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过去的近两千年的历史中，中国不单是地球上人口众多，农业经济发达的泱泱大国，而且在技术以及组织能力方面堪称拥有最进步的文明。
如果此刻退回到1405年夏末，明代皇帝朱棣登基的第三个年头;如果此刻置身于扬子江汇合口，那么港口城市刘家港展现给您的将是一幅如此壮观的景象：一支舰队，一支在这个世界上从未看见过的舰队，正在驶向中国南海，以便由那里出发，驶往大西洋，也就是印度洋，当时的中国人喜欢把它称之为大西洋。一望无际的扬子江面上是丛林叠嶂的红旗，它们覆盖了整个水面;空气中响彻着震耳欲聋的锣鼓声。
“三宝”太监郑和所率领的这支舰队由317艘船组成。想想看，即使在183年后，西班牙的大型舰队充其量也就只有132艘船!在郑和的这支舰队中，有62艘九桅杆的“宝船”，它们是当时世界上所能建造的最大的木船。其中船身最长的是135米，最宽的是55米;而哥伦布在1492年开往中亚，并且在美洲登陆的那三只“核桃壳”船，加在一起也就刚刚66米，假如把这三只船装到郑和的这艘大船里，充其量也就只占半船的容积。这些多层的宝船上装满了礼物，那是准备送给沿途造访的外国王公贵胄的。这些礼物包括：丝绸、锦缎、瓷器、漆器以及其他的珍贵礼物。返航时，这些船将给皇帝带回异国他乡的奇石珍品，还要将所访国度的君主或者他们的使者带回南京，以便他们亲自向大明皇帝行三跪九拜的大礼，并亲手呈献贡品。为了能够按照礼仪解决那些达官贵客的食宿，这些宝船还设有豪华的客舱和接待大厅。
郑和舰队的使命就是，把朱棣皇帝登基、永乐年号，即“永远保持友好、欢乐”的消息传送到世界各地，并展示这位万能的统治者的权力及其王国。舰队先沿着中国海岸行驶了400海里，随之在福州南部的闽河入海口抛锚停泊。为了等候东北季风，舰队在那里停留了四个多月，随后于12月底开到她们的第一个目的地：位于蝉木琶的占城(越南南部)。舰队由此横穿南中国海，扬帆驶往爪哇岛(今印度尼西亚)，随后开往马六甲，也就是马来半岛的门户。然后再驶往苏门答腊岛，在北部地区上岸暂息。接着，舰队横渡印度洋的东部，在锡兰(今斯里兰卡，下同)靠岸，短暂停泊后又扬帆抵达位于印度西南海峡的海滨城市奎隆，之后从1406年12月份到来年的4月份，驻扎在大型贸易中心城市卡利卡特。然后，舰队借助西南海风，返回刘家港、南京。返程的船上满载着来自郑和所访国家的使臣，他们要前往大明的首都南京，向这位皇帝表达他们效忠的意愿，并请求得到加入这个中心之国的贸易体系的许可和接纳。在舰队回归途中，郑和歼灭了一支占据着马六甲海峡的强大海盗舰队，至少消灭了五千余名海盗，并将俘获的海盗头目带往南京，以便让大明皇帝对他们的生死作出判决。
随后，在永乐皇帝年间又继续了五次远航：1407年一次，1409年一次，1413年一次，1417年和1421年各一次。所有远航都是在郑和的统帅下进行的。
第二次远航时，舰队曾驻扎在泰国的暹罗，并且把暹罗国王志愿派往明朝的使臣带回南京。郑和在卡利卡特安抚了那位新国王，并且把大明皇帝所赐玉玺授予这位国王。
第三次远航始于1409年秋。其使命之一就是把大明皇帝赐予卡利卡特国王的新印授予他，因为这位国王的第一枚大印被暹罗人(原来泰国人的称呼)抢走了。郑和在那里竖立了一个纪念碑，从碑文中可以看到大明朝皇帝对当地马六甲人的愿望，那就是“臣服于中国，以示有别并超脱出那些未开化的野蛮人”。也就是说，这种附属状态并非被视为社会地位的降低，而是得以提高。同时，他把这个新国家置于自己的保护之下，以免它为暹罗和马六甲强敌所吞食。舰队此行不仅访问了奎隆和卡利卡特两座城市，同时还访问了卡利卡特的贸易竞争对手城市科钦。归途中曾在锡兰发生激战，郑和打败僧伽罗人的军队，俘获了其国王，并把他带往南京。1411年7月，舰队返回南京。明皇帝赦免了锡兰国王，由此也把锡兰列为附庸国，令其定期进贡。舰队所造访的其他的王侯和首领们向明朝皇帝献上他们臣服的贡物，当然也收到惊人的馈赠。那些随舰队而来的商人们随之获得了在明朝国土上开办商店、销售自己商品的权利，而这种附属于中国的进贡关系极大地刺激了他们与华通商的强烈欲望。附属国通过敬献贡品获得明皇帝回赠的赐品，这种交换在当时不啻为一种贸易方式。
随后郑和三次出使南洋。
第四次远航(1413年秋到1415年8月)经卡利卡特开往波斯湾的霍尔木兹，这是著名的宝石、珍珠、珊瑚贸易地。归途中，郑和平息了苏门答腊岛北部地区的内乱，扣留了叛军首领，并把他带往南京。
第五次远航(1417年到1419年)的任务是，把那些随第四次远航舰队来到南京的外国使节们送回家去，因为他们在南京已经生活两年了。舰队在霍尔木兹稍事休整后继续行驶，第一次访问了位于红海入口处的亚丁，随之扬帆沿非洲东海岸继续前行，直抵马林迪(今肯尼亚的港口城市蒙巴萨附近)。舰队在非洲东部地区装上了满载野兽的贡品箱，有狮子、豹子、单峰骆驼、鸵鸟、斑马、犀牛以及作为最珍奇的动物的长颈鹿。
这支舰队还于1421年再次开往非洲东部地区，以便送那些在此之前已经前往南京的外国使节们回国省亲。
舰队在1413到1415年的第四次远航中，在从北苏门答腊岛前往锡兰的途中，数艘船只离开主舰队，并向北驰驶入孟加拉湾。归途中，他们带上了当地的国王。这位国王要呈献给明皇帝一只珍禽异兽：一只他自己从东非获得的长颈鹿。随后的远航自首次抵达东非时起，就陆续把长颈鹿运回南京。中国人把长颈鹿看作童话中的“麒麟”，它的出现意味着国家有了一位仁慈、英明的皇帝，预示着王朝处在“永和”盛世。
