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锋、程朱理学与时代的尴尬
谭伟东
中美战略研究院总裁
雷锋，一个卓越时代的代表，一个伟大时代的象征。他是人类精神文明的巨大社会回应，是平凡中见伟大，社会主义时期期间闪耀着共产主义光芒的前进方向和时代坐标。
雷锋是当代中国的享誉全球的国家形象，是中国赢得世界赞美和尊敬的普世价值的真正代言。雷锋出生于1940年，同现代的政坛领袖属于同一辈份。他以短暂的二十二个春华秋月，诠释了“把有限的生命投入到无限的为人民服务之中”的世界、世间、宇宙的伟大真理格言。
雷锋虽死犹生。他的宇宙生命、历史生命将永垂不朽。反之，诚如臧克家名诗所言，有些人依旧活着，但在人民心目中，却早已死亡恒久，荡然无存。
雷锋诞生于中国，诞生于毛泽东时代，是毛泽东思想直接哺育的结果，是中国社会主义伟大进军、共产主义时代挺进，狂飙突进造就的结果。
雷锋并没有诞生于美利坚合众国，没有诞生于发达的欧美资本主义国家。雷锋绝不可能诞生于任何的资本主义文明国度。我旅居美国二十二年，比不得老华侨，算是新一代的旅美者相当长久的华人，在美国与欧洲，看惯了、看见了、看到了诸多人性关爱与社会互助的事情，但至今没有见到一位真正的雷锋。这同项观奇先生对德国的观察和深刻总结的是一致的。
那么，人类文明与文化逻辑，为什么没有验证管仲近三千年前提出的似乎带有朴素的历史唯物主义思想的所谓“仓廪实知荣辱，衣食足知礼节”？原来，还是毛主席的人的主观能动性学说，毛主席的走上马列主义道路后的新的《心之力》——老三篇，即《为人民服务》、《纪念白求恩》、《愚公移山》更加科学、完备、合理，更具有人类文明的真正普世价值。原来马克思以降的，基于阶级社会、阶级斗争、阶级专政主线基础上的科学社会主义的社会发展观、历史演进观，比之孔孟之道、老庄哲学、魏晋玄学、程朱理学、陆王心学、明清汉学等等，比之康德的先验论之二律背反、黑格尔的主观唯心主义之三段论和绝对精神、尼采的权力意志哲学、海德格尔-萨特的存在主义、哈贝马斯的社会交往理论、吉登斯的第三条道路，西方经济学的经济人理性假说，哈耶克、波普尔的“三个世界”和开放社会理论等等，都更加深刻、全面和科学。
历史并没有在黑格尔、汤因比、福山的一相情愿的终结下终结，反倒更加汹涌澎湃，绚丽多彩。哲学没有在海德格尔的终结启示中下走向终结。
《环球视野》杂志发文，《雷锋，时代的灯塔》，具有相当的深度。《人民日报》和中宣部、教育部都在大力推进雷锋回归。这是值得祝贺的和值得称道的。
企业家精神和企业家示范已经被醉生梦死，贪得无厌的资本人格化和知本家精神及其作用所彻底埋葬。历史似乎开了玩笑，改革开放作为其正面叙述和合理化启动的社会情绪与社会风气之先，恰恰是“雷锋叔叔不见”了的上层政治说法。改革开放的原点驱动，还不是直接否定文化大革命，而是以社会失序、失德，混乱不堪为由，因此要整顿，要回到一五计划期间这样的间接归罪与批判文革而开始的。
然而，雷锋叔叔不见了，丝毫没有因为改革开放的所谓新长征而再度大规模涌现。而是开始以雷锋的着皮夹克装、驾摩托车和天门前留影，来塑造所谓时尚化的新雷锋，继而，通过一切手段和形式，疯狂解构雷锋的共产主义精神。后来，干脆就是自私的遗传基因，经济人理性、黑后学，甚至赤裸裸的社会达尔文主义、丛林法则等等赤膊上阵，从而大体上完全彻底的告别，甚至埋葬了雷锋精神。如果一个社会有一个郭明义，却同时存在着千万个药家鑫，如果一个社会有一个焦裕禄，却同时存在着千万个陈良宇，那么，这个社会与时代无论如何只能以后者而不是前者加以界定。
薄熙来、黄启帆，把整个雷锋班几代人，统统请到重庆。这使得重庆模式的红色基调与红色色调更加鲜明。这是大政治家的手笔。从红岩精神、红旗渠劳模、铁人精神到五大书记雕像，重庆大政治家们风生水起，在引领精神崛起，率先精神崛起，正在重走毛主席当年的张思德、刘胡兰、白求恩、“愚公”、雷锋、王杰、焦裕禄、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之光辉典范和精神先导制度的“金光大道”。
