三掌”的绰号，只要开斗争会，对斗争对象，上来就是三巴掌，一些地富反坏分子，见到他，就像老鼠见到了猫，魂都不在身上，因此，他成了土改积极分子，还当上了一个乡的副乡长。
后来在大鸣大放运动中，他被钟光正临时抽调到运动办公室工作，他继续发扬了土改时的作风，对运动对象就像当年对待反革命和地主富农一样，在批斗大会上，对批判对象上去就是三巴掌，打得一些运动对象是满地找牙，用彭豹崽自己的话说：“这是灭敌人的威风，长自己的志气。”可是这次，他没有那么好运，仅仅过了一年，运动结束，而且中央就要求纠正运动中的扩大化问题，一些戴了帽子的被摘帽，一些定性错误的被纠正，有的又回到了领导岗位上，由于彭豹崽伤人太多，引起公愤，在众怒面前，田海山和钟光正终于撤销了彭豹崽的副乡长职务，一直在雁鸣湖公社当个普通工作人员。
钟光正知道，对敌斗争，既要铁面无私，而又要敢于冲冲杀杀的人，他重新起用了彭豹崽，彭豹崽不负众望，是不鸣而已，一鸣惊人，他被任命为雁鸣湖公社的“清理阶级队伍”领导小组组长。
一朝权在手，便把令来行，除了在册的地富反坏右立即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外，他决心将李有星揪出来，有人给他提醒，“李有星是摘了帽的，应属人民内部矛盾，”彭豹崽眼一瞪说：“什么摘了帽？帽子还在他手里拿着，重新给他带头上不就得了。”他看到大家似乎有些不理解，便继续说：“同志们，对敌斗争切不可心慈手软，谁能保证李有星这样的人，苏修来了后不当汉奸？到那时，你人头落地，就没有后悔药了。”
大家都知道彭豹崽脑子简单，脾气又火爆，在当时那种高压态势下，谁也不愿惹恼他，万一他牛劲上来了，说你破坏战备工作，那就叫吃不了兜着走，只好眼着让他胡来。因此，雁鸣湖公社“清理阶级队伍”工作，是轰轰烈烈，有声有色。
一天深夜，雁鸣湖公社文化站响起了一阵急促的敲门声，正在熟睡的李有星，感到一阵惊诧，起床拉亮电灯问：“深更半夜，谁呀？”
只听得门外一阵吼叫：“李有星，滚出来！”
李有星心里一惊，不知发生了什么事，忙打开大门，五、六个人就蜂拥进来，拿出绳子，将李有星五花大绑起来，彭豹崽亲自宣布说：“根据公社清理阶级队伍领导小组的决定，自即日起，对你实行无产阶级专政，交由群众管制。”这些人根本不听李有星的辩解，与100多名地富反坏一起，押到了公社的一个大礼堂里，所有押来的人都惊恐不安，不知发生了什么大事。
100多人熬过了漫长的一夜，第二天上午，彭豹崽才来训话，他说：“为了打击侵略者，为了不出现抗日时那么多汉奸，根据战备工作的需要，从今天开始，对你们实行管制，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只许你们老老实实，不许乱说乱动，在管制期间，不得外出，一切行动必须听从生产队和大队的命令。现在，我宣布，所有管制分子，由各大队带回，召开群众大会，实行无产阶级专政！”
一段时间以来，开斗争会成了一道时髦的风景线，生产队春播插秧前，头天晚上要开个斗争会。双抢开始，也要开斗争会。公社、大队要搞大会战，也要将管制分子拉来批斗一番，而且临时性的出工出劳，都让这些管制分子去无偿完成。
随着“清理阶级队伍”工作的深入，从城市挖出来的一些地富反坏右分子也纷纷下放农村劳动改造，反侵略战争的氛围越来越浓；阶级斗争这根弦也越崩越紧。
从城里下放来农村的人，不是成分历史不好，就是现行反革命。南麓公社一次就接收了教育系统下放的八名老师，有省城的、地区的、还有枭阳本县的。
