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本文全面地阐述了当前社会政治、经济、文化、道德及政府管理等方面存在的问题和危机，并以翔实的材料，有力的论据，证明在当前的情况下，只有按照毛泽东倡导的实事求是的态度，一切从实际出发来思考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并且首先要解决贫富不均，两极分化问题，解决人民的住房和医疗卫生问题，解决学生读书、解决生产第一线的劳保福利和生产安全问题。同时遵照毛主席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一刻也不脱离群众，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而不是从个人和小集团的利益出发。”的教导，辅以当前开明的、具有革命性质的政策，才能解决人民如何当家作主的问题。才能实现胡锦涛“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朴实而带有先贤理想色彩的郑重承诺。
【关键词】 社会难题 毛泽东思想 南街村 袁家村 人民当家作主
十三亿人民和七千三百三十六点三万名党员的美好愿望在十七大政治报告中得到体现。在十七大政治报告中胡锦涛指出，深化政治体制改革，必须坚持正确政治方向，以保证人民当家作主为根本，以增强党和国家活力、调动人民积极性为目标，扩大社会主义民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发展社会主义政治文明。胡锦涛强调，我们一定牢牢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着力解决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真心实意为人民办实事、办好事，努力促进社会公平正义。
胡锦涛又指出，科学发展观核心是以人为本。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党的根本宗旨，党的一切奋斗和工作都是为了造福人民。要始终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泛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党和国家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尊重人民主体地位，发挥人民首创精神，保障人民各项权益，走共同富裕道路，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做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并且作出“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 朴实而带有先贤理想色彩的郑重承诺，让百姓惊喜地发现：梦圆小康和自己的人生、自己的一家老小是如此贴近。民众期待十七大能将这些好的主张落到实处，抑制高房价、解决上学难、破解看病贵、缓解就业压力、消除两极分化。然而不能忽视的是，若实现人民当家作主 党和国家面临的挑战与困难还很多，需要完成的任务还很艰巨，需要进行的路线还很曲折。
一、当前保证人民当家作主方面的九大政治、经济、文化、社会难题
1、自1980年开始至今已经32个年头，国家不同地区，不同团体，不同个人都经历了不同的、不均衡的发展，并形成了多元的、多倾向的利益集团。粗略划分共六大类：1、中共和中央政府高层官员利益集团(邓小平理论和政策的受益者);2、高级知识分子利益集团(邓小平理论和政策的受益者);3、大款、大腕利益集团(邓小平理论和政策的受益者);4、小公司经理、小商小贩利益集团(邓小平理论的受益者);5、月收入在2000元以下的小科员、小教员、小职员、一般的蓝领工人利益集团(温饱型工资收入、有一定的地位);6、一般的城镇下岗工人，农村农民利益集团(收入微薄，地位低下)。这些利益集团相互依赖，又相互抗衡;相互调和，又相互分化。如何使这些不同利益团体，不同阶层的人们能够团结起来，凝聚民心，规范秩序，是对中共中央决策层和各级政府第一个考验。
