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衷再探：强拆是违背还是符合改革初衷？
苏 杜
日期 2010-10-15
（本文大意：强拆，无论是官拆还是商拆，无不符合“发展才是硬道理”的改革初衷。对被拆迁户“漫天要价”的指责，则又完全违背了“建立市场经济”的改革初衷。面对政府“城市化”的“刚性需求”，农民为什么就不能你房商医商学商那样“漫天要价”？对改革初衷的既符合又违背，道出了改革初衷的初衷。）
尽管我的《初衷初探：每一项改革都符合改革初衷》存活了不到两三天就给枪毙了，但我仍然认为，强拆，无论是警车列队、警员云集、警械伺候、首长坐阵的“官拆”，还是铲车夜半轰然而至、打手瞬间呼啸而来、警方现场维持治安、百姓死伤哭诉无门的“商拆”，无不符合改革初衷。
人们只看到了强拆中的暴力，却很少有人看到官拆中的“理性”、商拆里的“冷静”。暴力强拆，再一再二；死伤百姓，再三再四；城里强拆，乡下也强拆，东部强拆，西部也强拆；没有这样的“理性”与“冷静”，强拆是到不了你依靠我、我支持你、官商一致、协调动作、运动全国这个层次的。官方说，“地方政府为实施地方发展战略，强拆更在所难免，或者说不得已为之，否则，一切发展免谈”，“没有强拆就没有我国的城市化”，“没有强拆就没有新中国”。 商家应：“拒不搬迁者，王XX就是你们的榜样”，并附“子弹拆迁通知”一份。这样的“理性”与“冷静”并非单单来自江西宜黄或内蒙古赛罕，这是所有官商同拆中的“共识”。早在几年前，山东济宁的官员不就冷静地总结出：“拆迁哪有不死人的”吗？这种百姓死了也无所畏惧，民怨沸腾也难以阻挡的官商同拆之“硬”劲，只能来自“发展才是硬道理”的这一“硬道理”。集体所有制的人民公社，全民所有制的工厂，不就是在这一“硬道理”指导下“强拆”而“改制”的吗？在那样的“改制”中，没死过人吗？没激起过民怨吗？“硬道理”下，“强拆”可持续性发展中，不是也产生了“为了达到改革的目标，必须牺牲一代人，这一代人就是3000万老工人”“与其让武大郎占着潘金莲，还不如让给西门庆”那样的“改革理论”了吗？今日之民房强拆，实在是昨日社会主义政治、经济、文化及社会结构“强拆”的与时俱进，无一丝一缝不符合“发展才是硬道理”的改革初衷。
那么，官商“理性”而“冷静”的同拆中，有没有违背“发展才是硬道理”这一改革初衷的“要素”呢？有的。这“要素”不是别的，便是官家之“强拆乃无奈选择”说。什么“高涨的地价和房价吊足了胃口的农民，做梦都想依靠政府征地实现一夜暴富的梦想”呀，什么“政府与被拆迁户就补尝问题达成一致意见，可以说难以上青天”呀，“强拆更在所难免，或者说不得已为之”呀，这些全国官商同拆中的又一“共识”，完全违背了建立市场经济的改革初衷。市场经济建立以来，房商说，我就是为富人盖房子的，你嫌贵，租房去呀。医商说，我们就是为高端客户服务的，你嫌贵，找贱的去呀。学商说，上大学就是逛超市，你嫌贵，上地摊去呀。官方对这些理论与“践行”，无不以为符合改革初衷，并要不断深化。既然如此，面对政府对土地的“刚性需求”，农民为什么就不能说“你嫌贵，找便宜的去呀”？为什么就不能胃口大开，“漫天要价”？为什么就不能像房商、医商、学商一样，来个“一夜暴富”？既然“发展才是硬道理”的改革初衷仍然其硬如初，既然“地方政府为实施地方发展战略”大搞“城市化”对土地的需求其性如钢，农民的地与房为什么就不能像任志强的房价一样，面对“刚性需求”也来个“只能升不能降”？面对农民的“漫天要价”，“政府肯定吃不消”，面对房商、医商、学商的漫天要价，农民就吃得消吗？何况，从面世界资本列强对人民币的漫天要价，对它们所谓“知识产权”的漫天要价，“政府”似乎满吃得消，扔个7000亿、几个万亿的根本就不在乎，“缴了学费”，并且要救美国、救欧洲、救日本，“负责任”得很，半点也不违背改革初衷呢。怎么到了面对农民的“漫天要价”，政府就突然忘了建立市经济的改革初衷，不按市场经济规律看事、办事了呢？
同样的改革初衷，同样的官商言行，一会儿符合得天衣无缝，一会儿违背得七零八落，但这并没有什么值得奇怪的地方。对农民的地和房子，他坚持的是“硬道理”，对农民的要求，他摈弃的是“市场经济”。然而，对这种理论与“践行”，农民们其实是很熟知的。乡下有一种小贩，又卖又买，满嘴“买卖不成仁义在”，总是将称杆举到你的脸前，让你对“公平公正公开”眼见为实。但农民们都知道，斤两虽在，称砣却是两个，称你的粮食，用一个重的，称他的货，用另一个轻的。听起来是讲仁义、论公道，还给你参与其间的自由，实际上却是将你的血汗一滴一滴改成了他的利润。说穿了，这种对改革初衷的既可符合又可违背，道出了改革初衷的初衷。那初衷的初衷，不过是将“3000万工人”与几亿农民仅仅设计成了“改革成本”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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