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先生在《非革命的急进革命论者》一文中的两段话,很值得追求社会进步的当代青年们思考:
倘说,凡大队的革命军,必须一切战士的意识,都十分正确,分明,这才是真的革命军,否则不值一哂。这言论,初看固然是很正当,彻底似的,然而这是不可能的难题,是空洞的高谈,是毒害革命的甜药。
譬如在帝国主义的主宰之下,必不容训练大众个个有了“人类之爱”,然后笑嘻嘻地拱手变为“大同世界”一样,在革命者们所反抗的势力之下,也决不容用言论或行动,使大多数人统得到正确的意识。所以每一革命部队的突起,战士大抵不过是反抗现状这一种意思,大略相同,终极目的是极为歧异的。或者为社会,或者为小集团,或者为一个爱人,或者为自己,或者简直为了自杀。然而革命军仍然能够前行。因为在进军的途中,对于敌人,个人主义者所发的子弹,和集团主义者所发的子弹是一样地能够制其死命;任何战士死伤之际,便要减少些军中的战斗力,也两者相等的。但自然,因为终极目的的不同,在行进时,也时时有人退伍,有人落荒,有人颓唐,有人叛变,然而只要无碍于进行,则愈到后来,这队伍也就愈成为纯粹,精锐的队伍了。
我在上一篇《泪水捍卫不了真理》中讲过:感伤主义的实质,是任由自己的情感脱离了理智的制约。一个情感经常不受理智控制的人,就很容易犯“冷热病”,一下子消极悲观,一下子急躁冒进。但是,为什么会发生这种情形呢?这是因为,单纯的情感缺少对于自身的反思,因此,一旦脱离了理智的控制,它就会对我们的认识和判断造成干扰。就拿鲁迅先生上面指出的那种“空洞的高谈”来说吧,如果仅仅从情感上讲,当然每个革命者都会希望革命队伍里的每个战士一开始的意识就十分正确、分明,希望革命队伍一开始就是十分纯粹、精锐的,但实际情况却不能如我们所愿:革命阵营里总是难免鱼龙混杂、泥沙俱下,绝大多数革命者总是难免有着程度不同的落后意识。怎么办呢?如果有一种反思意识,仔细地审视自己的这种情感,就会发现:希望革命队伍一开始就那么纯粹,每个人一开始就那么坚定,这种要求本身就是一种“不正确”、“不分明”、“不纯粹”的意识,因为它很可能隐含着一种害怕在革命队伍里进行必要的思想斗争,害怕对自己的主观世界进行艰苦改造的潜意识。这种潜意识“纯粹”吗?“坚定”吗?很显然不是的,因为它其实是一种回避困难,贪图省力的机会主义心理。这种机会主义心理看似“正当”、“彻底”,慷慨激昂,可是,如果我们自己对之不经常加以反思、警惕和克服,那么一旦在现实面前碰了壁,这种心理的发作,就会使我们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由狂热冒进而变得消极、悲观,甚至颓唐、堕落。因此鲁迅先生才说:
“我在这里要指出貌似彻底的革命者,而其实是极不革命或有害革命的个人主义的论客来”,“法国的波特莱尔,谁都知道是颓废的诗人,然而他欢迎革命,待到革命要妨害他的颓废生活的时候,他才憎恶革命了。所以革命前夜的纸张上的革命家,而且是极彻底,极激烈的革命家,临革命时,便能够撕掉他先前的假面,——不自觉的假面。”
当然要补充一点,不单是“临革命时”会有假革命者暴露出来,就是在革命多年的人们中,随着革命的不断深化和复杂化,也会发生鲁迅先生一开始讲的“有人退伍,有人落荒,有人颓唐,有人叛变”的情形的。
正如青年朋友们已经看到,并且还会看到的那样,不少革命几十年或者自称衷心拥护革命几十年,受了革命教育几十年的人们,忽然间面孔大变,“泪水”呀、“忏悔”呀、“控诉”呀、不得不说”呀、“吐出狼奶”呀、“颠覆历史”呀、“不再上当”呀、“告别革命”呀、“反乌托邦”呀、“觉今是而昨非”呀、“回归常识,重建理性”呀,一股脑儿都端了出来,令人应接不暇之余,也感到很诧异:他们究竟是怎么了?