2、中国共产党内和政权机关的腐败已成为中共中央和各级政府的恶性脑瘤。君不见，腐败愈演愈烈，杀了个成克杰，又出了几个张克杰、李克杰等。是否存在妙手回春、起死回生的神医和仙丹妙药。很难定论。其原因：①只有毛泽东的方略可以防修防腐，然而，自邓小平始，就放弃了毛的反修防修政策和方略。从某种意义上说是姑息养奸，今已成大势，不可逆转;另则，在六大利益集团中，拥护毛的治国方略的基本群众只有社会地位低下、人口众多的第五和第六经济利益集团。他们虽然人口众多，但是知识水平相对较低，谋生的本事有限，又没有什么权势，左右不了政策的制定和取向。⑵当今中共中央最高领导无毛泽东的雄韬大略，胆量气魄，智谋韬略，威望权柄，不敢大刀阔斧斩杀贪官，整治腐败。⑶当今中共中央用人多是一些大学生、硕士生、博士生，留学生。这些人一般的成长历程是家门到校门再到干部门，未经过社会底层生活和工作的严酷磨砺和考验，也没有经历过社会风雨、斗争实践的洗刷和锻炼。很难说能担当大任。历史的经验证明上述读书人多是赵恬之辈。纸上谈兵，摇唇鼓舌，舞文弄墨还可以，真刀真枪的走马上阵就难说胜负了。⑷缺少社会和其他党派的有力的监督，尤其是在野党的强有力的竞争和监督。一党专政必将走向专制、腐败和没落。放眼世界局势和各国执政的党的历史，可以清晰地看到这样的事实：蜕化变质，经济腐败是当今世界和过去历史上执政党、执政阶级难逃的“周期率。”改革开放以来，中共中央采取的防腐主要策略有五种。一是通过建立健全法律、法规、法令和各项规章制度。然而，自古法律只约束君子，不约束小人。君不见为自我野心、个人私利，打法律擦边球者有之，以身试法者有之，铤而走险者有之，杀人越货者有之，走私贩毒者有之，贪污行贿者司空见惯。二靠新闻媒体和群众的监督举报。什么焦点访谈，新闻在线，晚上八点钟及各大小报刊杂志，几乎篇篇有报道，天天有曝光。然而，见效甚微。违法乱纪者视而不见，听而不闻，我行我素。饱狗、肥狗杀了，饿狗、瘦狗添空补缺，吃得更多、肥得更快，再杀再来，前仆后继，源源不断。三靠中共中央各级党组织领导下的各级纪委、反贪局的威慑力量。惩处和制裁贪污受贿行贿者，然而，得先有举报人，有蛛丝马迹才能奏效;望风扑影不行，空穴来风不行。有举报人，也要查到真凭实据、顺藤摸瓜，才能抓到“老大”即使如此，也有藤断瓜丢、鸡飞蛋打之时。四靠所谓的法律条文进行约束，孰不知法律是约束君子不约束小人的。正如同门锁只能锁住君子，而锁不住小人一样。任何法律都有空子可钻，这已被古往今来的历史事实所证明。古代圣人治世，没什么法律，“居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不上贤，使民不争;不贵难得之货，使民不为盗;不见可欲，使民不乱”。“是以圣人之治也，虚其心，实其腹，弱其志，强其骨，恒使民无知、无欲也。使夫知不敢、弗为而已，则无不治矣。”如周文王时代，对犯法人只是画地为牢，可见，关键是净化、善化人的心灵。不用毛泽东的方略，又不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圣人之教，用西方的东西能济于事吗?这是对中共中央决策层和各级政府及反腐审纪部门的第二个考验。
3、中华人民共和国自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进行的改革开放至今已经三十三年了，三十三年的经济发展，物质财富的高增长导致社会、自然、生态的失衡。导致自然资源、能源的严重浪费，导致自然环境的污染，导致了人际关系的恶化、导致了人的心灵的退化以及股市的泡沫，物价的上涨，房价的飙升等等混乱现象。如何树立科学发展观，在不造成环境污染、资源浪费、人际关系恶化、民众道德品质退化的前提下，发展经济、文化事业，如何挥舞好这柄政治、经济、道德双刃剑，上演出有声有色、感人肺腑的社会喜剧，是对中共中央决策层和各级政府的第三个考验。
4、如何解决社会底层人民的住房、医疗、环境卫生、子女上学、失业下岗者的再就业、鳏寡孤独者的抚恤、老年人的赡养、离异家庭的子女教育、社会道德的沦丧、遏制离异家庭事件的不断上升、艾滋病人的增多等等—这些都是中国共产党的宗旨和纲领要负责的项目，是体现社会主义优越性的内容。如何处理得比当今资本主义的北欧国家如瑞典、挪威、丹麦还要好，无愧伟大、光荣、正确的中国共产党的光荣称号，这是对中共中央决策层和各级政府的第四个考验。
5、老百姓对改革开放以后，社会上涌动着的赤橙黄绿青蓝紫，五光十色的人物和共产党政权的腐败不满;对丑态百出的社会现象不满;对中小学学生读书交各种高额费用不满;对医院看病收费过高不满;对市场上假冒伪劣产品过多不满;对抢劫、盗窃事件屡禁不止、公民缺少安全感不满。对公安干警中个别人执法违法、敲诈勒索不满;对乡村干部中部分人鱼肉乡里不满;对社会上黄、赌、毒猖獗而得不到有效的遏制不满;对假冒伪劣产品充斥市场不满，对严重的两极分化现象不满，对领导干部言行不一、表里不一的行为作风不满;对高干子弟利用父辈的地位、权利、关系操纵金融、信贷、市场营销、市场原材料供应、工程发包、承包、转包以及走私、投机倒把赚取巨额利润的卑劣行径不满;对共产党内卖官鬻爵、建立的各种关系网、绘制的各种升官图不满。与此同时，还对小员司、小干事爬格子、拱桌子一个月下来千儿八百的薪金收入不满;对在垃圾堆里、在田边地旁闻屎丑、汗臭、尸臭挣几百元血汗钱的贫困与艰辛不满;对有些高官达贵、大款大腕、教授高工日进斗金，出行则奔驰开道、保镖马仔前呼后拥，进门则红男绿女温香暖玉、偎傍身旁不满。如何缓解民怨、平息民愤、安抚民心、化解两极分化造成的对立和仇恨，是对中共中央决策层和各级政府及智囊团高参们的第五个严峻考验。