公社分管清理工作领导小组组长向刘长江报告，如何安置这些下放的老师，刘长江接过这些下放人员的档案，认真审查了一遍，也没觉得有什么重大问题，主要是成分历史不好，或社会关系复杂，几乎都是学校的骨干老师，觉得让这些人去农村劳动，太浪费了，便说：“文化和知识是社会的财富；如果为社会主义所用，那就是社会主义的文化知识，如果为资产阶级所用，那就是资产阶级的文化知识，如果不用，那就造成了文化知识的浪费。”
刘长江的话，组长听不明白，不解地问：“刘书记，我听不明白您是什么意思？”
刘长江回答说：“解放前，我们贫下中农就吃了没有文化的亏，虽说现在，我们公社已办起了初中，但有水平、教书教得好的老师不多，师资力量十分匮乏，这一下来了这么多高级老师，他不仅可以解决我们公社师资不足的问题，而且也给这些人有个妥善的安置，这不是两全其美的事吗？”
组长有些担心，靠近刘长江细声地说：“刘书记，他们是下来接受贫下中农监督和劳动改造的，你都安排去中学教书，这符合不符合政策呀？”
刘长江思考了一下，说：“当然不能违反政策，既然能接受贫下中农教育，那也就可以接受革命师生的监督教育，原则上没有错，但实际效果完全不一样。你说这些人都放到生产队去，他们肩不能挑，手不能提，反而增加社员的负担，再说，教书也是一种劳动，就让他们在教书中去改造自己，我看这个事就这么定了。”
这八位老师自从接到下放枭阳南麓公社劳动改造的通知后，个个都惶惶不可终日，心里都一直忐忑不安，感到前途迷茫，忧心忡忡。
当他们踏上南麓公社的土地后，做梦都没想到，在这里，重新找到了用武之地，以至几十年后，他们都把这里当作自己的第二故乡。
这八位老师，除一位女教师外，都是眼镜子，带着简单的行李，个个灰头土脸。组长把这些老师带到了公社会议室，大家都站在那里，不敢坐下，公社通信员只好将一杯杯热气腾腾的茶水放在桌子上，刘长江在等待着大家，组长对这些老师介绍说：“这是我们公社书记刘长江同志，现在请刘书记给大家讲话。”
大家都呆呆地站在那里，也沒有去拿摆在会议室桌上的茶水，没有人鼓掌，大家情绪都很低落，感觉空气都沉闷，可刘长江给了老师们一个笑脸，热情地说：“各位老师，大家请坐下，我代表公社党委和全公社的社员，热烈欢迎你们来我公社工作，各位老师，既来之，则安之，我们已经研究决定，全部安置到我们南麓中学，接受革命师生的监督和改造，我希望你们把宝贵的知识，传授给世世代代渴望读书的农民孩子，贡献给我们公社的教育事业。”
八位老师都听懵了，当明白是要他们继续去教书时，才如梦方醒，都情不自禁的鼓起掌来，一扫他们心中的阴霾；这才放心地坐下，品着香茶，脸上有了笑容。中午，刘长江亲自招待了这八位老师。这之前，还吓得心惊胆颤的五类分子，没想到碰到了这样的好书记，他们知恩图报，全身心投入到教学工作中去，为南麓公社培养了一大批品学兼优的学生。
清理阶级队伍工作像秋风扫落叶一样，几乎没有一个地富反坏右分子能逃脱这次暴风骤雨。
担任过日伪时期的伪保长陶智春，经历过多次政治运动的洗礼，但他没能逃脱这次厄运。
这次，置他于死地的是公社“清理队伍”工作组长候三。说起这个候三，真是小时候沒娘，话起来话长，土改时，因上无片瓦，下无寸土，过着一人饱全家饱的日子，当了土改积极分子。解放前，因为父母早亡，他是吃百家饭长大的，也没少挨地主富农的欺侮，土改他分了田，分了地，过上了当家作主的生活。刚解放时，农村干部奇缺，一些积极分子便吸收担任了农村基层干部，虽然这个候三四五不懂，但急需用人，他就是这个时候当上了民兵队长；候三痛恨万恶的旧社会，但他头脑简单，见火就着，对地主富农毫不心慈手软，每次政治运动都是积极分子。
这次清理工作开展后，作为大队民兵连长的候三，更是立场坚定，旗帜鲜明，为了不让老百姓再吃二遍苦，受二茬罪，更不能让一些可疑分子成为新的汉奸，他决心将地富反坏右分子一网打尽，除恶务尽，不留后患。因此，当过伪保长的陶志春就难逃厄运。
陶志春被揪了出来。
