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迫切需要一个新时代！

——我举双手赞成北大原副校长王义遒先生的观点

郭春孚

有一些无知者，在舆论的误导下，开始对著名教育家、北京大学原常务副校长王义遒教授口诛笔伐，我看了后心急如焚——王义遒先生的话是无比正确的，他是站在了中国教育的制高点上谈教育，是站在时代的前沿谈教育，他的话是大实话，是科学的论断，是时代的精华，是中国教育的最高智慧，是世界最新的世界观、价值观和方法论！

理由如下：

一，钱学森的遗憾，也是王义遒的遗憾。

接到钱老离世的消息后，王义遒教授在飞机上写下了这样几行字，“他(钱学森)有遗憾:我们没有出更多像他这样的杰出人才。”而且随后他还充满深情地写了《钱老走了，呼唤一个时代！》，这就说明王义遒教授是非常理解钱老的，不仅对钱老取得享誉中外的业绩十分钦佩，而且对钱老的诸多观点都是十分赞成的。

因此，钱学森的遗憾，也是王义遒的遗憾。在对中国当代教育的失败方面的认知，他与钱老是相同的。

二，教育的功能是有限的，不可能承载所有的社会责任。

王义遒教授说：“教育担待不起‘培养’杰出人才的全部责任。”是的，教育只能起传播知识、启迪智慧、教化美德的基础作用，是人才成长的摇篮。教育可以培养人才，但也不可避免地会培养出一些庸才、废才，这不是教育的错误。

一个人能不能成为杰出人才，至少要有三个条件：一个是要有渊博的知识，二是要有丰富的实践经验，三是要有用武之地。一个人有可能成为杰出人才，但你不用他，他就是废才，而且由于受到多种条件的限制，他的才能得不到充分发挥，就可能蜕化为庸才。

培养杰出人才，教育是有责任的，但教育只能起基础作用，教育只是一个人成才的摇篮，而不是成才的全部指望。教育不可能为一个人成为杰出人才创造和提供所有的条件。比如说，小布什、克林顿、希拉里等都毕业于耶鲁大学，但从耶鲁大学毕业的学生很多，不可能都成为美国的领导人。湖南师范学校培养出了毛泽东、蔡和森等几位杰出人才，但从湖南师范学校毕业的学生很多，同期毕业的也是一批，而不是几个，为什么他们都沉入人海之中了呢？杰出人才的产生需要许多条件。没有个人的不懈努力，没有个人的拼命付出，没有实践的强化锻炼，没有可发挥自己才能的机会，没有时代的巨大激活，没有适宜的社会环境，是不可能产生杰出人才的。

王义遒教授说：“现在不断有海外人才引进来，但目前的学术环境不改变，可能很难让他们自由地发挥长处。很多获得诺贝尔奖的美国人，实际上也是从欧洲或其他地方去的，但他们在美国就能够生根发芽。能把世界一流人才吸引过来，你才是真正的世界一流。”

教育不是万能的，就像母亲一样，可以生孩子，但生下来后，孩子成不成才，虽然母亲有责任，但她担待不起全部责任。

三，时代造就杰出人才，而这个时代是平的。

王义遒教授说：“解放后有段时间，中国发展非常快，‘两弹一星’上天，大家都归功于西南联大教育，说西南联大是中国高等教育史上的一朵奇葩。我对这问题还有另一种看法。西南联大的教育确实很成功，但最重要的是，他们这批毕业生成才时，正好是新中国成立，国家百废待兴，各行各业都需要人，这些人就都成了领军人物。这就是当时的形势要求。所以我的观点是，不要着急，形势到了，人才自然会应时而生。”难道这不是事实吗？

毛泽东说，时势造英雄。为什么清末至民国时期，中国涌现出那么多杰出人才，就是因为时代需要，时代呼唤，时代催生出来的。

现在的中国是个什么样子呢？人们都想发财致富，一切向钱看，金钱至上，这样的时代需要的是“政治领导人和经济创业者，不需要多少超常的人”。“改革开放后，我们的经济发展在世界都是一个奇迹，但我们靠的是劳动密集型经济，主要是农民，包括农民工等大量的廉价劳动力，把经济推上去的。”“普通老百姓就能创造这样一个时代。”

“教育不能够扭转乾坤，但并不是说教育没责任。”王义遒先生说，“我觉得现在高校里有一个非常不好的现象，就是行政权力远远大于学术权力。我管事的时候，要去找一个人来做院长或系主任都非常困难，他们觉得干这种事情对学术会有妨碍。现在情况不一样了，学者都很愿意当官，因为只有当官才有特权和资源，有自己的项目、经费、场地和人员。这种风气如果延续，学校将来就非常危险。”这就是我们所处的时代，大多数人都对金钱和权力具有浓厚兴趣，兴趣过大，远远大于做学问，大得让人害怕，甚至只对金钱和权力感兴趣，为了钱和权不择手段，能出杰出人才吗？

