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甫平先生，是否还缺点什么？

皇甫平先生，是否还缺点什么？

郑海泉（08年6月21日）

笔名‘皇甫平’的周瑞金先生08年4月19日在浙江人文大学演讲，介绍他17年前在上海‘解放日报’用‘黄浦江评论’的谐音‘皇甫平’为笔名，写了推动我国经济改革的四篇非常重要文章的背景，文章阐述了邓小平坚定改革的思想，经邓‘南巡’讲话公开肯定，使中国的市场经济改革大潮没受89之后反对改革，说改革是走资本主义的‘舆论’阻挡，所以，推进了中国市场经济改革不断前进，取得经济上巨大的胜利。周先生说那些文章是得到小平同志在上海（内部）谈话后‘奉邀’写的，这样讲，让人信服。十几年后的06年1月，周先生以同样的笔名写了‘改革不可动摇’，那是在我国广大民间‘舆论’也强烈要求对我们的改革进行‘反思’的时候，周先生文章‘提出一个基本观点，认为市场化改革没有错，错在我们没有按市场经济发展的规律来完善我们的法律体制和各方面体制，…。’（见‘北京青年报’，08年5月7日C2版）。06年的文章可以理解是周先生的独立见解，也是自己认为在那个时候应该站出来写。

我在周先生写前四篇文章的时候，还在低头拉车，很少抬头看路，因为是搞机械学科的，对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还是‘糊涂’状态，今天经过有限的自学才多少有一点了解；周先生写后一篇文章时，我对中国的经济形势和改革结果就不那么糊涂了，退休后，集中精力抬头看路看了十来年。所以，看了报道周先生演讲的文章后，就产生了‘皇甫平先生，是否还缺点什么？’的问题。恕我斗胆，前四篇和后一篇都缺点‘高度’。其实，我们大家不管是写文章，还是说话、演讲都很可能缺，缺是正常的，因为人既非‘圣贤’，世上又无完人，包括马克思、列宁、毛泽东、邓小平都在内，至于亚当 . 斯密、海耶克等也绝不例外，何况我们普通人，就怕我们不认识，最可怕是有的不承认，甚至不承认还要去找许多‘道理’。

提问前先统一一下是非标准：

1，‘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当我们在‘理论上’不能统一时，都要服从实践做出的判断，不能搞任何‘本本主义’，只把什么人说了什么，什么上写了什么拿来做根据作结论，比如过去就用‘红宝书’，今天不用它又用‘理论’，它们固然重要，但都没有‘实践’权威。

2，我们是坚持‘社会主义’的，如果今天对‘社’和‘资’还不清楚，总应该至少把这理解成要‘为全体公民服务’，不能只为少数人服务，不管他是‘资产阶级’——富人，还是‘无产阶级’——穷人，特别是无产阶级的‘代表’。有人说那些‘代表’就是今天的权贵。我理解‘权贵’是我们中国老百姓心目中的特殊人物，他们既权且贵，大概与‘官僚资产阶级’差不多，但不等于什么‘书记’，也不等于什么‘长’，因为社会主义社会里的‘书记’和‘长’只权不贵，而且权还是有限的，连资本主义社会里都必须这样，社会主义就应该比他们更好才对。故一个当权者把权用于谋私，聚敛钱财，不但作威，还要作福，就必然成为权贵。

因为马克思主义主张要解放全人类，反对压迫和剥削，最后要消灭它们，而且并没有说什么人就可以去压迫别人，不在要反对之内。当然‘压迫’是靠权势，压迫的内容既包括政治方面的专制，也要包括经济上把别人合法的东西，其中特别是劳动所得，当然也包括公有的东西，依靠权势据为己有，这样的情况实质是侵占、剥夺，‘剥削’二字包括不了。正派的无产阶级不会想去‘压迫’、剥削别人，他们只依靠自己诚实有效的劳动，纪律和法律是全体都要遵守的，不是只针对别人的；恐怕只有‘流氓无产阶级’才是单纯以自己的利益为判断是非的标准，对凭借武力获取津津乐道。所以，过去把阶级斗争说的天花乱坠，甚至高喊‘打倒在地’，还要‘再踏上…’，那不是真马克思主义，而是少数人的一种极端主义东西，故我理解社会主义必然是‘为全体公民服务’。社会主义更不能只为‘资本’服务，只看资本是否增加，如何增值到‘最大化’，因为我们讨论的是由人构成的现代社会问题，而不是帐本上钱的数量怎样变化，要是脑子里只有‘资本’，我看就很像‘原始资本主义’了，或者离原始资本主义很近了，离现代资本主义也相距不近了。