可陶志春不服，说自己不是汉奸，是白衣红心，新四军桃花山的彭司令可以为自己作证。
候三瞪大眼睛、嘴巴一撇说：“你不要再辩解了，据我掌握的情况，你说的那个彭司令，犯了错误，已经撤职，自身都难保了，土改时，要不是他给你写了个什么狗屁证明，你早就被无产阶级专政了，让你多自由活动了二十多年，陶保长，要是苏修打过来，谁能保证你不当汉奸？”
陶志春一听，能够证明自己清白的彭司令都打倒了，他心里的最后那根救命稻草没有了，他才真正感到自己的末日来临了。
陶志春作为活靶子，没少挨批斗，带着遍身的伤痕，已扫地出门，关到了一个仓库里；他躺在一堆稻草上，望着屋顶上的横梁，眼里噙满了泪水，想结果自己的生命。但求生的本能，他下不了决心，又觉得好死不如赖活。
躺在仓库里的陶志春，回忆自己这几十年的经历，他作为商人，阅人无数，与各色人等打过交道，也与共产党合作过，虽然家财万贯，但一直仗义疏财，化解了一个又一个危机。他想来想去，总觉得眼前的这个候三，有点像土匪，也好像国民党；似乎又像日本鬼子，就是不像共产党，他琢磨不透，他想不通，不由得从内心发出撕心裂肺的哭喊：“老天爷，对我不公啊！”
陶志春不想死，忽然他想起了曾经在他家放过牛的刘长江和王明德来，他知道，这两个孩子心地善良，为人正直，也许他俩能渡自己出火海，想到这里，便来了精神；心里想：不逃走，肯定死路一条。他下决心，到枭阳找刘长江和王明德去，哪怕刘长江和王明德不认自己，那只能是自己气数已尽，也死而无憾了。
主意已定，陶志春也就有了熊心豹子胆，他从门缝里看看外面并没有人看守，门上只有一把铜锁锁着，他从地上找到一根竹片，用力将门往外推，刚好手能从门缝里伸出去，便用竹片往锁眼里顶进去，锁就开了。他把门向内一拉，“吱呀”一声，门就开了，先去找了一把锄头，来到他家的一个菜地里，向四周看了看，没有一个人影，便挖出一个油布包，里面有二十张拾元的票子，赶快塞进贴衣口袋里，拨腿就朝长江岸边跑去，他要渡过长江，去枭阳县找刘长江和王明德。
王援朝与韦红萍和其他城市下放来的二十名知青，来到了新生大队知青点，就感到了乡亲们给予他们的温暖。当天，许多社员们给他们送来柴火、大米、鸡蛋，还送来了农具，有四位老农，负责教他们怎样耕种。知青们下放的第一年，每个人每月有八元的生活补贴，第二年五元，到了第三年才自食其力，虽然劳动很艰苦，有的磨红了肩膀、有的手上磨出了水泡，但大家都觉得锻炼了身体、磨练了意志，生活中充满了阳光，劳动归来，王援朝的二胡、刘娟的琵琶，韦红萍的歌喉，便交织在一起，愉快的歌声不时从知青小屋里传向希望的田野；食堂里还养了两头猪，到年底就杀了，大家高兴地吃了一顿杀猪饭；除做了一些腊肉外，每个人还分了五斤肉回家里过年。
刘娟是从上海来的，公私合营前，家里是开饭店的，她学会了做一手上海菜，被大伙选为知青点的炊事员。刚刚来到知青点时，也闹出过不少笑话。当年冬季，绿油油的小麦长势喜人，刘娟看到厨房里有些鸡蛋，又看看外面田野里长得旺盛的小麦，以为是韭菜，便去割了些来，炒了两盆鸡蛋。到中午吃饭时，大家一看，韭菜炒鸡蛋，夹起来就往嘴里送，可一到嘴里，苦涩难咽，这哪里是韭菜，便纷纷问刘娟：“鸡蛋里炒的是什么呀？”
刘娟说：“韭菜呀。”
“你吃吃看，这是韭菜吗？”大伙问。刘娟也拿起筷子，吃了一口，马上就吐了出来，说：“我明明是割的韭菜，怎么这么难吃呢？”
王援朝问：“你在哪里割的韭菜呀？”
刘娟用手一指说：“就是前面韭菜地里呀。”
王援朝一听，差点没笑出声来，说：“那哪是韭菜，那是小麦苗。”虽然闹过不少笑话，但知青们接受新鲜事物快，不到一年的时间，就学会了所有的农活，除知青们喜欢穿喇叭裤外，与当地的青年就没有什么区别了。