事实上，此刻的中国处在其最强盛的时代。皇帝的光芒普照着整个亚洲：从亚洲东北部经日本到朝鲜，再经东南亚到南印度诸岛、波斯湾以及东非海岸，所到之处的国家及其贸易城市都臣服于这个普天之下独一无二的大明皇帝，至少从表面形式上是如此。一个由中国主宰的、环绕着亚洲的贸易世界就这样形成了，它覆盖了北起日本海和东海，南到南海和印度洋的整个地区。
臣服于这位至高无上的皇帝、并在某种程度上接受中国文化，这在当时是与中国通商的一道门槛，对此许多外国统治者都乐此不疲，因为他们不仅可获得贸易的特许，而且可提高自己的地位，同时在对付国内暴乱方面获得某种保护，从而巩固了自己管辖地区的和平与安定。在大明皇帝那儒家道德力量不能自然普照到的地方，郑和就借助于自己的舰队，去说服那些地方的当权者，让他们认识到臣服于大明皇帝的好处。当然，在当时，中国人也只是满足于顺我者善待之，逆我者撤换之，而不是自己去统治这个地区。
永乐皇帝的贸易王国是完全另外的一种，它不同于百年后欧洲人在世界上所推行的那种殖民地式的统治。对这些外国人，中国人既不奴役他们，也不驱逐和灭绝他们。他们的做法既不同于16世纪墨西哥、南美的西班牙征服者对土著印地安人的做法，也不同于英国移民在北美对待印地安人的方式。中国人不在海外建立那种要自己去统领的殖民地，而是满足于他们对至高无上的中国皇权的形式上的认可，并按照中国人的规则与中国通商。如果不考虑道德问题的话，那么与欧洲殖民地统治者所建立的贸易体系相比，中国这种以宗主国身份所制定的规则及其贸易体系还是比较合理与经济的。而欧洲人真正意识到这一点，那已是在大约四百五十年后，也就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受到灾难性的打击之后。
中国一直是历史的主角
在过去的近两千年的历史中，中国不单是地球上人口众多，农业经济发达的泱泱大国，而且在技术以及组织能力方面堪称拥有最进步的文明。 在从公元前221年到公元220年的440年间，在第一位皇帝秦始皇及其后来的汉朝统治下的中国是与罗马帝国遥遥相对的另外一个泱泱大国。就其人口、面积、交通网络的长度而言，两个帝国彼此相当。罗马帝国作为环绕地中海诸城市及诸国的一种联邦，当时已具有相当高的城市文明。罗马帝国的圆形露天剧院(如罗马的大型斗兽场)、浴场、大型会议厅等的壮观，标志着它在公用建筑方面超越了汉代。两个帝国彼此相似的仅有皇宫，可中国皇帝那时的陵墓却是罗马大帝无法比拟的。另一方面，汉朝在农业技术以及冶炼技术方面是相当先进的，影响到整个的生产经济。当时两个帝国之间没有直接的交往，完全是两个分离着的世界。罗马通过中间商用黄金从中国进口丝绸，故此早在一世纪时罗马帝国元老们就抱怨说，罗马所有的金子都流向了亚洲。
唐代是一个惊人的爆破性发展的时代。大唐皇帝把自己的王土向东北扩展到满洲、朝鲜，向南占领了安纳姆(今越南北部地区)。最重要的扩张当属向西北的推进。经过戈壁、穿过草原、越过无数高达5000米的风雪连天的山口，大唐皇帝的军队暴风般地冲过中亚走廊，经过介于阿姆河与锡尔河之间的沙漠，在遥远的中亚地区建立了军事武装保护国。
重新开通通往西域的“丝绸之路”，使中国贯通了与西亚、地中海周围的阿拉伯地区以及南部的印度等国家与地区的联系。唐朝的首都长安(今西安所在处)成为世界活动的中心。在这座百万人口的城市中，住有土耳其人、维吾尔族人、波斯人、阿拉伯人、克什米尔人、印度人、僧伽罗人、藏族人、鲜族人。巴格达也像拜占庭一样给这里派驻了使臣。仅在城墙围起来的长安都市里，就居住了数万名外国商人和使者。除长安城外，在唐王国土上还有其他的大型城市，在那里分布有许多颇具规模的外国人居住区。像佛教、穆斯林、摩尼教、东正教、犹太教、基督教等都有自己的教团，都在传教、发展信徒。唐朝成了一个世界文化的中心。佛教徒用石雕、铜铸塑像以及巨幅壁画来装饰他们的寺院。也正是这个时代，纯粹的中国文化经历了一个建筑、绘画、音乐等艺术的黄金时代，尤其是抒情诗歌空前繁荣的时代。18世纪初叶所整理的唐诗集，收集了2300余名诗人的4.9万余首诗歌。唐朝文化之光越过国界，朝鲜、日本以及越南诸国在此时期学习并接受了中国文化。
唐朝当时属于一个完全开放的世界，它的开放程度对这个地理位置上封闭的国度来说，不仅是前无古人，而且直到1912年皇室时代的终结为止，也是后无来者的。大约公元8世纪时，出现了排外情绪。在公元842到845年间，4600所佛教寺院被毁除、所有外国宗教被禁止。自此，佛教与政治和经济分离，尽管它作为一种宗教很快又复兴起来，但是也只是作为一种纯粹的宗教信仰而存在。公元906年，唐朝政权被推翻。唐代的光辉与佛教的光辉同时熄灭。
宋代的朝廷统治的是一个比较小的王国，而且是一个仅仅关注王国境内事宜的朝代。反思传统文明使得儒教文化，也就是使纯正的中国创造达到了一个辉煌的登峰造极的高度。新儒教运动把儒家的道德学说发展成为包罗万象的哲学，并在其中确定了人的位置。从而，这种以仁、理为主的哲学成了中国社会精英们的信仰和精神支柱。由此到19世纪末，在这近一千年的时间里，它不仅是社会精英们人生和思想的准则，而且是维系国家和社会秩序的纽带。但是在明代，当那个在唐代那么开放的中国社会逐渐变成了一个封闭、因循守旧的社会时，儒家学说也变成了僵化的教条。在宋代，儒教的复兴却是一场充满朝气和活力的发展运动。如同哲学方面一样，在艺术领域也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昌盛。富有魅力的、淡色的青瓷和以山水、田园为主的水墨画当属于宋代最美、最崇高的艺术作品，在其中人被作为微不足道的成分自然地表现出来。
