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毛泽东返回神（中）

把毛泽东返回神（中）　　

---《红歌、信仰和精神》之七　　

关于毛泽东崇拜的讨论是探讨重庆模式的深化，当笔者把红歌、信仰和精神作为命题的时候，不能不走进当代中国人的精神世界。问题其实也就在于，我们的民族到底需要什么样的一种精神？这个问题既是因应当代社会物质进步的提出，更主要的动力则来自于当代社会思想的苍白和混乱。如果说，文革结束之季发生的“四五”事件显示了中国社会对老一辈精神的纪念和继承，是其后34年社会发展的精神动力所在，但是34年后的中国到处充满浮燥的喧嚣，这个事实本身就在证明34年前发生的那个信念已经衰竭，而我们社会的进步需要新的精神。　　

一）需要一种精神　　

一穷二白的中国已经过去，现实的社会已经改变，对于现实的重庆模式的叙述，崔之元教授有一个“全世界小资产阶级联合起来”口号，他要表达的意思中很重要的一点是，无产阶级不能永远“无产”下去，无产阶级也要走上富裕的道路，这样的一条道路就是共同富裕的道路，让大多数――甚至是所有的人都拥有资产――在目前的阶段就是成为小资产阶级。　　

笔者在前面章节中阐述了相似的观点，笔者认为，在“先富”一族出现之后要开始“共富”的第一步，即应用王安石的青苗法、朱熹的社仓法或蒲鲁东的“无息贷款”，使得受到现代企业锻炼的、具有现代知识训练的大众群体成为中小企业者，这一个宗旨在于让每一个人都有“我要当老板”的机会，并以此作为推动社会进步的源动力。　　

这样的构想并非不完美，但是现实的回答依然残酷，“从社仓法的失败看重庆模式的危机”一节谈的就是这样的问题，当然这不是“历史”性的猜想，前期在中国出现的依赖于官僚体制的民营企业困境――典型的如赖昌鑫困境，清醒地提醒“中小企业”论和“小资产阶级”论面临的、可能的危机，或者说是重庆模式的危机。　　

很有意思的是，主张右手拿着亚当－斯密的《道德情操论》，左手拿着亚当－斯密的《国民财富论》的哈佛大学经济学博士邹恒甫，连自己都被新自由主义者的张维迎开除了。大约后者觉得《道德情操论》碍事，不如《国民财富论》来得放松，于是发生了“院长残酷对待手下教授”事件。当然，这不是个人的冲突，而是运作模式与运作理念之间的统一性的问题，对于新自由主义者而言，他们的强悍常常令人惊讶――他们是一群不系安全绳的蹦极者。　　

要不要《道德情操论》所主张的精神――尽管这本书因为温家宝总理的推荐已经引起人们广泛的注意，事实上这个问题并不在于知识上的扩充，而是政治、经济利益上的平衡，因此对它的理解如此之难，尤其是处于劫掠性致富时期的当代中国。这样的时期相类于巴黎公社起义的时代――原始资本主义阶段，当其时，马克思和恩格斯对蒲鲁东主义的批判实质上也是从《道德情操论》上说的，在他们看来19世纪的法国如此混乱，如果不能够从本源上剖析政治经济上的问题――例如从价值论达于剩余价值论，企图依靠一些如同“无息贷款”的操作，是无法改变社会的现状。　　

所有的问题都归结一个根本性的一点，即社会精神的建立。如果缺乏崇高的精神力量的支撑，无论是“中小企业”论还是“小资产阶级”论，都将步“青苗法”、“社仓法”的后尘。笔者以赞许的目光注视重庆模式，很重要的一点就在于重庆模式建立于一个充满生命力的精神氛围――红歌、信仰与精神，而关于“把毛泽东返回神”的观点是对这种精神氛围的提炼和精粹。　　

二）中国模式的两个属性　　

令人依然信心十足的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相关性其实早已经成为社会共识――现在的问题仅仅只是这种共识受到挑战而已。从双文明的角度看，所谓的中国模式其实具有基本的两个属性：　　

其一、社会主义只是一个过程　　

在这一过程中，残余封建主义阶段（雍正模式）、初级资本主义阶段（广东模式）、小资产阶级的共同富裕阶段（重庆模式）、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小康社会）等等，所有的阶段都是有序进程中难以或缺的程序。在哲学中顺序是具有决定性的，因此在制度演变中顺序也是具有决定性的，无论是停滞或是超越常常只能导致冲突和混乱。　　

