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京报6月9日报道 武汉农民杨友德自制土炮抵抗强拆引发关注。昨日杨友德被金银湖派出所民警叫去问话，他称被要求写下不再违法的协议书。杨友德所在的金银湖生态园管委会则称，杨友德此前提出的补偿标准没有政策依据。
两次开炮
据杨友德介绍，他承包有土地25亩，2029年到期。这些地用来养鱼和种植。
后由于恒大公司的一个项目，土地被征用，其中11.78亩，2006年他签了补偿协议，剩余的则一直没谈好补偿问题。
金银湖生态园管委会所做的情况说明称，按相关文件规定，杨友德余下的13.23亩鱼池面积按2480元一亩补偿，加上生产用房补偿费，13余亩总共75919元，后提高到130977元。
对此杨友德无法接受，他说按照湖北省2009年出台的46号文件，金银湖所在的东西湖区一亩地征地补偿标准为4.68万元。
而金银湖生态园管委会则认为，按46号文件的补偿费归管委会支配，用于被征地农工生产生活安置。管委会只对征用土地中青苗、鱼苗及地上附着物和其他有关设施补偿农民。
双方一直没有达成一致意见。杨友德说，他听说拆迁方要“来硬的”，于是年初准备了一些礼花炮自卫。2月6日，有几十人的拆迁队伍到来，他点燃了礼花弹，但炮放完后，对方冲出来打了他一顿。事发当天，他在亲友帮助下做了“炮楼”，并改造礼花弹。
杨友德说，5月25日，又有几十人来到，手拿盾牌，头戴钢盔，用推土机推进。这次杨友德发了几炮，他说，开打之前，自己一直在用喊话器喊话，“我一直喊2009年的46号文件和我的承包地是没有签协议的”，同时他还喊，“这样做大家都会受伤”。杨友德说这样他们还是继续往前，他才被迫开炮。
签不违法协议
昨天上午，杨友德在金银湖派出所接受询问。该派出所的民警称，找杨友德是为了了解情况。金银湖生态园管理委员会表示，警方介入调查杨友德自制土炮攻击施工人员的事件。
杨友德说，上午金银湖派出所民警对他询问，称他的所作所为已违反了治安管理处罚法，但念在他情有可原，要他签一个保证不再违法的协议。
杨友德表示，他可以签这个协议。但是他认为“不违法是双方的”。他说如果拆迁队再来打，还会还击。他要求在保证不违法之前添加一句“我决不先违法”。他说经过和警方的僵持，最后民警同意他加上这句话。
杨友德称，警方还询问了他烟花爆竹的来历，他表示是在集市上买的。前一天四个警察到他家中，称他违反了治安管理处罚法，并要求他交出烟花炮。杨友德交出了5枚礼炮。昨天，他要求警方开出收缴礼炮的书面通知。
杨友德说警方还问了他两次击退强拆队的事，询问他是否伤人。他说自己的礼炮都打到了天上和人群后面，并未伤人。
强拆队不存在？
昨天，金银湖生态园管委会出示情况说明称，杨友德所说的强拆队并不存在。杨友德攻击的是恒大公司对已退土地进行平整的施工人员。恒大公司于2010年的2月6日下午和5月25日下午，对已经签协议书的资源面积进行土地平整。当推进到杨友德已退鱼池地段时，杨友德用礼花炮进行了攻击。
而杨友德则称，5月25日，拆迁者来到了他家附近。他说拆迁队两次的目标，都是他那没有签协议的13.23亩地和他在地里的房子。
“土炮轰强拆是被逼的”
在杨友德家周围，四处都贴满了标语，内容全部和维权有关。
56岁的杨友德，喜欢把维权叫战斗，或者说“打仗”。他说“打仗要有战争策略”。在他的家里,摆着物权法和一本厚厚的法律政策全书。很多条款，他能全文背下来。为了留下证据，他和村里负责人的谈判，他都会记下要点。而他说，他最核心的证据是“法律政策”。
他喜欢用维权、话语权、平台，这样的词语。他会说维权比生命还重要。当他的妻子说，害怕报复时，他吼了她一句，“什么时候了，还考虑这个”。
他说他妻子动不动就哭，就担心。5月25日，用土炮“开始打”施工队之前，妻子浑身发抖。他说不要怕。他的亲戚们都作为他的帮手，负责打110求助。他说到现在只有他一个人拿烟花打过仗，他不想连累亲戚。
他已经能很精确地使用礼炮，100米怎么打，80米怎么打。包括不同的礼炮会有怎样不同的射程。他说这些都是练出来的。
当他站在吊楼上，演示他如何对付来施工的队伍时，他说，有时候站在那上面，他也发抖。他不知道接下来的是什么。
是自己被拉下来，是伤了别人坐牢，还是房子和土地都被推平———在后果出现之前，他说“我只能拼了”。
我不要消极抵抗
新京报：什么时候决定造这个土炮来保护房屋？
杨友德：2009年12月份，他们通知我说要强拆我的房屋和土地，我才想到了这个办法。
新京报：为什么会采用这样的办法？
