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开历史书，你希望去寻找什么？对清荷而言，我希望去寻找一个投影，一个过去与现在的结合点。我深信，只有抓住历史才可能抓住现在。历史的发展绝对不是一条直线，历史逻辑的展开，是无数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这些因素不外乎分为两类：进步的，革命的；倒退的，反动的。历史运动的真实轨迹也就是在这两大类因素中间不断地找到一个又一个平衡点。我们知道，当进步的因素不断战胜倒退的因素，量变不断积累，最终必然会产生质变，这也就是革命的胜利。
人类社会毫无疑问将沿着这样一条道路从一个胜利走向另一个胜利，最终走向共产主义。然而同样令我坚信的是，在一定的历史时期，倒退和反动的因素能够占据主导地位，使社会不断退化，从而走向自我崩溃和毁灭。这样一条路线，就是极右路线而推动这条路线的力量，也就是极右势力。想要通过历史来研究极右势力发展演变的规律，必须了解和研究这些极右势力政治上的代言人。那么问题就来了：历史人物当然不是白脸曹操红脸关公这样的简单，谁也不会在脸上贴出标签，告诉你他是左派或是右派。怎么样去分辨历史上极右势力的代言人？首先请不要妄自菲薄地轻视古人，尤其是古代劳动人民的智慧。
“世上决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能被记恨至今的王莽，秦桧之流绝不会是什么好人。中国古代封建统治者虽极为重视通过历史来总结王朝兴衰的经验教训，但出于历史的局限性和现实中愚民的考虑，其中也必然包含着大量唯心主义特征。但因此就抛弃历史规律中所必然蕴含的相对真理，将这么一笔巨大的财富弃之如敝帚，不是无产阶级应有的态度。我们当然要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角度进行分析和解读历史现象，找寻隐藏在规律背后的社会与阶级因素。而由于某种观点与自己对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解相违背，就贸然去否定客观存在的现象和规律，这样做恰恰是把历史唯物主义主观化和庸俗化。
对于古人，我们不能脱离历史的局限性去苛求他们。虽然那个时候在老百姓心中没有阶级之类的概念，但是古代的劳动人民对于分辨谁奸谁忠，自有一套朴素而有效的法则：帮助地主豪强和贪官污吏欺压平民者，就是奸；锄强扶弱，保家卫国者，就是忠。那么很明显，奸臣自然就是坐视欺压与侵略，姑息养奸，甚至养寇自重的权臣。怎样用阶级的观点看待这种朴素的忠奸观？封建时代的朝堂之上，难道就是一洼死水，究竟存不存在阶级斗争与路线斗争？对于僵化理解历史唯物主义的人，当然都是不存在的：因为既然朝廷代表的只是地主阶级的利益，仅仅只是镇压农民阶级的工具，那么即使有政治斗争，也只是统治者之间争权夺利的狗咬狗罢了。持有这种观点的人，自然无法理解儒法斗争背后深刻的阶级根源，自然也对秦皇汉武、武则天等有为君王的历史功绩选择性失明了。
凡是希望有所作为的皇帝，总是自觉或不自觉地代表中小地主和自耕农的利益。因为在封建社会，只有这两个阶层是最关心生产，最希望国家稳定。皇帝要维护一家一姓的统治，那么在抵御外族入侵和预防国内阶级矛盾激化这一点上，甚至与这两个阶层的多数人有共同的利益。而以自耕农为代表的平民，在和平时期面对地主豪强欺凌时，所依靠和幻想的对象也只有象征着“天理”的皇权。即使到了资产阶级革命的时代，甚至在多数农民心中所期盼的，无非也是一个能够抑制豪强的明君。对于这一点，马克思在其《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三日》中一针见血地指出：“虽然如此，国家权力并不是悬在空中的。波拿巴代表一个阶级，而且是代表法国社会中人数最多的一个阶级——小农…因此，他们不能以自己的名义来保护自己的阶级利益，无论是通过议会或通过国民公会。他们不能代表自己，一定要别人来代表他们。他们的代表一定要同时是他们的主宰，是高高站在他们上面的权威，是不受限制的政府权力，这种权力保护他们不受其他阶级侵犯，并从上面赐给他们雨水和阳光。所以，归根到底，小农的政治影响表现为行政权支配社会。”
