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新、跨越与倒退、复古;政治家与政客之等等现象，是客观存在于现实社会中，并无时无刻不深刻影响着我们的生活。同样的事物，由于评判者所站立场不同，所持态度相异，还由于评判者自身思想的巨大差异所决定，即会出现许多匪夷所思，往往执黑为白、诬白为黑的当世之奇观。还可以依常理论定，真正的政治家，是教育人民大众尽快达到思想上的觉醒，并尽可能动员他们广泛参与到国家的政治与各项建设中来。于此，即是一个政治家最大执政自信的直观体现，又是最切实人民当家做主的社会实践。而政客则不同，他们信奉与践行的是“精蝇路线”，无论什么事都好替人民当家做主，在此要求下，以公权力河蟹与编织虚幻梦境的政治套子相辅相成，以期促成一个社会的相对稳定局态，以利于自己施政方略之进行。
但如此一厢情愿能否长期延续下去?一个理性化的社会，更多的受到前后两种不同社会态势影响的、有过许多切身体验且认真思考与反思的人民，面对一个正步步作用于自己的现实社会，是选择继续做梦还是警醒?大抵也是非权力意志所能左右的。
中国有句人们都耳熟能详的老话：吆喝什么卖什么。形容一种社会行为的前后一致、表里如一。我们知道，上述情形一般泛指人们从事社会生产与经营活动时个体表现的诚信与信用。非如此，又以什么来取信于人、取信于社会呢?
个体的人如是。但若将其放大至一个特定社会共识的客观形成，一个政党、政府的社会功用或是一系列政治、经济理论乃至具体行政措施的对外体现方式等等，都客观而言悖逆了这一诚信取人，前后一致、表里如一的社会原则，那么，由此又将导致出怎样的结果?它决不可以被赋予人为意志的所谓“解放思想、更新观念”甚至是别有用心的“与时俱进”等蓄意政治背书即能被“搁置”与长期“不争论”，并还能一直波澜不惊地永久维持下去。
此所以我们能看到的公权力河蟹、不遗余力维稳被长期的、须臾不敢作更改作运用的深层次原因。也是一个政府执政公信力锐降的最根本之因。更是对于主导一个国家政治、经济运行长达几十年之久的理论“盲区”的最真切说明。
至此，“特别是”的定义是什么?岂不是已得到最明确的诠释?以所谓改革的名义对曾经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发展所作的渐进式更改与不达目的绝不罢休的坚定不移颠覆。改革从形式上讲属于社会改良范畴，但若从其导致的根本意义上讲，却又显属一种革命。于此，当局于三中全会也态度明确做了肯定性表述。那么，势必面临了一个回避不了的问题。该次革命的针对对象是什么?
改革有两种：一种是在不触动根本制度的前提下，进行局部的调整;一种是对旧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进行彻底的改革，导致社会制度发生根本性变化。但改革与革命的不同处在于，其方式、力量不同：改革是国家和政府主动采用的一种自上而下的和平的方式;而革命一般是由群众发动的自下而上的暴力方式。但其目的却基本相同。改革是通过渐进式的，自上而下的温和形式进行的社会变革，而革命是自下而上的、剧烈的社会变革。目的都是变革，只不过前者由于权力作用，不用太过剧烈与付出太大代价即可达到。而后者，倘没有全社会的普遍意义的觉醒，没有广泛且剧烈的社会行为，它根本就不会成立。
如果据改革之初对社会宣讲的改革理由而言，是针对落后的社会生产力而不得不进行的改革。生产力是人们在生产实践过程中形成的解决社会和自然界之间矛盾的实际能力，是改造和影响自然界、获得物质资料的力量。生产力包括三要素：劳动对象、劳动资料和劳动者。而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又构成了生产资料，所以，生产资料是生产力中物的因素，而劳动者是人的因素。要解放与发展生产力，就必须面对生产力中客观包括的“物”和“人”两个因素。那么，‘特别是“改革又是怎样解决这两个生产力因素的呢?将物的因素由国家与集体所有转移为以资本形式存在的私有制所有，再利用公权力作用将广大的劳动者与生产资料剥离开来，劳动者已基本不具生产资料，而拥有生产资料的人又不必经过劳动即可获取巨大社会财富。但是，我们又不能否认，就生产力中“人”与“物”的关系来说，劳动者是生产力中的主导因素，因为生产工具由劳动者创造和使用，劳动对象又必须由人去驾驭。离开了劳动者，生产工具和劳动对象都不能发挥作用，都只能是一堆死物。但“特别是”又是怎样发挥劳动者作用的?先对你展开全面的剥夺，这剥夺的过程就是私有化改革步步深化的过程，待得将你逼至一无所有的绝境了，要保证活下去，就非要进行生产的。私有化改革就是这样来发挥劳动者最大的社会能动性的。
还有如下别有用心的所谓生产力里程碑发展：
第一里程碑：生产力是征服和改造自然的能力。
第二里程碑：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
第三里程碑：生产力是创造财富的能力;资本是第一生产力。
而从上述所谓的生产力里程碑变异即能看出所谓改革的居心是什么了。既然资本已成为第一生产力，那么，唯资本才最重要，才最具决定一个社会的发展之步伐速度。历经如此偷梁换柱的置换，资本堂而皇之粉墨登场，并将要发生其决定性作用了。于是，一个社会的变异将不再继续被蓄意遮掩。待得其社会生产资料所有制形式被固定下来，那么，由生产关系起决定性作用的上层建筑，又还能永远不变吗?
