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明眼人一看标题，可能就会知道这题材是写新中国历史的。这可不是好玩的，写新中国历史的“司马迁”先生还没出生呢！笔者本是一个低调的人，决没有做现代“司马迁”的野心，但却想做一回事后的“诸葛亮”。古人云：“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咱并不敢写正史，的确没那个能力，咱只是就近在网上挖掘一些史料，边阅读边思考边讨论边写作，为的只是弄个明白。咱也并不妄想自己就是那“诸葛亮”，但做个事后的“诸葛亮”，倒是可以努力的。何况，历史尘埃落定之后，我们可以看得更清楚一些。
这个题目已经构思多时了，笔者计划围绕这个题目写成一篇较长的系列文章。形式上将顺着笔者的思绪自然流溢，有可能会信马由缰，挖掘一点儿史料，然后分析、议论、判断，发表一点儿个人见解，因此，文章的体裁可能有点儿四不像。笔者唯一的奢望就是希望和网友们能够产生尽可能多的共鸣。因为众所周知的原因，错误将在所难免，史料的，观点的。欢迎网友们就文中的错误提出批评，一点也不必客气。即便是“诸葛亮”吧，也会犯错误啊。
系列文章均为心事浩茫原创。感谢诸位阅读。王婆卖瓜，自卖自夸，自信应该写的比较好看。究竟如何，还是请网友们慢慢地看下去，并提出您的高见！
（一）中国的新生
1949年10月1日，毛泽东主席向全世界庄严宣告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
提到开国大典，人们很容易想到毛主席那句震古铄今的名言：“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然而这句话并不是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讲的，而是在此之前的9月21日的政协开幕词中讲的。原文是：“诸位代表先生们：我们有一个共同的感觉，这就是我们的工作将写在人类的历史上，它将表明：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
中央人民政府是9月30日由人民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选出的。主席毛泽东、副主席朱德、刘少奇、宋庆龄、李济深、张澜、高岗，委员共56人。在10月1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首次会议上，又选举林伯渠为秘书长，任命周恩来为政务院总理，毛泽东为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朱德为人民解放军总司令，沈钧儒为最高人民法院院长，罗荣桓为最高人民检察署检察长。随后又任命了董必武、陈云、郭沫若、黄炎培四位政务院副总理。
这就是新中国首届政府的国家班底。这个班底的班底，就是以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刘少奇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毛刘周朱和此时已经劳累过度身患重病的“党的骆驼”任弼时同志，共同组成了缔造共和国的历史绝配。这是一个伟大的领导集体。在革命战争年代，巨人们的“天作之合”令人惊叹。但在和平建设时期，巨人们渐渐发生了激烈的悲情碰撞，更是令人唏嘘不已！个中原委，正是此文后续篇章中希望弄清一二的一个重要话题。
此时此刻，还必须提到为新中国的创建立下了不朽功勋的人民解放军主帅们，他们是：西北方面的彭德怀、贺龙；中原方面的刘伯承、邓小平；华东方面的陈毅、粟裕；东北方面的林彪、罗荣桓；华北方面的聂荣臻、徐向前；以及长期担任总参谋长的叶剑英。此时，由他们所统帅的人民军队已组编为一二三四野战军，正如秋风扫落叶一般，横扫国民党军残敌，将革命进行到底。他们是新中国的顶天柱啊！
此时此刻，还必须提到为新中国的创建做出过巨大贡献的党的早期领袖陈独秀、李大钊、蔡和森、恽代英、澎湃......已经为国捐躯的杰出将领叶挺、方志敏、刘志丹、彭雪枫、左权......