宋代的皇帝都是经过严格培养的儒家子弟，身边大臣都是那些精明能干、忠心耿耿的儒家出身的官员。这些管理着国家的官员们，其中绝大部分都是经过严格的科举考试选拔出来的。这种考试很快地就成为社会上流的主题。儒家教育的发展对于印刷业自然地产生了一股巨大的推动力。宋代第一个把唐代的这个发明付之于大规模的使用。大宋朝廷把传统儒家的典籍整理为130卷，于公元953年交付印刷并且由国家发行。私人印刷业则出版了大量的年历、诗歌集、佛教经卷以及其他的许多书籍经典，其中不乏以百万册付印的书籍。一个规模巨大的印刷业由此诞生。就当时书籍印刷在社会的精神和政治生活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而言，宋代当属世界第一。
在技术认知以及使用方面，宋代已经达到了一个高峰。1620年，英国哲学家和王室重臣弗朗西斯·培根出版了其划时代的著作《新工具论》。在书中，他对欧洲人进行自然研究的过程进行了科学分析。他指出：“观察发明的结果、影响以及其动力是一件有益的事情。在此方面，没有什么能比那在古代鲜为人知的三大发明更说明问题。这三大发明就是印刷术、火药和指南针，它们改变了世界的历史：第一项发明是在文字交流方面，第二项发明是在进行战争方面，而第三项则是在辨别方位方面。随着它们的出现，带来了一系列的变化、发展。就对人类的巨大影响和力量而言，没有哪一个王国、哪一个宗教或者哲学能够与这三大发明相比。” 中国文明在宋代达到了最高点。其后的历代王朝还没有哪一个在精神和物质的丰富程度上超过它。经济和技术已具备了发展所必要的一切条件，也许只有700年后欧洲工业革命才可以超越它。那时宋代已经是商业化和货币交换式的经济。先进的技术已经为机械生产与全球航海提供了必要条件。许多现代历史学家会问，为什么当时的中国就没有看到这些?为什么没有打通从农业社会进入工业社会的道路?
轴心时代的觉醒
中国文化的基础确立于公元前一千年初期，即公元前800年到公元前200年，那是世界历史转变的时代，卡尔·亚斯贝尔斯称之为“轴心时代”。4那时中国的“百家”争鸣使得中国思想的基本方向得到了发展;在印度，奥义书的们对整个世界苦思冥想，并求助于佛祖;在波斯，查拉图士特拉设想了那副善恶相争的挑战性世界图景;在以色列，出现了犹太教的先知们;在希腊出现了荷马、埃斯库罗斯、索福克勒斯谱写的诗歌;修昔底德撰写的历史;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哲学家。人把自己由盲从以及神话的束缚中解脱出来，并进而追求逻辑思维世界。之后又进一步，黑格尔式的去表述那“潜在的、忘我的普遍意志”。就这样人开始了反诘和怀疑。人想自己去辨别，“何者为好?何者为坏?”伟大的觉醒开始了，但是无人知晓，它将把人类引向何处。
这觉醒绝非所有人的觉醒。在“群众”与少数精神精英之间，也就是与那些智力最高的人之间形成了一个很宽的断裂带。而且这种觉醒也并非整个人类的觉醒，充其量只是人类内部的一种觉醒。
世界有三个区域处于大发展中：所有三个均位于欧亚大陆。它们当年创造了这样的基础，今日世界这三大文化圈正是在此基础上经过大约2500年的发展才逐渐形成的：中国文化圈;佛教和印度教文化圈;希腊-罗马和犹太-基督教文化圈。而第三个文化圈内产生了三个姐妹文化：欧洲文化、拜占庭和俄罗斯文化以及伊斯兰文化。青铜器时代那种统一的文化熔化了，新的轴心时代文化吞食了当年那些诞生在美索不达米亚、埃及、印度以及黄河流域的高级文明，使它们仅仅作为历史保留在记忆中。唯有中国人在继续前进，他们把神话时期看作为自己过去的一个组成部分，由此形成了一个有五千年历史的持续不断的文化的意识，一个使自己从整体中得到确认的、自豪的意识。所有在这个轴心时代的转折时刻没有保持住自己位置的民族，仅作为“自然民族”得以延续下来，即他们的生活进入了一个类似于自然的没有变化的轮回圈中。直到进入了我们的时代，这些早在2500年前就诞生了的文化才开始随着外部世界的变化而发展，也使保留不多的“自然民族”融化在其中。
中国走向世界第一，将会是一个什么样的过程？
邓小平在20世纪80年代，曾提出用70年时间“三步走”，到建国100周年的时候，实现中国的战略目标。他最后的嘱托也是对国人的激励，“从现在起到下世纪中叶，将是很要紧的时期，我们要埋头苦干。我们肩膀上的担子重，责任大啊!”邓小平所指的21世纪中叶这一时期，为什么将是很要紧的时期呢?因为这正是中国走向世界第一的时期。
