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由“王歧山推荐”引发的一股阅读与讨论《旧制度与大革命》的热潮，胡德平终于坐不住了。最近他主动介入，发表了一篇名字颇有点吓人的文章——《破解“旧制度与大革命”之问》，并且在文中直言，这是针对“当前我国改革事业的认识”。于是，该文“引起我的兴趣”，也来凑个热闹。
读胡德平此文，第一个感受是：这篇东西确实是他本人所作，绝非请人代笔;否则，随便在网上找个枪手，也不会只是这水平——文章从内容到文字，都极其平庸，还经常表现出头脑混乱——这一切，也正符合我对胡德平其人的认识。
下面就胡文的要点，一一剖析，以示其乖谬之处。
一，《旧制度与大革命》书中隐含的治乱兴衰密码
文章中，胡德平首先提出一个问题：为何“革命是在那些人民对此(压迫)感受最轻的地方爆发”?这个问题，对于《旧制度与大革命》一书的托克维尔来说，其实不是问题，因为在他的书中早已隐含了答案;但对于胡德平来说，这确实是个问题，而且是大问题。这个问题不解决，胡德平倾心向往的“改革”，对执政者来说就是“搬起石头砸自己脚”的催命符，就是毒药，永远不可能被接纳。于是，胡德平花了很多篇幅试图论证：革命不是不识好歹，人民也非得寸进尺;只是由于需要由第三等级(即为数众多的工商业者、知识分子阶层和广大自耕农)作为革命的主体，而只有在压迫最轻的地方，第三等级才能发展起来，才有能力发动革命，于是导致了观察者的错觉。
行文至此，胡德平似乎一点也没有意识到，他的叙述，在逻辑上其实是指向与他观点相反的方向的。换言之，他是在自己打自己耳光。他以为的“错觉”，其实一点也没有错。按照胡德平的叙述，将法国大革命前夕发生的具体情况抽换成普遍性的规律，那么得出的结论是：革命前，社会上必然存在反体制的力量(在当时法国是“第三等级”);革命的爆发，源于政策改变(在当时法国即人民对压迫感受减轻)导致力量消长，即反体制的力量得到发展，维护体制的力量遭到削弱——以力量对比的变化，来诠释革命的发生和旧体制的崩溃，可以说适用于古今中外大多数例子，从晚清崩塌到苏联解体。这才是《旧制度与大革命》一书中隐含的治乱兴衰密码，也是胡德平们最不愿看到、因而东绕西绕欲极力回避的事实。
如果从执政者角度看，由此得出的经验教训是：一定要高度重视力量对比的变化。反体制的力量，其利益必然遭到体制的压制。他们的利益得到满足越多，力量越壮大;力量越壮大，对利益的要求越多、越高。这是一个无尽循环的过程，不推翻体制，这一过程不会终止。因此，执政者绝不可自剪羽翼、扶植敌对，尤其不可为迁就敌对而自剪羽翼——这显然是胡德平们最害怕揭示的真相，因此他们操纵的舆论一直视之为洪水猛兽，极力打压、回避;这也是一些执政者只敢做、不敢说的道理。
二，主张“什么样的改革”才是关键
紧接着，胡德平又提出一个问题：是否一味高压就可以阻止一场轰轰烈烈的大革命?——这是胡德平一文的“文眼”所在。他之所以关注《旧制度与大革命》一书及其评论，之所以亲自掺和进来，就是想表达这样一个核心观点：一味高压阻止不了革命到来。正如他在后面用了很大曲笔、借中共革命史重点阐述的那样：“为了不再发生革命，我们要以前辈的勇气、决心和智慧，参加今日中国的改革。”——海外媒体准确理解和把握了胡的处境及用心，它们直接将介绍胡文的报道标题为：“胡德平警示：不改革，必革命”——实际上，胡德平本人的想法比这走得更远。他直言：要反省和拷问“告别革命”思潮。“告别革命”是一种对待社会变革的态度，意在主张以和平而非激烈的方式推动社会变革。胡德平要“反省和拷问”这种和平方式，难道他主张、至少是不反对激烈的变革方式?莫非这就是他对“《旧制度与大革命》之问”的所谓”破解“?纵观全文，看不到其他地方还有什么“破解”之意。
那么，胡的观点“不改革，必革命”，究竟有没有道理?其实，在这一点上他并没有说错。当社会面临问题与危机时，再不解决问题，只有坐等革命，古今中外的历史都证明了此点。但他的话只说对了一半，他没有说的另一半是：“乱改革，革命来得更快”——历史同样以惨重教训证明了此点。如前所述，这一点才是《旧制度与大革命》一书对于“当前我国改革事业”最可供借鉴的精髓所在，也是托克维尔作为杰出历史学家双眼不为意识形态遮蔽的高明所在。这样一来，“要改革”已无疑义，主张“什么样的改革”才是真正的问题所在。胡德平在文章后面照搬西方所极力推崇的什么“三权分立”、“宪政”，都是“乱改革”的典范。