王义遒教授说：“他(钱学森)期待一个时代，一个人才辈出的时代……”这也是王义遒教授的期待啊！而且也是大多数有志之士、有识之士的期待啊！王义遒教授说出了多少人的心里话、多少人心中的渴望？

四，中国的教育体制存在严重弊端，不利于培养杰出人才。

王义遒教授说：“评价一个民族素质的重要标准，就是看这个民族有没有理性思维。我就提倡对文科生进行科学思维训练，比如开一些数学、物理和生物的课程，把逻辑训练渗透到这些课里面。还可以专开逻辑课，但我担心不一定开得好，如果只讲一些干巴巴的三段论，就变成逻辑知识灌输了。这也是我们教育的一个大问题——很多问题我们都把它变成了知识，其实应该是一种能力训练。”

我上大学时，哲学老师讲课只讲一些干条条，连一句解释的话都不会说，更不会举例子。上逻辑课，老师越讲越糊涂，几次挂在黑字板上，讲不下去了，只好说下次再讲。工作12年后，我又考入文学研究班，但教授给我们讲课仍然在念书，眼睛盯着天花板，不看学生。

王义遒教授说：“我还有一个忧虑。2002年从学校的学术委员岗位退下来之后，我给他们的一句话就是:北大千万不要出‘武大郎开店’。就是说，一个院长水平高，他可能就很难引进水平更高的人。我觉得现在这种现象不是个别的。我们国家现在都是单位所有制，人才很难自由流通，这都是问题。一个好的时代应能让每个人的潜能、优势充分发挥出来。‘人尽其才’，这是我的理想。”人尽其才也是古人的理想，是所有有理想的知识分子的理想。

“还有一个关键点就是让他们能够开阔地、不受拘束地去想。我们现在就是束缚太多。我并不觉得中国人创造力不行，胡思乱想的人还是很多的。搞科学研究要有一点胡思乱想的精神。我接到过好多来信，比如说想推翻相对论、发明永动机等等。有些人都五六十岁了，还在研究这些问题。你会觉得比较可惜，他们确实有一些想法，但基础太差，想的东西没有科学根据或早就是人家解决了的，但自己不知道。”王义遒教授说，“现在教育确实有这个问题—越学得多，就越不想了，觉得自己什么都懂了，甚至对科学都没有兴趣了。另外很重要的就是，要对全民进行一种科学素养教育。现在整个民族的科学训练是不足的。”

我们的一些家庭成员、单位同事和领导经常把一些喜欢和习惯“胡思乱想”的人看成疯子，甚至送进精神病院给洗脑。把最正常的人看成疯子，把正常人逼成“疯子”，甚至把上访的人强制送进精神病院，这就是我们的时代。难道中国真有那么多疯子吗？

而有一些不学无术的人，不择手段当了官，发了财，脑满肠肥，不思进取，却对想问题的人、想做事的人倍加欺凌，搞得他们不干不行，干多了也不行，无所适从，只能做奴隶，将一些“聪明人”逼成了“哈叭狗”。
　  学生考试抄袭，教授抄论文，混钱混官为目的。

这样的教育体制能培养出杰出人才？

五，中国当代知识分子太自私了，自私自利的人成不了杰出人才。

王义遒教授说:“中国老一辈知识分子最大的特点就是‘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始终‘以天下为己任’。我觉得钱学森身上最宝贵的精神也是这一点。把爱国、‘以天下为己任’的情怀跟科学、不断追求未知的兴趣融为一体，这正是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特点。只可惜我们现在的知识分子正在丧失这种精神。这一点我们需要觉醒。”

中国有多少考试能手，但有几个创业能手？更有几个甘愿放弃一切优厚待遇，为人民幸福、为民族复兴、为国家强盛去努力拼搏？我的中学同学有一些考入北大、清华、北师大等全国著名大学，可他们却热衷于赚钱、当官，有的竟然做了商人或给外企当领班。而那些仅考上中专、大专、成人教育学院的同学，甚至考不上大学的同学，则多数热衷于当官，最有能耐的也仅当了个科长、处长，但有了点权后就削尖脑袋捞钱，成了眼睛朝天的富人。

有许多青年追求出国，有的中学生就出国读书，不少所谓的尖子生在读过研究生、博士生后，想尽办法往国外跑，致使中国成了美国、加拿大等发达国家的人才后院、人才培养基地和人才蓄水池。

