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5月25日 ，辛子陵在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发表了题为《两种政体下国家领导人的不同遭遇——兼论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性》的讲演。辛子陵在这次讲演中祭了一个“钢鞭材料”：
【“为了使大家有一点感性认识，我们讲一个村子里的真人真事，看看所谓奔向共产主义天堂的人民公社制度是怎么回事。据毛泽东的秘书田家英1960年在浙江省富阳县环山村环二大队的调查，一个劳动日日值是3分，就是说农民劳动一天挣来一根冰棍钱（当时最便宜的冰棍3分一根）。富阳地区是著名的鱼米之乡，人民历来丰衣足食。公社化后一个中等劳动力在队里干一年活，只分2元5角3分，换不回口粮。全队224户，户户倒挂，都欠队里的债。全队共有人口803人，人均欠债48元1角8分。（《毛泽东和他的秘书田家英》，中央文献出版社1989年版第182页）”】
这让我想起了袁腾飞说的，毛泽东时代农民1年劳动报酬10元，我原来只是认为，袁腾飞信口开河而已，殊不知，他的说法还真是有“来历”的哦。看，既然“一个劳动日日值是3分”，那末，按此标准计算，一个劳动者的年值（以333天计算）就是约10元了。
天哦，这些人都是高级知识分子，辛子陵还是个经历过1960年的老家伙，怎么这样“满嘴跑火车”？
1960年，毛主席为了纠正“一线”领导的错误，派田家英等人去调查最差的和最好的生产队。我没有看过《毛泽东和他的秘书田家英》，所以，对“田家英”不评论。但是，我是过来人，可以对辛子陵上面这段话评论，并且做点延伸。我评论、延伸的方式是讲真相：
一、1960年，是“吃大锅饭”，吃公共食堂，哪怕你家里有20个老人、孩子，没有人出工干活，也都一视同仁、按照生产队统一的标准“打饭”；“随便舀”的时候，都随便舀，只能给一碗粥时，每人都一碗粥。根本就不存在【“换不回口粮”】这个“伪命题”。
二、【全队224户，户户倒挂，都欠队里的债。全队共有人口803人，人均欠债48元1角8分。】照此计算，欠债总共38688.54元，在当时，是“天文数字”，这些钱给谁？当时生产队几乎没有什么要买的。事实上，1960年根本就不存在这样的“欠债”问题（如果存在欠债问题，就不存在“共产风”了）。
1961年五六月份食堂“下放”，以后，才有评记工分等核算命题，搞核算就是为了纠正“没有欠债”的“大锅饭”。搞核算后，家里人口多，而出工人口少，挣工分少，投资也少的，为了分回口粮，当然要向生产队补钱。那些挣工分多、投资多、人口少的，分粮食也受到限制，当然就要进钱；“补钱”实际上就是补偿那些人“进钱”。哪能【全队224户，户户倒挂，都欠队里的债】？一点逻辑都不顾及了，满嘴飞火箭！
三、1965年，我们学校政治课讲“社会主义教育运动23条”。老师讲到激动处说：有山区最落后的生产队，10分工分，一个劳动日值，居然仅仅值8分钱，这样的生产队，当权的，肯定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运动，就是整这些人的。
那个时候，我记住了“居然8分钱”。哪成想，现在竟然钻出个1960年的“日值3分钱”（其实，1960年农村根本就没有“日值”核算）。
人们通常说的“一个劳动日日值”，实际上只是“10分工分”的代名词。生产队劳动，按照有关规定，你干一天，可能只能挣8分，也可能挣20分，甚至三四十分。不正派的干部，就想方设法给自己多记工分。工分“泡沫”多了，“日值”当然就贱了。
我的父母，从1961年开始，到1982年（除开1975年），每年下半年搞副业——弹棉花，每天给生产队交2元钱，记20分。生产队历年的日值（10分工分）在0.25至0.65元之间。1965年“四清”运动那年提高最多。
我父母一天能挣10元，交2元评20分参与生产队分粮食。其余8元（一个月则240元）改善家庭生活；还努力养猪。肥料作为投资，也参与分配粮食。1974年前后，我家3个猪圈，一年出肥猪八九头。国家返给部分肉票，奖励粮票、布票等。我父亲的“经济学理论”是，多吃肉就少吃饭，宁肯把许多粮食拿来喂肥猪。所以，我家基本上是，吃肉隔顿不隔天；基本上不吃剩饭、剩菜，因为剩饭剩菜都喂猪了。而许多农民，却不得不把国家返给的肉票、布票、粮票等，拿到自由市场去卖，换钱花。
所以说，某些人之所以攻击国家配给城市人口的粮票、肉票、布票少，其实是，他不知道，这样做，既保证了城市人口的基本生活，又保护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和农民利益。城市人口想吃多的，那就到自由市场去买“高价”吧。毛泽东时代，才是顾及全国人民根本利益的和谐社会。
四、前面说“（除开1975年）”是怎么回事？那年“割资本主义尾巴”哦。我以前曾经写过文章，讲文革中有一年“割”我们家“资本主义尾巴”的趣事，但把时间记混淆了；我前不久才查证明白，那是大张旗鼓“全国农业学大寨”那年，“整顿农业”的1975年。
打住，文章太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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