杨友德：对于强拆，我看到很多人用消极的抵抗办法。比如往自己或家人身上浇汽油，把家人烧死。我不愿这么干。我觉得这是不相信共产党的表现。我和他们不一样，我不想伤害自己。
而且我相信是下层瞎搞，上层是光明的。所以我不会烧死自己。
新京报：你觉得他们是消极抵抗，你呢？
杨友德：我觉得他们是不负责任的，受害的是家人。我听了他们的经历之后，很难受。我不是消极的，我曾经想到过死。但是我死，必然是他杀，我不会杀我自己。
外面强拆死亡的人，都是被拆迁人。轮到我身临其境的时候，我也在想这个问题。第一我不想死。不想死，又不想放弃自己的合法权益。这个办法是逼出来的。
新京报：怎么会想到用礼炮？
杨友德：我们这个家庭兄弟六个，没有进公安局的犯罪记录，我们是守法的公民。有些事情太违法的，不敢干。烟花，我估计还打不死人。
我们既要守法，又要保护自己，就要会想办法，看到利害关系。这个火炮不指望保护，只是推迟的作用。起码有了烟花，他们不敢和我争，我是在争取时间打110。
新京报：想这个花了多长时间？
杨友德：就几天时间就想出来了。虽然我是个农民，但是我也有自己的办法。礼炮是日常生活中常见的东西。有情的时候是为了欢迎，有气的时候是用来对付。
他们强大，我们弱小
新京报：你觉得这个办法管用吗？
杨友德：对这种拆迁，我希望用这个来阻止。虽然我把握不大，但这个指导思想比肢体接触好，肢体接触相当于送死。我也想过，如果我阻止不了，我也许就被打死了。为了这个我还写过遗书。
新京报：遗书的内容是什么？
杨友德：我的遗书是写给我儿子的。我告诉他，我死了之后，你不能可惜，不要管尸体。还是要依法维权，拿回我们应得的钱。
新京报：写遗书的时候是怎样的心情？
杨友德：我是为了防止万一。人到了50多岁，也看了很多事情，想好也要想坏。遗书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产生的。
新京报：你说让他依法维权，你觉得自己现在是在依法维权吗？
杨友德：我这种方法，讲起来和国家的治安管理条例不符合。但我没有办法，这是非常时期的非常方法。
新京报：为什么说是非常时期？
杨友德：一个是他们强大，他们主动。我们弱小，我们被动。
如果说他们一个月攻打一次，我们一个月都会提心吊胆，不能睡觉，不能生产。这种折磨，只有经过抗日战争的人才晓得那种恐怖。我们就生活在恐怖当中。
新京报：你有没有想过，如果稍有不慎，会死人，这样就犯法了？
杨友德：对。我想过。我想了如果犯法了，我就受法律制裁。我在受审判的时候，我仍然会揭露他们办事不公。到时候我起码有说话的机会，比自杀强。
只想阻止他们
新京报：那个吊楼有多高？
杨友德：本来是三米，后来我为了对付他们，增加了五米，有八米高。
新京报：那么高是为了瞭望吗？
杨友德：不仅仅是为了瞭望。最重要的是，他不能轻易把我从高空打下来。我在高空有砖头，有石灰，也有烟花礼炮，居高临下，可以抵抗。
新京报：有几箱烟花？
杨友德：两箱，48响。在房子里我还准备了一箱。如果我被控制住，我的亲兄弟来了可以拿起来和他们打。
新京报：打炮时想得最多的是什么？
杨友德：瞄准他们，调整礼花弹的高度和角度。那个时候脑子里是空白的，就想着打炮。我好歹是个初中生，50多岁的人了，我始终记不起我发了多少炮。
新京报：打炮之前会有什么准备吗？
杨友德：我有一个喊话器。我打之前会喊，我正在向你们开炮，希望你们不要再进攻。我说这些，是希望伤亡能减低到最小。
如果他们停止，我绝对不放炮。即使放炮，我也不冲着人。情况太危急，我为了镇住他们，一进入火力范围我就开始打。但是都是打到高处，或者打到人群的后面爆炸。
我不想伤人。我用礼炮，一个是希望他们停止，另外也是希望110快来。
真正打的时候不害怕
新京报：5月25日那次冲突，持续了多长时间？
杨友德：从下午三点到五点。直到他们最后一个人都撤走了，我才下来。事后我很高兴，我既没有伤到人，土地和房子也保住了。
新京报：这是唯一一次用吊楼打炮吗？
杨友德：是的。2月6日那次，虽然也用了礼炮，但是用手推车，而且不是一个炮一个炮单放，是一起放，一会就打光了。结果被他们抓到了。
所以第二次我就研究了策略，炮要分开打，人要在高处。一个战斗，什么细节都要考虑。
说实在的，我能成功也是有原因的。他们命贵，他们怕死。我命贱，不怕死。这样我才有了机会。如果他们不怕，我十个吊楼也会被他们拆掉。
新京报：你不怕死？
杨友德：不是不怕死。是只有不怕死，才能破釜沉舟。
新京报：如果还有下一次呢？
杨友德：有下一次我还会这样守着。把我的烟花没收了，我就去买。如果他们逼我逼到最后，我也只能照着人打。我没有办法。
