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看到新闻，五四青年节那天，全国的14-28岁青年人都可放假半天。由此我想到了“五四”这个日子，原来再有十余日就是伟大的“五四爱国运动”纪念日（未免扩大话题，取狭义理解，将五四仅限为针对巴黎和约的抗议活动，不包括新文化运动等）。现在就纪念五四似乎有点早，但是看到眼下许多“精英”们的表现，不得不赶“早”了，因为他们太“急”了。
今日的“精英”会如何看待昔年的“五四”？这是在我脑海中浮现的第一个问题。如果以自由、民主的词汇代表五四，精英们无疑要高唱赞歌，如同他们对任何与自由、民主沾边的事物都要赞美一样；但是如果真的要细细回顾一番五四，我负责的说，今日的“精英”们没有一个敢正面叫好的。
首先，“五四”反抗了西方国家，恶化了国际关系，这不利于融入世界，不利于接轨大业。“五四”的核心是反对巴黎和会对中国利益的出卖，列强不但不同意恢复中国主权，还要把德国在山东的特权转让给日本。按着精英的逻辑，中国人民的反抗就等于反对西方发达国家，是要友邦惊诧的，都地球村了，都WTO了，你这一反对，再怎么“融入”，怎么“接轨”呢？
其次，“五四”是极端民粹主义发作，不遵守国际惯例，不尊重普世价值。按着精英的逻辑，巴黎和会是正儿八经的国际会议，都是有头有脸的国家参与，什么问题都是靠公平的谈判解决的，要是觉得不满就煽动百姓游行、抗议，甚至不接受条约，难道不是民粹么，难道不是无视国际惯例么，这显然不是普世价值允许的。
同时，“五四”运动中各行各界没有做好“本职工作”，不是爱国的“最好方式”。按着精英的逻辑，爱国也分最好方式、次好方式，把自己工作做好才是最好方式。那么学生的本职工作是什么？是读书学习，现在却游行；商人的本职工作是什么？是做买卖，现在却罢市；工人的本职工作是什么？是做工赚钱，现在却罢工。个个都不做本职工作，如何算“爱国”？
此外，“五四”中的一些行为是暴力的，非理性的，不明智的，证明了中国人是喝狼奶长大的。按着精英的逻辑，五四当日，学生冲进赵家楼胡同曹汝霖的住宅，这显然是使用暴力；学生痛打章宗祥，这显然是野蛮的；最后一把火烧了曹家，更是荒唐到极点。非法集会、私闯住宅、殴打他人、纵火.....条条触目惊心，还有法制吗，还有公理吗？
综上，我可以负责的说，今日的“精英”绝无可能真心的赞美、拥护五四运动。在他们的心中，现在最怕的也许就是“五四”。一方面，他们不敢也不能公然贬损五四运动，另一方面，他们又不可能接受五四运动的伟大意义-----唤起民众，依靠民众，捍卫国家主权，保卫民族利益----否则，他们的话语霸权就要丧失，他们高高在上的地位就要垮台，他们赖以维系的赞助就要取消。毛泽东可以说出“无非摔的粉身碎骨”，精英们断无此等勇气。
然而时临五四，又赶上现今这么个敏感的局面，精英们要完全扮傻装楞也是不可能的，应景的言论总要放一些出来，比如某某报，某某学者，某某作家等，左右就是那些话。我建议大家先找点五四的介绍材料，充分了解其历史，到了那几天，一边看着精英们言不由衷的夸赞，一边回顾精英们之前的理性，肯定很有趣的：）
写到这里，不禁想到另一个问题，今日的精英是这个德行，那么当年的“精英”，又是怎么对待五四运动的？信手列举几位，均非共党份子，甚或还有反共党的，看看他们的表现吧：
梁启超
说梁启超是点燃“五四”运动的导火索的人，并不过分。他在巴黎和会期间自行组团考察欧洲，对于谈判中的情形比较熟悉，见事不谐----欧美咄咄相逼，丧权辱国之难即将临头----曾多次给国内发电报，通报情况，并在1919年4月30日电文中明确指出：“吾若认此（指接受合约）,不啻加绳自缚，请警告政府及国民严责各全权（指谈判代表），万勿署名，以示决心！”。正是他的这份电报，引出了5月2日晨报的《外交警报敬告国民》一文，震动国内，成为五四的前兆。
当五四发动，有人怀疑学生上街是“受人主使、被党派操纵”时候，梁启超发表言论坚决反对：“此等群众运动，在欧美各国，数见不鲜,未有不纯由自动者。鬼蜮伎俩，操纵少数嗜利鲜耻之政客，则尝闻之矣；操纵多数天真烂漫之青年,则未之前闻。”（饮冰室合集集外文，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中册,第837页）
胡适
胡适没有直接参与五四当天的运动，但对五四运动以及参与者抱以极大的同情。当1919年6月11日陈独秀被捕，胡适当夜即写下《威权》一诗为抗议，诗中有这样的语句： 奴隶们做了一万年的工，头颈上的铁索渐渐的磨断了，他们说：“等到铁索断时，我们要造反了!”以胡适的个性和立场，写出如此激烈的句子，是不多见的。
在事后每次提到五四，胡适总是给予正面的赞誉，如“（学生）赤手空拳的做出一个壮烈的爱国运动，替国家民族争回了不少的权利”，他多次指出，五四运动是“爱国运动、青年学生的爱国运动”，终生未改变评价。
罗家伦
他以及傅斯年（曾任北大代理校长、台湾大学校长），都属于小字辈，当时不过20来岁，要是按照现代的标准，该属于“愤青”了。这个人有点意思，不到40就做了清华的校长，可是清华大学对他的介绍的最后一句是：“但是他作风专断，不尊重师生意见，引起师生的“驱罗”运动，被迫辞职。”.......此人49年去了台湾，算是标准的国民党。就是这个愤青，参加了1919年5月4日的北京各高校学生聚会（傅斯年任大会主席，于当日下午领头冲进赵家楼），商议游行事宜，他激愤下挥笔写成了《北京学界全体宣言》：
现在日本在万国和会要求并吞青岛，管理山东一切权利，就要成功了！他们的外交大胜利了，我们的外交大失败了！山东大势一去，就是破坏中国的领土！中国的领土破坏，中国就亡了！所以我们学界今天排队到各公使馆去要求各国出来维持公理，务望全国工商各界，一律起来设法开国民大会，外争主权，内除国贼，中国存亡，就在此一举了！今与全国同胞立两个信条道：
中国的土地可以征服而不可以断送！
中国的人民可以杀戮而不可以低头！
国亡了！同胞起来呀！
“中国的土地可以征服而不可以断送！中国的人民可以杀戮而不可以低头！”，我每次看到这两句话，无不泪流满面。今日之精英们，诸位所有的博士、教授、专家头衔加起来，可胜得过这位23岁的青年学生？！诸位穷三十余年发明的所有理论，可比得上这两句话！？
伟大的五四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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