1970年的5月，大队民兵连长调公社采矿场当副场长去了，经大队党支部推荐，公社批准，王援朝被任命为大队民兵连长。这一年，南麓公社全面实行合作医疗制度，大队设立了医务室，韦红萍在社员们的推荐下，到大队当赤脚医生，在伟大领袖要求把医疗卫生的重点放到农村去的要求，解放军和北京、上海等大城市的巡回医疗队也经常来村里巡诊，她抓住这个难得的机会虚心请教，还到公社卫生院接受了半年的培训，然后背起药箱，在田间地头巡诊，有时还跟公社医院的老中医上山采草药，很快就成了一名社员们喜爱的赤脚医生。接着，大队又办起了广播站，刘娟当了播音员，还有四名知青选拔到大队的小学担任了赤脚老师，还有的抽调去公社担任路线教育队员，生活的阳光在向知青们招手，广阔天地里，展示着知青们崭新的风貌。
经历过一次又一次运动的张兰，在这次清理阶级队伍中也难逃厄运，这个土匪女儿的阴霾一直笼罩着她，不知给她带来了多少麻烦。
一天，县委书记田海山把王明德找到自己办公室说：“老王，今天找你来，有两个消息要告诉你，一个是好消息，一个是坏消息，你先听哪个消息呀？”
王明德已经与田海山共事十多年了，也算是田海山的左膀右臂，都知根知底，平常交往也没有弯弯绕，今天一听田海山说话吞吞吐吐，预感到有什么不祥的事要发生，他接过田海山递过来的茶水，在木沙发上坐下来，轻轻的吹了两下，喝了一口茶，望着田海山说：“田书记，你怎么也弯弯绕了，不管什么好事坏事，我都能承受得住，你有话就直说。”
田海山坐在办公桌前，吸了一口烟说：“我还是先说好消息吧，自从彭县长调走后，县委副书记只有县武装部的政委，我虽然兼了革委会主任，但主要精力还是在县委这边，政府那边也就你这个常委在负责，按职数，还可以增配一名副书记，你的资历、能力和群众威信，都非常适合担任这个副书记，我已经向地委作了汇报，地委也同意我们上报。”
王明德听到这里，望着田书记谦逊地说：“感谢组织上的信任，但我担心自己的水平有限，难以胜任，有负组织和人民的重托。田书记，那还有一个不好的消息呢？”
田海山望望王明德，沉默了一会儿说：“老王，这确实是一个不好的消息，地区在讨论你的任命时，有位地委领导翻老账，提出了异议，说你的爱人张兰的父亲，是一个杀害过新四军联络员和解放军征粮工作队队员的土匪头子，一个县级领导干部，与一个土匪的女儿生儿育女，从纯洁革命队伍来说，这种事应值得慎重考虑。”田海山接着说：“好在地委主要负责同志对你还是比较了解的，革命烈士的后代，工作中成绩可圈可点，你也有资格担任这个职务。但是，根据组织部的意见，要你与张兰划清界线，否则影响到你的这次任命。”
田海山说完，望着王明德；王明德没有马上表态，向田海山要了一支烟，点燃猛吸了几口后才说：“田书记，多谢你和组织上的关心，在这个时候，我很难表态说，为了当上县委副书记，要与我的结发妻子划清界线；张兰已经给我养育了两男两女，我们不说相濡以沫，但也是血浓于水，打断了骨头还连着筋。田书记，请你转告组织，我王明德不管在什么岗位上，一定服从组织的安排，努力做好本职工作。”说完，站起身来，一扭头，就离开了田海山的办公室。
王明德走后，田海山也陷入了沉思，张兰是一个合格的县妇联主席，对张兰也是非常了解的，他也不明白，一个土匪的女儿，难道一辈子都要贴上土匪后代的标签吗？这明显不符合党的政策；但当前战争气氛越来越浓，非常时期采取非常措施，也不能说组织上不慎重；作为一个县委书记，也没有能力改变上级的决定，但他也不甘心，在这个关键时候，还是要推王明德一把，找到一个平衡点，终于，田海山有了主意。
田海山要通了县“五七”干校的电话，说：“你是刘校长吗？我是田海山，请你立即通知张兰同志到我办公室来一趟。”
从1968年成立革命委员会后，就陆陆续续有不少下放“五七”干校学习和劳动锻炼的老干部恢复了职务，刘校长找到正在田里劳动的张兰，高兴地说：“张主席，给你贺喜了，刚才田书记来电话，要你立即赶到他办公室去，估计是要恢复你的工作了。”