为什么?正如前文所述，力量消长是引发革命的关键。所以，改革是必要的;但在改革过程中，执政者保持对形势绝对的掌控力更重要。始终注意并做到了这一点，是邓小平改革取得重大成果并能够保持社会稳定的关键;经常忽视且没有做到这一点，是戈尔巴乔夫改革失败导致苏联解体的关键。无论“三权分立”还是“宪政”，其实质都是要削弱执政一方的力量、壮大反方向的力量，因此至少在现阶段，这是乱邦之策，而非治国之方。
三，适于当下中国的改革模式
真正良性的、可以避免革命和动荡的改革，其方向应该是：在保证执政者绝对主导权的前提下，来进行利益关系的调整，同时尽力避免损及执政者一方的力量、壮大体制反对方的力量。一些人不是不懂得这个道理，只是由于“那个人”不是自己，心理上自然排斥。
具体说，当下中国的改革，应该谨守如下几个要点：
1，加强中央集权，尤其应强化最高领导人的个人集权，使之具有可打破既得利益集团掣肘、推动改革的力量。
2，以“共富”为目标，凝聚全社会力量。“共富”不仅应成为现阶段全社会的精神符号，而且应成为政府执政理念和政治主张的核心。
3，社会上既存在反体制的力量，同样存在支持、维护体制的力量。执政者应放手发动、支持和壮大后一种力量，上下联手，一方面对抗反体制的力量，另一方面监督、制衡体制内衍生的特殊利益集团，尤其是贪腐势力。
4，对于主张什么、支持什么、反对什么，执政者要有明确态度，不可含糊不清，尤其是要将这种态度贯彻到日常行政和体制建设中，不能上下脱节、言行分离。举例说，像白岩松这种思想明显倾向于反体制的人，还让他站在央视台上哗众取宠，显然是荒诞的。在美国，教育部下属机构网站仅仅是引用了毛泽东不带任何意识形态色彩的语录“对自己，‘学而不厌’;对人家，‘诲而不倦’”，就遭到美国议员的痛斥，事后被迫撤换和致歉。中国不需要做到像俄罗斯那样：公民与外国人或外国组织接触，就可能被控叛国罪;与国际机构分享情报资料，都可能成为刑事犯罪;从事政治活动并接受外国资助的NGO，必须注册为“外国代理”且自我标明......但中国至少应该做到像美国一样，明确政府支持什么、反对什么。在现代多元社会，应该容许有像白岩松这样、甚至更加激烈的声音存在，但不应该在央视。
5，只有在执政者的绝对主导下，社会利益关系得到调整、矛盾得到缓和、内外环境相对宽松、真正告别了革命危险的情境下，才适于启动力量对比方面的改革。长期而言，中国终究需要建立一种民众自主程度更高、社会更开放、社会结构和关系更具弹性而非刚性的制度或体制，但时机不是现在。中共在建国后，前30年解决了国家统一、中华民族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问题，后30年基本解决了民众温饱、经济发展问题，现在可能要用几十年时间，重点解决共同富裕、利益关系调整问题;将来可能还要用几十年时间，重点解决民权扩张、调整官民力量对比的问题。如果能够分步做到这几点，中国就很了不起。
四，结束语
胡德平文中，逻辑混乱之处还很多。例如他在为“三权分立”寻找马恩经典依据而不果后，干脆赖皮说：“无需引用更多的经典名句，只要看看我国的革命与建国的历史就能说明很多问题。”——于是他找了一个“即便那个(武装革命)时期，有条件的地区，公诉机关、法院和地区政府的职能也是尽量分开”的例子，似乎就证明“三权分立”天经地义了。他的脑袋没能顾及到的是，“我国的革命与建国的历史”中更多例子，是否定“三权分立”的。如果“我国的革命与建国的历史”可以视为衡量标准，那么最符合这一标准的理想结果，就是今天的中国现状。如此一来，就什么也不需要作出改变了。
必须指出，胡文中的逻辑混乱，并不完全是出于智力原因，有一部分是他身份尴尬所致。身为中共高官、享受特权厚禄，选择认同的却是西方普世价值;两边好处都想要，在宣扬普世的同时，又要顾忌马恩，客观上确实很难避免逻辑紊乱。而同属普世阵营，像贺卫方等人就不存在这个问题。在后者身上，才真正展现了观点的彻底性与目标的明确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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