历史的天空群星灿烂。
古老的中国就此获得了新生，结束了积贫积弱、落后挨打、战乱不休、苦难深重的悲惨历史。六十年来，尽管我们走过了曲折的道路，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但我们的祖国日益强大。总的趋势看，中国的崛起已经势不可挡，无论是要“唱衰”中国的，还是要“捧杀”中国的，终究不能阻挡中国的进步。尽管我们今天仍然面临着巨大的困难，诸多不出可持续的因素仍在困扰着我们，因袭的历史重负仍在纠缠着我们，但是，我们注定要前进！
至今，仍有一些家伙还在那里诅咒伟大的新中国，面对新中国的巨大存在，难道不是向隅而泣般的可怜吗？难道不是螳臂挡车般的可耻吗？难道不是蚍蜉撼树般的可笑吗？
事后诸葛亮：六十年来的是是非非（二）
第一场较量（朝鲜战争的深度解读）
1950年6月25日，朝鲜内战爆发，韩国不敌朝鲜，人民军开始南进。6月26日，美国总统杜鲁门命令驻日本的美国远东空军协助韩国作战，6月27日命令美国第七舰队驶入台湾海峡，阻止新中国的统一进程。美国在苏联代表因抗议联合国拒绝接纳中华人民共和国为新成员国而自1950年1月起缺席的情况下，挟持联合国通过了组建联合国军干涉朝鲜的决议。英国、土耳其、加拿大、泰国、新西兰、澳大利亚、荷兰、法国、菲律宾、希腊、比利时、哥伦比亚、埃塞俄比亚、卢森堡、南非与韩国共15个仆从国和美军远东军组成16国联军，由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占领日本的麦克阿瑟上将统领。
9月15日，美军第10军于朝鲜半岛南部西海岸仁川登陆，朝鲜人民军腹背受敌，损失严重，转入战略后退。9月30日，周恩来发表讲话，警告美国：“中国人民决不能容忍外国的侵略，也不能听任帝国主义者对自己的邻人肆行侵略而置之不理。”但是麦克阿瑟认定中国不敢出兵与美国对抗，不顾中国政府的多次警告，于10月1日令美军越过北纬38°线（即“三八线”），19日占领平壤，并公然声称：“在历史上，鸭绿江并不是中朝两国截然划分的、不可逾越的障碍。”同时，美国飞机多次侵入中国领空，轰炸丹东地区，战火烧到鸭绿江边。10月8日，朝鲜政府请求中国出兵援助。中国根据朝鲜政府的请求，在毛泽东主席的主持下，作出了“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决策，1950年10月19日，中国人民志愿军在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彭德怀率领下，跨过鸭绿江，开赴朝鲜战场。
从1950年10月25日～1951年6月10日，为抗美援朝战争第一阶段。这个阶段，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采取以运动战为主，与部分阵地战、游击战相结合的方针，连续进行了五次战略性战役，歼灭了大量敌人，自己也付出了巨大的代价，曾经一度收复汉城，最终将战线稳定在“三八线”上。
经过7个多月的军事较量，美国政府认识到如将主要力量长期陷于朝鲜战场，则对其以欧洲为重点的全球战略极为不利，加之国内外反战情绪日益高涨，决定转入战略防御，谋求“光荣的停战”。6月初，美国政府通过外交途径向中朝方面作出了通过停战谈判结束敌对行动的表示。中朝方面经过五次战役，也深感在技术装备上处于劣势的条件下，要想在短时间内歼灭敌人的重兵集团是困难的。鉴于美国已表示愿意谈判，于1951年6月中旬，提出“充分准备持久作战和争取和谈达到结束战争”的战争指导思想，适时进行战略转变。
从1951年6月11日～1953年7月27日，为抗美援朝战争第二阶段。这个阶段，中朝人民军队执行“持久作战、积极防御”的战略方针，以阵地战为主要作战形式，进行持久的积极防御作战。其特点是：军事行动与停战谈判密切配合，边打边谈，以打促谈，斗争尖锐复杂；战线相对稳定，局部性攻防作战频繁；战争双方都力图争取主动，打破僵局，谋求于自己更有利的地位。
1953年7月27日，战争双方在朝鲜停战协定上签字，历时2年零9个月的抗美援朝战争宣告结束。时任“联合国军”总司令克拉克将军黯然说，他成为了美国历史上第一个在美国没有取胜的条约上签字的将军。据资料，中朝军队以伤亡63万人（其中志愿军39万人）的代价，共毙、伤及俘虏联合国军1093839人（其中美军伤亡约14万人次）。