有序的程序说明了现实社会的演变具有大自然一样的生命力，这一点只能从现实的、正在发生的客观环境中来感受，这就是笔者讨论重庆模式而立足于其生命力探索的原因。　　

其二、共产主义是一个永远的导向　　

王安石的“青苗法”是“外王”的主张，是重“利”的，用现在的叙述就是“效益为先”；青苗法失败后，仕子的思想转而为“内圣”，也就是重“义”，这一点在朱熹与陈亮的讨论中有所表现，最终以朱熹理学集合了绝大多数的学者达于共识为证明，朱熹的“社仓法”较之“青苗法”更具理性即在其所具有的文化内涵。　　

但是，“内圣外王”终究是仕子的思想，并不是社会的共识，朱熹的社仓法失败了，以东林党人为代表的晚明新经济主张失败了，以袁世凯和蒋介石为代表的新思维也失败了。自由主义者为胡适不能入政感到惋惜，其实胡适，或者是李慎之，或者是当代的自由主义者，无论给予他们多大的权力，都不可避免地将中国带入晚明和民国时期的大混乱，他们甚至比袁世凯和蒋介石还糟糕，因为在一个缺乏精神――共识的社会，自由等于纵恶，纵恶等于自我毁灭。　　

当一个社会缺乏一个共识即一个精神世界的时候，社会的混乱是不可避免的，无论是朱熹、东林党人还是袁世凯、蒋介石及于胡适、李慎之与当代的自由主义者都只能收敛于仕子文化，根本代表不了社会的共识。事实上，当我们欣赏当代自由主义者提倡的所谓新自由经济或所谓的法治、民主、宪政，它们的空洞化如同我们在节日里看到的纸马草龙，个中本无灵魂，惊其艳尔。　　

代表社会共识只能是大众文化，例如把上帝作为全民之主的新教，例如引导中国大众文化演变的毛泽东思想。对于欧亚大陆两端的东、西方文化而言，新教是对基督教文化的突破，毛泽东思想是对儒教文化的突破。如果说西方的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把文化从僧侣为上帝代言的专制文化中解放出来，中国近代所发生的文化革命是从仕子的“天人合一”（代天行言）的文化专制下把大众文化解放出来。对于人类两大文化体系，新教与毛泽东思想具有相同的意义，也唯有这两大思想体系证明了人类最新的、最先进的文化成就。　　

三）泛神论――新宗教的概念　　

作为大众文化的毛泽东思想，如同新教，必然有宗教的特征，笔者在文章《儒学的出路何在》中认为：　　

“宗教是大众的哲学，和政治哲学的儒学一样都实现于社会现实，但是政治哲学的儒学主要的是体现于制度，在社会影响上则体现于教育。宗教是以文化的方式影响制度的，不如儒学之于政治之直接。”　　

在这里，作为仕文化的儒学本身就是政治权力的附属物，直接服务于政治；而大众文化，是社会自然环境的反应，包含人的直接的情感和间接的理性。情感主要表达于宗教，而理性则是情感的深化而成就哲学，文化大革命的过程典型地显露出大众文化的这样的两个属性：对毛泽东的崇拜和对毛泽东思想的理解。　　

在这里有一个必须澄清的是宗教和迷信的关系，当笔者提出毛泽东崇拜或把毛泽东返回神的时候，左派和右派的一些人都认为不妥。这些疑义产生的现实文化背景即在于南宋出现于浙东的事功主义、清初出现的颜李实学、近代思想家如胡适类的实用主义，也在于当代的庸俗唯物主义，这些学说共同的特点就是无法深化于社会思想的本源，也就无法达于“神”。　　

与新教徒说“神”是比较容易的，新教徒的神论是泛神论，与前期专一神的膜拜不同的是没有迷信的成分。所谓泛神论，或如孔子的观点“祭如神在”――其实没有神，但是我们创造了一个神，作为我们共识的形象，它的神圣性把神的信念――社会的共识贯彻于我们的内心世界，我们因此能够自觉、自律、自为而自由。当物质和精神的所谓第一和第二性如此接近而如同中国的阴阳之道的时候，辩证法对认识论的解释实质上即泛神论。我们把毛泽东视为神，事实上也立足于泛神论。　　

泛神论的概念一般认为是出自于犹太哲学家斯宾诺莎的学说，在《伦理学》中斯宾诺莎写到：“贤达者，只要他被认为是贤达者，其灵魂绝少扰动，他按照某种永恒的必然性认识自身，认识神，认识物，决不停止存在，而永远保持灵魂的真正的恬淡自足。”斯宾诺莎的神是一个哲学家，他的神表达了一个抽象而大众化的概念，而不是犹太教团所主张的神权。　　

斯宾诺莎是反犹太教的，他的泛神论是对犹太教团的神权的否定。当神权的专制被否定了，人的灵魂闪射出神灵的光芒，罗素惊讶地评论：“斯宾诺莎是伟大哲学家当中人格最高尚，性情最温和可亲的。按才智讲，有些人超越了他，但在道德方面，他是至高无上的。”　　