6、当前世界上，腐败行为不断向金融领域、向金融监管系统蔓延，尤其在中国大陆，金融监管腐败有三种典型的表现形式：一是利用审批特权寻求“腐败租金”，利用大陆长期以来一直对金融机构实行严格的市场准入限制和过度保护政策，利用审批金融机构和上市公司“壳资源”的“特许权”进行权钱交易;二是利用核心机密换取“腐败收益”，即某些金融监管人员利用泄露代表政府行使金融监管权力时所遇到或产生的大量核心机密，获取非法收益;三是一种更加隐蔽的腐败形式—“腐败期权”。这种隐蔽的腐败形势的具体表现为：大量的金融监管官员主动“下海”和少数的金融机构负责人“上岸”到监管部门任职。这种金融监管者和金融机构高级管理人员之间随意“换位”的结果，往往造成监管者和被监管者之间角色混淆，站位不清，形成监管无力和法外施恩，而产生“腐败期权”。一方面，少数在金融监管部门担任现职的人，不是追求搞好金融监管工作，而只是通过目前的工作尽量编织自己的关系网，为将来“下海”铺平道路，“留后路”、“买人情”;另一方面，一旦这些人到了金融机构，不但“手眼通天”，甚至可以利用关系网“摆平一切”，将过去预留的“腐败期权”变现。如何避免或根除这种腐败现象，是对中共中央决策层和各级政府及金融主管部门的第六个考验。
7、能否培养出一个全面发展的人才，一个一生都有利于国家、有利于社会、有利于人民的人，在人成长中的青少年时期的教育至关重要。青少年时期的生活环境、教育环境、教育方法至关重要。任何圣贤、志士仁人、英雄豪杰都不是从书斋里、从书本上读出来的，而是在多风多雨的生活中、在坎坷的成长历程中、在艰难困苦的工作中锻炼、磨砺出的。如果没有文革前的十七年教育路线、教育方针、教育制度、教育思想的培养与熏陶，怎能产生改革开放后的一些英模和先进人物。如果没有“文化革命”中的大规模上山下乡运动，怎能产生这么多有胆有识、有创业精神、搏击才能的私人企业家，公司经理;怎么能产生一些著名的文学家、书画家、歌唱家、演艺家。在当今教育制度、教育理念、教育思想下培养出的大学生是否能达到他们的高度，只能拭目以待。当今教育制度、教育方法培养的是中共的接班人还是掘墓人也不得而知。能够知晓的是大学生毕业后，用人单位普遍反映思想品德不高，劳动观点不强，实践动手能力较差，会说不会干和不愿干脏、累、重的工作。工作不主动，缺少奉献精神，工作中讨价还价。缺少互助友爱、互相帮助精神，相反互相拆台，勾心斗角事件却从未间断。人对财富、权势的追求，是环境和教育的产物，为实现以上追求的必备的心理准备主要是教育的结果。在人的发展中后天教育起着决定性的作用。教育促进社会发展的职能和促进人的发展的职能是相辅相成、并行不悖的。如何培养出国家的建设者、民族的振兴者而不是破坏者、掘墓人，这是对中共中央决策层和各级政府及教育主管部门的第七个考验。
8、当前教师队伍思想和道德滑坡，一切向钱看的庸俗观点占据主导地位，失去人类灵魂工程师的形象和志向，愧怍为人师表。高尚的道德情操对一名教师至关重要，正如徐特立的教导：“因此学师范，做人民教师的人，他的思想品质的好坏，也就格外显得重要”。政治观点不等同于品德修养，一个政治观点明确的教师，不一定品德修养高尚。只有二者兼备才是一个脱离低级趣味的教师，一个有利于教育事业、值得学生尊敬的教师。而道德的培养、人格的铸炼和情操的陶冶是一项长期的、艰苦卓绝的工程。中国古代读书人一贯提倡“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并且活到老、学到老、修身到老。孟子曰：“天将降大任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空乏其身，饿其体肤，故动心忍性，行弗乱其所为，增益其所不能”也强调要苦其心志、动心忍性，即是说要洗心革面,要在心灵上磨砺自己，一要树立雄心社志。树立做一名值得学生爱戴和社会敬仰的人之雄心，树立有功于国家、有益于人民之人的壮志。用这种远大的理想和抱负鼓起生命的风帆，向着崇高的目标奋进。千万不能自甘落后，不思进取;不能同于流俗、得过且过。生活可以低下，心志不可庸俗。做教师的要坚定信念，苦其心志。排除外界的干扰和诱惑。即是排除淫逸安乐、声色犬马的诱惑。拒绝亲朋好友的游说和劝告，一心一意修身、净化心灵。经常用良知仁爱的尺度来衡量自己;用高尚的思想、道德、情操来要求自己;用教师的光荣称号和责任来督促自己;用法规、法纪来抑制和约束自己的私心杂念。教师一定要信守不渝、坚持不懈、持之以恒。人性的铸炼，情操的陶治，无论从内在积累，还是外部行为，很难用简单的考试和一般的操作来进行判断和评估;只有经过长期的艰苦的磨砺、约束、自律才可能塑造出优雅的人性，高尚的情操和美好的品德。