而且更重要的是,青年们所见所闻的对于革命历史的“颠覆”,对于革命理论的攻击,当然有很多纯粹是谩骂和诅咒,水平至为低劣,毫无“技术含量”可言的,但这些“前革命者”、“前信奉者”、“学者”、“思想精英”往往还不是这样。他们会以“过来人”、“老前辈”、“专业研究者”的身份,以“曾经最真诚最纯洁的革命青年”、“终于幻灭的理想主义者”的口气,向你娓娓道来,一桩桩,一件件,要事实有事实,要数据有数据,要亲身感受有亲身感受,以致于可以让人产生一种身临其境的感觉:革命是多么邪恶,多么可怕,革命者是多么狭隘,多么荒谬,多么疯狂。说到动情处,他自己也可以“忏悔”一下:当初无知、轻信、偏激、看问题不全面......还有比这更“真诚”、更“精彩”的对革命的控诉吗?生不逢时,只能“遥想当年”的青年学子们,能不闻之心动吗?那么,一部分不愿放弃信念的稚拙青年,在这样言之凿凿的“谆谆教诲”之前,感到“很郁闷”、“很受伤”,乃至汪然泪下,也就不足为奇了。
这就是历史的严酷性。他们所告诉你的细节,许多很可能是真实的,或者是有一定根据的;他们当初的革命信念和追求,某种程度上可能也是真诚的;他们今天的“醒悟”、“忏悔”也是他们思想发展的逻辑的必然结果,更是他们今日心态的真实表白。那么,这是否意味着他们对革命的“颠覆”、“控诉”是对的?是否意味着你也只能顺着他们的思路,走到对革命进行“大清算”的立场上呢?
并非如此,因为正如泪水捍卫不了真理一样,泪水也推翻不了真理——不管这泪水如何真诚,不管这流泪的人确实遇到过多少挫折,受过多少委屈。其实,撇开那些完全的投机分子不说,这些“退伍”、“落荒”、“颓唐”、“叛变”的人们,往往先前也就是和现在的你一样的感伤主义者。正如上文说过的,感伤主义者的情感不受理智的控制,这就不能从实践中获得适当的认识作为指导,就不能在实践的考验中真正增强自己的信心和勇气,因此,感伤主义引起的“冷热病”,是不可能永远“忽冷忽热”下去的,它的总趋势是“冷下去”而不是“热起来”,就像一团被与空气隔绝开来的火焰一样,疯狂地跳动几下,就暗淡下去,就“冷而不热”,乃至“心如死灰”了。当然,由于种种机缘,特别是因为革命队伍内部总还是经常在开展思想教育,这样的人中有的“落荒”得快些,有的“颓唐”得慢些,有的发作得早些,有的暴露得晚些,但只要根子不改,总的趋势是一样的——退伍”、“落荒”、“颓唐”、“叛变”。
那么,感伤主义是怎么来的?这当然和每个人的成长经历,思想水平有关。但是,从整体上看,这样的思潮如此泛滥,以致很多以前的革命者,甚至有些是革命队伍里的优秀分子,最后走到了革命的对立面,主要是因为种种历史和现实的条件,造成中国无产阶级面临的历史任务格外艰巨,其艰巨的程度大大超出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当年对西方无产阶级革命的设想,相对于这样艰巨的历史任务,中国无产阶级成熟的程度还是很不够的。但是,历次反帝反封建斗争失败的严酷现实,又要求中国无产阶级不仅为了本阶级的解放,也为了民族的独立和发展,而负起领导革命的重任。中国无产阶级勇敢地承担了这个任务,并在实践中创造了由无产阶级的先锋队领导农民战争夺取政权这一世界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斗争形式。这一幕长达28年的历史活剧,既体现了中国无产阶级高度的英雄气概和革命首创精神,也不可避免地把无比错综复杂的社会关系和思想意识带到了革命阵营甚至中国共产党的内部。在革命战争中,正如 鲁迅 先生说的,“个人主义者”和“集团主义者”所发射的子弹,是一样能够致敌于死命的;而战争的胜利,也很容易让人感觉自己已经经受住了最严峻的考验:我连死都不怕,难道还会对革命事业不忠诚吗?我连死都不怕,难道还会是一个感伤主义者吗?虽然毛泽东同志指出,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接下来的工作更伟大更艰苦,但这时很多人对“伟大、艰苦”的理解,恐怕还只是停留在我们国家一穷二白,物质条件差,还得过一段艰苦朴素的生活这点上,对艰巨复杂的路线和思想斗争是准备不足的。因此,一旦面临这样的斗争,尤其是面临某些过火行为,某些失误,某些个人的委屈的时候,有的人就会感到难以理解,产生烦躁的情绪;此外,在革命阵营内部,和平年代的党内关系总是比战争年代要复杂得多,因此有些错误的责任究竟该谁来负,或者主要由谁来负,一时也看不分明,这就很容易让有些受到处理的人产生一种自己当了“替罪羊”的自怜自艾的感伤情绪,在这种心理的支配下,就想把一切责任一推六二五,推得越远越好,甚至由个人的困惑而走向怀疑革命本身,以致同情起一切被共产党打击过的人来。就这样,他们由量变到质变,终于“幡然悔悟”,发生了阶级立场的变化。应该说,在中国这样一个工业不发达,无产阶级不成熟,狭隘的小农意识对整个社会都有强烈影响的国家里,相当一部分革命者无法把握胜利后的复杂局势,最后发生这样的蜕变,也是有其必然性的。