张兰来干校已经两年了，她时刻都盼望着能回到自己的岗位，与家人团圆，她向干校借了一辆自行车，心里有些激动，高兴地骑上车就急急忙忙向县委赶去。
张兰赶到田海山的办公室，田海山正准备下班，一看张兰进来，便上前热情地与张兰握手，让坐，又是倒茶，热情地说：“一路上累坏了吧？”
“田书记，接到您的电话，我一刻也没有耽误，不知找我来有什么急事？”张兰望着田书记问。
田海山回到自己的座位坐下，点燃了一支烟，吸了两口，才慢慢说：“张兰同志，我与你家老王共事十多年，对你也很了解，我也不把你当外人。我作为县委书记，参加革命时间不短，但有很多事情，我也不能全部理解。这次开展的‘清理阶级队伍’工作，势头这么猛，一些历史问题，本来组织上早就作了结论。但这次，又被翻了出来。”说到这里，田海山望了望张兰。张兰听到这里，已经明白了八、九分，高兴的心情一下失落下来，经历过多次挫折的张兰，此时显得十分冷静，她望着田海山说：“田书记，我从小参加革命，从入党、提干，都因我父亲的问题，就像一根绳索一样，捆绑在我身上，我都习惯了。田书记，有什么话，您就直说，我挺得住。”
田海山听张兰这么一说，暗暗佩服张兰临危不乱的心里素质，这才要把说的话说了出来。“张兰同志，你也不用担心，事情没有你想的那么糟糕。政府那边缺一名主持工作的副书记，经县委推荐、地委考察，一致认为明德同志是最合适的人选。我也没想到，在讨论通过时，又有人将你父亲的事翻了出来，提出了个十分棘手的问题，要求明德同志与你划清界线。你说，这夫妻怎样划清界线，这不是明显的要拆散你们吗？我刚才也找明德同志谈了，他态度坚决，说都夫妻快二十年了，这界线没法划清，宁可不当这个副书记，也不愿与你分手。”田海山说到这里，又一次注视着张兰，他急切地想知道张兰是什么想法。
此时的张兰的内心似乎很平静，没表现出怨言和情绪，她为丈夫宁可不当副书记也不愿与自己分手，而感到自己是这个世界上最幸福的人。她想了一下回答说：“田书记，我为有这样的丈夫感到骄傲，我也明白您的意思，我代明德谢谢您。田书记，我马上写一个与王明德离婚的声明，请您转交地委，决不能因为我而影响明德的前途。”
田海山听到这里，心里一酸，心想，什么叫志同道合，这就是志同道合。他感到自己很惭愧，就是这样一对相濡以沫的夫妻，自己竟要亲手拆散他们，他感到无奈和悲哀，测隐之心油然而生，他要用自己的绵薄之力，为这对患难夫妻做点什么，想到这里，他说：“张兰同志，古话说，好人有三难，也许这是老天对你的考验，有句话说，风雨过后是彩虹，我的意见，你就和明德同志暂时分开一下。另外，为了战备需要，上级要求清理阶级队伍，上级明确要求，不能把你留在革命队伍里，我也感到，这不仅对你不公，也是违反党的干部政策的，但目前，正处在备战的非常时期，我暂时还不能完全把你保护起来。”
张兰早已听明白了，虽然心里有些隐隐作痛，但还是平静地接过话说：“田书记，自从参加征粮工作队，早已把生命置之度外，经历过这么多的政治运动，我能经得起任何打击，只要明德没有事，孩子们是安全的，我愿意把所有的苦难一个人扛起来。田书记，您放心，我早有思想准备。”
田海山感动了，他为王明德有这样申明大义的妻子而羡慕，他又为张兰续了茶水，说：“张兰同志，事情还没有那么糟糕，我还是县委书记，这一亩三分地，我说话还有些份量。我看，你暂时离开一下干校，避避风头，找一个民风比较淳朴的地方，到那里先住下，与社员同吃、同住、同劳动，过一段时间，再想其他办法。”
有着多次政治运动的经历，又有文化的张兰，心里明白，自己是被开除出革命队伍了，内心十分的痛苦。她知道，这是书记给我面子，给自己台阶下，但眼睛里已含了泪水，她强作镇静，坚强地说：“田书记，谢谢你，我张兰不会被压垮的，我会正确对待，如果组织同意，让我回到洪家港去，我和那里的三八妇女突击队的姐妹们很熟悉。”
