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上午，又打开《凤凰网》历史频道，果然又发现了一条雷人的文章（因为这个网站经常发表雷人的文章）。标题赫然为《湘江惨败与博古无关 张闻天：轿子是毛泽东让抬的》（这篇文章作为附件附后，以便奇文共赏读）。看到这标题，笔者不禁为之一怔！因为为笔者和公众所熟知的中共党史、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史都明载：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和长征前期的军事失利，分别是当时在党内占统治地位的王明、博古左倾机会主义和右倾逃跑主义造成的。否则为什么会在遵义会议上检讨王明、博古及李德的错误军事路线呢？
接着往下看，文章更是古怪离奇。比如：“1934年5月，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中央常委会立即决定战略大转移去湘西，开始了震惊中外的二万五千里长征。”这里的时间明显不对。众所周知，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失利和被迫开始进行战略转移（后来叫长征）是在1934年10月。在这篇奇文中，怎么就成了1934年5月，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呢？又说中央常委会立即决定战略大转移，难道被称为长征的战略大转移是从1934年5月开始的吗？
再有，这篇奇文说：“大转移前，博古赞同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的“大搬家”去湘西与中央政府纵队单独编队。”张闻天 1943年12月16日 在延安整风时的发言笔记这样写道：“在出发以前最高三人团要把我们一律分到各军团去，后因毛泽东提议未分散，那么这个齐声指责的轿子原来是毛泽东让抬起来的。”大家都知道，在中共苏区中央局于1932年10月十月三日至八日间召开的宁都会议上，毛泽东即被剥夺了指挥红军的权力。确定大转移前，毛泽东根本就没有参与研究制定转移的计划方案，是被紧急通知、临时召回到瑞金的。毛泽东从政治局常委张闻天那里得知政治局委员要分散到各军团去随军行动的消息后，立刻到中革军委提了两条意见，第一、在转移时将他和张闻天、王稼祥安排在一起，不要分散到各军团；第二、应带一部分女同志走（见金冲及《毛泽东传》）。怎么能把中央纵队带着瓶瓶罐罐等庞大辎重等物资进行长征的责任、和如何警卫与保护中央纵队的责任归到毛泽东头上呢？（说明，有人曾把瓶瓶罐罐等庞大辎重等物资进行长征的中央纵队，比坐轿子，把中央纵队周围担负前卫、后卫、左侧警戒和右侧警戒等任务的红军部队，比作抬轿子的部队）。这里，还要说一下张闻天的这个所谓的“在延安整风时的发言笔记”问题。毛泽东建议：在转移时将他和张闻天、王稼祥安排在一起，不要分散到各军团；与中央纵队带着那么多的辎重“如大型的印刷机”等有什么关系呢？是张闻天不明白呢？还是这篇奇文的故意装作不明白呢？
还有，文中写道：“中央纵队行动迟缓，过湘江前每日走40里。 11月27日 开始，朱德与博古、周恩来一起以朱德总司令的名义连发3次“加急”电报，命令“扔掉辎重”“火速过江”，中央纵队不听，160华里走了3天半，到12月1日中央纵队才到湘江渡口。”是谁的责任？是毛泽东的建议导致中央纵队行动迟缓吗？是毛泽东不让扔掉辎重”“火速过江”，让中央纵队不听的吗？显然不是。因为毛泽东是不会不懂得兵贵神速这个道理的。
最后，笔者要说的重点是，不论出于什么原因，黎辛这个人写出了这么一篇奇文，这是黎辛的问题；2010年2月号的《党史文苑》予以发表，是该杂志的问题。但是作为中共北京市委机关报的《北京日报》对这篇奇文进行转载扩散，就是很严重的问题了。因为《北京日报》的发行范围很广、印数很多、影响很大，比那个什么《党史文苑》杂志的影响要大得多。这样一看《北京日报》的问题就很大了！这篇奇文中这么大的错误和漏洞，难道编辑看不出来？是不懂得党史军史，还是故意为之？恐怕地球人都知道！联系一个时期以来，借历史研究之名，歪曲党的历史，丑化党和毛泽东的形象等等一系列事件，岂不是可以发人深省吗？