中国历史上地主-农民这一对矛盾中，常常是地主阶级占据矛盾的主要方面：农民被逼到活不下去才造反，而恰恰是地主不受约束的兼并和欺凌将农民逼到了那一步。当一个新的封建王朝建立，由于旧秩序被摧毁，新的地主豪强力量相对皇权也非常薄弱，并且在借鉴了旧王朝覆灭的教训后会表现得比较收敛。而随着时间推移，土地必然不断向豪强地主集中，大地主豪强相对于统治阶级中的其他阶层，会具有越来越显著的优势。他们力量不断壮大并出于维护其利益的需要，必然要寻求政治上的代言人。而皇帝虽然是所有地主阶级的总代表，但由于有一套严格而独立的接班程序，并不总能成为专属于大地主大豪强阶层的代表和庇护人。况且，天心难测，依靠地主豪强上位的皇帝未必不会哪天将矛头对准昔日的盟友。
大地主阶级要实现其政治上强势地位，更有效的方式是全面掌握皇帝手下的行政体制即官僚集团；而要控制官僚集团为其服务，最核心的问题就是要扶植本阶级的官权代理人。比如汉初的三公、唐的仆射、明的大学士、清的军机大臣等。特殊时期，类似的职责也可能由诸侯、军事首脑、地方军阀兼任，如藩王、大将军、唐的节度使、明末的督师等等。在唐宋之前，地主贵族通过直接出面担任政府重要职位来实现其统治。最集中的体现，就是魏晋时期的九品中正制。这一制度使政府的重要职位必须经过大地主的推荐认可，“上品无寒门，下品无世族”的结果保证了经济上占统治地位的豪门同样是政治上的世家。
惩于这个教训，隋唐时代开始逐步确立起科举取士的制度。这一变化是有利于中小地主和自耕农的。科举制度正式确立后，大地主阶级不再能简单通过自身社会影响力直接担任政府要职。可是，封建社会中，他们真的就甘心退出政治舞台了么？不，它一定会找到一个适当的方式。这种方式就是一套和科举制度并存的官场运作潜规则。
第一，无论历朝历代怎么倡导廉政爱民，官员的贪腐是禁不掉的。而且职位越高越重要，就越有可能获得巨大的经济利益。而在封建时代，人们一旦获得了大量金钱，首要的选择自然是买田置地，从而加入大地主阶级的行列；第二，在封建王朝末期，吏治日益腐败之时，想在官僚系统获得升迁，必然需要花费大量金钱疏通关系。而通常只有大地主豪强拥有这么雄厚的经济实力；第三，那些政治前途被看好的官场新人，如状元进士之类，往往成为大地主争相笼络的对象；第四，当官员推行的是一套反对地主豪强的路线，大地主阶级必然会动用手中掌握的一切政治资源进行阻挠，包括朝野清议、执行时的消极怠工、形左实右的假积极等等。
这一切，在地主阶级反对王安石变法的斗争中表现得淋漓尽致；最后，当王安石的继任者推行的是一套拥护大地主阶级专政的路线，这也就意味着足以制衡皇权的官权的诞生。大地主阶级必然会动用手中掌握的一切政治资源来支持这条路线。一时间，权倾朝野者的指鹿为马，生辰纲，所向披靡，畅通无阻。官权代理人本人自然也是格外的权势熏天，贪赃枉法。
一旦大地主阶级彻底控制了官权，并且利用其压倒皇权。那么就再也没有什么合法的力量来阻止地主对农民的侵夺以及土地兼并。豪强地主们也就表现得格外荒淫无度，阶级矛盾将会愈发激烈，这一矛盾也就只能通过最激进的阶级斗争即暴力革命来解决。于是一个旧的王朝要么被农民起义推翻，要么被外族入侵。然后新的王朝，新的统治阶级崛起，开始一轮新的循环。这就是为什么，一个封建王朝的灭亡一定伴随着官权膨胀以至失去制衡。