9、理论上，是继续搞马克思列宁主义还是搞“新三民主义”。毛泽东时代，人们的生活水平较低，物质文化生活较原始、单调、朴素;思想禁锢。但思想意识，道德风尚，兴趣情调、文化艺术很高雅、优秀，比世界上其他国家和民族都高出很多。贪官污吏很少，并能及时的铲除，有效地根治。最值得留恋的是社会风尚、社会秩序、社会观念都很平和、安定、和谐。是人类在心灵进化中的楷模和表率。在邓小平时代，人们的生活水平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物质文化生活丰富多彩。自由化思想活跃。但西方的腐朽、没落、颓废的思想情调在中国开始蔓延。贪官污吏不断地产生和发展。人们一切向钱看的思想抬头。追求物质享受、精神刺激的人数增长。产业工人的政治地位和经济收入开始下降，城市中出现城市贫民，农村中开始出现两极分化，不搞点邪门歪道，没有子女在外打工，没有科技开发头脑和资金支撑，仅靠老实巴交脸朝黄土，背朝天的辛勤劳动，已经不能解决温饱问题。尤其是家中缺乏劳动力和老弱病残的人家，生活水平不断下降。社会上人情如纸，世态炎凉。历史经验雄辩地证明，“民不畏贫，而畏不均。”如何解决这一严峻的社会问题，这是对中共中央决策层和各级政府的第八个考验。
二、历史雄辩地证明：按毛泽东思想办事，人民才能够当家作主
抛开思想、政治、文化、金融和政府管理等方面的大问题，仅从民众生活、民众切身利益和民众的权利、民众的心理角度来思考一下：现在贫富反差之大，已达世界前列，“据世界银行最近测算，我国基尼系数为0.469(已经远远超过社会学家公布的社会稳定的临界值0.4)，并且超过了印度、印尼、埃及，也超过了日本、英国、美国![2]邓小平曾经说过：“社会主义有两个非常重要的方面，一是以公有制为主体，二是不搞两极分化。公有制包括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现在占整个经济的百分之九十以上。如果导致两极分化，改革就算失败了。”[9]现在贫富差距过大，收入分配严重不公，富人富得流油，穷人穷得心寒，富人住高级别墅，开豪华轿车，吃山珍海味，洗桑拿按摩，唱歌跳舞，尽情潇洒。穷人住破房旧屋，有病无钱治，子女上不起学，一日三餐粗茶淡饭勉强维持生计，甚至出现“路有冻死骨”的悲惨现象。现在道德不进反退，社风日下，人心不古，坏人不敢抓，坏事不敢管，传递信息要回报，捡到钱物要回报，救人要回报，公民行为变成唯利是图。现在贪官越来越多，官衔越来越高，腐败花样不断翻新;现在产业工人的政治地位和经济收入下降，城市中出现城市贫民，农村中出现两极分化;更有甚者，干部、大款、大腕、甚至教授、专家们养情妇、包二奶案例举不胜举;据有关统计，全国共有几百万、上千万的妇女因生活困难所迫从事被残酷蹂躏肉体的卖淫活动。[2]然而毛泽东时代，虽然没有现在这么多的高楼大厦，没有现在这么丰富的市场供应，没有现在这么多的载重汽车、轿车，也没有现在灯红酒绿、红男绿女在爵士乐中歌舞升平的奢靡现象。但是干部以身作则，在公平的分配原则下，住房由单位和国家解决，人人有份;单位职工看病实报实销，不存在看不起病的问题。中小学的学费很少，大学中专以上的学生学费由国家承担，每月有助学金、生活费。贫富差距不大且收入就业有保障，绝无大学毕业即失业、拖欠克扣工资等怪事;毛泽东时代，虽然运动多，开会多，批判多，但贪污腐败现象很少，抓出了刘青山，张子善震撼全国几十年;毛泽东时代学雷锋做好事蔚然成风，拾金不昧、助人为乐的现象比比皆是，互相帮助、互助友爱，一人有难，多人关爱。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自然和谐，虽然人们的生活水平较低，物质文化生活较原始、单调、朴素，但思想意识，道德风尚，兴趣情调、文化艺术很高雅、优秀，比世界上其他国家和民族都高得多。毛泽东时代贪官污吏很少，并能及时地铲除，有效地根治。最值得留恋的是社会风尚、社会秩序、社会观念都很平和、安定、和谐。是人类在心灵进化中的楷模和表率。正如邓小平所言：“你们如果是五十年代、六十年代初来，可以看到中国的社会风尚是非常好的。”。[6]反观当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已变成了马克思说过的赤裸裸的金钱关系、利害关系;大多数的人是谋食的，只为五斗米折腰，只考虑利害关系;不是谋道的，不追求真理、正义，不论是非曲直，不顾及国家民族的安危和共产党的生死存亡。如何扭转这种颓靡的社会风气，解决社会上人情如纸、世态炎凉的问题，如果这些问题解决不了，人民还能够当家作主吗?