这是为什么吗？撇开他们的个人因素不谈，从社会大环境找原因，就是因为他们在国内得不到重用，没有用武之地，也不如在国外挣钱多。王义遒先生说:“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要改变人才的单位所有制。人身的单位依附，会使人缺乏流动性，成为单位功利的工具，不能发挥自己的潜能和优势。在人才单位所有制的情况下，还要防止‘武大郎开店’的情况。一个人成才有两方面因素，一是他要能成得了才，另一个是还得有人赏识。现在搞科研的人比较多，竞争过于激烈，所以有些地方‘内斗’很厉害，谁想出来很困难。就好像一筐螃蟹，谁都想爬上去，但后面的钳子会把它拽下来。”中国有才的人大多数都是螃蟹，没有合作精神、互助精神、竞赛精神，没有优秀的团队精神、拼搏精神、吃苦精神、奉献精神、大公精神，有的甚至信仰丛林法则，没有道德，没有人性，变成了反人性、反人类、反祖国、反民族、反共产党、反社会主义的反革命、反动派。这样的人怎么能成为杰出人才？

中国不仅创立了大同理论，而且在5000年历史中得到了长足发展。毛泽东思想的第一个来源就是中国传统的大同文明，第二个才是马列主义。“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天下为公”，“以天下为己任”，等等家喻户晓的、脍炙人口的名言，为多少仁人志士所信奉，并终生为之实践。而现在的知识分子却将金钱和权力看成命根子，以做老板、当大官为荣，自私自利，丧失了高贵品质、崇高理想和高尚精神，怎么能成为杰出人才？

人们的普遍低级化、深度庸俗化，是这个时代造成的，主要原因是庸俗主义、实用主义、拜金主义、官僚主义等非社会主义思想理论以及资本主义腐朽思想和价值观成为主流意识造成的。资本主义文明也有许多好的、比较好的思想、理念和制度，但我们对这些好的东西没有学到多少，却被自身的错误思想和资本主义腐朽思想和生活方式打垮了。

王义遒教授说：“有故事，有传奇，有幻想，就有大师，就有杰出人才！我们需要这样一个时代！”

我举双手赞成王义遒先生的观点，同时作一点补充：我们需要一个自由、民主、合作、拼搏、奉献的时代，而不是束缚、独断、内斗、享乐、自私的时代。我们需要一个符合人性的时代，而不是反人性的时代。金钱至上、权力至上的时代产生不了杰出人才，这个时代该结束了。为了中华民族的复兴，为了中国的崛起，为了子孙万代的幸福，我们一定要缔造一个人才辈出的新时代！

“不显山、不露水”，是一种韬晦之策，中国人就是要显山露水，争做杰出人才。这个时代再过十几年后就会到来！

附文：

《凤凰网》等不良媒体将此文标题改为《原北大副校长：现今不需太多钱学森般杰出人才》，进行炒作，发动对王义遒先生的攻击。

教育不能扭转乾坤，但不是说教育没责任

　　接到钱老离世的消息时，著名教育家、北京大学原常务副校长王义遒教授正在从哈尔滨赶往北京的飞机上。一路沉默的他，在笔记本上写下了这样几行字，“他(钱学森)有遗憾：我们没有出更多像他这样的杰出人才”。但是，“教育担待不起‘培养’杰出人才的全部责任。他期待一个时代，一个人才辈出的时代……”后来，他把这篇文章以《钱老走了，呼唤一个时代！》的题目在博客上发表，点击量已过11万。

　　中国青年报：钱老晚年时最大的担心，就是中国创新人才培养问题。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王义遒：这不全是教育的问题，而是一个时代的问题。我们现在这个时代，也许并不需要太多钱学森这样特别杰出的人才。出杰出人才是我们对下一个时代的要求。改革开放后，我们的经济发展在世界都是一个奇迹，但我们靠的是劳动密集型经济，主要是农民，包括农民工等大量的廉价劳动力，把经济推上去的。

　　中国青年报：难道不需要一个引领者吗？

　　王义遒：当然要，但主要是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政治领导人和经济创业者，不需要多少超常的人。普通老百姓就能创造这样一个时代。

　　解放后有段时间，中国发展非常快，“两弹一星”上天，大家都归功于西南联大教育，说西南联大是中国高等教育史上的一朵奇葩。我对这问题还有另一种看法。西南联大的教育确实很成功，但最重要的是，他们这批毕业生成才时，正好是新中国成立，国家百废待兴，各行各业都需要人，这些人就都成了领军人物。这就是当时的形势要求。所以我的观点是，不要着急，形势到了，人才自然会应时而生。

