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阅卷”各地作答的拆迁“试题”
拆迁本是一个老故事，平常而又平常；但却每天不断上演着新的内容，平常而又不平常。不知道上周末堪称“国考”的公务员考试试题中有没有拆迁，我想我是命题者，一定会写进去的。拆迁是摆在全国人民面前的一道大“试题”。
宜黄事件已过去整整3 个月了，曾经的轰轰烈烈正渐渐归于平寂，正如唐福珍事件一样。满期望唐福珍事件之后有个转折点，也像孙志刚事件之后能废除收容遣送制度一样废止或修改《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但《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依旧。“五教授”远没有“三博士”幸运，他们的“建言全国人大之后，国家有关部门非常重视，全国人大法工委、国务院法制办几次召见，探讨如何修订，并在2010年春节前就新条例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近一年过去了，结果“完全没有消息”。
旧的拆迁事件不去，新的拆迁事件又来，叠压在旧的拆迁事件上面，正成为人们讨论的话题。宜黄事件不久后即有复旦清华一南一北两博士因老家老屋拆迁而“上书”事件。清华的法学博士王进文命运要好一些，公开信发表后，潍坊市潍城区区委负责人表示，已来北京与其进行当面沟通，“争取妥善处理此事。”而复旦的生孟建伟只能遥祭被暴力拆迁夺命的父亲了。
最近的有关拆迁的事件发生在网上。“6日晚至7日凌晨，一位在新浪微博注册的名叫‘青岛横枪立马’的市民遭遇强拆事件，在多次循合法途径表达合法诉求最终无效后，打算用汽油与强拆者拼个鱼死网破。众多网友闻迅后，苦口婆心劝慰，并力所能及地提供各种帮助。其中一位叫做‘作业本’的青岛当地网友，打出租火速赶往现场劝解当事人。最终，这位市民放弃了轻生，事件也得到了青岛市政府的重视。”
悲剧没有发生，戏剧却在其后展开。在网络中享有盛名的云南宣传部副部长伍皓发帖力挺：“如果要说大实话，拆迁在发展过程中是很难避免的。倘若不能废除拆迁，那么，我们对每一起拆迁维权的围观和声援，实际上都是在鼓励更多的对抗，这又必然会制造更多的鲜血和悲剧……”《深圳晶报》评论部主任李鸿文在中青报发文《网友过河了，官员就别假装摸石头》，指出“其逻辑是：一、公民遭遇强拆，网友的“围观”鼓励对抗，助推悲剧；二、强拆难免；三、拆迁户推高房价，转嫁到买房者。”并逐条驳斥。之后，伍皓部长还要起诉，对簿公堂。
伍部长的“解”也可视为各地关于拆迁这道大“试题”大体相同的解，其实宜黄事件之后即有“宜黄慧昌”投书网上事件。“没有拆迁就没有新中国”，显得理直气壮。原本还打算在网上与网友进行在线交流，遭到新华社、《人民日报》猛烈批评之后而不得不取消，又显得很无奈与冤屈。“宜黄慧昌”一直未露“庐山真面”就销声匿迹了，可与宜黄毗邻的江西万载县委书记陈晓平站出来说话了。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教授于建嵘受邀去江西讲课，当号召党员干部不要去拆老百姓房子时，却遭到了江西万载县书记陈晓平的批驳，陈晓平称：“如果没有我们这些县委书记这样干(拆迁)，你们这些知识分子吃什么。”
我在写下以上这些话的时候，有种种忧虑。我们一直反对“二元”非此即彼的对立，可我们一说起话来，往往就自觉不自觉地陷入“二元”非此即彼的对立。有些问题看似刀光剑影，讨论得很热烈，可实际上是火车道，两条平行的直线，永远没有交锋。我在此先声明我的观点：反对土地私有化，18亿亩耕地保护红线是必要的。
通观各地关于拆迁这道大“试题”大体相同的解，他们“阅卷”的评分标准其实是一致的，这就是“发展”。老百姓阻碍拆迁，就是阻碍发展。有网友在我的《“拆”，还是“不拆”？——这不是一个问题》跟帖问：老百姓阻碍拆迁，阻碍发展，阻碍现代化，你说怎么办？而事实上，老百姓并不都反对拆迁，更多的是，他们像盼望着红军到来一样盼望着拆迁。也没有谁说所有的拆迁都是强拆，老百姓期盼着在拆迁中获得收益不正常吗？凭什么一口咬定他们心存一夜暴富的阴暗心理？这恰恰暴露出说者的心理阴暗。