简言之，要想使人民当家作主，是继续搞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还是用邓小平理论或者“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这是令人深思的一个严峻政治与理论课题。
让我们用历史事实来解答吧！
翻开建国初头三年的历史，我们会发现中国只有在毛泽东思想的指引下才能实现人民当家作主。
新中国成立初期毛泽东面临的国情、社情、国际形势比现在严峻、困难得多，当时国际上有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国家的经济封锁，军事威胁;国内有国民党残余势力，少数军队、特务、土匪、地痞流氓，旧社会、旧政权的残渣余孽的捣乱和破坏，更严重的是国民党政府留下的百孔千疮的社会和非常薄弱的经济基础，是一个“一穷二白”的国家。只有一点和当前社会相同或基本相同，那就是社会风气，社会文化、社会心理和社会意识：具体说黑社会猖獗，黄赌毒泛滥，原有的贪官污吏还没有清理、查处，社会舆论的主流媒体还宣扬的是封建主义、资本主义、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意识形态，还是金钱至上，人不为我天诛地灭的自私自利的思想。但是新中国建立以后，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下，在毛泽东主席“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思想的教诲下，在短短三年内恢复了国民经济，改善了社会状况。“1952年，工农业总产值810亿元，比1949年增长77.5%，比建国前最高水平的1936年增长20%，年递增率为21.1% ，其中工业总产值比1949年增长145.1%，年递增率34.8%，农业总产值比1949年增长53.5%，年递增率为15.3%。”“解放前职工生活水平最高的1936年，全国职工家庭每人每年平均消费额为140元(按1957年的价格计算)，1952年达到189.5元，增长35%。农民收入1952年与1949年相比，一般增长30%以上。”“在经济恢复的同时，国民经济结构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国营经济、私人资本主义经济、个体经济、国家资本主义经济、合作社经济都得到发展。”[3]同时还打赢了朝鲜战争，清除了危害几千年的匪患和污泥浊水，大规模地扫除了文盲和迷信，社会的清明是自古未有的，真正是万众归心。没有失业，连国民党残留的几百万党政人员都养下来了，试想，历史上有哪个政权能做到这一点?
翻开1952-1978年的历史，我们会发现中国只有在毛泽东思想的指引下才能实现人民当家作主。
50年代，“1952年，国营工业产值在全国现代工业总产值中的比重，已增加到56%，国营批发商业的营业额占全国批发商业营业总额的60%，社会主义已成为我国社会经济生活中的相对强大的因素。”“1957年全国工业总产值达到783.9亿元，超过原定计划21%，比1952年增长128.3%，平均每年增长18%。”“1957年农业总产值达604亿元(按1952年不变的价格计算)，完成原定计划的101%，比1952年增长25%，平均每年增长4.5% 。”“五年间，全国物价基本稳定，国家财政除1956年有赤字外，其余各年都收支平衡，略有结余。人民生活水平也逐步有所提高，全国居民平均消费水平1957年达到102元，比1952年的76元提高三分之一强，其中职工平均消费水平由148元提高到205元，提高38.5%，农民由62元提高到79元，提高27.4%。”[3] 毛泽东主席在论十大关系一文中提出：“重工业是我国建设的重点。必须优先发展生产资料的生产，这是已经定了的。但是绝不可以因此忽视生活资料尤其是粮食的生产。”[4]然而工业化需要高积累，我国当时的积累率一直在30%以上，最高达到39%。工业化没有高积累是不可能实现的，而高积累，就必然会影响人民生活的提高，这样就表现出粮食、副食品、生活用品、轻工产品的匮乏和生活改善的缓慢，这也是“熊掌和鱼”不能兼顾的道理，是人民能够理解和接受的。即使如此，人民的生活水平还是有较大的提高。因为，国家“在发展工业的时候并没有忘记发展农业。十年中间，我国农业总产值将增长一倍半。一九五九年的粮食产量将达到五千五百亿斤，比一九四九年的二千一百六十二亿斤也将增加一倍半;棉花产量将达到四千六百二十万担，比一九四九年的八百八十九万担将增加四点二倍。”[5]那个时代农业支援工业，才加快了重工业发展，才抢占了国防建设制高点。穷国、穷人办事就要集中精力、人力、物力，拣重要、主要的事先办，这样就建立了完整的工业体系、农业基础设施、现代国防，并将土地收归国有，无论政府和私人都不能自由买卖土地(然而，当今政府如果一天不出卖土地，都日子难过)，置办了厚实的家底，使后来的改革开放有了坚实的物质基础和资本。