　　中国青年报：那要等到什么时候？

　　王义遒：我们现在迫切需要一个新的时代。我想，再过20年，局面会有很大变化，会产生更多杰出人才。我们现在的经济已经发展到这个阶段，经济转型就要有比较多的创造性的东西，整个国家发展都需要创新。

　　中国青年报：在您看来，咱们现在的科技创新人才有多少能够处在世界前沿？

　　王义遒：可能还是比较少。我们在世界顶尖的领域里，还有相当大的差距，恐怕是整个氛围和环境的问题。现在不断有海外人才引进来，但目前的学术环境不改变，可能很难让他们自由地发挥长处。很多获得诺贝尔奖的美国人，实际上也是从欧洲或其他地方去的，但他们在美国就能够生根发芽。能把世界一流人才吸引过来，你才是真正的世界一流。

　　中国青年报：在这样的大形势下，教育还能有什么作为吗？

　　王义遒：教育不能够扭转乾坤，但并不是说教育没责任。我觉得现在高校里有一个非常不好的现象，就是行政权力远远大于学术权力。我管事的时候，要去找一个人来做院长或系主任都非常困难，他们觉得干这种事情对学术会有妨碍。现在情况不一样了，学者都很愿意当官，因为只有当官才有特权和资源，有自己的项目、经费、场地和人员。这种风气如果延续，学校将来就非常危险。

　　我还有一个忧虑。2002年从学校的学术委员岗位退下来之后，我给他们的一句话就是：北大千万不要出“武大郎开店”。就是说，一个院长水平高，他可能就很难引进水平更高的人。我觉得现在这种现象不是个别的。我们国家现在都是单位所有制，人才很难自由流通，这都是问题。一个好的时代应能让每个人的潜能、优势充分发挥出来。“人尽其才”，这是我的理想。

　　中国青年报：我们要怎样做，才能让人才的潜能充分发挥？

　　王义遒：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要改变人才的单位所有制。人身的单位依附，会使人缺乏流动性，成为单位功利的工具，不能发挥自己的潜能和优势。在人才单位所有制的情况下，还要防止“武大郎开店”的情况。一个人成才有两方面因素，一是他要能成得了才，另一个是还得有人赏识。现在搞科研的人比较多，竞争过于激烈，所以有些地方“内斗”很厉害，谁想出来很困难。就好像一筐螃蟹，谁都想爬上去，但后面的钳子会把它拽下来。

　　中国青年报：您曾跟我们谈到，当年钱学森就是被当时清华物理学院的叶企孙教授发现、赏识，并给予了特殊培养。

　　王义遒：叶企孙教授确实能识才，但也不能说现在就没有识才的人。他们那时候一个班不超过14个人，老师当然了解学生。现在的教授手下有几十上百个学生，怎么还能保持一种精英教育的模式？所以现在最重要的一点是，师生间要互相了解，教师要让学生不仅仅是学，还要有机会做实际的研究工作。

　　还有一个关键点就是让他们能够开阔地、不受拘束地去想。我们现在就是束缚太多。我并不觉得中国人创造力不行，胡思乱想的人还是很多的。搞科学研究要有一点胡思乱想的精神。我接到过好多来信，比如说想推翻相对论、发明永动机等等。有些人都五六十岁了，还在研究这些问题。你会觉得比较可惜，他们确实有一些想法，但基础太差，想的东西没有科学根据或早就是人家解决了的，但自己不知道。

　　中国青年报：那些基础扎实、科班出身的，反而就不会这样胡思乱想了？

　　王义遒：现在教育确实有这个问题—越学得多，就越不想了，觉得自己什么都懂了，甚至对科学都没有兴趣了。另外很重要的就是，要对全民进行一种科学素养教育。现在整个民族的科学训练是不足的。

　　中国青年报：要怎么去做？

　　王义遒：评价一个民族素质的重要标准，就是看这个民族有没有理性思维。我就提倡对文科生进行科学思维训练，比如开一些数学、物理和生物的课程，把逻辑训练渗透到这些课里面。还可以专开逻辑课，但我担心不一定开得好，如果只讲一些干巴巴的三段论，就变成逻辑知识灌输了。这也是我们教育的一个大问题——很多问题我们都把它变成了知识，其实应该是一种能力训练。

　　中国青年报：最后请您说说，您心目中老一辈知识分子是什么样的形象？

　　王义遒：中国老一辈知识分子最大的特点就是“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始终“以天下为己任”。我觉得钱学森身上最宝贵的精神也是这一点。把爱国、“以天下为己任”的情怀跟科学、不断追求未知的兴趣融为一体，这正是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特点。只可惜我们现在的知识分子正在丧失这种精神。这一点我们需要觉醒。（记者 黄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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