田海山笑笑说：“这个要求能满足你，张兰呀，你先回一趟家吧，去看看老王和孩子们。”
张兰想了一下回答：“田书记，我也很想回家，但在这个时候，还是不去为好，搞不好会节外生枝，我这就回干校，等组织的通知一到，立刻去洪家港。”
田海山思考了一下，觉得张兰说的在理，县里的派性斗争也很复杂，如果留下什么口舌，会对王明德带来麻烦。今天，田海山对张兰还是做到了一定的保护，本来上级要求开除张兰的公职，是他据理力争，暂不作组织处理，等待运动后期再作处理，还给张兰争取了每个月三十元的生活费。只要留在队伍里，后面的事就好办多了。他也没有真正让张兰与王明德去办离婚手续，而是用张兰这个离婚声明，掩人耳目。而这一切，他没有告诉张兰，他不想给王明德和张兰造成更深的伤害。想到这里，他对张兰说：“那你就在我这里吃个饭吧。”
县委通信员到食堂打来了两份饭，张兰吃过饭后，骑上自行车，回到了干校。
第二天上午，县委大院的大门口院墙上贴出了一张声明。声明的内容是：“本人张兰，系土匪张金彪之女。为响应组织的要求，纯洁革命队伍，特声明与县委常委、革委会副主任王明德脱离夫妻关系。”
这个声明，字不多，一下子就成了枭阳县的一条爆炸性新闻。
当天上午，消息就传到了王明德的耳朵里，他马上明白，这一定是田海山的杰作。他为张兰为了自己的政治前途作出的痛苦决定，更加为有这样的妻子感到骄傲和自豪，他也深深的自责和惭愧。一个丈夫、一个县委领导，竟保护不了自己的妻子，他已作出决定，就是撤职，也不和妻子离婚，便来到田海山的办公室，再次表明自己的坚决态度。
王明德有些埋怨说：“田书记，张兰的声明是你的杰作吧？海山同志，虽然你是一片好意，但我作为一个丈夫、一个领导干部，你是要让全县人民戳我的脊梁骨呀！作为你的部下，作为一名党员，我毫不掩饰我的观点，今生今世，只要张兰不反党，不反社会主义，我决不可能与张兰离婚，也不可能划清界限，哪怕就是下放农村种田，我们也要相伴到老，请你转告组织，我不要当什么副书记。”
田海山听到王明德的满腹牢骚，这是他预料之中的事，王明德不发火，那就不是王明德了。他给王明德又是倒茶又是递烟，才慢慢说：“明德同志，稍安勿燥。张兰的声明，的确是我策划的，你以为我真的逼你们分手啊，古话说的好，兵来将挡，水来土掩。工作讲方法，斗争讲策略。有时候退一步，才能进两步，你说在这个时候，不拿出一点姿态，上面这个关我没法给你过。话说回来，那也就是一个声明，无非是做给别人看的，我已经给民政局刘局长打了招呼，没有我的指示，不允许给你们办离婚手续。张兰是你四个孩子的母亲，她随时可以回家看孩子，这谁也没有权力反对吧？那你们还不是一家人？”接着，田海山又把对张兰的处理意见和方法告诉了王明德。
王明德听完田海山的话，才如梦方醒，感到误解了田书记，此时的王明德，心里暖暖的，他感激地望着田海山，说：“田书记，我王明德谢谢你。”从此，王明德更加主动努力工作，为田海山分了不少忧，解了不少难。
王明德终于担任了枭阳县委副书记，他更加忘我地工作，在“农业学大寨”、“工业学大庆”运动中，枭阳始终是江州的一面旗帜，为田海山书记增加了不少光环。
张兰来到了洪家港劳动改造，洪牛崽是大队书记，按辈分叫张兰的婆婆为姑姑，那张兰就是他的表嫂，在乡亲们的关照下，张兰安排到村小当了一名临时老师，在这个三尺讲台上，继续贡献着自己的聪明才智。
王援朝是从县城探亲回来的知青口中知道母亲与父亲离了婚，而且打成了阶级异已分子，已下放农村劳动改造这个消息的。这个从甜水里长大的王援朝，经历了人生的重大打击，感觉自己就是从山巅跌到了山谷。