2009年，大前研一在他的演讲和文章中多次讲过：“25年后，中国经济规模将是日本的10倍”，日本要重新适应“日本国力只有中国10%的状况”，日本要有准确衡量邻国中国的“规模感”。从过去2000年的历史看，日本国力的规模一直是中国的10%，从明治维新以后才发生变化，现在只不过是回归到以前的比例关系。日本必须接受“日本比中国小”这个现实，要做“小而强”的国家。庞大的中国市场是日本的巨大商机。日本企业成功的关键在于能否拥抱中国。例如高速公路的建设，日本的高速公路全长大约9000公里，而中国一年就要建设8000公里。大前研一最近10几年频繁来往于日本和中国之间，现在每年定期到中国8次。他说，现在研究世界不能不研究中国。
美国人对于中国走向“世界第一”，高度敏感，在20年前就有预见。1987年美国人保罗?肯尼迪对世界政治格局有三大预言：一是在最近的将来，没有任何国家可加入由美国、苏联、中国、日本和欧洲经济共同体组成的“五头政治”中去(基辛格则认为，很可能再加上印度，构成“六头政治”)，这些国家将是最后的大国。二是世界生产力量的平衡在某些方面已经从苏联和美国及从欧洲经济共同体，向有利于日本和中国的方向倾斜。虽然中国还落后于日本，但是它发展得最快。三是中国经历了长期的艰苦奋战，它的现任领导人看来正在实现一个宏伟的、思想连贯的和富于远见的战略，这方面将胜过莫斯科、华盛顿和东京，更不必说西欧了。
布热津斯基在10几年前预言说：“二十多年后，中国将成为一个全球性大国，其实力大致与美国和欧洲持平。”美国国家情报委员会为白宫做出的“2020年计划”中称：“中国的崛起会像19世纪德国的到来、20世纪美国的显现一样不可避免。”
高盛预计，到2027年，中国的经济规模将超过美国。到2050年，将是美国的两倍。
美国《世界政策杂志》季刊2008年秋季号文章“中国的崛起”中讲到：“到2033年，在世界经济秩序中，中国可能会毫无疑问地居于首位，美国则位居其次。”“我们希望，美国政府和美国人民能够开始思考这种具有分水岭意义的转折意味着什么，并且思考应对的方式。”“随着时间的推移和经济增长与发展问题的出现，我们将听到更多的‘北京方案’，而不是‘华盛顿共识’。”
《当中国君临天下：中国的崛起与西方世界的终结》一书轰动西方。英国学者马丁?雅克说：“对美国而言，逐渐成为并非独一无二的大国，将是一个痛苦的过程。美国必须学会正视、适应自己的相对衰落。……美国最坏的选择是试图抵制、遏制中国，那将使世界重新陷于冷战泥潭，新冷战只能加速美国地位的下滑。对整个西方世界而言，中国的崛起将加深西方世界的普遍失落情绪。西方正进入漫长痛苦的自我调适阶段……我愿意为中国崛起成为世界领导力量鼓掌。中国崛起，改变的不只是世界经济格局，还有我们的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中国崛起预示着一个新时代来临。……到21世纪后半期，中国很可能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国际体系将发生重大改变。北京将成为世界之都。上海也将取代纽约成为国际金融经济中心。”
英国《卫报》专栏作家断言：“中国的转变使世界的重心东移，21世纪将完全不同于前两个世纪，权力不再掌握在欧美手中。”
英国人著名经济学家麦迪森教授在《中国经济的长期表现》一书中分析认为，中国可能在2015年成为世界最大经济体。
2008年5月，英国智库“欧洲改革中心”发表报告指出，世界权力中心东移。到2020年，美国、欧洲、中国的经济规模将不相上下，各自的GDP将占全球总量的20%。
英国《经济学家》杂志在名为“2008年世界展望”的报告中指出，2008年是全球政治、经济“脱美入中”的第一年，即从“美国主导的世界秩序”转变为“中国主导的世界秩序”的元年。
全球经济学家：“超越没有悬念，只是时间问题”
中国成为世界第一，是世界上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与世界上最大的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竞争结果，说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优越性。这是社会主义国家第一次在生产力总量上超过资本主义国家，社会主义的政治优势第一次建立在社会主义经济优势的基础之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模式，由于创造了“世界第一”的奇迹，也将成为世界第一模式而大放异彩。在近代世界，创造和占有财富最多的国家，一直是西方国家。二战后苏联的崛起，呈现出赶超美国的强劲势头。但是即使是处在巅峰时期的苏联，也仅占有美国生产总值60%的经济力量。在美国称霸之前的100年中，欧洲列强曾经轮流坐庄。在西方国家领先世界财富总量两个世纪后，出现了历史性的转折，在经济规模上，西方正在逐渐被发展中国家赶超。到2030年左右，中国经济总量将超越美国。2050年，世界三大经济体的排序将是中国、美国、印度。西方老牌大国将甘拜下风。
中国成为世界第一，赋予东方文明和西方文明之间“文明的比较”以新的意义，说明不仅西方文明能够给世界带来福音，东方文化也能够引领世界，而且东方文化具有更大的魅力、更强的生命力和创造力。在世界近代历史上，主要是英语民族领跑世界，而中国成为世界第一，将开启汉语民族领跑世界的新阶段。