在拆迁过程中，老百姓是弱者，没有话语权，发不出自己的声音，一般是地方政府说给多少就多少了。大多情况下，老百姓能够接受，甚至于没有拆迁他根本得不到这么多。但不能以此否认所谓“钉子户”的合理诉求，别人房子也被拆掉了，没有像唐福珍宜黄钟家那样以非常暴烈的形式反抗并不成其也老老实实同样拆迁的理由。我们应当看到，政府要的是地，是GDP！而农民呢，失地存人，人无立足之地。前几天新闻报道，山东某地农民房被拆了，人却不管了，只好在寒风中瑟瑟发抖。农民身份没变，依旧种地，集中到一起，上了楼，农具没处放了，生活不方便了，一次性补偿几十万，看似很多，究其实损失是大的。新一轮的“圈地运动”，无论打着何种旗号，都别了“人”！
我想若毛泽东在天有灵，会如何“阅卷”呢？
世界变化得太快，仅仅30年，谈论毛泽东似乎是一个“不合时宜”的话题。不知怎么的，毛泽东总要让人跟专制度、愚昧、落后联系起来。这真乃是天大的污蔑！毛时代没发展吗？否定前30年，后30年就无从谈起。任何一个有良心的人都应该承认。数字是最好的回答，再请看看毛时代的成就，反毛污毛分子你睁大你的肚脐眼看好了：1949－1976各类年产量增长：钢129倍、煤15倍、发电量47倍、石油726倍、化肥874倍、水泥71倍、粮食2.5倍、棉花4.6倍、油料1.5倍、肉类2.3倍（与1952年比较）。
建国三十年，我国工业农业发展速度：我国工业指数（以1952年为100），1949年为40.8，1957年为228.60，1962年为275.90，1965年为452.60，1978年为1598.60. 就是说，在封锁和战争等威胁下，我国工业年增长率为12.50%。而同期，美国为4%，苏联为8%，日本为11.50%，西德为5.80%，英国为2.3%，法国为5.0%，印度是5.9%，还不到中国的一半！
我国农业总产值指数（以1952年为100），1949年为67.30，1957年为124.80，1965年为137.10，1978年为229.60. 从1951年到1980年，我国农业生产平均年增4%。而同期，美国为1.6%，苏联为3.1%，日本为1.7%，西德为1.9%，英国为2.3%，法国为2.5%，印度是2.6%！
韩毓海《曼哈顿的秘密》：“2002年秋天，我曾经在上海遇到过一位中国的超级富豪，他的一席话如今想来依然值得玩味。他说：从房地产商的角度看，毛泽东完成了‘拆迁’，邓小平完成了‘征地’，剩下的就是‘盖楼、装修’而已——搞房地产的都知道，拆迁比建楼难，因此，如果没有毛泽东闹革命造成的城市土地国有化，你就是在城市里动一寸土都得流血，更不要说搞什么奥运会了，所以今天搞房地产的，第一个最应该感谢的人就是毛泽东。——我想说这些话的人的学术水平，肯定大大超过了各类胡言乱语的经济学家。”毛泽东是怎样看待拆迁的呢？
毛泽东历来尊重普通百姓的民主权利，心里装着的，只有人民，而不是官僚主义者。 在《中国共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中说：
现在再搞大民主，我也赞成。你们怕群众上街，我不怕，来他几十万也不怕。“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这是古人有言，其人叫王熙凤，又名凤姐儿，就是她说的。无产阶级发动的大民主是对付阶级敌人的。民族敌人（无非是帝国主义，外国垄断资产阶级）也是阶级敌人。大民主也可以用来对付官僚主义者。我刚才讲，一万年以后还有革命，那时搞大民主还是可能的。有些人如果活得不耐烦了，搞官僚主义，见了群众一句好话没有，就是骂人，群众有问题不去解决，那就一定要被打倒。现在，这个危险是存在的。如果脱离群众，不去解决群众的问题，农民就要打扁担，工人就要上街示威，学生就要闹事。凡是出了这类事，第一要说是好事，我就是这样看的。