我们还可以从新教改革者马丁－路德那里感觉到解放了的人性走向神性的欢快，当马丁－路德面对罗马使节的审判时，审判者问到：“你愿意谁作你的审判官？”　　

马丁－路德大声回答：“教皇并不能审判神的话和我们的信心，每一个基督徒都必须鉴察和审判自己。”　　　

审判者如同当代中国的精英法官一样声称，他们审判所依据的乃是从教皇那里抄来的，是维系法治的、神圣的法律条文。而马丁－路德却明确地回答：　　

“圣经在外！”　　

他在告诉审判者，法律体现的于圣经，而不是教皇的意愿。　　

马丁－路德告诉审判者：　　

“在这件事上，我靠着耶稣基督的恩典，绝不退让，绝不屈服。”　　

在马丁－路德的信念中，上帝是属于人民的，“圣经”、“耶稣基督的恩典”都是人民的意志，他牢牢立足之处即大众文化。　　

关于“神”的理解，实质是一个社会进步的过程。令人惊讶的是，每一次这样的进步都为社会自身带来惊人的变化。　　

例如中国远古的殷商崇拜的是君主神――唯有处于统治位置的那个家庭的祖宗才是决定一切的神。但是到了周朝，这个观念改变了，周统治者确认所有的部落或家族的祖宗都是神，只是在神界中也和人间一样存在等级。只是这样的一个改变，殷文化瓦解了而周文化聚集了数千个散乱的部落，成就先秦人类社会最辉煌的一个王朝。如果没有这一个聚合，现代中国也许也处于四分五裂的欧洲状态，或如百里称王的阿拉伯和非洲。无法想象对于“神”崇拜的一个改革能够带来如此巨大的辉煌，于是包括殷后裔的孔子也声称“吾从周”，忠心耿耿地宣扬周文化。　　

同样的，马丁－路德和斯宾诺莎关于“神”的广泛性的解说，引导了一个“民主”时代的到来，而最能够实践这一个大众文化的盎格鲁――撒克逊文明为人类社会创造出了英美两个超级大国。一个文明如此，一个信念如此，令人叹为观止。　　

同样的，以刘少奇等老一辈政治家发起的毛泽东崇拜，也是把大众文化推演至大众之“神”的位置，于是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一个病夫式的民族竟然能够打败世界上最强大的帝国统领的战争集团，一个积弱的民族居然有了60多年持续的大发展。笔者相信，建立起崇拜毛泽东，促使大众文化进入“神”的高度，中华文明当然可以逾越盎格鲁――撒克逊文明。　　

四）“神”是社会共识的高度凝聚　　

“神”论的迷信特性只是文化衰落时期的特征，读罗尔斯的《正义论》后，笔者在西方和中国的文化史中寻找“正义”的河流，而在诸神的世界里看到了人类正义的流淌。例如在基督教的发源地，那些纷杂的咏叹声里关于正义的祈述如此醒人。　　

《沉思录》是温家宝总理“天天放在我的床头”的书，这是马可－奥勒留关于人生的思考――“写给自己的书”，令人感兴趣的是这个罗马皇帝是一位斯多葛学派的哲学家。罗素在《犹太人的宗教发展》中写到，基督教包括三种要素之一，即“哲学的一些信念，主要是来自柏拉图和新柏拉图主义者，但在部分上也来自斯多葛学派”。在这里罗素肯定了哲学在宗教中的地位，这是基督教成为2000多年来西方文化的重要原因之一，所谓宗教――上帝――神灵，其内核其实是一类以人生感悟演绎而生成的哲学思想。　　

斯多葛学派的显著人物实际上包括三个层面上的人物，他们是马可－奥勒留、塞涅卡与爱比克泰德，他们分别是皇帝、大臣和奴隶，他们的思维是同一时期、同一类型的思维，体现了神权出现、奴隶制崩溃的时代的正义，我们因此能够肯定神权在历史演变过程所具有的进步性。　　

作为斯多葛学说的一部分，马可－奥勒留在位近20年的人生感悟事实上构成基督教的精神之一，对于后世的文化有着决定性的意义，温家宝总理的阅读是在理解精神生活的本初阶段，如同黑格尔所言：“精神总是要通过自力以返回它原来的统一。”　　

马尔库斯－奥勒留是这样理解人生的，他说：“人就是一点灵魂载负着一具尸体”；爱比克泰德则认为，在世上我们都是囚犯，并且被囚禁在现世的肉体之内。这些观念后来都演变为基督教的基本信念，灵魂与躯体的分离似乎不太合理，但是灵魂如果有所追求，躯体的行为也就规范得多了。例如抵御金钱、色情诱惑的能力就强多了，令人厌恶的贪官污吏自然少多了，人们不会为躯体的一点点荒唐去污染灵魂的圣洁。　　