中国成为世界第一，将打破西方的“人种歧视”。1924年在，孙中山《三民主义》中说到：“用亚洲人和欧洲人比，从前以为世界上有聪明才智的只有白人，无论什么事都被白人垄断。”“到了近来忽然兴起一个日本，由此便可知，白人所能做的事，日本人也可以做。世界上的人种虽然有颜色不同，但是讲到聪明才智，便不能说有什么分别。”日本虽然是发达国家，但从来没有成为“世界第一”国家。迄今为止，近代的“世界第一”国家，都是由白种人建立的。中国成为“世界第一”，说明黄种人也是世界的优秀种族，并不是白种人独优。白种人能做的事，黄种人也能做，而且会做得更好。
中国成为世界第一，将改变西方长期形成的地缘优越感。近代“世界第一”国家，都产生在欧美地区。亚洲是世界上最大的洲，亚洲理所应当出一个“世界第一”国家。中国成为世界第一，是亚洲的光荣。
可见，中国成为世界第一，是在进行一个伟大的事业。它不仅具有经济意义，而且具有政治意义、文化意义，将给中国带来巨大的政治资源、道义资源。其世界意义也必将转化为每个中国人的切身利益。可以说“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中国第一，匹夫有利”。
大国崛起，必有“大志”：“志向”准备
中国人冲刺世界第一的另一个不可缺少的重要准备，是“志向”准备。
大国崛起，必有“大志”，这是一个重要的特点和规律。有“大志”，才能成为“大国”。凡是“大国崛起”的国家，都是具有“世界第一”理想和志向的国家，都是竞争过世界第一的国家。冲刺世界第一，这是世界大国的共同特征、共同性格。正是“要把自己的国家造就成为世界第一”的志向、追求、激情、信仰和信心，才成为一个民族兴旺、一个国家崛起的动力源泉。缺乏追求世界第一的雄心壮志的民族与国家，很难成为世界的优秀民族和优秀国家。世界上的优秀民族，都是敢于和善于争第一的民族，都是在竞争世界第一的比赛中有过出色成绩和不俗表现的民族。
葡萄牙在“大国崛起”的时候，只有100万人口，中国现在一个“大县”的人口都要比它多。今天的葡萄牙依然是一个欧洲小国，国土面积九万两千多平方公里，人口刚过1000万。但是环顾当今世界，除了大洋洲之外，地球上的各个大陆都有以葡萄牙语为第一语言或者第二语言的国家或者地区。葡萄牙帝国曾经像巨人一样站立在地球上，横跨140个经度，纵贯70个纬度，印度洋、阿拉伯海、南海一带几乎成为葡萄牙的“内海”。当时的葡萄牙诗人骄傲地宣称：“我就是葡萄牙，我比整个世界都大!”正是这种“我比整个世界都大”的气概，使葡萄牙成为近代国际舞台上第一个“世界第一”。
“小国创大业”的荷兰人有一幅画：《阿姆斯特丹女神》。在这幅画中，阿姆斯特丹女神的手放在地球仪的上面。它预示着小国荷兰把世界装在自己的心中，玩地球于自己的股掌之中。荷兰作为大国崛起的时候，全国人口只有大约170万，却在17世纪的世界舞台独领风骚，创造了一个黄金时代。
俄国著名作家陀斯妥耶夫斯基说过：“真正伟大的民族永远不屑于在人类当中扮演一个次要角色，甚至也不屑于扮演头等角色，而一定要扮演独一无二的角色。”
戴高乐的名言是：“法国如果不伟大，就不成其为法国。”他认为法国的特点就是伟大，法国的性格就是伟大，法国的目标就是伟大。伟大，是法国的“国家信仰”和“国家志向”。
美国建国二百多年来，一直是在“世界楷模”、“领袖国家”、“美国世纪”的呼声中前进的。
竞争是人类的天性，国家之间的竞争也是国家的天性。而竞争最需要的是自信，自信才能够自强。实力最强的国家要有自信，而实力不足的国家，更需要自信。实际上那些崛起的大国，它们在崛起的时候，没有一个比中国大，在国土面积、人口、财富方面都无法与中国相比。在近代世界崛起的国家中，绝大多数是属于小国崛起，有的是从国土不足10万、国民只有百万的微型小国崛起为世界第一大国。
如果说，20世纪是一个战争与对抗的世纪，那么21世纪就是一个竞争与淘汰的世纪。新世纪的国际舞台群雄逐鹿。美国人说，21世纪仍然是美国世纪。而印度前总理瓦杰帕伊宣称：“21世纪将是印度的世纪。”在21世纪的世界赛场上，具有夺冠之志的国家岂止一二!21世纪的中国，如果不能成为世界第一，不能成为头号强国，就必然是一个落伍的国家，是一个被淘汰的国家。
机遇偏爱有准备的头脑。战略机遇厚待有战略准备的国家。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在发展和崛起的过程中，会幸遇难得的战略机遇期，在这一时期所能得到的收获，取决于该国战略准备的质量和程度。
中国的实践证明，战略机遇的价值，取决于战略准备的质量。中国现在所处时期不仅是一般大国崛起的“战略机遇期”，而且是摘取世界第一的“战略冲刺期”，必须做出更充分的战略准备，具备优质的战略创新、战略设计和战略指导。
头号强国，本来就是中国的历史。
但是这个国家和民族的优良传统一度被丢失。丢失的原因，是中国人“集体睡着了”。正如孙中山于1924年所说，中国国家地位在近代世界“一落千丈”，“此中最大的原因”就是“从前失去民族精神，好比是睡着觉;现在要恢复民族精神，就要唤醒起来”。觉醒的中国巨龙，要再立中国第一的志向，再做中国第一的贡献，再尽中国第一的责任，再圆中国第一的梦想。
美国哈佛大学肯尼迪政治学院教授约瑟夫?奈说：“一些历史学家认为在欧洲，国家与国家之间有竞争，这的确使它们不断自我发展。在亚洲，中国的地位是主导性的，没有任何国家可以与之竞争，而且它在对待北方国家入侵的问题上只是从内部解决，因此没有对外扩张领土的动力。”