早几年，在河南省一个地方要修飞机场，事先不给农民安排好，没有说清道理，就强迫人家搬家。那个庄的农民说，你拿根长棍子去拨树上雀儿的巢，把它搞下来，雀儿也要叫几声。邓小平你也有一个巢，我把你的巢搞烂了，你要不要叫几声？于是乎那个地方的群众布置了三道防线：第一道是小孩子，第二道是妇女，第三道是男的青壮年。到那里去测量的人都被赶走了，结果农民还是胜利了。后来，向农民好好说清楚，给他们作了安排，他们的家还是搬了，飞机场还是修了。这样的事情不少。现在，有这样一些人，好象得了天下，就高枕无忧，可以横行霸道了。这样的人，群众反对他，打石头，打锄头，我看是该当，我最欢迎。而且有些时候，只有打才能解决问题。共产党是要得到教训的。学生上街，工人上街，凡是有那样的事情，同志们要看作好事。成都有一百多学生要到北京请愿，一个列车上的学生在四川省广元车站就被阻止了，另外一个列车上的学生到了洛阳，没有能到北京来。我的意见，周总理的意见，是应当放到北京来，到有关部门去拜访。要允许工人罢工，允许群众示威。游行示威在宪法上是有根据的。以后修改宪法，我主张加一个罢工自由，要允许工人罢工。这样，有利于解决国家、厂长同群众的矛盾。无非是矛盾。世界充满着矛盾。民主革命解决了同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这一套矛盾。现在，在所有制方面同民族资本主义和小生产的矛盾也基本上解决了，别的方面的矛盾又突出出来了，新的矛盾又发生了。县委以上的干部有几十万，国家的命运就掌握在他们手里。如果不搞好，脱离群众，不是艰苦奋斗，那末，工人、农民、学生就有理由不赞成他们。我们一定要警惕，不要滋长官僚主义作风，不要形成一个脱离人民的贵族阶层。谁犯了官僚主义，不去解决群众的问题，骂群众，压群众，总是不改，群众就有理由把他革掉。我说革掉很好，应当革掉。 （《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７７年４月第１版，第313--329页
而现在的拆迁，是野蛮拆迁，官僚主义作风严重。不向农民好好说清楚，给他们作安排，只知道蛮横的断水断电、挖沟、仍蛇、半夜袭击，手段之恶劣，可见一斑。暴力拆迁不说，却说暴力抗法！“拆”，还是“不拆”？其实这不是一个问题 ！
有17年的乡镇基层工作经验，现任河北大学中国乡村建设研究中心主任的著名三农问题专家李昌平肯定了陈晓平所说的是实话——对绝大多数县市来说，不征地、不拆迁就没有发展。无论是新城市还是新农村，都是县市委书记们拆出来的！这是中国的事实。李昌平说陈晓平说的话，他过去也说过！但李昌平一面又说，陈晓平书记说了不该他说的话。为什么呢？
“既然征地和拆迁就是经济建设，拆迁就是GDP，拆迁就是财政收入，征地和拆迁就不可避免。县市委书记就得当好拆迁书记。县市委书记领导拆迁，全县的干部都得当拆迁的积极分子！” 李昌平坦言他不是当共产党基层书记的料，他也怀疑陈晓平。据说，陈晓平书记还有过这样的书面讲话：“凡到北京非正常上访的，第一次训诫谈话并罚款；第二次拘留；第三次劳教”。 陈晓平老说不该说的话，怎能当好县委书记呢？“当官的嘴，最好用来吃饭喝酒、吹牛皮，多说废话、空话，尽量少说人话，千万不要说与身份不符的话！” 同时李昌平也开了一剂县市委书记不拆迁的药方：中央财政全额预算县市和乡镇的支出，中央政府不找县市委书记要8%的GDP增长速度。
在刚刚结束的十七届五中全会上，也透露出值得期待的信息：“在当代中国，坚持发展是硬道理的本质要求，就是坚持科学发展，更加注重以人为本，更加注重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更加注重统筹兼顾，更加注重保障和改善民生，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取得重大进展，城乡居民收入普遍较快增加……”树立正确政绩观，努力做出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绩。” 不见了“发展是硬道理”，不见了GDP,不见了“保8”，不见了“增长”。取而代之的是“平稳较快发展”、“民生”、“ 公平正义”。
究竟怎么样，还须拭目以待。“拆”，还是“不拆”？——这不是一个问题。运用毛泽东“阅卷”的评分标准，把群众利益放在首位，即可解决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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