奸臣豪强勾结所产生的破坏力，开国之君往往看得比较清楚。这是由于他们比较多的接触人民群众并且吸取了前朝灭亡的教训。开国皇帝往往也有力量并且也懂得抑制地主豪强的重要性，他们也会采取措施阻止豪强对于官僚系统的渗透。如果处理好皇权与官权的关系，在一定程度上抑制打击地方豪强势力，这个封建王朝往往能够维持较长时间的。如汉唐明，都是在建国初期有效地打击了地主豪强，推迟了这一阶级全面掌控政权的时间，从而王朝本身获得了较长的寿命。反之，如果处理不好与豪强地主阶级的关系，官权凭借着豪强地主的支持在建国之初就能压制皇权，这样的王朝必然是短命的。最典型的例子就是西晋，司马炎在外戚集团的压力下，让弱智的太子最终登基，结果以外戚为首的贵族地主，在缺乏有效抑制的情况下，把骄奢淫逸发扬到极点。最终酿成“八王之乱”与“五胡乱华”的惨剧。明洪武废相事实上就是统治集团内部民主化的尝试，希望能够通过官僚的互相制约限制官权，但结果却是官权到了明末反而愈发集中。可见制度的革新并不足以阻止一个阶级的崛起。只要维持封建的生产关系，则土地必然是愈加集中到少数人手中；拥有大量土地的这一部分人，必然会利用经济上的优势，最终找到政治上施加影响力的方法。
需指明的一点是，东西方豪强地主在阶级性质上存在差异。在西方，早期的资产阶级有相当一部分来源于封建地主，因此这个阶级具有一定革命性，比如在英国早期民主革命时，贵族反对国王的战争也就具有革命的性质。而中国古代的地主豪强却一般不与资产阶级结合，相反却利用土地所有权和封建特权抑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鸦片战争后他们第一次正式地与资产阶级的结合，却结合成“宁予友邦，勿予家奴”的买办资产阶级。因此，对这一阶级不应抱有任何幻想。他们对劳动人民残酷剥削，对异族屈膝投降，是一个彻底的反动阶级。而中国皇权对大地主豪强进行剥夺和抑制，能缓和阶级矛盾，促进生产发展，具有一定的正面意义。
为什么明知道奸臣掌权会导致亡国，但中国历史上类似的现象却层出不穷？古人对这个问题存在着一些非常唯心的看法，甚至认为国之将亡，必降妖孽。这一观点，看似荒诞，其实却包含着深刻的见解。我们的古人已经直觉地感受到，官权其实是作为一种标志或者工具而存在。官权膨胀腐化的背后，似乎存在着某种不可抗拒的天命。这种天命背后的推动力，其实也就是阶级斗争的发展和不断激化。看待这一问题，我们必须要抓住官权腐化的社会根源：官权背后，支配他思维模式与行为方式的真正力量，也就是官权的阶级基础。权臣在中国历史上，是官僚集团的代表，同时更是封建大地主豪强的代言人。权臣独大，和他背后的阶级因素密不可分。而一旦形成权倾朝野，他的阶级本性必然驱使他继续去加速矛盾的发展。因此，只要这一阶级继续通过土地兼并不断壮大，甚至只要地主阶级存在。他们就必然会在政治上找到符合自己需要的代言人，将阶级矛盾发展到极致，从而也就必然走向它自身的反面。
通过对封建社会政治格局的分析，我们也可以知道中国古代农民起义的局限性所在。中国人民的反抗精神，是举世闻名的，众多的农民起义不仅仅是针对贪官，而且是直接指向昏君！他们注重夺取政权，也提出过“王侯将相宁有种乎”“均田地”等进步的口号。但为什么历朝历代的农民起义，要么被残酷地镇压，归于失败；要么沦为野心家和政治投机者改朝换代的工具。这是因为，农民起义无论是反昏君还是反贪官，都没有意识到真正的问题是整个地主豪强阶级对土地的垄断性占有以及由此衍生出来的阶级专政。我们不能苛求古人，农民阶级本身是不可能超越历史时期，自发产生出这样的阶级觉悟。因此推翻封建专制，必然需要有新的阶级出来领导。在欧洲，资产阶级领导了农民推翻封建专制的斗争。而在苏联和中国，则是无产阶级的领导完成了这一伟大的历史过程。而不考虑阶级因素，仅仅从唯生产力论的角度，自然无法解释我国宋明时期经济空前发展，却无法跳出封建治乱循环的原因了。