国家间竞争的目标可以分为最低目标和最高目标。美国著名国际关系理论家肯尼思?沃尔兹认为，国家是“以自我保存为最低目标，以争夺世界主导权为最高目标的相同行为体”。国家间竞争的最低目标，是国家自身的生存。国家间竞争的最高目标，是成为世界的冠军国家，是取得世界的主导权。成为世界第一，成为冠军国家，是国家竞争的最高目标和国家奋斗的最高境界。
基辛格在《大外交》开篇中写道：“几乎就像是存在某种自然规律一样，每个世纪都会有一个大国崛起，它有力量、有意志、有智识和道德上的激励，依据它自己的价值体系来重塑整个国际体系。”
，也可称为“世界领导权”百年周期理论。他把500年来的国际政治划分为5个世纪性周期(1495—2030)，大约每隔100年就有一个大国崛起，就会出现一个主导世界体系的霸权国家。在这500年的时间里，先后出现的霸权国家是：16世纪的葡萄牙、17世纪的荷兰、18—19世纪的英国、20世纪的美国。
中国不仅要和英国、美国并驾齐驱，还要驾于它们之上，这是孙中山的伟大志向。孙中山在1894年于《上李鸿章书》中就提出了自己的改革纲领：人能尽其才，地能尽其利，物能尽其用，货能畅其流。认为此四者，富强之大经，治国之大本也。四者既得，中国“必能驾欧洲而上之”。孙中山后来还多次讲到，实行三民主义，要建设一个驾于欧美之上的“世界第一富强之国”。
把中国建设成为“六至”、“四最”国家，是孙中山一生的奋斗目标。世界第一的中国，在孙中山的心目中是一个“四最”、“六至”国家。所谓“四最”国家，就是世界最强之国、富甲天下之国、政治最良之国、民众最快乐之国。所谓“六至”国家，就是：至大、至优、至进步、至庄严、至富强、至安乐。
1923年12月21日，孙中山在广州岭南学生欢迎会的演说中说到：“中国人固有的聪明才智，在全美国之内，无论哪个学校内的哪一班学生，每学期成绩平均的分数，中国的学生都是比美国的学生还要更好些，这是美国人共同承认的。”孙中山用历史证明，中国是富强的时候多，贫弱的时候少;用民族的性格证明，中国人实在是比外国人优。
孙中山认为，作为世界最优秀民族一分子的中国人，一定要有驾于西洋人和东洋人之上的大志气。他说：“因为我们的土地广，人民多，中国人天生的聪明才力，比较西洋人、东洋人都要好得多。我们国家改造好了，中国强盛，还要驾乎他们之上。中国人所享的幸福，也当然在西洋人和东洋人之上。大家为国奋斗，造成世界上第一个好国家，才是大志气。希望大家从今天起，要立这种大志气。”
重燃中国梦想
在“大国崛起”的氛围中，对中国经济长期表现的预测已成为一门“显学”。 在谈到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的世界时，凯恩斯在《和约的经济后果》一书中说：“在这些欢乐的年代里，我们丧失了政治经济学的建立者们所具有的那种包含深刻思想的世界观。
18世纪之前，人们并不抱有虚妄的希望。18世纪后期，这种幻想开始流行起来，为了平息这些幻想，马尔萨斯揭露了一个恶魔。在半个世纪里，所有严肃的经济学著作都对这个恶魔作出了清晰的展望。在接下来的半个世纪里，这个恶魔被我们控制住并淡出了人们的视野。” 这个恶魔就是“马尔萨斯人口陷阱”。在马尔萨斯“忧郁”经济学褪色之后，人们的经济世界开始被自由放任主义和凯恩斯主义交替统治着，认为存在永恒的投资机会，人类的经济问题主要在总需求方面，而不在供给方面。黑格尔曾说：“人类从历史中所得到的教训就是:人类从来不汲取历史教训”。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世界经济经历了前所未有的高增长，以至于1929～1933年世界大萧条产生的真正原因被搞模糊了，人们集体性失忆了，处于非理性乐观状态，忘却经济生活存在的巨大的有效供给不足的危险。
改革开放的30年中，中国在独特的历史环境中取得了成功。而国际组织也没有因为对中国政治制度存有偏见而否认她的这些成就。其核心领导人制定的改革方针政策旨在循序渐进地构建一个强大的经济体系。这些大政方针以经验为基础，而没有陷入教条主义的陷阱。这些发展标准没有以西方国家自由主义经济模式为参考，而是另外开辟了一条新路。中国则相信：实践胜于理论，
中国的威胁
贪污腐败是中国政治经济体制特有的现象吗?2005年由国际透明组织进行的最新调查显示：印度、韩国在贪腐方面是亚洲的头两名(中国也难逃调查的法眼)，意大利、法国和希腊占据了欧洲前三名的位置。卖淫、无家可归者、工作非常不稳定的劳动者、数百万工人社会保障的缺失、工业化对环境造成的影响，所有这些问题确实都是中国政府要解决的，但它们并不是中国的改革所特有的。
西方一直利用“政治上正确”来干涉别国的很多领域，无论是政治还是社会。而打击中国也演变成西方政治学家、经济学家和记者关注的焦点。 “政治上正确”的思想能够一直占统治地位也是一种因循守旧的表现，人们没有真正了解中国的发展，仍然对中国保持陈旧的看法。当然也有一些外国人想深入了解中国，对她有一个全面的认识。但是他们通常获取信息的渠道也只有开放的媒体、杂志或多媒体课件，他们主要关注的是中国的经济发展。为了吸引观众的眼球，增加电视台或媒体的收视率，媒体的负责人仅仅把一些能得到好处的信息放在了首位，例如火车晚点之类的消息成了他们津津乐道的“焦点”。而报章杂志为了“生存”，也只是报道那些消极的、负面的新闻以及政府的失误和个别人的错误。由于这些唯利是图的媒体，污染了西方国家民众的思想，加深了他们对中国的误会，这些西方媒体也没有很好地解析中国的发展和政治体制。