重温这段非凡的历史，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关于中国应对外来威胁的姿态，关于战争与和平的抉择，关于战争的代价、战争的意义、战争的经验教训，以及这场战争对未来历史走向的影响与启示等，都值得我们认真地深刻地再解读再认识。
1、究竟该不该出兵？
抗美援朝是毛泽东一生中最难作出的决策之一。众所周知，当时新中国刚刚成立不到一年，中美两国实力悬殊，要使一个刚从战火中获得新生的人民共和国再次面临血与火的考验，同世界上头号帝国主义美国决一雌雄，下这个决心需要何等的气魄和胆略！
其实，从当时的实力对比和面临的巨大风险考量，反对出兵应属正常，当时林彪反对出兵，亦符合他一向谨慎的个性（不打无把握之仗嘛）。相形之下，毛泽东的胆略是超常的。毛泽东这样分析美国的长短：“他在军事上只有一个长处，就是铁多，另外却有三个弱点，合起来是‘一长三短’。三个弱点是：第一，战线太长，从德国柏林到朝鲜；第二，运输线太远，隔着两个大洋，大西洋和太平洋；第三，战斗力太弱。”最后，毛泽东在苏联只提供有限支持（拒绝出动空军掩护）的情况下，还是毅然决定出兵，在初选粟裕、林彪均因病难负重任的情况下，又选派彭大将军出征。
关于出兵朝鲜的问题至今仍存异议，一些“另类的事后诸葛亮”认为，中国出兵帮朝鲜打仗不值，付出的代价太大，恶化了中国的国际环境，影响了中国的经济建设和两岸统一。这种看法是建立在即便中国不出兵，美国也不会越过鸭绿江进攻中国的判断上的。持有这种看法的人应该补一补近现代历史的课。他们不知道历史上软弱无能、一味退让、乞怜求饶的巨大教训，他们不懂得中国人民自鸦片战争以来100余年落后挨打、任人宰割、割地赔款的历史悲情！他们不明白弱肉强食的森林法则只尊重强者的强盗逻辑！
最近，俄罗斯将前苏联有关朝鲜战争的档案解密，据说有证据显示这场战争是由北朝鲜率先发动的，但这并不影响中国出兵朝鲜的道义合理性。因为朝鲜战争最初只是朝鲜民族谋求统一的内部事务，美国率先强行介入，并将战火烧到中朝边境，而且蛮横干涉中国内政，封锁台湾海峡，其咄咄逼人的进攻态势激化了国际矛盾，加剧了中国国家安全的危机感，应对这场战争灾难负主要责任。
2、胜负如何评估？
一些“另类的事后诸葛亮”还认为，抗美援朝战争并无胜利可言。他们从双方的兵力损失和攻防的最终结局看问题，认为顶多打了个平手而且中国吃了大亏。其实，战争的胜负首先要看战略意图的实现程度，撇开有争议的伤亡数字不说，但从战略意图的实现程度看，“美国挟二战之余威，乘原子弹冲击波，傲视全球，谋霸世界，动用了近一半的陆军，三分之一的空军，一半的海军，几百亿的军费，付出很大的人员伤亡，却在一个刚刚成立一年的国家面前碰了个大钉子，没有实现其战略目标。其全球战略和国际声望受到了严重打击，而他的敌人却信心倍增。总起来说，美国在朝鲜战争中在军事政治上都是失大于得。而且这场战争使得美国在亚洲多了一个难以对付的敌手，一个刚站起来的巨人。”中国在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之后，“我们的胜利也是巨大的。抗美援朝战争的结果避免了美国直逼我国东北边防的态势，消除了美国对我国国防安全，特别是东北的直接威胁，使得东北这个当时全国最大的工业基地得以发挥作用。”（摘自“百度知道”相关文章）。实际上，中国的最大胜利在于如前所述所获得的巨大威望，美国从此再也不敢对中国轻举妄动。
3、这场战争的意义
保家卫国、反击西方霸权的进攻势头、打出中国人民的威风，这些还都是比较直接的现实层面的意义。要全面的总结这场战争的历史意义，还需要站在更高的历史高度鸟瞰。
我认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要从1919年算起。从1919年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是第一个历史阶段，这三十年，是中华民族在沉沦的谷底里开始全面觉醒，求独立、求解放、求统一的历史；从1949年到1978年改革开放，是第二个历史阶段，这三十年，是已经基本获得独立与统一的新中国探索发展路径、奠定发展基础的历史；从1978年以来，中国走上了改革开放、经济飞速发展的快车道，至今又三十年有余，又到了一个危机与机遇并存的新的历史关头；从现在开始，以“科学发展观”的出台为先兆，继之以势在必行的政治体制改革，中国正将进入新一轮的崭新历史。站在这样一个历史的高度看，抗美援朝战争在时间上正处于第二个历史阶段的开始，是开国之后面对外来威胁的第一场较量，在性质上却是第一个历史阶段的一个响亮的尾声！正是这场战争，彻底结束了中华民族的百年耻辱。