每一个封建王朝的末期，官权膨胀腐化所体现的必然是统治者最落后最反动最黑暗的一面。不进行土地革命这样彻底针对地主的阶级斗争，而仅仅只是夺取政权，那么改朝换代的故事必然反复上演。广义地说，官权独大未必是封建时代特有的产物。只要是阶级社会，只要阶级斗争发展到一定程度，而社会中最强势的那个阶级在政府中找到了它的代言人，必然会赋予他不受约束的权力。这一权力也将像历朝历代反复上演的那样，造就出权臣。而与农民起义类似，在资本主义社会，如果无产阶级仅仅只是争取所谓民主，或者寻求党派轮流执政，而不把斗争的矛头直接指向资本家和资产阶级，那么即使能够侥幸毕其功于一役，胜利也只能是短暂的。随着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和资产阶级力量的壮大，极右势力及其代言人还会回来的。而只有那个最革命最无私的阶级真正地觉悟，只有剥夺了被私人所占有的生产资料，建立公有制经济，让劳动者自己掌握生产，实施专政，官权腐化作为一种历史的必然产物才会有朝一日真正地走向它的末日。
在中华民族5000多年的历史长河中，“工人”这个名字出现在中国历史舞台上，只不过一百来年。一百年时光，恍若昨日。当我们回过头去，重新回味这段还尚带体温的历史时，发现历史真是一面镜子，不但照出了30年河东，也照出了30年河西——“工人”，作为笔画最少的一种职业名称，在中国百年里却是命运最跌宕起伏的一个群体。中国工人曾被抬高到一个充满荣光的高位，后又经历了一个群体的艰难转型。或许这就是历史的吊诡之处吧：无论何人何事何时，其不同程度的演变，都可以在历史的这面镜子之下真实地显现出来。
一、 中国近代工人：“包身工”与“中国劳工”的悲惨遭遇
自鸦片战争后外国资本家在通商口岸开设的工厂中，产生了近代中国第一批工人阶级。从此，工人，作为一种新的劳动身份、新的劳动主体以及一个新兴阶级的构成元素开始出现在中国的历史舞台上。但是，这个时候的工人身份，总是被置放和排列于工厂、机器以及生产资料的后面，仿佛一件纯粹的生产工具，仅是众多成本投入中的一项。我们从近代的中国文学作品当中，工人在这一时期的形象就是：他们衣衫褴褛，面带倦容，在城市的边缘流离，在社会的底层挣扎，在拥挤污秽、疲惫饥饿的状态下苟延残喘。。。长时间的工厂劳作，恶劣的工作和生活环境，几乎构建了我们对这一劳动主体的全部想象。最为典型的是，包身工和中国劳工，是这一时期中国工人宿命式的生存状态。
提到“包身工”这个词，我们的头脑里，马上就会浮现出夏衍笔下的“芦柴棒”与“小福子”的悲惨遭遇。她们年纪轻轻，却没有阳光，没有自由，只能在严密监视下往来于工房与工厂之间，两点一线。恶劣的生活条件，繁重的体力劳动，严重摧残着这些未成年少女的身心健康。在这样的环境里，她们变得麻木，像机器一样。
中国近代史上，包工制盛行在矿业、航运业、码头搬运业以及上海的纺织工厂中。在这些行业，直接监督包身工的叫做“包工头”。比如当时矿山的包工头被称为“把头”或“组长”，连带承担生产责任和义务，包工头在自己的工头和监工的协助下管理矿工，安排工作，组织生产。包工头供给矿工食宿，按产煤量从公司领取工人的全部工资，扣除招雇费和膳宿费之后再分给工人。这种包工的工人叫做“外工”，也被称为“死工”或“卖身工”；而公司直接雇用的工人，叫“里工”或者“雇工”，也称为“活工”。码头工人和搬运苦力等一般都是包工，包工往往受到一连串包工头及中间人(大保、二保、三保……)的层层盘剥。而来自纺织工厂的包身工大部分由包工头受厂方委托或自行经手从农村招募，送进工厂做工并全权负责管理，这类包身工通常是女工，她们的全部工资完全交于包工头，不经过女工的手。
在这一时期，另外一种现象是：由于清朝末期各国列强染指中国之后，曾诱骗和拐掠大批华人出洋充当苦力，史称“苦力贸易”。 比如40年代的美国资本家为了开发加利福尼亚州，曾派人到中国华南一带，以招请为名，诱骗劳动人民前往美国作工，这些人就被称为华工。被诱骗和拐掠准备运送出洋的华工，一般是先被集中到所谓“猪仔馆”里。为何叫“猪仔馆”？为了防止苦力们反抗，船上形同监狱，戒备森严，舱门多被加上铁栅栏，警卫人员荷枪实弹，如临大敌。华工们稍有不驯顺的表现，轻则遭呵斥辱骂，拳打脚踢，重则挨皮鞭棍棒，乃至以刀枪相见。不少船上设有专为囚禁惩治苦力的竹笼或铁槛，惯把“不听话”的苦力锁入其中。这样恶劣的条件，必然导致苦力们途中的高死亡率。譬如有一批被运往秘鲁的775名华工，途中就死去289人。这还未必是最高的死亡率。可以说，每一只运载苦力的船，都浸透着殖民者的血腥，记录着其灭绝人性的残暴。