如前所述，改革是由上而下的一次社会变革。此一方式所决定它的发起者只能是极少数人，是处于当时社会的上层者——拥有绝对权力的那样一些人。我们且勿论他们初始的初衷是什么，而改革由上而下的方式决定了其利益归属只能对上层作倾向性转移。于是，一种可以预知的可悲轮回来到了。
是否当初那个面临改革的社会，它国民经济的发展就已到了濒临崩溃的边缘?在此似已无必要运用具体数据来说明前三十年采用公有制发展使得这个饱经战争创伤、家底是一穷二白的中国社会实现了怎样的翻天覆地之改变。我们只从“中国人民站起来了”这个政治角度衡量，即可知倘使没有国家政治制度、经济发展、国防建设等诸领域的长足改观，想使得一个近现代以来历经屈辱忧患的国家，成为一个没有外强侵略、内部颠覆的，一心一意进行现代化建设的国家，又谈何容易?
我们还不能否认，所谓的发展它并不是一个空泛的概念。它必须具备既定的客观对象。而近现代以来中华民族的一部屈辱史，就正无可置辩说明没有国家的强大，任何个体的相对富裕都不具任何意义。可以想象，在八国联军与日本侵华时代，中国国内绝对还是有一个数量庞大的富裕阶层的，但占社会人口更大多数的人民又是怎样的情况?那个国家又是怎样的韬光养晦做着缩头乌龟而任人民被欺凌、被杀戮?所以，新中国建立以来，优先发展重工业与国防工业建设即成为这个国家的不二选择。而在此情况下，人民生活水平的迅疾提高就与国家的宏观发展步骤产生了矛盾。上述本是一个正常化发展的国家绕不过、躲不开的必经之路，但“特别是”以来却不幸而成为那些别有用心私有化精蝇借以诽谤与攻击公有制僵化、落伍的借口。此类情况，若说是一些缺乏政治眼光、急于追求物欲享受的个体民众还不足为奇，但是，倘使一个社会的顶层庙堂中人，那些呼风唤雨的所谓精蝇，他们或对此缄默，或蓄意搅浑水，那又说明什么问题?
且抛开政治品质而言，不能否认这是为后来的私有化作司马昭之心的奠基。
而政治短视、急功近利的私有化改革，这一条路能真正走得通吗?
二代邓氏的那样据说是辉煌业绩的改革成果将不会再有。而邓氏之路也是不能再复制的。毕竟客观的社会条件，世界大趋势影响，还有人民从刚开始改革的新奇与亢奋中，历经三十多年的感同身受，也早已逐渐思想理智与成熟。还有“特别是”社会的自身资源(人力资源与物力资源)也日渐告竭，所以，不动脑子的照猫画虎继承式改革，“卖血下馆子”式的孤注一掷政治豪赌，才是最险象丛生的一步险棋。
对于改革，是没有理由否认。因为任何一个社会都有着不合理的需要改进的因素，即便是再怎样成熟的生产关系，也不可能永远一成不变地适应生产力发展的要求。但我们不幸而看到，特别是改革，其目的还是针对了生产资料所有制形式所作的变革。通过三十多年不遗余力的改革，告诉人们一个共识就是，公有制僵化，要发展经济就必须走非公发展道路。既如此，中共存续的意义除过对权力的继承与控制外又还有什么意义?