4、这场战争的经验教训及其对未来历史的启示
朝鲜战争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规模最大、损失最惨重的一次局部战争。这里所说的经验教训不是指战役战术层面的，而是指战略层面的，甚至是人类文化层面的一种思考。
实际上，这场战争一开始就被决策者限定为一场局部战争。无论是中国，还是美国，还是站在中国后面的苏联，都表现了一种极强的克制力，这是令人起敬的。杜鲁门总统和美军战场最高指挥官麦克阿瑟的冲突，就集中体现了这种克制力。杜鲁门坚决否定了麦克阿瑟为了扭转战场被动局面，要求美国政府扩大战争规模，攻击中国本土，甚至不惜使用原子弹的请求。毫无疑问，杜鲁门总统表现了作为一个政治家坚强的理性。如果杜鲁门听信了麦克阿瑟的馊主意，那么，祸害全人类的第三次世界大战就很可能已经发生了。退而次之，至少美国将因此无可避免的陷入巨大的、可怕的、无法取胜的战争泥潭，陷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而他最大的敌人苏联正隔岸观火。正如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布莱德雷在麦克阿瑟撤职后的辩论中，指责麦克阿瑟要把战争扩大到中国时说：“把战争扩大到共产党中国会把我们卷入一个在错误的地方，错误的时间和错误的敌人进行一个错误的战争。”
那种认为毛泽东只是一味斗争、狂热冒险、从不妥协的观点是一种无知的误解。毛泽东作出出兵朝鲜的决策是建立在忍无可忍抗击侵略的正义的基础上，是建立在知己知彼、对战争利弊充分评估的基础上，是建立在上下同心、同仇敌忾、充满自信的基础上，是“艺高人胆大”。而今天某些动不动喊打的所谓“爱国者”，他们具备什么呢？徒有“胆大”而已。认清这一点对我们正确应对周边安全局势具有重要的意义。当前，朝鲜半岛仍是存在极大战争风险的热点地区，东海、南海、中印边境等多个地点的主权纠纷复杂敏感，安全隐患长期难以消除，这些都需要极高的智慧和斗争艺术才能逐步化解。我们要告诫那些好斗的“鹰派”们，“兵者，国之大事，生死之地，存亡之道”，一定要稳住阵脚，“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切不可盲目冲动，四面出击，自毁长城。我们还要告诫善良的“鸽派”们，弱肉强食的历史还没有终结，敌对势力亡我之心不死，国际形势诡吊多变，战争风险依然存在，因此，必须保持高度警惕，果断应对突发事变。
历史是进化的，“和平与发展”正越来越成为人类的共识，在战争风险依然存在的现实条件下，“准备打仗”，是为了“永不打仗”，这也是一种历史的辩证法，总结朝鲜战争的历史经验，是为了这种大国之间的大规模战争永远退出历史舞台，成为一种“历史绝唱”。毛泽东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中早就指出：“战争的目的是为了消灭战争”。他还无比自信地说：“人类战争生活时代将要由我们之手结束，我们所进行的战争，毫无意义的是属于最后战争的一部分”。
附注：战争伤亡及缴获
中朝军队方面
据中国官方的统计，朝鲜战争期间中国志愿军伤亡50万余人次，阵亡、病故171687人，负伤22万人（扣除多次负伤人次），合计伤亡39万人。中朝军队伤亡总人数约63万人。另见抗美援朝纪念馆。部分来自美韩及其他渠道的资料称志愿军伤亡人数在一百万以上甚至三百万以上，这根本是不可能的。因为据中国官方近十几年来公布的数字，在整个抗美援朝战争期间，中国以轮战方式先后入朝参战的各种部队共计190万，补充兵源近50万，共计240万。另外，还有东北军区60万支前民工入朝出战勤。所以根本不可能有三百万的伤亡数字。
另外，志愿军还有2.1万人被俘，其中7100余人返回大陆（其中有440人是在中立国部队监管下，经我方解释工作后返回的），14000余人去了台湾或其它中立国。被俘人员数字不存在争议。
“联合国军”方面
联合国军方面，美军伤亡约14万人次。其中阵亡美军36570人，负伤10万余人次，扣除多次负伤后的负伤人数不详。韩国方面数字并未有结论，许多早前公开数字包括平民伤亡，但无论如何，以韩国人力，不可能有多达百万军队伤亡。近年根据当年人口普查资料推断，所谓伤亡失踪百万应该是军民合计数字。韩军的伤亡约在30万-40万之间。根据中国的资料统计，被中朝军队共毙、伤及俘虏联合国军1093839人。
