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11月份以来，随着电视连续剧《蜗居》的热播，一时间“蜗居”、“房奴”、“二奶”和“小三”成为了各大媒体特别是互联网的热门关键词，与剧情有关的话题也成为年轻人茶余饭后侃兑的谈资。类似于观后感的文章不胜枚举，其中也不乏真知灼见，笔者观之，发现多着眼于高房价对民生的抑制、人物类型化现实对照及道德观念冲突等角度。对待文友们现有的观点，本人没有任何异议，对待事物的看法本来就是见仁见智的事情，在此我也只是想谈谈自己的一些看法。
编剧六六以她敏锐和独特的视角给大家呈现出故事的全貌，其对细节的把握更是达到了令人惊叹的地步。剧中海萍和苏淳夫妇俩1998年毕业于复旦大学，留在大都市江州追逐自己的梦想，是“70后”群体的一个缩影。海萍来自某个小城市的工薪家庭，而苏淳则从小在农村长大，俩人虽然在各自的家乡属于父母的骄傲，但毕竟出生于社会底层，出来“混”能够依靠的就只有自己的双手和运气，日后发生的一切又基本是命中注定的。1998年到2007年，是中国经济得到迅猛发展的十年，是市场经济开始得到质变的十年，是住房、教育、医疗“三大体制改革”不断深入的十年，是企业私有化不断推进的十年，当然也是重要利益集团形成和社会阶层不断固化的十年。在这10年里，朱宰因大刀阔斧的改革而广获赞誉，但其改革的是非功过，也许五百年之后还难以形成定论，后来的很多事情可能都超出了朱宰当初的设想。
十多年前，虽然也存在诸多暗箱操作，但在标准严格执行下的升学、参军、就业、升迁等关系个人命运的事件都处于比较公正的状态之中，大批出身社会底层的有志青年，通过个人的不懈奋斗脱颖而出，至少也做到了衣食无忧。很多出身高干和富户的女孩，也往往爱才有加，“下嫁”才华横溢之农家子弟的事例举不胜举。社会底层上升通道还算比较畅通，各阶层之间通婚亦司空见惯，整个社会都处于高度自信和乐观之中，年轻人都在相信只要自己刻苦努力，成功是迟早的事情。海萍和苏淳也正在是这样的时代背景下，选择留在江州，其实他们选择的并不是江州，而是自己的梦想、乐观和自信。
然而，事情的发展往往超出人们的预期，再好的总结也未免会有事后诸葛之嫌。这十多年间，中国经济和社会结构都发生了深刻变化。国民经济外贸依存度不断攀高，2008年竞高达59.8%。劳动者在分配体系中逐渐被边缘化，2007年我国劳动者报酬占GDP比重比1995年下降了11.7个百分点，生产税净额占GDP的比重为14.2%，比1995年提高了1.9个百分点，营业盈余占GDP的比重为31.3%,比1995年提高了8个百分点。房价特别是大中城市的房价，在2002年之后像断了线的氢气球，一路扶摇直上，住房基本需求竟然需要靠花费2-3代人一生储蓄的“六一模式”来解决。随着高校扩招之后的毕业生陆续进入社会，大学生也慢慢由“天之骄子”向有光明、没前途的“蚁族”进化。体面的工作机会不再是靠个人努力就能获得，升学、参军、就业、升迁等人生重要机遇背后越来越充斥着权力和金钱的背影，比例日益提高的机会被金权所垄断，社会底层出身的大学生们再也难以像十多年前那样靠自己的奋斗取得成功，向上发展的通道加速收窄，“怀才不遇”以及“报国无门”之辈的绝对数量快速增长。社会上不但系出“名门”的女孩更倾向于本阶层内部通婚，就连出身卑微的农家女，最起码也要嫁一个有车有房族，甚至不惜找一个比自己大十岁以上的“叔父级”老公。
令人遗憾的是，海萍的同胞妹妹海藻正是在2002年从复旦大学毕业走上社会的，在正常发展轨迹下，她的际遇并不会比姐姐、姐夫好多少，甚至会更差。姐姐的生活窘困，小贝的势利现实，宋思明的心理诱导，逐渐使得海藻更早意识到自己的命运，在正常途径下自己没有太多的机会和发展空间，要么像姐姐、姐夫那样先“蜗居”后“房奴”，背着天文数字般债务，在压抑和阴影下早早衰老，度过自己穷苦平淡的一生，要么抱住市委宋秘书这棵大树，用青春换取自己梦想的金钱、豪宅和名车等社会资源。在这里应当提到的是，凭借海藻的“硬件”条件——年轻貌美、聪明伶俐、悟性较高、名牌大学毕业、气质雅致、家庭出身良好，按照传统的评判标准来看，应当有机会通过个人的不懈努力最终取得巨大成功，与传统年轻貌美而文化程度较低的“二奶”形象有着天地差别，但“觉醒”后的海藻已经很清晰地感觉到，在机会基本被金权垄断的今天，这条“正途”基本上不太可能行得通，学生时代的很多理想，一步步被残酷的现实所吞噬，摆在她面前的道路，一条是重复姐姐海萍的老路，另一条则是选择当“叔父级”成功人士的老婆或者“二奶”。在严酷的现实面前，海藻逐渐放弃原有的“幻想”，向现实投降，走上“职业小三”之路。还早最终成为二奶，并非她理想所在，从剧中可以看出，也与她的价值取向相左，但在社会阶层固化，权力和财富变相世袭化的今天，是一种承受着巨大非议的“无奈之举”。
这种社会阶层固化，权力和财富在特定群体中代际转移的现象，在很大程度上与社会制度没有太多关系，是某一社会系统发展到一定程度的必然产物。以史为鉴，在每一新的政权产生初期，虽然不可避免存在着社会分层现象，但社会底层通过个人努力取得成功的向上发展通道还是比较畅通的，但往往经过3~4代人的时间，亦或60~80年的发展，社会阶层开始固化，需要通过一定的社会变革来解决问题。在社会阶层固化变为现实之时，社会底层难以通过正常渠道取得成功，非常规手段就开始大放异彩。譬如，武则天继位大统的时候，大唐王朝已经运行了72年，官僚贵族阶层已经固化，出身卑微的人物，为了取得人生之重大成功，纷纷走为后世所诟病的“面首”、“娈童”和“告密”之途。在此种情况下，或多或少会有一部分底层开始干非法勾当，甚至组织黑恶势力、呼啸山林。必须承认的是，二战之后人类进入了全新的发展阶段，精英们的社会控制力也空前加强，王朝轮回时代极端的事件难再发生，但在社会阶层固化并开始世袭的情况下，社会底层通过非常规手段争取资源的现象会大幅增加，诸如“二奶”、“男宠”、“嫁老头”、“艺人被潜规则”、“收保护费”等诸多与传统价值观相悖的现象有趋于泛滥之势，是社会阶层固化背景下底层芸芸众生的一种无奈。
毋庸讳言，这种现象实际上是一个全球性问题，毕竟在漫长的人类历史发展过程中，阶层固化是一种常态，在治乱纷争的长河中，阶层固化时期所占的比例要远远大于阶层非固化阶段。电视连续剧《蜗居》所折射出来的一些现象，在世界各国都不同程度存在着。而丰富多彩的人类文明，也在阶层“开放——固化——反固化——开放”的不断轮回中，螺旋发展和曲折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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