这样，重庆模式的无论是三一四部署，还是几大重庆，唱红打黑等等，都不但有了坚实明确的价值取向，也就是明确而坚定的政治方向，而且有了改革的示范标杆和尊崇榜样。打黑英雄王立军的事件之前，他是在为重庆创造社会学雷锋的法制文化和社会建构环境，其作为与重庆警民显示的重庆模式的一切，同时也就是在续写雷锋的故事。
美国产生不了雷锋，尽管美国世界首富，物质、文化、教育资源远远高于世界其他国家。这取决于连美国哈佛社会学家、教授丹尼尔·贝尔都深刻认识到的经济与文化的资本主义内在矛盾。资本主义不可能成为文化、文明与精神高峰。这是在其无尽的资本贪婪和大众化的小市民社会趣味基本社会格调与结构中，早已死定了的东西。这是引起、纠结于后现代化资产阶级学者内心深处，对西方文明、欧美文化的虚无主义的心神不安和根本不满的原因之一。
欧洲中心主义的现代化、现代性解读，完全是伪造历史，是在虚构人类文明。现代化的人类世界文明征程一万年左右。工业文明的所有文明要件和元素，都毫无疑问地建立在更伟大的农业文明、畜牧业文明的有机可持续人类元文明的基础之上，也同时建立在有机手工业文明基础之上。换言之，离开农业革命、畜牧业革命和有机手工业的革命的文明奠基，人类一刻都无法生存。而离开现代工业文明，则人类文明不但能够继续长久存续，而且可能生活得更加美好。至于韦伯主义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及其其去魅化的所谓现代合理性，同中国的道治文化、礼治文化的源远流长，就更不是一个量级的东西。在人类一万年的现代化文明史进程中，除了近两、三百年时间里，东方，中国与印度，中东肥沃月地，甚至埃及、美洲几个文明古国，始终是世界文明的中心、主导和源泉。西方拜东方所赐，受东方恩惠，远远大于东方受西方之影响。
当历史合理的地缘格局，重新得以建构，回到合理的历史方位之后，西方现代人对其包括知识产权、无形资产的贪得无厌和软实力、均衡安全、绝对优势的小儿科，会不是简单的汗颜，而是会绝对得无地自容，除非他们根本就不是人。
除了“大道之行、天下为公”的中国远古辉煌，自进入“据乱世”的三代以降，特别是商，尤其是周以来，中国渐次进入了梁漱溟一定意义上的是对头的所谓伦理本位社会。为破解阶级对抗，战阀动荡不安，政治权力交接转移，社会财富与身份地位的合法性、合理性、合道性背后的阶级冲突，中国统治阶级在中国人民大众的全世界超一流的反抗、暴动及革命却压力下，发明了礼道文治。汉武帝、董仲舒懂之“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更加强化了汉高祖刘邦以降的先秦伦理道德本位，甚至本体性地位。后代学者，则更是将其演绎为天人合一、天理大道的玄妙地步。
到了宋明程朱理学时代，则为了矫正魏晋玄学和隋唐释佛及其大规模世俗化的世俗文化污染，由程氏二兄弟到最后朱熹变更为绝对的两分法，即所谓“存天理，灭人欲”。由此一直演化成“三纲五常，三从四德”的铁律，其就变成了封建专制的四大绳索的权利与“法”德合流的既至高无上，又牢不可破。
然而，社会在大私之下，忠孝和礼仪廉耻，不是演变成、产生了横空出世的一大批精忠报国的岳飞、文天祥、关公，而是滋生了多如牛毛的贪赃枉法、居心叵测、寡廉鲜耻的秦桧、魏忠贤、李鸿章、慈禧太后等衮衮诸公，形成世界上罕见的既当婊子，又立牌坊的汉奸横流，奸贼遍地。