照搬接受西方社会的体制，她建立了自己独特的、和历史背景及传统相关的体制，这种体制与其他国家有很大的“差异”，这些“差异”是激励中国发展的催化剂。而西方媒体则制造出这样一种假象：中国的政治体制和西方不同，因此她对西方的发展也没有任何的积极作用。另外的观点认为：中国的体制改革将会带给中国人幸福。这两种观点从未达成共识，而且也越来越呈现一种对立状态
是这类文章并没有提高欧洲报章杂志的素质，他们还是大量刊登不利于中国的言论。事实上，欧洲国家和中国并不是敌对的，在过去的那些年里，媒体和议会都没有这么强烈的反对中国。很长一段时间里，欧洲人都为中国古老而悠远的文化所深深吸引，也非常钦佩中国在过去的30年中通过无限的活力和勤奋刻苦所取得的经济飞跃。曾经提出过“古老的欧洲”一说的美国国务卿和前国防部长唐纳德·拉姆斯菲尔德，也对中国特有的古老文化怀有深深的敬意。欧洲人经常会有一些自发的运动，如“抵制美国”，这反映了欧洲人对自己原有传统文化及对基督教文化的喜爱和眷恋，这也是世界千百年来发展的印记。欧洲人讥讽美国人的文化通常会说：他们能称霸因为年轻。中国则不同，她和欧洲一样拥有深厚的文化底蕴，在二者之间，一定能够找到彼此政治和经济的融合点。欧洲的政治观点是比较分散的，通常还需要媒体来维护;而相比较而言，中国的政治体制给人一种很完美的感觉，她建立了一个新型的、非常有益的经济和社会体系。
简言之，中国已经在世界经济发展中扮演着主要的角色，她不是简单的、像她在这两三年中自称的“世界工厂”，很可能中国会超越经济已经呈现衰退状态的美国，成为世界第一经济大国。这一前景是很明显的，，因为现在美国在制订未来计划的时候不可避免地把形容和中国的关系与“交锋”这个字眼联系在一起。很自然的，这个预计中国未来实力的报告也引起了美国一些战略家的警觉，他们认为中国和美国将会在一段时间内呈现一种对立和竞争的关系。为了支持他们的理论，他们对中国实施最大程度的“地缘政治”围堵，围绕中国采取不平等“战争”的策略，但是这种观念对今日的美国来说无异于自杀。两个国家在经济和金融上完全独立，美国在金融危机中损失惨重，中国也备受冲击，毕竟在这两个超级经济大国之间一直存在着潜在竞争关系。但是在目前这种情况下，美国和中国之间的矛盾似乎已经开始改变，他们之间已经在协商如何为对方提供一些特权或优惠政策，以期达到保持双方实力平衡的目标。如果中国有一个国际关系互动的意识，这对华盛顿来说是一个新情况，也必然会引起美国当局的注意，并制定与之相关的新的国际关系策略。目前，美国政府已经把中国放在一个协商者的位置上，并且附加了一个补充性的研究，同时也和欧盟达成了联盟，甚至和俄罗斯也有一些合作。过去只有民主或共和单极理念的美国正在逐渐向多极和多边方向发展。
中国战略建立在两大主要忧虑之上，一是经济发展，二是国家安全。中国的政治进程表与美国或是从前的苏联并不相同。尽管还存在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信仰的宣传，大规模教授其中的格言以稳固共产党的权力，但意识形态对于内政和外交的影响都消失了。中国领导人对社会主义模式进行了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概念为基础的现代化改造。最后，中国并不传播有可能在外国扩散的宗教教义或哲学思想。欧洲国家外交政策中无处不在的文化传教士般的热忱，在中国的战略思维中是不存在的。中国很自然地利用散居在世界各地的华人服务于国家的战略目标，却不寻求有系统地推广文化和语言。但是，中国最近实施的旨在向海外推广中文教育的“孔子学院”计划，显示出中国有了新的觉悟，认识到了文化在国际交往中的重要性。
事实上，争论的关键是如何解读中国领导人的官方讲话，并依此展望他们的行动和战略选择。在美国和欧洲，最为常见的是将这种调查研究建立在意识形态标准之下，把中国视为魔鬼，或是戴着旧世界的有色眼镜描绘被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光芒遮掩的中国，甚至曲解中国现任领导人的政治决策。而事实上，这些政治决策都是非常务实的，并且在很大程度上摒除了意识形态的考量，虽然他们继续保留了共产主义基本纲领中的一些口号和参照标准。在紧邻中国的周边地区，尤其是东南亚，关于中国的争论受到美国言论的极大影响。美国将中国描绘为历史上除蒙古帝国对亚洲大陆的征服外前所未有的巨大威胁。另外，面对世界级大国，中等国家甚至微型国家不可避免地感到脆弱。在印度，1962年的战争仍然让人心有余悸。自2003年以来，北京方面尝试亲近印度引起怀疑。由于对中亚地区的影响力的竞争和边界地区领土的争端，俄罗斯与中国之间的关系始终十分复杂。为应对美国势力对中亚地区的干预，俄罗斯选择与中国结为战略联盟，但仍保留着对于中国真实企图的某种不信任感。日本方面，在奉行公开仇视中国的“民族主义”的首相上台后，最终选择倚仗华盛顿而对中国妖魔化的战略，为压抑了60年的民族主义开辟畅通无阻的道路。日本民族主义只等时机允许，便会死灰复燃。