就这样，当时拉丁美洲的开发，美国和加拿大横贯大陆铁路的建设，巴拿马运河的挖掘，南洋的垦殖，以及沙俄西伯利亚大陆的建设，金矿、铝矿和煤矿的开采，无不记录着中国华工的身影。华工们为这些地方的开发和建设，付出了艰辛的劳动，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他们筚路蓝缕，披荆斩棘，在风雪交加、空气稀薄的高山上，在烈日似火，挥汗如雨的沙漠里，在潮湿泥泞，水深没膝的沼泽中，筑铁路，凿运河，开金矿，做美国人不愿意做的工作，但是工资却要少一半，而且还要缴纳繁重的赋税。
华工对欧洲国家的贡献，并没有改变中国在世界的地位。即便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真正作为中国的代表参与战争的，是十四万北方农民为主组成的中国劳工，协约国称为“中国劳工旅”，他们为协约国西线战场提供了重要的劳动力。这些贫苦的劳工，以其勤勉和坚韧的精神，给异国的人们带去了最初的中国人的印象。西线英法战场，东线沙俄战场，西亚美索不达米亚战场上都有中国劳工的贡献，但是，中国劳工的参战并未能改变中国羸弱的国际地位，也没有获得应有的尊重和权利。以至于在巴黎和会上的举动，终于激起了巴黎的华工和中国留学生的愤怒，他们举行了声势浩大的抗议活动。消息传回中国，群情激愤的学生走上街头，这就直接导致了改变日后中国命运的“五四运动”。
无论是第一次世界大战还是对近代欧洲的建设，中国华工的功不可灭。他们遍布世界，高强度的劳动，受尽磨难与非人的待遇，有的实在不堪重负，惨死异域。据史料记载，有上千人因无法忍受最后被送进集中营一般的精神病院，据说一位华工甚至在极端状态下挖坑将自己活埋。
因此在中国近代，所谓的工人生存状态和命运，是极其悲惨与卑微的。而恰恰是深重的苦难和压迫，使得早期的工人阶级对万恶的旧社会不存在丝毫温情的幻想，它造就出无产阶级毫不妥协的反抗精神和大无畏的牺牲精神。十月革命的一声炮响，为工人阶级带来了真正属于自己的思想武器。中国共产党成立，工人阶级以铁的纪律和严密的组织开始正式登上政治舞台，标志着阶级的团结和觉悟达到一个全新的高度。土地革命的纲领，使得工人阶级能够找到人数最多，力量最庞大的农民阶级作为自己的同盟军。最终，随着毛泽东思想指导地位的确立，在正确路线的指引下，党作为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和政治代表，能够科学地处理土地革命，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中各种复杂的矛盾，找到了那把通向胜利的钥匙。工人阶级，这个在旧社会人数不多，苦难深重，地位低下的阶级，却如同火山喷发一般，爆发出惊人的能量，成为伟大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领导者，成为推翻三座大山的中流砥柱。无产阶级终于取得了第一个重大的胜利－－夺取政权。
二、 毛泽东时代：咱们工人有力量
伴随新中国来临的那一刻，也迎来了中国工人阶级的曙光。回溯新中国走过的路，伴随着“中国奇迹”一次次亮相的，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发展壮大。随着轰轰烈烈的社会主义建设大大潮，一支阵容不俗的工人队伍，在新中国成立之初迅速被建立起来。与70年代后工人队伍重门深锁相比，这时工人队伍的开放性恍若隔世，倒有点类似90年代后农民工涌入工厂的情景。只不过，90年代后涌入工厂的农民得到的是一连串饱含歧视的称呼，而这个时期的工人拥有的却是一个带有“鲜亮光环”的新称呼——工人老大哥。
