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打黑与职业伦理问题致贺卫方先生
贺先生：
在网上读到您的两篇文章，一是《答“行者”君问》，二是《在上财的讲座——修辞学视角下的中国司法改革》。都是谈司法改革并涉及到司法程序与正义，职业伦理等问题。过去也读些贺先生的文章，不论赞成与否，还多少能明白意思，有些还是很赞同的。但今次却有若干问题，请贺先生帮助捋捋。
一是，司法的程序正义能否不顾大多数人的感情和实质正义。司法是维护正义的最后保证，司法要讲证据、辩护、质证等程序，这我理解也赞成。但先生是否过于强调司法中程序正当，而忽视了大多数人的感情、司法的目的——正义？不错，过去我们社会曾有过忽视司法的程序要求，结果正义也得不到维护的弊端。但一个基本的常识是：被批评乃至要进行改革的法治状况，首先就是其不仅损害了人们的经济利益，也严重伤害了大多数人建立在正义观上的正义感。故司法焉能于情不顾？现在包括先生在内的一些法律人是否跳到另一个极端——只讲形式上的程序正当，而不顾司法正义、人民情感的要求？比如，先生对重庆打黑很有意见，说：“我还想就近期重庆轰轰烈烈的所谓“打黑”说几句话。在一个法治社会里，把法院、检察院和公安局统统动员起来进行所谓“打黑”，这本身就是一种不可思议的行为，也可以说就是践踏法治的行为。”又是“所谓”又是“践踏”，不也表明了重庆打黑伤害了先生心中的法治理想而充满愤怒吗？可您是否顾及遭受黑社会欺凌的大多数普通百姓乃至中产白领的感情？
“911”发生后，在小布什政府的领导下，美国的联邦调查局、国土安全局、法院、警察甚至军队哪个部门没有动员起来，直至以抓恐怖后台的名义派出大兵脚踏伊拉克，有证据吗？讲司法程序了吗？经过国际法庭审判、联合国决议了吗？我不知道那些日子里先生是否也跟着痛哭流涕喊着“今天我们都是美国人”，但反正没见着先生痛批此乃“不可思议”、“践踏法治”。
二是，先生评人论事有失情绪化，不厚道。先生好讲法律程序，好批司法不独立，这种学术癖好我是尊重的。但在上财的法治讲座中，先生从司法不独立的学术问题拐到对毛泽东在困难时期“吃海鲜”的道德评价（原话：老百姓们交口称赞毛主席那时候多么多么好，毛主席那时候贪官贪了一万就枪毙了，毛主席那时候夜不闭户，毛主席那时候大锅饭人人平均没有差距，毛主席自己也艰苦朴素啊，“三年自然灾害”期间毛主席就不吃肉了。当然，后来我在查到了一点资料，有人写了一篇怀念毛主席的文章，把他在三年自然灾害期间的菜谱贴出来了，我发现他老人家虽然不吃肉了，但是改吃海鲜了。）如此恣意挥说，令人吃惊。要拐也要秉持自己一贯讲究严密证据、严谨论证的程序正义主张上吧：老人家吃海鲜是否犯法或者有失为政之德？厨司制定菜谱就一定等于老人家真吃了？是一年中个别时候吃，还是天天大吃？是花公家钱吃还是花自己工资吃？等等，经过核实了吗？这样仅凭“查了一点资料”就轻佻地对崇敬毛泽东的百姓嘲讽，不仅在学术上不严谨，恐怕在道德评价上也不厚道吧？
在同一个讲座中，先生还拐到现总理为农民讨薪一事，不无动情地说：“我们的总理是一个好总理，这可以从他的表情看出，他经常流眼泪，还亲自为一个农民工讨薪，但这也从侧面映射出中国司法力量之孱弱，是耻辱。”对此，先生是否也“情绪化”了些？以先生一贯强调程序正义之姿态，也应当学江明老先生问一问：“他说欠薪就欠薪啦？”（江明老先生指责重庆“钉子户”的语调。）有证据吗？经过独立的劳动仲裁或司法的举证、质证、判决的程序吗？怎么可以用行政领导干预独立司法去解决劳资纠纷呢？先生若要说，这是在中国现实农民工被欠薪普遍、而法治不健全的环境下，总理以行政领导之强力的爱民之举。这我也赞成乃至感动。可在黑社会猖獗，法治制度和经验也不完善的环境下，对薄熙来先生的打黑之举（可能其中有瑕疵），怎么就“不可思议”、“践踏法治”了呢？
先生横竖看不惯重庆打黑，也有失公允。比如先生把打黑与“名声已臭”的文革相联系，说：“在依法治国的口号已经喊了三十多年的今天，这种文革式的运动——连同那些歌颂文革的所谓“红歌”——又一次卷土重来，究竟目的何在是大可怀疑的。”我倒认为唱红歌至少是百姓喜欢，提振风气的举措之一，政府加以引导没什么错。先生等一般精英指责过去在文艺领域搞阶级斗争扩大化，还轻松自辩道“岂有文章倾社稷”。今日也应该以此博大胸怀放轻松些个：“岂有红歌坏法治（和谐/特色）”，怎么就疑神疑鬼说是“复辟”。
三是，职业伦理不可绝对化，行为应受监督。以司法维护正义，查明真相是辨析有罪与否及大小、依法裁决的基础。由此不得造假就是对各参与方的最基本的要求或底线。这其中如果律师严重造假作伪，我认为，绝不是像先生所说的那般轻巧，仅是“不妥”而已（先生原话：“假如律师诱导或教唆被告人进行诡辩当然是一种不妥的行为”），而是应受法律制裁。先生应该同意，现代法治社会的基本出发点就是：在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没有什么人、什么职业是天使，可以天然不受监督、制约乃至法律制裁的！这也是先生等精英一贯倡导的“不受监督的权力必然腐败”之理。因此，在我看来“《刑法》第306条还专门为辩护人、诉讼代理人安排了一条律师伪证罪。”（先生的不满之语）在原则上没什么错！
先生还以一种神谕的口气强调律师职业的特殊性，说：“律师要保障他与客户之间交流的信息永远不被国家取证，正如牧师要保障他与信徒之间的交流信息不被取证一样。律师职业的光荣和信誉奠基于此，动摇了这种基础，则律师的价值和尊严就不复存在。”我的看法，律师可以要求约束自己保障与客户的“信息交流”，但政府和公众不受此约束，必须予以一定、必要的监督。律师在金钱面前并不都是天使，利用与当事人会面搞串供、做伪证的可能是存在的；就律师自身来说，此“保障”的职业道德要求也是有限度、有底线的，不可绝对化——假设我被控为恐怖嫌疑，在与辩护律师的您贺先生会面中，坚称从事恐怖活动是正当的，并且告知某日某航班上我的同伙将再发动恐怖爆炸，先生是否铁嘴钢牙对此“交流信息”坚持“保障”不被政府取证？如果贵夫人恰要搭乘该航班呢？
当然，我还是敬佩先生讲究职业伦理的精神。比如先生说：“我最为不齿的是某些领导人的秘书在这位领导人倒台之后撰写文章炮打、批判自己的领导，无论这个领导是对是错，这个秘书的这种做派本身就严重损害了秘书作为一种职业的伦理道德和信誉基础。”我希望先生对此种小人明示，作为样本批判分析，以提高我们社会的职业伦理水平。同时，我也有一个个人与政党关系的伦理观：我最不耻某些人一面指责某党未经登记不合法，一面还要钻进或留在该党甚至由此取得高额俸禄。
不知先生以为如何？
晓枫桥 2010-1-9 敬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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