在中国领导人的表态中充满使人放心的言论。 西方阵营中，中国寄望的另一个主要经济实体自然是欧盟，不仅是为了巨大的经济利益，也是希望欧盟的参与能够重新平衡已经被单极化的世界。由此，中国将有可能在国际决策机构中获得一个重量级盟友，从而催生建立在对话与合作基础上的“国际新秩序”。 。如果西方政府因为考虑到中国目前的实力，而认为有必要在经贸领域谨慎对待中国的话，那么只会周而复始地屈从于保护主义的政治倾向，尤其是在选举之前，企图为自己找到有说服力的替罪羊。 1949年以来，中华人民共和国与一些国家发生过领土纠纷。1962年，中国与印度间因领土纠纷出现过紧张局势。其他的几例领土争端常常造成地区性武装冲突(尤其是与苏联、越南的冲突1979年2月的中越自卫反击战是冷战导致的最近几场冲突之一。)，政治和战略的分歧往往以边界争端作为托辞。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中国与其最友好的邻国(缅甸、尼泊尔、朝鲜、蒙古、巴基斯坦、阿富汗)解决了领土争议。苏联解体后，中国与中亚新诞生的共和国(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随后又与老挝、越南关系正常化。俄罗斯也在1991年5月同意结束自1949年以来一直困扰中俄关系的领土争议。2004年10月，一项划定中俄共同边界的指导性协议的签订，消除了两国建立战略联盟的最主要障碍。
中越领土争端尤为激烈。随着1999年12月30日在河内签订的边界条约，以及2000年12月25日签订划定北部湾国界的协议，中越边境争议得到解决。北部湾地区因其蕴藏的天然气资源成为争夺的焦点。2004年6月15日越南方面批准这一协议生效。
中国在南海地区还面临与许多国家的边界争端。这一区域不仅蕴藏着具有经济利益的碳氢燃料资源，对中国还具有重要的地缘战略意义。世界一半以上的商业船只途经这一海域，尤其是大部分运往东亚的能源供给船只。日本、韩国及台湾超过80%的原油运输，还有运往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和越南的煤和液化气都要取道南海。如此一来，韩国三分之二的能源供给以及日本和台湾60%的能源供给都要依靠这一地区的安全。
相关国家间多次发生武装冲突，1974年及1988年对越自卫还击战尤其激烈。中国与其他一些南方邻国也因边界争端爆发过冲突。1992年2月，中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领海及毗连区法》，引起了东盟国家对于领海分歧的担忧。但相关各方都表现出了以协商方式解决争端的意愿。2002年11月签署了《多方行动共同声明》，承诺以和平途径解决分歧而不是诉诸“威胁或武力”。在那之后的争端(2005年1月与越南八名越南渔民在越南政府承认的中国领海死于中国巡逻舰艇的行动，当时渔船正在河内以南200公里的沿海行驶。，同年9月与印度尼西亚的争端一名中国渔民在印度尼西亚的海军行动中中弹身亡，四艘中国渔船被指在印度尼西亚海域非法捕鱼，其中一艘船被抓获，船员被扣留。)都是在政治层次得到了有效解决，也没有被媒体大肆宣传。
这一地区对中国有双重的战略意义。一方面，海上油轮的运输安全对中国的经济稳定有着至关重要的意义。中国南海一直受到海盗的骚扰，他们经常袭击过往船只，造成了真正的威胁。同时，南海也是世界上大规模海盗为患严重的海域。此外，一旦与日本和台湾地区产生冲突，中国在南海的驻军使北京具备了扰乱它们的能源供应的能力，尽管美军在该地区也驻有以日本为基地的第七舰队。为此北京坚持她关于太平洋入口和南沙群岛的领土要求，谋求通过协商找到一个解决争端的方法。
中国经济惊人的增长速度促使中国进入传统上属于西方的领域(碳氢燃料、矿石等)。中国的能源战略非常有效率，她利用华盛顿的每一个政策弱点、政策错误达到加强其在能源丰富国家的影响(如伊朗、“9·11”后的沙特阿拉伯、委内瑞拉等)，这迫使美国人不得不重新审视自己富有侵略性的单边主义政策。
中国的传统思维认为，世间万物是根据阴、阳二“气”融合的原则运行的，是建立在“万物皆有联系”的基础上，即“共存，协调，相联，互补……由此产生了一种世界观，世界不是由分散的、每个成分都自成一体的独立个体的集合，而是一个整体和部分相互联系的网络，没有超越其他部分的个体存在”。安妮·程、Seuil著：《中国思想史》，第37页。这一思维在中国经常被提及。在中国领导人设想的多极世界中，美国是中国互补的、必不可少的伙伴，是另一个能够维护当今世界平衡的因素，而不是与中国对立的。通常在外国看来，中国是如此强调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如此的颠覆传统，以致于无法找到贴切的语句来定义中国的战略，然而，千年传统思想对中国人思维的影响比只有百年历史的意识形态的影响要深远得多。中国领导人反复发表宣言，强调中国经济是完全建立在世界经济长久稳定基础上的，这恰恰印证了上面的观点。
高连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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