在新中国成立初期，乃至此后很长一段时期内，工人都是中国经济复苏与建设的主力军。与他们的付出相对应，他们在社会地位、经济待遇上获得了更高的回报。“生产长一寸、福利长一分”是工人待遇形象的概括。福利房、铁饭碗、铁打不变的退休金，令人羡慕的“老大哥”地位与形象在六七十年代达到了一个高峰。“七八十年代，有谁家孩子能进工厂，对全家来说都是一件荣耀的事情。”贾樟柯在《中国工人访谈录》中写道：高中时，他很多同学都退学进了工厂，“在有灯光篮球场的柴油机厂上班，是让无数同学羡慕的事”。
工人，这个身份背后的东西——意味着每月稳定的工资，意味着暑期的时候会发茶叶、白糖；冬天的时候会有煤火费。也意味着家里人可以去工厂的浴室洗澡，每个月还发若干双手套和几条香皂。
这不只是物质好处，更是一个群体的内心骄傲。这种骄傲的源泉，来自于毛泽东对工人阶级各方面的重视，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身份受尊重。在毛泽东时代，如果你是工人，那么马上就会有人向你投来羡慕的目光。无论是在外面，还是厂里的党委书记或者厂长、车间主任，见了工人总是一口一声“师傅”。节假日车间里加班，给师傅们送夜餐的队伍中就有厂长和党委书记、工会主席、行政科长等等。
第二，工作受重视。尊重是礼节，重视是实质。毛泽东时代是把工人阶级视为国家的基础，视为真正的依靠对象，一旦国家有事，工人这支队伍是最靠得住、也最忠诚、最勇敢的队伍，国之干城，非工人阶级莫属。至于工厂的管理，“两参一改三结合”，职工代表大会，都是行之有效的办法。
第三，生活受保障。毛泽东时代，即使是在最困难的时期，工厂里最穷的工人也没有为住房支出发过愁。每个月几毛钱、一两块钱的房租，没有人说承担不起。生病看病，子女上学，老人养老，以及探亲假、婚假、丧假等等，自新中国一成立，工人就充分享受了。
第四，地位受肯定。 1944年9月29日 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上通过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的“总纲”中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为新民主主义即人民民主主义的国家，实行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团结各民主阶级和国内各民族的人民民主专政，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为中国的独立、民主、和平富强而奋斗。”这个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召开并制定宪法以前具有临时宪法作用的《共同纲领》关于“……实行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国体的规定，是开天辟地第一朝，具有划时代的伟大意义。从此，在基本大法上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体中工人阶级领导的地位奠定了不容动摇的基础。
然而，暗藏的危机却也在此时步步逼近：虽然完成了国民经济的社会主义改造，但几千年的私有制，几千年的小生产不可能不在社会文化与人的心灵中留下烙印；右派和反革命们虽然被镇压，虽然在学习在改造，可他们中的许多人还在教育文化等部门担任要职，他们中的许多人无时无刻不在想着恢复自己曾经的天堂；与此同时，新生的党内资产阶级开始接管各个重要岗位，开始利用国内外党内外各种矛盾向毛主席和党内革命派施压；而最让人扼腕的是，伴随着共和国而诞生的新一代工人阶级，并没有如他们前辈那样，亲身经历过万恶的旧社会，也没有亲自体验过在旧社会环境下那样尖锐的阶级斗争。虽然可以从书本上，尤其是从马列毛著作中学习，但这毕竟与他们平时经历的东西有所不同。因此，也就造成了他们中的多数人缺乏政治敏感性，追求生活上的安逸，容易被小资产阶级思想同化的特点。国民经济在发展，工人阶级的人数在增加，但政治上的觉悟和力量却在减弱。“告别革命”等小资产阶级的口号开始暗流涌动。在这一系列不利因素的共同作用下，党内革命派没有能够通过文革等手段消灭走资派。随着伟人离去，走资派掌握政权，资本主义的复辟也成为必然。于是，自然地，我们来到了今天这个“特色”时代。