武器损失
志愿军方面
志愿军共损失坦克9辆、飞机231架、各种炮4371门、各种枪87559支（挺）。
“联合国军”方面
被中朝军队击落、击伤敌机累计共12224架；击沉击伤舰艇250多艘；击毁、击伤及缴获敌坦克3000
（资料来自百度百科）
另附一则网友点评及博主回复：
新浪网友2010-06-25 10:51:12[回复]
博主回复：2010-06-25 11:45:57[删除]
感谢这位网友的关注！数据是引用“百度百科”有关文章中的资料，是否水分太大？另据资料，美国防大学校长劳伦斯上将80年代末访华时，曾承认美国空军在韩战期间共损毁飞机3000余架（注意，不是击伤！）。这些被击落的飞机绝大多数是被地面防空炮火击中的，刚刚组建的空军只击落330架。在持续三年密集火力的战争中，
事后诸葛亮：六十年来的是是非非（三）
用二人之头换来二十年廉政
新中国脱胎于旧社会，所以，中国共产党人要建设一个理想的社会，最大的难题就是防止旧势力、就习惯、旧文化、旧思想的卷土重来，防止“资产阶级糖衣炮弹的进攻”，防止蜕化变质，说到底就是“反腐败”！
早在1949年3月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在中国共产党将由通过武装斗争夺取政权向执掌政权地位进行重大历史性转变，党的工作重心将由农村转向城市、由革命转向建设的历史性全面转折的关键时刻，毛泽东就高瞻远瞩地向全党提出谆谆告诫：“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尤其值得注意的的是，2002年12月，十六大刚刚闭幕之后，新任总书记胡锦涛携中央书记处同志到西伯坡学习考察，再次重温毛泽东提出的“两个务必”。
就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１９５１年底到１９５２年１０月，中共在党政机关工作人员中开展的“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和在私营工商业者中开展的“反行贿、反偷税漏税、反盗骗国家财产、反偷工减料、反盗窃国家经济情报”的斗争，统称为“三反”、“五反”运动，这其实是一场广义的反腐败斗争。刘青山、张子善案件就是在这一运动中查出的最大一起贪污腐败案。
刘青山，１９１４年生，河北安国人，雇工出身。１９３１年６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中共天津地委书记，被捕前任中共石家庄市委副书记。张子善，１９１４年生，河北深县人，学生出身。１９３３年１０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中共天津地委副书记、天津专区专员，被捕前任中共天津地委书记。１９５０年至１９５１年他们在担任天津地区领导期间，盗窃地方粮款２８９１５１万元（注旧币１万元合新币１元）、防汛水利专款３０亿元（还１０亿元）、救灾粮款４亿元、干部家属救济粮款１４０００万元，克扣修理机场民工供应补助粮款５４３３０万元，赚取治河民工供应粮款３７４７３万元，倒卖治河民工食粮从中渔利２２亿元；此外还以修建为名骗取银行贷款６０亿元，从事非法经营。以上共计１５５４９５４万元。他们还借给机关生产名义，进行非法经营，送４９亿巨款给奸商倒卖钢材，使人民资产损失１４亿元。还派人员冒充解放军，用救灾款从东北套购木材４０００立方米，严重影响了灾民的生产和生活。在获非法暴利、大量贪污之后，任意挥霍，过着极度腐化的生活。经调查，刘青山贪污达１．８４亿元（旧币），张子善贪污达１．９４亿元（旧币）。
刘青山、张子善被处以死刑。枪声一响，举世震惊。老百姓说，这两个人头换来了中国官场上至少20年的廉政。
“拿我做个典型吧，处理算了，在历史上说也有用。”这是刘青山的遗言。“伤痛！万分伤痛！现在已经来不及说别的了，只有接受这血的教训！”这是张子善的遗言。
这个令人万分伤痛的教训能给我们什么样的启发呢？面对今天汹涌肆虐的腐败，我们不能从这段历史中有所受益吗？
整治痼疾需用重典！最近20多年来，腐败现象愈演愈烈，其罪在谁？今天的腐败，恐怕早已不是“两颗人头”所能威慑得了的了，反腐之剑已经要了胡长清的命，要了成克杰的命，要了郑筱萸的命，很快就又要要文强的命，但是，腐败的势头有所收敛吗？这就好比是一个人的机体发生了大面积的溃烂，只剜几刀是解决不了问题的。或许我们已经失去了整治腐败的最佳时机，但亡羊补牢犹未为晚，必须痛下壮士断腕之决心！不是吗？