改革再出发了。在此，并不代表此前的改革有什么不妥，只是好像是速度与力度都不大令人满意，所以，由一把手亲自挂帅，再次出发。所以才有市场起决定性作用的表述。市场起源于古时人类对于固定时段或地点进行交易的场所的称呼， 指买卖双方进行交易的场所。发展到现在，市场具备了两种意义，一个意义是交易场所，如传统市场、股票市场、期货市场等等，另一意义为交易行为的总称。即市场一词不仅仅指交易场所，还包括了在此场所进行交易的行为。故当谈论到市场大小时，并不仅仅指场所的大小，还包括了消费行为是否活跃。广义上，所有产权发生转移和交换的关系都可以成为市场。
市场是社会分工和商品经济发展的必然产物，同时，市场在其发育和壮大过程中，也推动着社会分工和商品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市场通过信息反馈，直接影响着人们生产什么、生产多少以及上市时间、产品销售状况等。联结商品经济发展过程中产、供、销各方，为产、供、销各方提供交换场所、交换时间和其他交换条件，以此实现商品生产者、经营者和消费者各自的经济利益。
亚当.斯密以“个人满足私欲的活动将促进社会福利”为逻辑起点，推演出市场就是“自由放任”秩序。政府完全不能干预个人的追求财富的活动，也完全不用担心这种自由放任将制造混乱，“一只看不见的手”将把自由放任的个人经济活动安排的井井有条。也就是说，亚当斯密的市场概念重点在于强调限制政府对个人经济活动干预上。《国富论》也花相当的篇幅去抨击干预个人经济活动，限制个人经济权力(产权)的重商主义政策。以后的古典经济学家也一直坚持自由放任的观点。
对于市场经济的认识与定位，应该是一个政档、政府是否成熟化的标志。更是一个政档与政府为什么人谋利益的决定性选择问题。市场的作用并不是全正面的，它的积极性意义不能否认，但如果只是单方面认定其积极意义，而忽视它的杀伤力，那么，市场这柄双刃剑却是既能伤人也能伤己的。
此次全会以及“公报”、“决定”的相继推出，已然表明一种制度。坚定不移走以市场为导向的经济改革。即如这篇文章开头所说那样，改革原本就是由处于一个特定社会的上层势力分子发起并主导的制度变异，而由此决定的利益归属也不言自喻。那么，至今三十多年的制度沿袭，虽是有阶段性的换将之举，但总的趋势看来，由其代表的那个利益群体并不会发生什么改变。所以，仅从利益方面论及，由此体制而产生的享利食利阶层或是群体，又怎么会容许倾向于他们利益归属的改革偏移些许方向?
假以社会主义之虚化标签，运用貌似社会主义的上层建筑，却作着利于特定统治集团与附着于其上的社会群体利益的倾向性发展。这就是目下所谓不断解放思想、胆子要大步子要稳的改革的实质内涵。但如此改革性质决定，它必然是以持续剥夺更加广泛人民群众的利益为出发点的。如果说改革是一个政权开始变异的起始，那么，历经三十多年的不遗余力，它基本已是羽毛日渐丰满，所以才也更加无所顾忌了。而这样的改革决定了，所谓的人民不过是听任他们自由盘剥与欺诈的对象，国家不过是让他们产生与增值财富的有形载体。一旦他们因了利益之因而作取舍，抛弃这个国家奔投他乡便是其不二选择。
所以 ，别再介意有些王八蛋嘴里动听的言辞蛊惑，也休要再对他们抱任何希望与信心。所谓的健康力量，它只存在于我们不幸被做梦时的梦境里。而真正的社会主义，决不在意淫的依靠、等待回归中。现在的客观现状是，要么继续做梦，继续意淫，继续作无望等待，继续依靠根本不存在的所谓健康力量，要么，还是重新审视前面走过的路。更要明白，我们错在那里了。为什么多年来一直没有任何收效?这个世界极其现实，也极其残酷。但其现实与残酷的体现却往往因了我们的愚蠢、幼稚与巨大思想错位。最可笑、最可悲也最可怕的是：我们往往自以为是认为一切都知道、所有的都了然入胸;一切事物的发展与转归都符合我们既定的理解与推测;一切事物还处于萌芽状态或是还未有稍许迹象之时我们就懂得它将要向什么方向发展……但其实，我们往往什么都不知道。即是勉强明白一些了却又有着许多谬误的成分。再细思量了当下的社会客观存在，打着一种似是而非的蓄意旗幡，运用公权力的肆无忌惮为手段，颠覆与葬送并举，骄横和疯狂毕现。更还有那些抛头露面、喧扰哗众的伪劣识字分子，那些卑鄙无耻、蝇营狗苟的“特别是”伪卑骄横、飞扬跋扈的该遭天杀的自私自利精蝇，还有那些打着所谓“爱国主义”标识企图在“特别是”这最后的疯狂晚餐盛宴中也分得一杯羹的不甘于人生寂寞者，等等，这一切分明就是一出历经精心策划、各色人等先后出场表演的，目下即将散场又还必须经过最后疯狂的大戏。
我们就正是戏中人!
我们一直被导演，被利用;也被蒙骗、被欺凌;被瓜分、被葬送!
我们一直思考、行走于暗夜茫茫中!我们许多时候其实一直附会、从众于一种愚蠢的跟随与依附中!
是该自己醒来的时候了!!!
一个社会最可悲还在于，打着与时俱进标贴的改革，正在将前三十年的社会制度创新、跨越沦变为向被推翻砸碎的社会制度的倒退、复古。对统帅人类社会几百年的资本势力与起决定性意义更长时间的强权势力低头膜拜、俯首称臣。如果这也能称之为解放思想，这个世界真的被彻底颠倒了。而什么是政治家，什么又是政客的嘴脸，难道还不好辨识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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