三、 资改时代的新称呼：“下岗工人”和“农民工”
“失业”，是世界通用的语言，涉及劳动和就业的问题，各国法律都认可“失业”。而“下岗”和“内退”，则是中国改革开放的产物，是中国劳动问题中的特殊词汇，是最具有中国特色的词汇。同样，在中国的汉语词典里，你绝对找不到“下岗工人”和“农民工”这两个词，与同“弱势群体”一起，也成为了改革开放“新成果”的体现。当年国家经济建设中重要的生力军的农民和工人，国家的主人，正随着那段激情燃烧的岁月，也消失得无影无踪。在我们现在这个为人民币服务的社会里，如果你对“沐浴”在改革开放“春风”里的年轻人说：“我是工人，我是国家的主人。”那么，他们一定会认为你是精神病患者，难怪当下动不动就以精神病患者来说事，也就不足为奇了。
清荷认为，改革开放最大的“创举”，就是让几千万国企职工下岗，让上亿农民成为“农民工”。听说最初还不叫“下岗”，有的地方叫“停薪留职”，有的叫“厂内待业”，有的叫“放长假”、“两不找”等等。下岗的原因，无外乎这么几条：产业结构不合理，资产结构不合理，职工大部分素质差，下岗职工就是竞争的失败者，就理所当然地被淘汰。于是在所谓一连串的“减员增效、下岗分流、规范破产、鼓励兼并”的国企改革浪潮中，下岗工人数不断增加。
1986年8月3日 ，中国第一家破产企业在沈阳出现。宣布破产的第二天，在这家名为沈阳市防爆器械厂的厂门边，挂了一对小花圈。没有挽联，没有落款，触目惊心。之后，随着国企改革的如火如荼，全国各地的国企也争先恐后地宣布破产，一批又一批地下岗工人，便被无情地抛弃在时代的大潮里自生自灭。前面是工人们前赴后继地下岗，接着领导们前赴后继地腐败，中国特色制度下所增添的又一新的特色。
尽管《宪法》第一条仍然写着：“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的社会主义国家。”但实际上工人阶级已经变成同企业只有由劳动合同确立劳动关系的雇佣劳动者，无论在企业内或在社会上都处于无权的地位，工农两大劳动阶级都已经成为社会公认的弱势群体，中国工人阶级随着中国社会步步演变，社会地位正步步下降。
写到这里，清荷从以上三个不同阶段不得不得出这么一个结论，这就是资改派的历史贡献：他们正在造就中国历史上人数最多，觉悟程度最高的新一代无产阶级。他们把资本主义的罪恶，一桩桩，一件件，赤裸裸地摆在人民面前。他们通过血汗工厂和黑砖窑式的生产方式，这种高剥削的劳动密集型产业不断地吸收廉价劳动力，使工人人数大幅增加；他们通过征地，通过拆迁，不断地使农民失去土地，从而最终转变为工人；通过通货膨胀，不断地让社会中间阶层走向破产，社会两级分化不断加剧，而最终这些破产的小资产阶级也会加入无产阶级队伍；他们通过教育改革，使得大量贫寒学子毕业即失业，成为高文化的无产阶级后备军。
当然，人民绝不会感谢反面教员，他们的罪恶一定会得到清算。现在重要的是弄清楚我们的位置，和我们所需要去做的。那就是和工人阶级结合起来，了解他们的特点以及他们所思考的和关心的问题，把理论的武器传播给能够真正掌握和运用它的人，自觉充当无产阶级的大脑与喉舌。尤其是如我一样，出身小资的左派，必然存在片面性。这种片面性只有在无产阶级的帮助下，才能得到克服。这就使得我们不能仅仅局限于互联网上的宣传，而应该想方设法去影响身边的人，尤其是那些平时不太上网的工人农民们。并且一些反馈信息，发到网上，让大家学习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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