3，我们都要承认和遵循辩证唯物主义，反对任何片面性，形而上学，不能说我看到那一点，没看到别的也可以，甚至不承认还有别的。

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学者应该自觉这样严格要求自己，努力做到，就是正派的资产阶级学者，也不能反对这三条。如果周先生认为我这三条是‘修正主义’，我们就没有共同语言。但您仍然要听完我的问题，您有权按您的观点回答，让历史做结论，无权不听不同的声音。

要问周先生第一个问题是，您在写前四篇文章的时候，您自己对市场经济和计划经济本身是不是搞清楚了？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是不是单一的哪种经济，比如单纯的市场经济，特别是‘自由主义市场经济’？过去说社会主义就是计划经济，资本主义就是市场经济，这对吗？真实吗？为什么小平同志说它们都是方法不是本质，谁都可以用？是‘可以用’，比如想用就用，不想用就不用，想用哪个就用那个，还是‘必须都用’，而且还要各在其位，各施其职？…。我认为，如果不清楚这些，不管您提什么观点，不可能是全面的、科学的，还可能有不好的，甚至是‘危险’的东西。不知道周先生承认不承认，‘真理向前再迈一步，就是错误’？我是承认什么事情都有‘分寸’，都有‘度’，宽度与深度。我们是在面对科学，而不是在与什么人争高低，尽管表面看总是人与人在争。作为搞自然科学的我，就是被这样教育的，也是在实际工作里认真贯彻的，不然自然是无情的。我好像记得，革命导师说过，没有革命的理论就没有革命的实践（行动），我理解成‘没有正确的理论就没有正确的实践’，这可以说是放之四海皆准的，避免了对‘革命’有不同的理解。

我要问这个问题是因为在80年代末90年代初人们对当时的‘改革’有很多‘看法’，也有很多‘担心’，确实还很‘厉害’。提出这些东西的‘出发点’和根据是各式各样的，其中当然有错误的，甚至说有人是‘别有用心’我都赞成；但同样有很多是正确的，特别是‘怀疑’意见里也会包含有正确的东西，甚至这些东西对看清楚问题和保护与增进人民利益来说是非常宝贵的，对把我们的事情办好是有益的，是符合‘三个有利于’的。我就举几个，怀疑市场经济会不会丢掉社会主义的公平，特别是在市场条件下处于劣势的人群，因为市场经济强调竞争与‘优胜劣汰’，甚至是‘你死我活’；‘先富后富论’你没有说明可靠的保证，人们就担心要两极分化，特别是在人们要‘争取’‘利益最大化’的时候；市场经济不能把权搀和进来，道理就太浅显了；…。一、二十年过去了，事实做了结论，人民的担心不是杞人忧天，您都承认有六大问题，特别是广大工农失去、拉后太多。所以，我们那时是不是应该站得高一点，而不是仅仅要‘解放思想’、‘大胆推进’，如果您不‘谦虚，谨慎’，善于听取和对待各种意见，都‘解放’到片面上去了，‘大胆’到‘蛮干’上去了，那能行吗？我们过去是‘爱’这样干的，动不动就就要大干快上，…。我们当然要抓住‘主要矛盾’，但并没有说其他的矛盾就可以‘忽略’，一年可以，两年可以，难道十年都可以？‘次要矛盾’是能转化成主要矛盾的；而且事物是复杂的，不同性质，不同层面有不同的方法，您有这样的认识准备吗？文章里有这样的‘暗示’吗？您在今天谈那些文章的时候，您想过这些吗？这可不是‘学术争论’，对错、偏全‘无关痛痒’，而是关系十几亿人的生计！