另外，在那个时代，毛泽东主席把人民拥护、人民满意作为中国共产党工作的唯一标准。明确提出：“我们的责任是向人民负责。每句话，每个行动，每项政策，都要符合人民的利益。”他告诫全党同志“应该使每个同志明了，共产党人的一切言论行动，必须以合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为最广大人民群众所拥护为最高标准。”所以，政府和人民心连心，“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政府各级领导的座右铭。田间，车间到处都有干部的身影，同吃，同住，同劳动，社会主义的阳光，沐浴着每一个公民的心田!人们虽穷但心不累，社会是和谐的，人与人和睦融洽，助人为乐平常事，见义勇为人人争;好人有好报，英雄人人都在学习，社会不仅把荣誉赋予了英雄，英雄的荣誉还惠及子孙亲朋，好事有人夸，坏事有人抓，良好的社会风气净化着每一个人的灵魂;与此同时国家盖起了学校，让所有人的孩子走进了教室，让优秀的孩子免费读完大学，国家在农村盖起了医院，“把医疗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让农民有了最起码的医疗条件，国家努力减少“三大”差别，每一个公民都能享受到基本的生活保障;那时，在人民的心目中国家的利益高于一切，行业只是社会分工的不同，职位只是工作的需要，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把知识奉献给人民。把发明创造贡献给祖国，把自己投入到人类最美好的事业中去，成为每个公民的理想和志向，人民不讲究个人回报，只讲为祖国多做贡献，只讲集体主义，这才是真正人人平等、安居乐业、心情舒畅、团结和谐的社会，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
在那个伟大的时代，培养了数以千万计中华民族优秀儿女，他们在社会主义建设的各条战线上，在工农商学兵政党的各个部门都能努力奋斗，忠实积极地为党和国家工作，为人民服务，无论是在“大跃进”的火红年代，还是在三年困难时期，以及“文革”的动乱年月里，无论在受到不公平对待的屈辱日子里，还是心情舒畅时期都能兢兢业业，无私奉献。尤其是经历历次政治运动磨励的知识分子，都能与工农打成一片，实现知识分子同工农群众相结合的号召，最突出的例子是“文化革命”前的共产党员和党的领导，涌现出不少杰出人才和可歌可泣的事迹，这些平凡而伟大的人物如焦裕禄，王进喜，老孟泰，王杰，欧阳海，门和，雷锋，向秀丽，刑燕子，陈永贵，石传祥等人，正是由于这些优秀人物的存在，正是由于亿万人民的革命热情，艰苦奋斗精神，无私奉献举动，才能在没有奖金、没有物质刺激并且物质文化生活低下的艰难岁月中，在强调阶级斗争的1958～1978年20年中使得中国的经济建设仍然在向前发展，甚至在文化大革命前和“文化大革命”的动乱年月经济仍然在增长，正如下列数据所示“中国从1963年到1965年，工农业总产值平均每年增长15.7% ，其中农业产值年增长率为11.1%，工业产值年增长率为17.9% ，超过‘一五’计划时期的增长速度。”“1965年的工农业总产值已基本上恢复到历史最好水平，比上年增长20.4%,其中农业增长8.3%，工业增长26.4%，在工业总产值中，轻工业增长47.7%，重工业增长10.2% 。”⑹
“1966年的国民经济仍然取得较好的成绩全年工农业总产值达到达2543亿元，比1965年增长13.4%，国家财政收入比上年增长18%，全年收支相抵结余17.2亿元。许多生产建设项目都完成和超额完成国家年度计划。”原定的1967年国民经济计划无法执行，实际上被迫停止。1968年年度计划没有制订。“这是中国自建立计划经济计划以来，仅有的没有执行年度计划的两年。”⑺
“1968年又比1967年下降4.2 %。国民收1968年比1966年下降13.3%。财政收入也大幅度减少，市场供应紧张，人民生活水平降低。”
“1969年的工农业总产值达到2613亿元，比上年增长23.8%，国民收达到1617亿元，比上年增长19.3%。但是，这些带有明显恢复性质的增长，各项指标只是大体相当于1966年水平。”“1970年的经济建设按照这个纲要“指《1970年和第四个五年国民经济计划纲要(草案)》”的要求，采取高投入等一系列措施。到年底，工农业生产取得了大幅度的增长，基本上完成了第三个五年计划原订的主要指标。大部分工农业产品产量超过1966年的指标。”“……1970年的基建规模(295亿元)比1969年(186亿元)增幅58.6% ，1971年又达到316亿元的水平。”“这些年的积累率在国民经济收入中的比例逐年上升，1969年为23.2%，1970年为32.9%，1971年达到34.1%。而农业投资越来越少，1971年只占总投资的10%。”“1973年国民经济计划主要指标都完成和超额完成，工农业总产值达到3967亿元，比上年增长9.2%，国民收入达到2318亿元，比上年增长8.3%，财政收入达到809.7亿元，比上年增长5.6%，实现收支平衡。”“1973年中国对外贸易总额是1970年的2.4倍，1974年达到3.2倍。对外贸易工作的一定发展，为中国今后的经济建设提供了必要的物质条件。”“在铁路建设上，1970年建成成昆铁路，1972年10月建成湘黔铁路，1973年建成襄渝铁路……。”“在科学技术领域，1970年4月中国成功地发射了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标志着中国在宇宙航天技术方面取得重大突破。中国能源的支柱产业大庆油田，也从1971年起保持了长期持续高速的增长，到1975年产量达到4625.9万吨。” 1975年“全年工农业总产值比上年增长11.9%，与1974年仅增长1.4%形成鲜明对照。其中工业总产值增长15.1%;农业总产值增长4.6%，工农业产品产量中，粮食增长3.4%;钢增长13.2%，原煤增长16.7%;原油增长18.8%;发电量增长16%。军队、科技、文化教育方面的整顿，也取得明显的成绩。”⑻