但是我们完全不应该悲观。其实,这样的人落荒了,蜕变了,攻击革命,攻击马克思主义,不愿在无产阶级行列里呆下去了,这从另一方面看起来,正好说明他们感到中国无产阶级的队伍更加成熟了,容不下他们了,要把他们淘汰出去了。要知道,这样的思想蜕变分子,不同于那些直接的投敌卖国或是贪污腐化分子,他们如果不自己跳出来,这样“真诚”地“忏悔”、“控诉”,这样投入地表演,这样竭尽全力地卖弄,我们是很难主动把他们识别出来的。现在他们要出去,那就让他们求仁得仁,出去好了,只是我们必须再一次正告这些“曾经的理想主义者”先生们:虽然你们不要那个理想了,但那个理想还存在,因为真理既不是你们的口水,也不是你们的泪水所能掀翻的。
我们要问这些先生们:革命错了,不要革命了,那该怎么办?退回到革命以前去?把蒋介石请回来,把慈禧太后请回来,把帝国主义请回来?当然,你们可能会觉得这样露骨的答案,太骇人听闻了,实在不好说出口。那我们就问得婉转一点儿:在当代中国要真正推动任何社会进步,最主要究竟是靠谁呢?靠老天爷?靠资本家?靠几位懂“人文风水学”的博士?还是靠最广大的工农群众呢?如果要靠工农群众的话,那么他们要不要一种表达他们利益的理论?要不要一面可以把他们团结起来奋斗的旗帜呢?你们什么时候又能够提供一种这样的理论,拿出这样的一面的旗帜呢?当然,这是你们不想做也做不到的事情,而事实上也不需要你们做,因为这种理论和旗帜已经历史地形成了:这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特别是”这种理论的中国化——毛泽东思想。
其实,毛泽东同志何尝不知道革命也会有失误,有挫折,革命也会暴露出包括他在内的革命者本身的弱点和局限,但他认为——套用一个你们爱说的句式——“革命中出现的问题,只能靠深化革命来解决。”中国人民积六十年的经验,并不是如你们所说的迷信某个领袖完美无缺,不犯错误,而是衷心认同他们与这位领袖一起探索出来的社会主义的基本道路。而这位领袖本人呢?他可不像你们,而是毫无感伤主义情绪,对自己今后被“打得粉碎”毫不在意,这和鲁迅反对那种空谈完美而实际上原地不动的做法,以及他那种“由他们怨恨去,我一个也不宽恕”的彻底革命精神,是息息相通的。因为他们都明白,革命者就必须欣然接受历史的考验和淘洗,而阶级的成长,理论的完善都必须在实践中动态地完成。
先生们,有一点你们不用担心:毫无疑问,一个阶级对另一个阶级的革命,总有被“告别”的时候;毫无疑问,任何伟大的领袖和他的思想,也都会有在历史中被超越、被扬弃的一天。对于自己的身后事,毛泽东同志经常诙谐地说:“死了张屠夫,就吃混毛猪?少了谁,地球都照样转。”又曾经很郑重地说:“那不要紧,只要有人民在。”他说,自己是“世无英雄,遂使竖子成名”,又说自己是当了钟馗,被人借用来打鬼。他知道自己被人当作偶像,菩萨,是中国历史的某些阶段性特点决定的,而菩萨的下场是什么呢?他早年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里写得很清楚:“菩萨是农民自己树立起来的,到了一定的时候,农民自己会把它打掉。”是的,他知道自己是被人民拥戴起来的,他也知道,人民也总有一天会超越他,扬弃他;总有一天,人民会不再需要任何偶像也能自信地前行。但是,先生们,问题在于:你们这样的落荒者、蜕变者,你们这样无法找到任何方向,或者不敢公开说出自己的方向,只是拦在路上指指戳戳的人,有没有起码的资格来扬弃他?希望你们不要再用泪水来搪塞,给出一个坦率的回答。否则,你们既不是我们的朋友,也配不上当我们的敌人,而只是如 鲁迅 先生说的“一言以蔽之,曰不是东西而已”——“不是东西”之流固然也让有的青年产生烦躁、乃至“感伤”的情绪,但最后呢,他们也只好摇摇头,跳过你们,直视前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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