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下午到一个建筑工地去找老乡打听事情，正好看到他们拿着一张包油条的报纸正在议论着什么。仔细听来，原来他们正在猜测赵作海能够得到多少冤狱钱。有的说几万有的说几十万，一位说湖南的“余某某”（我估计是指佘祥林）就是70多万，赵作海应该和他差不多。于是笔者便听到了下边的争论
——太划算了！一天工不打就要拿70万！我们打一辈子工也拿不到这么多。
——他坐监狱的钱国家肯定不会拖，只有我们，要个工资比登天还恼火。
——要是我也能够这样挣大钱，巴不得哪个公安局把我也弄进去坐个十年八年。
——就是，这么搞肯定比买彩票发财有把握些。
——哪里，我觉得其实只比矿难幸运点儿。
……
尽管有人指出监狱不是那么好坐，也有人知道在看守所里躲猫猫喝凉水洗脸等经典的危险，但依然冲淡不了他们渴望有赵作海因冤发财机会的向往和热情。笔者不能不为之感到深深的悲哀和沉痛。晚上看新闻，知道赵作海获赔65万元而且确实不会也没有拖欠，也不能不为老乡们的这种反常思维的合理性受到更大的震撼。一个曾经奉行“屈死不作贼”观念的文化传统而且曾经把身世清白看得至高无上的最纯朴的群体，为什么会生出如此强烈的对于“因冤发财”致富途径的羡慕和向往？我们的社会究竟怎么了？谁又该为这种极度扭曲的群体心态负责？
在笔者与妻子探讨这种太令人意外的社会心态时，妻却非常平静地指出笔者是大惊小怪。据她了解，跟她一起打工的国有企业下岗女工中，一些生活实在太艰难的姐妹同样在惋惜自己没有青春的身材和容貌，因为失去了它们她们便无法像那些站街女郎一样靠姿色和尊严换取吃喝学费医疗费。更有一些曾经漂亮过的下岗女工希望自己能够有幸被哪位官人看中包养起来，从而过上有房有车的盛世好日子。笔者并非不清楚妻说的这些社会特色，但作为一个生在新中国长在红旗下的共产党员，看到弱势群体的心态和那些“最先富起来”的人滋润是如此地不同，便不能不产生一种历史的叹息和无奈的迷惘。笔者曾经给学生们上过《警察和赞美诗》的课文，那位流浪汉在圣诞夜想方设法要进监狱而不得但就在他决心好好做人时却莫名其妙地被关进监狱的“喜剧”，那是多么让我们生活在新中国的师生们感到无比的幸福和自豪。然而现在，我们的打工农民和下岗女工却居然神往起“因冤发财”和“卖身致富”来！在这样的情形之下假如让笔者重新给学生讲《警察和赞美诗》的课文，恐怕在让同学们朗读关于“揭露资本主义社会的黑暗，反衬社会主义的光明”一类的“中心思想”时，我们的脸上也会发烧很难再产生什么庆幸和自豪的！
不过回过头来扪心自问，喜欢买彩票渴望中大奖的自己，在因为衣着朴素手机老气而看到别人的白眼时，不也曾经产生过“狗眼看人，等老子发了大财”的强烈愤慨？假如能够不被躲猫猫喝凉水洗脸鞋带系好而坐10年牢换它六、七十万元来显摆显摆“先富起来”，未必就没有丝毫心动？
一想到这里，又觉得我们好像连痛心也已经完全多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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