新京报：你平时每天都呆在这个吊楼上吗？
杨友德：外面有亲戚朋友，如果有保安在集合，挖土机在挪动，我得到这个信息，就会24小时呆在上面。吃饭就用吊桶吊上去。睡觉就在上面的躺椅上睡。
新京报：站在吊楼上往下发射炮，是什么样的感觉？
杨友德：打仗没开始之前，有点害怕。但是真正开始，就不害怕了。我的头脑还是很清醒的，就是要守住我的家。能守一分钟是一分钟。
我是打完了才后怕，想着早点结束这种生活。
保护好现场才有话语权
新京报：这一二十亩地对你来说，到底意味着什么？
杨友德：这是我后半生的生活来源，太重要了。没有地，我就只能流落街头要饭。
新京报：你想要的是什么？
杨友德：我只有一句话，这是我的核心。第一我是农民，靠土地生存。你征收我的土地,我没有意见，但要按政策拿回我的补偿费。不这样做，我就只能去偷去抢。我一个人去偷去抢，法律可以来制裁我。大家都去这么做，这会是个社会问题。
农民靠土地生存，不管什么时候，我都是这个要求。我不多要，按政策给我应得的。
新京报：你有没有想过其他的办法？
杨友德：我们想过很多。用烟花是唯一的。第一，他们强大，不阻止不行。他们给我的是霸王条款，没有谈判的平台，没有我的话语权。第二，不守住，将来是一分钱得不到。这是唯一的办法，现在我依然认为这是唯一的。
我和他们讲过理，也上访过。
新京报：没用吗？
杨友德：我不能再上访，我去上访，房子和土地就没了。只要一个小时，整个地就挖平了。我现在能做的就是守住。我跟他们打交道太深了。我知道他们是什么人。只有保护现场才有话语权。
如果地被推平了，我去上访，人家跟我要证据。我的证据呢？证据被推平了，谁承认？
新京报：尝试过去法院吗？
杨友德：法院这条路我走不通。我没有钱，打官司要诉讼费，我拿不出来。我也跟他们说过，让他们去告我。我是被告的话，我就不用拿诉讼费。但是他们不告，我也没办法。
新京报：你还相信法律吗？
杨友德：我相信。我相信法律条文都是好的，只是有些人执行的不对。我看了好多法律和政策，不看我没勇气，心中没有底，法律和政策让我心里有了底。
我不是暴民
新京报：你说你觉得自己不是钉子户？
杨友德：我不是。我觉得钉子户是想多要。我不是，文件规定多少我要多少。我是农民，我希望按政策补偿我。我所有的行为都是维权。
什么叫钉子户？门上没有眼硬往里插，那是钉子户。我是门上有眼，有政府规定的条条框框，我按规定插上去。我怎么能叫钉子户呢？
新京报：你采用这种方法不怕有人说你是暴民？
杨友德：我不同意。一个人在暴力的方面，你要看他产生的环境。我不是强买强卖，国家有法律有政策规定，我不是多要，我不是暴民。
还有人叫我刁民，我也不是刁民。我要回自己的利益，维护自己的利益，我并没有把别人的东西抢为己有，我不是刁民。
新京报：在整个过程中，你绝望过吗？
杨友德：伤心有过，绝望没有。大家明明是一样的人，却同地不同价，我会觉得伤心。
新京报：我看到你在房前屋后贴了很多标语？
杨友德：这是我发泄内心压抑的一种方法。
我“投降”没有出路
新京报：对这个事情，你最期待的结果是什么？
杨友德：我希望能按政策给我补偿。然后我好好活着。如果是这样，我就去买台电脑。我听说网上很多人支持我，我以后也要上网支持别人。
新京报：你觉得自己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杨友德：我是一个喜欢交朋友的人，官方说我是个刁民。老百姓说我是个好人。我靠土地吃饭。我不贪国家的任何费用，我没有任何违法记录，我还送孩子去了军队。
新京报：你觉得自己倔强吗？
杨友德：我就是一个农民。农民是朴实的，这是堂皇一点说，其实就是说，农民是比较愚笨的。
新京报：你们村子里大部分人最终还是同意了补偿标准，为什么你一直要坚持？
杨友德：有两种情况。完全靠土地为生的家庭，不管怎么样，都是要抗争的。有的人不抗争，因为他们不是百分之百的农业人口。也有很多人后期“投降”了。但是他们投降了都有一些出路。
我百分之百是农业人口，一切生活来源都是土地。而我“投降”没有出路。
他们把我当作鸡，把群众当作猴子。我以前上访投诉过他们。他们是把我杀了给别人看，所以我没有选择。
新京报：你觉得自己能守多久？
杨友德：不知道。有一天算一天。现在有媒体关注，总比原来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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