王援朝一直住在知青点，已经有两天没来大队上班了，引起了大队书记王志刚的注意，便问大队会计：“胡会计，小王这两天干什么去了？”胡会计回答说：“王书记，你还不知道，王援朝的母亲打成了阶级异已分子，与他爸爸离婚了，还被赶出了五七干校，下放到农村劳动改造去了，王援朝一下经受不住这样的打击，不吃不喝，躺在床上都两天了。”
“我也是刚刚才知道他母亲的事，这孩子是在甜水中泡大的，没经过磨炼。胡会计，在这个时候，我们都要多关心关心他，你今天下班后去告诉他，让他明天来大队，我要找他好好谈谈。”王志刚说。
大队书记与会计的谈话，被在医务室的韦红萍听得真真切切，韦红萍的心也悬了起来，她与王援朝不仅是同学，又一同下放到这里，已经建立了深深的友谊。她担心王援朝经受不起这样的打击，决定好好去开导他，因为在这一方面，韦红萍要比王援朝经历得多，成熟得多。
韦红萍自出生以来，就没见过父亲，也没有父亲这个概念；小时候，看到别人都有爸爸，她闪着一双大眼睛，经常问母亲：“别人都有爸爸，我和哥哥为什么没有爸爸呢？”面对这样的提问，母亲是心如刀绞，总是哄骗她说：“你有爸爸，但你爸爸走错了路，被山里的狼抓了去，后来你爸爸也变成了狼，狼是会咬人的，千万不要想你爸爸了。”
幼小的红萍似懂非懂。那时候，南山山区野生动物很多，有老虎、有豹子，有狗熊还有狼，常发生狼偷吃小孩的事。母亲用这样的话骗她，就是要她断了对父亲的念想。从此以后，小红萍再也没有提过父亲的事。
后来，韦红萍长大了，读了小学又读中学，才明白自己有一个不光彩的父亲，而这个父亲的阴影，一直笼罩在这个家里。母亲时时小心翼翼，包括哥哥和她自己，都知道要比别人矮一截，也没少受同龄的小朋友的欺负。本来哥哥韦世权是个读书的好苗子，因为家庭生活的压力，便早早的走向了社会，挑起了家里生活的重担，母亲和哥哥尽了很大的努力，才让自己读到了高中毕业。
这次开展的“清理阶级队伍”，韦红萍家受到的冲击，并不比王援朝家轻。两个多月前，韦红萍就知道母亲因父亲的原因，开除出了教师队伍，回韦家山劳动改造；哥哥的大队会计也撤了，本来说好了一门亲事，由于突如期来的变故，女方家悔了婚。说良心话，谁家的儿女愿与一个反革命的家庭结亲呢？面对这样沉重的打击，韦红萍没有垮下来，有泪独自往肚里咽，她坚信，风雨过后是彩虹，母亲也托人带信来，要她坚信共产党，说：“共产党没有因为我是汉奸县长的家属子女而受到歧视，自己成了光荣的人民教师，你兄妹也都读了中学、高中，你还当了人们羡慕的赤脚医生，虽然我和你哥暂时受到了不公正的对待，但一定不是共产党的政策，总有一天，共产党的政策会回来。你要努力学习本领，多为社员服务，不要辜负社员对你的期望。”
韦红萍记住了母亲的话，她把痛苦深深地埋在心里，给人总是一张灿烂的笑脸，很受社员们的喜爱。
大队部为了节约农田，设在一个偏僻的山坡上，后面是一片乱坟岗，除了家庭的沉重压力外，还要战胜孤独和恐惧。大队部白天还热闹，一到晚上，就只有韦红萍一个人守着空荡荡的队部。有一次晚上，韦红萍就遇到了一件令人胆颤心惊的诡异事情。
（未完待续）
简介
饶军，江西省庐山市（原星子县）人，北京师范大学哲学院博士研究生毕业。“八二八”毛泽东主席警卫营卫士，曾在《人民日报》、《解放军报》、《求是杂志》红旗文稿、《光明日报》、《江西日报》等报刊发表新闻通讯、文艺作品和理论文章，获“中国经济社会发展2012年年会”特等奖、江西报纸副刊优秀作品奖、《中国人民防空》优秀作品奖。有《庐山神韵》、《鄱湖神韵》、《七彩庐山》三部散文集和长篇小说《初心永恒》出版发行，其中《庐山神韵》被列为全民阅读书目。
江西作家文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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