第二个问题是，在解放思想大力推进市场经济改革的90年代和新千年初期里，周先生是不是随时根据中国的改革开放实践结果，对您四篇文章提倡的思想和要求做过一些‘补充’或‘修改’？要不要在原来那样的高度上‘再上一层楼’？一方面我们共产党人要对人民群众高度负责，一定要谦虚谨慎，对实践结果要保持高度的敏感，既然是‘摸着石头过河’就更应该如此；另一方面小平同志除讲了要解放思想，大胆…，同时还讲了很多话，很多‘原则’，要坚持一些东西，比如公有制、社会主义…等，还要防止一些事情，比如他说，要是搞成两极分化就失败了，…等等，您有没有根据出现的大量事实要写落实这些‘指示’的‘冲动’和责任？因为我们中国在相当长时期里话语权和实践权是被大胆市场化一派垄断的，而您因写了那些惊动中国甚至世界的文章有相当高的地位，又得到小平同志的肯定，是有影响力的，也可以说是有责任的。可小平同志在97年后就不能‘南巡’，也不能‘谈话’了，要靠我们自己。

第三个问题是，06年您写‘改革不可动摇’是因为人们‘反对改革’，还是‘反对那样的改革’提出别的改法？是反对某些具体内容，还是反对整个改革要退回到30年前？…。这是一个非常原则性的问题，也是一个非常严肃、非常细致的问题，判断错了，简单化了，问题就非常之大。我可以大胆地说，我们过去半个世纪里，犯这样的错误不是一次两次，头脑里非黑则白，全黑全白，而且几乎成为‘老虎屁股’，或者是‘拉大旗做虎皮’。不是把不同意见看成是提高的台阶，而是当成‘前进’的绊脚石；不是‘闻过则喜’，常常是闻过则怒，甚至采取非常错误的态度，而且从来就没有‘认真’反省过。因为犯错误的人不但官位牢固，总能找出客观理由，而且造成的损失都是由人民群众去‘交学费’。我不知道，您是否考虑过，那六大问题的产生，与您四篇文章的写法和表露的观点里可能存在的不科学性或不太完美有没有丁点关系？因为我们很多人一直是表面‘理解’或主观‘揣摩’上面精神办事的，很多人是跟着‘风’走的，甚至有的人是按‘为我所用’作为的，而把那些根本原则常常放在脑后，辩证唯物主义也可以说更束之高阁，追求的是‘干脆’、‘痛快’、‘气势’，甚至是‘风头’，…，‘有哗众取宠之心，无实事求是之意’。这您比我这个普通老百姓看得更多，看得更清楚。

我同意您06年文章里承认改革开放实际产生了六大问题，因为事实都摆在那里；我也同意‘法律体制和其他体制’没有跟上市场经济规律是重要原因，但我不认为就是根本原因。我对这要提的问题是，如果我们不认识市场经济要有那些‘体制’才可能是‘良性市场’，才能产生好的结果，比如像今天的北欧那样；否则就必然成为‘恶性市场’，产生丑恶、残酷、…，就像‘原始资本主义’那样，（我当然不相信您会像有的人，认为别人先走恶性市场，我们也非要那样走），我们就不管三七二十一，先解放思想，大胆推进市场经济，甚至有的人都鼓吹到‘市场万能’，认为牺牲几千万人（当然是普通劳动者）的利益都可以，这样的态度可取，还是不可取？需不需要反省深层次原因是什么？与此有关的是，那些‘体制’的认识与建立，是经济学家的责任还是法学家、政治家的责任，或者是政府的责任，我经济学家就只管‘推进市场经济’就行，甚至体制、法制愈不完善我市场经济发展愈自由，愈快愈得利？甚至这还能得到政权的支持，推进市场经济需要的‘资本积累’和‘私有化’程度才能远比资本主义国家快速完成（两百年与二十年比），这可是中国二十来年铁的事实！我认为您在演讲的最后，说了‘那时我以为市场经济就…，原来也有两种…，’。这当然是应该的，也能得到大家欢迎。但我仍然认为对于像您这样地位的人来说，仅仅说到这个程度，还是站得低了点，如果仅是这样，没有把自己产生‘以为’的原因告诉我们，今后就很难说在其他的问题上就不再‘以为’…了。因为在您写四篇文章的时候，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有两种早就在那里摆着了，我甚至认为，如果没有恶性市场经济，很可能就没有马克思主义。只有解决了原因问题，今后才可能不再‘以为’，才能使‘主观以为’与‘客观结果’一致起来。当然，要真正能保证，还得靠严格的民主制度，不能寄希望于任何个人！不管是神仙、皇帝还是‘救世主’！我愿意告诉您，我们搞自然科学的，是不敢‘以为’的，更不敢忽视‘条件’，否则是要出‘大乱子’的！甚至要‘身败名裂’的！