我们不禁要问一句：凤凰网及《北京日报》们到底想干什么？
附件 懋功会师后：张国焘与博古
（《北京日报》2010年6月21日第20版理论周刊）
1934年1月，党的六届五中全会在江西瑞金召开。全会改选了中央政治局，决定设立中央书记处（又称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博古、周恩来、张闻天（洛甫）与项英为书记处书记，博古任总书记。
1934年5月，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中央常委会立即决定战略大转移去湘西，开始了震惊中外的二万五千里长征。大转移前，博古赞同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的“大搬家”去湘西与中央政府纵队单独编队。张闻天 1943年12月16日 在延安整风时的发言笔记这样写道：“在出发以前最高三人团要把我们一律分到各军团去，后因毛泽东提议未分散，那么这个齐声指责的轿子原来是毛泽东让抬起来的。”黎汝清在《湘江之战》、石仲泉在《长征行》中这样披露：中央纵队行动迟缓，过湘江前每日走40里。 11月27日 开始，朱德与博古、周恩来一起以朱德总司令的名义连发3次“加急”电报，命令“扔掉辎重”“火速过江”，中央纵队不听，160华里走了3天半，到 12月1日 中央纵队才到湘江渡口。到了遵义清点红军人数时，只剩26919人，减少54740人。 1935年1月15日 ，在遵义召开了政治局会议，博古提出总结湘江战败。张闻天与周恩来主张总结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博古服从多数，同意议题改为总结第五次反“围剿”。17日的会议，博古同意张闻天起草的会议决定：增选毛泽东为政治局常委，取消博古、李德和周恩来的军事领导三人小组，由朱德总司令与周恩来政委为军事指挥者，周恩来为军事指挥最后下决定的负责人等。
2月5日 ，周恩来找博古说，蒋介石文武双全，知识面广，又有政治手段，中国革命要打倒蒋介石，我们必须要找个比他强的人领导。我考虑了很久，这个人是毛泽东。现在我们商量由张闻天接替你当总书记，也是过渡的。
博古立即交出党中央委员会、中央政治局书记和中央书记的三枚印章，同时提出要他与王明约定的联络员潘汉年去向共产国际报告，争取共产国际批准。因为如果共产国际不批准，这样交权是不算数的。遵义会议是革命从失败到胜利的转折，遵义会议后博古不计个人得失，顾全大局，注意维护毛泽东的威信与党的团结，先后赞同毛泽东帮助周恩来最后下决心，逐步把毛泽东扶起来。
1935年6月16日 ，红一、四方面军在懋功会师后，张国焘与陈昌浩分别来找博古，了解遵义会议情况，说遵义会议的决定不合法，四方面军不同意。博古是共产国际批准的合法总书记，张国焘是建党元老、第一次党代会12个代表之一，中央政治局委员，红四方面军总负责人，领军8万人，多过中央红军数倍。如果他俩站在一起，又有其他支持者，形势又会怎样？可想而知。但是，28岁的博古是非分明，坚决维护党的团结统一。为此，毛泽东向周恩来说：“博古是一个很有原则、很有组织观念的人。”
遵义会议后，关于长征路线8次改变落脚点与进行战争，博古与张闻天、毛泽东、周恩来的意见都一致。 1935年10月19日 ，红军抵达陕北吴起镇，27日常委分工，博古任中华苏维埃西北办事处主席。在此期间，博古在十分困难的情况下，在稳定社会，提高陕北根据地经济，为纠正刘志丹等人的冤假错案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对稳定陕北根据地的形势起了决定性作用。
（徐冀摘自《党史文苑》2010年2月[上]黎辛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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