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薄一波同志在《回顾》下卷第1250～1251页上谈到“这里应当提出的是，纵观1966至1970年这5年乃至1966年至1975年这10年的情况，经济还是有所发展的。就“三五”计划执行的情况来说，农业生产基本上是正常的，粮食产量除1968年因灾害比上年减产外，其他年份都是增产的，1970年达到4850亿斤，是历史的最高产量，5年平均年增长4.5%，高于“一五”时期3.5%的水平。工业生产在后两年也有较大的增长，1970年的原煤、发电、成品钢材的产量都是历史上最高的年份，特别是原油产量突破3000万吨，比1965年增长1.7倍。工农业产值1969年为2613亿元，创历史最好水平，1970年达到3138亿元，比上年增长25.7%，5年平均年增长9.6%，接近‘一五’时期的增长速度。财政收入4年有结余，5年合计结余10.5亿元。‘三五’计划原定的各项主要经济指标，到1970年大都完成了。”⑼
关于1958年到1978年20年来的经济建设和经济发展情况，邓小平1979年也公正地，客观地指出：“建国后我们的经济建设是有伟大成绩的，建立了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培养了一批技术人才。我国工农业从解放以来直到去年的每年平均增长速度，在世界上是比较高的。”⑽
邓小平将上述的物质和资本积累结论为：“我们能在今天的国际环境中着手进行四个现代化建设，不能不铭记毛泽东同志的功绩。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们现时吃“祖宗饭”一点不为过!”
美国学者莫里斯·迈斯纳的研究结论是：“无论人们将毛泽东时代作何种评价，正是这个中国现代工业革命时期为中国现代经济发展奠定了根本的基础，使中国从一个完全的农业国家变成了一个以工业为主的国家。1952年，工业占国民生产总值的30%，农业产值占64%;而到1975年，这个比率颠倒过来了，工业占国家经济生产的72%，农业则仅占28%了。其实毛泽东的那个时代远非是现在普遍传闻中所谓的经济停滞时代。而是世界历史上最伟大的现代化时代之一，与德国、日本和俄国等几个现代工业舞台上的主要的后起之秀的工业化过程中最剧烈时期相比毫不逊色。”“在毛泽东身后的时代里，对毛泽东时代的历史记录的污点吹毛求疵，而缄口不提当时的成就已然成为一种风尚——深恐提及后者便会被视为对前者的辩护。然而，对一个基本事实的承认，即毛泽东时代在促进中国现代工业改造——而且是在极为不利的国际国内条件下做的——过程中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并不就等于是为历史作非分的辩护。如果没有毛泽东时代发生的工业革命，80年代将找不到要改革的对象。”
所以，应该说吃饭穿衣问题50年代就基本解决了，只不过温饱标准不同。邓小平对这个时期的结论是：“中国六十年代初期同世界上有差距，但不太大。”[11]
三、南街村和袁家村的事实再次证明在当前的背景下，只有毛泽东思想才能使人民当家作主
在中国谁拥有农民的支持、农民的拥护，谁就拥有了中国。解决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关键是领导全体农民奔小康。只要解决了农民的问题，其他问题都可以迎刃而解。正如邓小平明智地指出：“中国有百分之八十的人口在农村。中国社会是不是安定，中国经济能不能发展，首先要看农村能不能发展，农民生活是不是好起来。翻两番，很重要的是这百分之八十的人口能不能达到。”[12]在这个问题上处理得最好的正是在毛泽东思想指引下，在当今的政策扶助下，取得辉煌成功的河南省临颍县南街村。
请看下面的报道：
南街村“这是一个美丽而带有传奇色彩的村庄，不是神话，也不是乌托邦，她实实在在地存在着，生长着，前进着。南街村从1984年开始起步，1991年产值突破亿元大关，1994年形成规模，旅游资源得以开发利用，旅游业开始大发展。南街村发展旅游业，一靠政治优势，二靠环境优势，三靠服务优势。政治优势：南街村在发展之初，就提出了用毛泽东思想教育人、武装人，走集体共同富裕的道路，并且在发展中提出"坚持外圆闯商海，严守内方治南街"的治村策略和"建设共产主义小社区"的奋斗目标。南街村在改革开放形势下，在市场经济大潮中，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处于低潮时期，都是极其鲜明、独树一帜的”南街村一直开展“大学毛著、大学雷锋、大唱革命歌曲"的三大活动”。每天清晨起来，广播里放的是《东方红，太阳升》;每逢重大活动，职工村民唱的是《学习雷锋好榜样》等歌曲;南街村的各主要街道上，是“毛泽东思想永放光芒”等标语;南街村的宣传画是英雄人物画像，是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 “三代伟人指航程”广告画;南街村的党员人人佩戴“共产党员”标志;南街村坚持“政治工作是指导一切工作的生命线”。南街村正是通过强有力的思想政治工作把人们的思想统一起来，人的思想统一了，事情就好办了。冶金工业部地球物理勘察院的王伦秀这样评价南街村：“灿烂的思想政治之花，结出丰硕的经济之果。”[13]