另外一个问题是，政府在社会经济问题里应该是什么角色？我们今天的主流经济学家是把政府排除在经济领域之外的，否认‘上帝之手’ 应该起作用，甚至说它只能起坏作用，把‘资源’配置不好，（我不认为这仅仅是学术见解问题，）这与您今天认为‘政府不应该走在经济第一线’有没有区别？怎么区别？政府在社会经济的‘参谋部’里是什么地位？请注意我说的是‘社会经济’，是整体、全局，不单是‘市场经济’，那是具体，只是局部，更不是市场经济第一线。参谋部与第一线像军队那样是既不能分割又不能混淆的统一体。在我看来，这二十来年经济改革出的六大问题，其原因之一不是因为政府走在了经济的第一线，您没必要对政府简单提‘不应该走’的‘建议’，我认为是应该怎样走的问题。单就市场经济第一线，过去的问题是，政府应该走的没走，叫‘缺位’，不该走的乱走，叫‘错位’，不需要去走的也要去走，叫‘重位’或‘越位’，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就是在市场经济第一线里，我看政府今后还要‘走’得‘勤’点，不然你怎么知道在第一线实际‘干’的人，规不规矩，‘体制’已经定的东西落实没落实，定得够不够、完善不完善？就说政府的责任里属于‘服务’的内容，你就不应该主动去看看自己服务得如何，还要在衙门里当老爷？第一线里的‘自发’倾向是什么，我们大家都清楚，我们，特别是政府可不能再掉以轻心！尤其是我们那些‘体制’建设还远远没有完成的时候，我们的政治体制改革还几乎没走几‘碎步’的时候，我们众多‘企业家’的‘修养’还不那么高的时候，我们广大群众应该有却还没有什么发言权的时候，…。何况第一线的公有制企业政府也能像对私有制企业那样不多去走走？看看作为公有制单位它们应该担负的责任尽职没有？他们在市场经济里走得怎样？他们有没有把‘主人’放在眼里？…。如果需要，我可以举出一大堆问题，这些问题它们自己很难处理好。比如工资怎么定，‘老板’拿多少，工人拿多少？‘福利’怎么定，奖励怎么定？…；利润怎么处理，能与私人企业一样，上交25%利润税后，‘老板’可以随意…？这些政府以外谁又‘管不着’（故有人说不是公有制而是‘官有制’）。所以问题是，应该怎样个‘走’法，‘走’什么内容，不去‘走’，我这个老百姓——公民非常担心！很可能您又在‘以为’了！以为政府把得到的税收分配‘好’，把公共服务做‘好’就行了，那还差得很远！很不称职！我认为追求‘大’政府错误，追求‘小’政府只不过是另一极端，就是现代资本主义的政府也并不是那样！几百年的世界经济历史，没有证明民主社会里市场自己能够完全解决市场的问题，何况我们！依本人愚见，建议政府官员‘听今天中央的话，提高思想觉悟，提高理论水平，提高执政能力’或许更好，这些解决了，政府就能够在经济领域里扮演应有的精彩角色；或者提‘搞清楚、搞准确政府的职责，有所为，有所不为’更恰当。当然，这很不容易，但又只能这样办。

我之所以要对您提这么多问题，因为您的社会地位在那里，不像我，就是‘胡说八道’实际对国家也起不了什么作用。比如我对‘先富后富’很早就是理解的，认为‘大锅饭’齐步前进是荒唐的，既不可能，又不应该，甚至都与社会主义‘按劳取酬’精神不符，那是假社会主义，说那实际在反社会主义都可以！但怎么保证先富能带出后富，最终能达到共同富就有很多疑问。我有一个地位相当高的商业领域的经济学家亲戚，那时与我争论，他拿出所得税手段也说服不了我，当然的结果是我的疑问等于零，人微言轻；如果您当时也有我这样的疑问就有可能‘上达’，或许就不至于等于零，或许中国今天的贫富差距能小点。当然更重要的还是，如果我们大家在立场和观点方法上真正提高一步，不是停留在主观愿望如何，而是实实在在如何，特别是地位高的人，就不知道中国人民要少交多少冤枉钱‘学费’！

我也七十多岁了，和您做这样的‘同志式’交流，不知您能不能欢迎？您可以看出，我不是您的‘粉丝’，没有崇拜之心；也不是您的‘朋友’，今天的朋友要够‘意思’，我这就不够意思；也不是反对者，只希望您站得再高点，看得全面点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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