对于这段历史也有做出反面思考的，他们认为反腐败不能靠运动，不能靠人治，法制和制度建设才是治本之策。这种观点对于国家草创时期来说未免不够厚道，但对于现在来说却有很大的认识价值。只是不幸的是，尽管今天反腐败的法律条例规章制度早已汗牛充栋，好像其疗效也并不尽如人意。那么问题出在哪里？还是要从制度上找原因。我们缺失一条最根本的制度，那就是民主制度！只有通过政治体制改革，健全人民民主制度，放手让人民选择公仆，让人民监督公仆，才能从根本上解决腐败问题。
后话：腐败问题是当今社会最受关注的问题，平心而论，反腐败的力度还是在逐步加强的，只是距离人民群众的期望值还有差距。如何才能尽早了却这一国家之痛，每一个公民都应该尽到自己的力量。关于反腐败的话题，草博也曾献言献策，现将一篇旧作附录于后，请网友们讨论批评。
献策反腐败只需三板斧
腐败问题自上世纪八十年代后期就已成为举国瞩目的一大难题,这场持久战已打了二十年,战果如何呢?屈指算来,腐败分子倒也消灭了不少，甚至还干掉了象陈希同、陈良宇那样的超级大鳄，陈良宇倒后，人们曾为之振奋，但过后感觉又象是注射了一只“强心剂”，不解决根本问题，最近，郑筱萸被判极刑，再次显示了中央反腐败的坚强决心，这难道又是一只“强心剂”吗？反腐败问题已经困绕了我们整整一代人的时间，人民已经不能再等待了。那么,如何破解反腐败难题?愚以为，只需三招矣！
反腐败虽难,但中纪委却势如破竹,破获了一个又一个惊天大案,让人一次次振奋,无奈中纪委三军可夺帅,却破不了众敌,这是为什么?各地"勤王大军"不作为（或者说是难作为）。究其原因，无非体制问题，各级纪委受制于各级党委，根本谈不上对同级党委的监督，对下一级主官的监督也非常有限，对下下一级则又鞭长莫及。纪委作为一级级降低，县以下就完全形同摆设，这样的“反腐大军”，如何有战斗力？问题既然如此明了，应对之招其实早已有人在呼吁，如果改革纪委监察系统管理体制，对各级纪委监察部门实行垂直管理，将人事和经费管辖权收归中央，割断地方大员对纪检监察系统的干扰，就等于铸造了一把“一插到底的尚方宝剑”！另外，加强纪检委的权利，通过纪委统一协调，整合监察部门、审计部门、检察院反贪部门、公安侦查部门等所有惩治腐败的力量，何愁反腐败难题不破？果如此，则“中纪委”无处不在，腐败分子无处可逃！当然，如何加强纪委监察系统建设，以及如何对纪委监察系统进行监督，则是相关的另两个重要问题，但这里不再述及。
惩治腐败的关键在上头，俗语说上梁不正下梁歪，反之，上头“正”了下头谁敢不“正”？我们有一个值得信赖的“中央”，这正是希望之所在，中央应该痛下决心，首先加大对省部级的廉洁治理力度，然后重心逐级下移，一级一级治理。试想，省一级清廉了，何愁市县不清廉？市县一级清廉了，又何愁乡镇不清廉？此乃“上行下效”。要改变目前查处腐败分子“东一斧子西一榔头”的做法，分级别分地区以点带面逐级下移，有计划有部署的打他一场场有声有色的反腐战役，刮起一场场“自上而下的龙卷风”！不如此，则我们就有可能遭遇“自下而上的风暴”！我们如何选择？难道还不应该下决心吗！
腐败问题其实是个历史难题，也是个世界性难题，历朝历代都走不出最终腐败衰亡的怪圈。早在延安时期，毛泽东在同黄炎培的那场著名谈话中宣称，共产党人找到了跳出“政权兴衰周期率”的新路，那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几十年过去了，我们每每想起这个故事，真实令人感慨万千呀！我们如今面临着严重的腐败问题，难道真的又要走历史的老路？不少贤者都在考虑治本问题，比如制度建设，其实我们的制度不可谓不多，但效果似乎并不令人满意。为什么？因为我们仍旧缺失那个最根本的制度，那就是民主！那个本应是共产党人追求的东西！
我们必须承认我们的民主还很不健全。现在，中央正在采取措施改善党内民主，这真是一个大好的兆头，如果我们的民主不断健全，如果我们的民主不断扩大，如果人民真正成了国家的主人，如果人民能够决定领导者的进退，则何愁不能根治腐败，何愁不能彻底跳出“政权兴衰周期率”？
要让“反腐败亡党，不反腐败亡国”那个令人触目惊心的悖论成为历史上的笑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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