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淡水暖
胡德平先生最近很忙，又是主持精英云集的研讨“大会”，又是飞到广州签字售书，研讨“大会”的内幕草民略知一二，考虑版主很累就不说了，就说说这本书《中国为什么要改革—思忆父亲胡耀邦》，因为草民看了媒体对胡德平先生关于此书的采访觉得眼前一亮，很有“新得”。
其一，从本书的标题到内容，都可以看出，德平先生的父亲胡耀邦同志不愧是改革开放的总策划、总先锋，某报有公开报道，这一点已经由贤达、“党史专家”何方先生验证过了，德平先生再用一整本书把这个观点坐实，可谓眼前一亮。
其二，胡德平先生对媒体说“1973年，他在一次出差西藏的过程中，遇见了两位逃到西藏教门巴人编竹筐的‘江西老表’，胡德平说：‘他们的劳动在当时都是非法的，这是资产阶级的自发势力呀！这是我在‘文革’中，最先看到的个体户，民营企业的一个雏形我看到了。他们说我们干吗在家里搞‘文化大革命’啊，我们干吗去‘斗私批修’啊，我们有我们的手艺，我们可以用我们的手艺来挣钱，给我们的儿女买课本，给老人买衣服。我们与其在家里不搞生产，不搞经营，不如我们远走他乡，凭我们的手艺来吃饭，靠我们的匠艺来生活。”胡耀邦在改革开放初期便提出的‘国家、集体、个人一起上，社、队、联户、个体经济，四个轮子一起转’的想法，两位江西工匠让胡德平第一次对此有了直观印象。”（时代周报）
此例令人眼前一亮，原来1973年江西有人去到西藏算是“逃”？“万里长征”？当时进藏只有两条公路线，川藏线、青藏线，几千公里的路程都没把这些老表难倒，在江西算“非法”的劳动，在四川、青海、西藏就不“非法”？“非法”者管理何以如此之疏松。
当时草民在农村，在集市上见过摆地摊的小炉匠、见过生产队木匠、泥水匠副业组到城里打工建房，甚至见过浙江来的哥俩在县城的街头卖艺推销跌打药，表演什么吞剑之类的功夫。没见什么人来干涉他们，再说了，人家是靠手艺、凭本事劳动吃饭。70年代草民在农村，也经历过，公社组织的“‘文化大革命’啊、‘斗私批修’啊”，但都是下工晚饭之后的事，开个大会，有时候还放场电影。当时在农村不搞生产，好吃懒做二流子的被人瞧不起，不种地、不搞副业农民吃什么。
其三，“怎样才是胡耀邦眼中的富民呢？胡德平举了一个例子：‘我记得在七十年代末的时候，《人民日报》登了一篇文章，说的是中国的首富县。报道说，在青藏高原上黄河源头的玛多县，每个人平均有一百多头牲畜，人均收入五百块。耀邦同志看到这个消息之后就很纳闷。他问，人均有一百头牲畜，这个数字到底是存栏呢，还是出栏呢，还是商品率呢？他的意思是，人民的富裕一定要和整个商品经济联系起来，看什么都要看它的商品率如何，人们的交换如何，在当时的各种生产力、生产效率如何。如果光是用一种计划经济和自然经济的眼光来看人们是否富裕，他认为不可靠。”（时代周报）
此例也令人眼前一亮，从文中语境看，胡耀邦同志纳闷的不是玛多县每个人平均一百多头牲畜这个数字，而是纳闷“这个数字到底是存栏呢，还是出栏呢，还是商品率呢？”，草民猜想大概齐的意思是说要看能不能卖钱，卖多少钱来衡量是否“首富”，而不能单纯看每个人平均有一百多头牲畜。
据《科技日报》2000年报道“黄河源头地区的玛多县出现断流”，“1961年全县家畜头数只有16．50万头，人均占有53．7头；1971年进入发展期后，家畜头数由16．50万头增至59．2万头，增长了3．6倍，人均占有135．4头；1971年至1981年的10年是高速发展期，家畜头数每年都保持在66．50万至66．7万头，人均占有均保持在年110头；1981至1991年的10年是下滑期。1991年家畜头数由原来的67．7万头降到48．4万头，1999年又降到28．62万头，人均占有只有37．8头。七八十年代畜牧业的大发展造成了草场大面积的退化。进入90年代以来，由于草场缩小，沙化扩大，牲畜头数急剧减少，生态环境日趋恶化。”
还有“七八十年代，大量的淘金者纷纷涌入黄河源地区。当时曲麻莱县最高年份淘金人员有11．6万人，玛多县也有5万多人，而那时两县的常住人口尚不足3万人，这么多外来人口近10年吃住在草原，乱采乱挖在草原，脚踏车辗在草原。不但给植被造成了巨大的破坏，同时还造成了大面积的沙化及水土流失，加剧了黄河源区生态环境的恶化。”
由上可见，仅就玛多县的牲畜数量的发展来看，在人民公社时期玛多县并没有仅仅“在家里搞‘文化大革命’啊，…‘斗私批修’啊，…在家里不搞生产，不搞经营”嘛，1971年玛多县“家畜头数由16．50万头增至59．2万头，增长了3．6倍”。 当然，过度放牧带来的生态环境恶化是值得检讨的，但就内蒙等的情况看，过度放牧发生的时间恐怕还与追逐高度商品化发展分不开。
然而，另外一个严重破坏玛多县环境的行为，也即是五万人跑到玛多县乱采滥挖黄金的行为，恐怕要参考一句话“有水快流”了，这句话谁说的？德平先生是否清楚呢？也许可以用“国家、集体、个人一起上，社、队、联户、个体经济，四个轮子一起转”来类比，这些年来的乱采滥挖，稀土卖了白菜价，就是“有水快流”的印证。
其四，“在《关于贫富悬殊问题》一文的后记中，他（胡德平）写道：‘对待贫富问题，我国一定要全面审视经济情况和政治情况之间的相互关系…再如垄断企业和民间行业同行同工而不同酬，甚至报酬、福利差达十倍，难道只是分配问题吗？只有这些导致贫富差距过大的诸多问题都能逐步解决，我国改革的出发点和归宿才能趋于一致。’他举了一个例子：‘汉代陈平宰牛分肉的故事很有意思，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蛋糕要做得大而又大，分肉又要均而又均，我国政府官员都要像陈平一样，为蛋糕做大就要严厉打击一切贪污和浪费，为蛋糕分匀就要灵活多切几刀。’”（时代周报）
此段也令人眼前一亮，拿“垄断企业和民间行业同行同工而不同酬，甚至报酬、福利差达十倍，难道只是分配问题吗？”来质疑贫富差距的成因，也算是一大成果。眼前的贫富差难道是靠垄断行业的所有职工与民间行业的所有职工之间的收入差距来体现的？垄断行业的职工个个都是百万、千万、亿万富翁？就算如德平先生的潜台词所愿，把垄断行业的普通职工工资大幅度降到“民间行业”一样的水平，贫富差距是减小了呢？还是增加了呢？这个帐还用算么？
还有，德平先生说来说去就是不敢碰一个词“资本”，连主流经济学家们都承认资本在整个分配环节中拿了大头，德平先生还遮掩什么？
看胡德平先生谈《中国为什么要改革—思忆父亲胡耀邦》，眼前一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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