“南街村内回汉两个民族和睦相处。共计805户，3130人，2006亩耕地，总面积1。78平方公里。村内有297名党员。该村在改革开放初期，采取联产承包责任制，把集体财产分配到户，集体企业承包到人。为时不久，就出现了粮食生产下降，承包企业亏损，承包人先富后腐败，损公肥私，逼得村民外出打工者增加。在这种情况下，多数村民要求恢复集体所有制。经过全村民意测验，村里于1984年重新把企业和土地收归集体，继续走“集体劳动、共同富裕”的道路。经过多年努力，全村达到农业生产完全机械化，电气化;农业投资350万元，达到“旱涝保收”;小麦产量达900斤/亩，提前解决温饱问题。村里还办起方便面加工厂，锅巴厂，啤酒厂，彩印厂 包装厂、胶印厂，养鸡场、繁殖场，汽车运输队等26个企业。1984年全村实现产值70万元，1985年产值130万元，1991年产值达到1亿元，1998年达到18亿元。南街人学雷锋、树新风、讲奉献已蔚然成风，职工村民自觉参加义务劳动每年不少于2.5万人次。爱党、爱国家、爱社会主义、爱集体活动深入人心。据不完全统计，多年来，向国防建设、灾区捐款、赞助希望工程、扶贫助残累计已达近3500万元。 [14]
还有一个生动的例子就是陕西省礼泉县袁家村，这个富得流油的村庄，是邻村和城里人都羡慕的秘诀是：“听毛主席的话，按毛主席的指示办。这里还在实行生产对技记工法。每天早晨村里出车，挨门挨户送菜送肉，年底全村集体出资盖公寓，每家分得二层，每人分得人民币2000余元。他们带头人说，毛主席生前多次提出消灭城乡差别，但没有做到，俺们就要在这里实现它。他们还坚持：就是走市场经济的路，也要全村人集体去走。”[15]
以上列举的铁的事实，雄辩地证明，在新的历史发展时期，在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领导下，坚持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重温毛泽东主席的人民观，永远牢记毛泽东主席的教诲：“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一刻也不脱离群众，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而不是从个人和小集团的利益出发。”始终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就一定能够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和人民当家作主，实现小康社会的美好理想。
主要参考资料：
[1]《老子、庄子》中国戏剧出版社“老子篇”第三、五章。
[2]“十七位老部长、老同志建言‘十七大’”2007年7月12日。
[3]《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著，胡绳主编 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年、北京。
[4]《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出版，1977年4月第一版，四川第一次印刷。
[5]《伟大的十年》，周恩来著。人民出版社，一九五九年，北京。
[6]薄一波著《回顾》(下卷)第1249～1250页。
⑺庞松 陈述著《中华人民共和国简史》第380页。
⑻庞松、陈述著《中华人民共和国简史》第381～407页。
⑼薄一波著《回顾》下卷第1250～1251页
⑽ (《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163页人民出版社1994年10月第二版)
⑾《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出版，1994年10月第二版，成都第三次印刷。
[12]《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出版，1994年10月第二版，成都第三次印刷。
[13]《河南临颍县南街村农业旅游项目》2007年5月12日百度百科网上报道。
[14](本文摘自宣制辉的文章《和谐社会的典范—南街村》，2007年8月27日。
[15]《毛泽东之谜》晓峰、明军主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关羽性格” P31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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