市场经济，当然不可能演变成张维迎般地把斯密的无形之手，推向彻底机械论世界图景的经济动物原子式驱动。张维迎门，除了极端，象牙塔里闭门造车，就是孤芳自赏的意淫和对人类文明的绝对无知，但又把无知、固执当学问，当洞见和良知。他早期同林毅夫就中国经济企业改革的辩论时，曾经有过一些闪光的属于学者型的东西，而自他“发明”的博弈论以后的企业家的单项解读，就已经完全堕落成了除了为资本资本辩护而外，就是为自己的无知与自负做注释。中国当下“引导”社会走向的所谓海龟和经济学家们，对西方国家基本上除了无知还是无知，再有就是他们指责别人，但最适合他们自己的无耻了。因为他们多半仅仅在西方国家走马观花地做过短暂的防问学者，或充其量拿过学位，而后就直接进入高校。在西方社会，根本没有进入到企业运作、管理、生产、经营的核心和真正社会结构层面。观察的原本就是一个表象、表皮，又因马列毛主义功底，人文历史功底的极度欠缺，甚至就是数学计量功底，也大体上统统不足，剩下的唯一可能就是人云亦云，加上写语不惊人誓不休的包装，成为西方主流教科书，后来干脆索性就是大众传媒流行快餐的二道贩子了。这同严复、鲁迅、陈寅恪、钱钟书等老一辈的当代中国的学贯中西的大学者完全不同。
当然，如果但只是市场独自发力，情场、官场、战场等甚至等其它多重场并不跟进，中国不会形成如此巨大的道德低估和道德滑坡。然而顶层设计师在告诫社会要有理想，讲纪律，树立社会信仰，批评右倾要颠覆、搞乱中国的同时，却始终把社会政治、经济的尚方宝剑，完全任由极右翼集团操纵，一方面从否定项，抛出所谓“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并借助于子虚乌有的闭关锁国，耽误二十年，整人斗争哲学的把庄严、神圣的阶级斗争庸俗化，从而客观上推翻了雷锋时代的整个社会基础和制度存在；另一方面，又以人均GDP三步走，小康温饱与先富起来的“正面”叙述，完全逆转了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国富民强的历史方向。
这是一个比之林彪、林立果的《571工程纪要》更加可怕的，更加干净彻底的社会颠覆与逆转。不但思想搞乱了，人心搞散了，道德搞歪了，而且假大空、虚伪欺诈，成了座右铭。
文艺复兴时期的社会精神动荡不安不比现在差，但整个社会的狂热、浮躁追富，远非如此不理性。资本原始积累时期的直接的血淋林的残酷跋扈比现在有过之而无不及，但社会舆论的正义和人类的良知良心都基本尚在。否则，怎么会有《英国工人阶级状况》、《共产党宣言》和《资本论》的问世呢？唐宋时期的开放，性资源不平等，社会昏昏赫赫、醉生梦死不比现在逊色，但社会总体总下的精神品位和境界追求，决不是当下这样的浅薄、无知。
人民本当欢迎雷锋时代的回归，但民间同官方形成鲜明的对照，同当年毛泽东时代的雷锋式的英雄辈出的光景截然相反。雷锋精神是社会主义时期的共产主义精神。这是平凡公民生境里的时代最高峰的精神境界。但当下人民为何心灰意冷，应者寥寥呢？教育部规定的大陆学生考核加上雷锋错了吗？
没错，完全正确，但前提应改为管民共学雷锋，教学真正相长。
只要中国的腐败不从制度与文化根源上得到根治，只要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和社会基本经济生态以金钱、市场经济为导向，只要升学、求职、事业、为官的浅规则畅行无阻，学雷锋只能变成当年老子的小国寡民似的愚民政策。贪官大款学乔布斯，人民会欢天喜地学雷锋吗？
只有大规模地推广重庆模式、华西村模式、南街村模式，使得王红斌、吴仁宝式解体经济中流砥柱式的社会主义干部成批涌现，并坚决地节制资本，调节中小企业政策，大规模培育国有与公有资产群，把基尼系数重新打回到0.2左右甚至以下，才能形成雷锋精神的社会时代基础。
刘云山的主抓学雷锋是对头的。但关键在制度设计和核心文化导向。大款、富豪、官僚买办国际化，追寻财大气粗，一诺千金，在天马行空的天理里游荡，让老百姓格守“灭人欲”的做人基调，是不可能建立起来的海市蜃楼。从上做起，才有感召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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