灵魂－精神－神，对于一个合理的社会如此重要，正如《易》曰：“一阴一阳之谓道，继之者善”。奥勒留认为，根据理性选择“至善的东西”加以坚持，“每个人都是可以去寻找他自己的至善”。〔《沉思录》〕。在混沌的世界里有许多由阴、阳规定的道，而有一条道向往着人性的善；善内孕于一个圣洁的形象，它就在道路的前面引导着我们，它就是那个神。　　

我们事实上能够知道宗教并不是迷信，是内涵丰富而缜密的人类思维，作为宗教的“神”，即在其外在的形象，更重要的是其内在的精神。笔者所说的“把毛泽东返回神”，作为个人，毛泽东已经离开我们了，也就是说个人崇拜已经没有现实意义了，因此这里的“神”指的就是“内在的精神”――毛泽东思想。　　

中国人把生命之源的祖先称为神，西方人把上帝称谓神，印度人则认为神应该是佛祖。中国的祖宗神疲倦了，天之子没有了，仕子们本来就是帮闲，终于人民有了自主的意识，于是今日的中国人把毛泽东看成中华民族的神。　　

五）我虔诚地站在毛泽东象前　　

斯多葛学派的另外一个学者克雷安德已经进入了神的世界，他写下一个充满基督教气质的短祷： 　　

宙斯啊，引导我；命运啊，请你引导我前进。 　　

无论你差遣我做什么工作，请你引导我前进。　　

我毫无畏惧地追随你，哪怕是猜疑使我落后或者不情愿，　　

但我也一定永远追随你。　　

而在前面引导着笔者的并不是宙斯，而是那个工人、农民的领路人毛泽东。5年前笔者写下这样一个充满感性的文章《我虔诚地站在毛泽东象前》，发表后有人质疑文章的真实性，因为文章把毛泽东去世的时间写错了。我告诉他们，这是我真实的、曾经的感觉，感觉只问自己而不求证于其它，它因此才能表达发自内心的虔诚。　　

文章写到：　　

30年前一天的早上，我是一个新工人，一个刚刚上完大夜班，在工地澡堂把自己泡得晕乎乎的工人。当我走出澡堂的时候，天还是阴暗的，而另一件令人们吃惊的是，早晨的广播出现了令人心悸的哀乐。对于我们工人来说，这是非常残酷的一刻，大家都痴痴地站着，站着。。。。　　

当年长之后，总觉得有一种责任，要告诉人们，曾经有一个真正的工人农民的领袖，带领工人农民去创造属于工人农民的幸福。当我进入文史哲，我明白了，毛泽东思想就是人类的终极精神之所在，理性和现实的背离已经在这里走向统一，人性中种种缺陷在这里如同冰山在消溶，人类的本质“善”已经逐渐显露并且开始成为现实的存在。　　

在信仰混乱的时期，工人和农民的困苦象浓雾迷漫，于是常常发表一些文章，希望能够看到引导中国人民的信仰，就象看到美国人虔诚地祷告于上帝的十字架前。不要让极端主义，不要让坑害民众的政策理所当然、招摇过市。毛泽东的思想也因此成为我的研究对象。　　

已经好几年了，即使《儒学兴衰――毛泽东思想与儒的相关性》一文也是写在04年――后来我发现了许多转帖，使我常常感觉到自己的追求――感谢那些转帖者。尽管每一次，走到毛泽东思想之前，我都感到自己的贫乏，于是又开始各方面知识的积累和求索。　　

而这种求索使我看到现代中国人思想的贫乏，贫乏到他们常常因为无知而狂妄。例如自命文化保守主义的一些人，也包括一些幼稚的自由主义者。于是在一篇《以感恩的心态面对社会》文章中，在谈论对毛泽东思想的信仰的时候，也对社会上种种丑恶的派系作了揭露和批判。这又是一篇转帖极多的文章。我因此看到了中国的人心向背，我因此看到了中国的希望。　　

正如诺丁汉大学的杨校长所言，中国的教授难有称职的教授。其实不仅仅是理科，社会科学类更是如此。那些纸上谈兵的先生们，空谈何日休？那些无知的学者们，什么时候放下莫名其妙的架子去感受现实的生活？　　

知识化的工人们，那些愿意成为工人阶级一部分的知识分子们，让我们一起虔诚地站在毛泽东的象前，为了工人农民的中国，为了永远的中国。　　

壶公评论写于06－09－09　　

壶公评论2011－08写于麒麟山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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