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悲观主义观察2012年中国政治走向
——兼谈崔永元不再失眠和吴敬琏的西食东眠
媒体人是敏感的，但是经常是冷漠的。敏感是因为他们时常能够洞悉到时代发展的脉搏，冷漠是由于他们习惯了太多的权贵与浮华，忘记了自己曾经的根。在安静的深夜里，是否有媒体人拷问过自己的灵魂，自己是否还抱有一点点悲天悯人的终极关怀。、
崔永元不再失眠，他缺席贵族的狂欢而参与塑造打工者的粗糙景观。格瓦拉放弃奢华饱含着他对劳动者的爱，那么崔永元的割爱，也使得自己的精神升华到更深远的一个层次，那就是至少保留着对于劳动者的爱。也许很多媒体人只是在书本里说一说，或者停留在镜头的表态里凝固在时间中，当两种文化互相制约的时候，选择显得尤其重要，是选择贵族的光彩照人，还是选择劳动者粗糙质感的美。
崔永元做出了正确的选择。知识分子脱离社会许久之后，面对着整个社会从经济、政治、文化资源的全面两极分化，走向对抗，必然会产生某种形式的分化，那些选择底层的人保留着人类最为可贵的良心，而无论他以前做过什么事，或者曾经漠视过什么人，他都会做出某种象征性的抉择：或留恋凡间，选择与无资源者站在一起，或是立之高阁，继续在瑶台与仙人们共舞，合演无头无脚的和谐盛世。
与崔永元不再失眠相比，另外一个风派人物吴敬琏最近西食东眠，今天在西家吃饭，明天在东家睡觉。他和各色知识分子一样，不甘寂寞，看出18大以后的民生路线可能影响既得利益，因而急忙放声，试图影响18大的政治走向。凤凰网转载了《浙江在线》吴敬琏撰写的以“下届政府要以改革的姿态高调亮相”为题的文章，被媒体称为批X警X，媒体还说，网民纷纷向勇于逆鳞犯上的吴大师表示赞扬。(http://www.depqc.com/view.php?tid=6555 )
吴大师丝毫忘记不了他的“改革路径”，即便改革在当今时代已经物化为一个充满贬义、充满掠夺内容的的词汇。正如一些人不能放弃文革一样，大师先生不愿意放弃已经被大家心目中放弃的东西，他已经OUT了。他做出一副帝王师的样子，他的随风摇摆病又发作了，当毛主席在世的时候，他当吹鼓手；邓小平在世的时候，他当传道士；江泽民和胡锦涛在台上的时候，他当谋士；习近平要接班了，他想当帝王师。投机主义的政客在这里，显得尤其的脸庞清晰，只不过这一次当帝王师，带有几分的失落之前最后的抓狂，也带有几分的跳墙。
改革的路径之争，显然关系到中国未来十年的基本走向，是否改革显然是一个伪命题。任何社会都必须改革、调整、变化，固步自封的社会显然是一个人为树立的虚无缥缈的靶子。
问题的全部核心在于，是从既得利益集团手中向民众中转移部分权益，还是继续掠夺民众的权益让渡给上层。既得利益集团从政策性暴力中获得了收益，它会形成路径依赖，继续依赖物价上涨、民生凋敝的掠夺模式。
有的人认为，精英不再改革了，其实这是错误的。上层的改革动力在于内部继续划分既得资源，因此争夺会显得尤其激烈。鉴于资源已经大体瓜分完毕，民众的油水再榨取会导致更大的社会冲突，因此我预言上层之间的矛盾会越来越剧烈，这种改革将更多地是上层对中层的。我们已经可以看出端倪，那就是在物价上涨等多种因素的主导下，用经济泡沫堆积起来的“中产阶级”快速消失，迅速沦落到下层阶级的经济地位中。
鉴于官僚已经形成了一个庞大的食利阶层，这使得权力形成剥削。“特别是”政治的特点是：通过采用西方的轮流制和坚持不受群众约束的体制，使经济利益不断地分肥。……最终形成“轮流贪污体制”和四年之外的免责机制。
在缺乏大众民主的情况下，高度集中经济、政治、文化资源的专政体制极其容易迅速蜕变为法西斯体制……专政由于将政治、经济、文化全面控制了，只要一变，就变成了修正主义全面控制政治、经济、文化，然后堕落为法西斯、腐败分子全面控制政治、经济、文化。毛泽东清晰地认识到了问题的所在，他说，“修正主义上台，也就是资产阶级上台。”“现在的苏联是资产阶级专政，是大资产阶级专政，德国法西斯式的专政，希特勒式的专政。”毛泽东宁愿做一个悲剧英雄，也不愿意做一个坐享其成的开国者。他希望能探索新路。从左翼方面去理解，这是他对民众无限的爱导致的。
文革时期，社会处于剧烈变动中，他们搞革命意识形态输出，从美国黑豹党到法国的毛主义五月风暴，席卷整个欧美的社会运动，形成了对中国的外部支援。也说明，那个时候的中国，并没有形成庞大的记得利益集团。在任何系统里，既得利益集团都会利用手中的权力增加各种管理规定，从而巩固自己的优势地位，这是从经济权力走向政治权力和宪法权力的象征。正如朱元璋取得了明朝的政权以后，他会想方设法阻塞平民上升的渠道。大到一个国家，小到一个单位，都是一样的政治逻辑。如果说，中国的改革处于建设制度阶段，而不是经济层面，那么只能意味着既得利益集团已经在固定化自己的政治主张，这是《物权法》出台的背景。
不用对18大怀抱过大的期待。1949年是通过革命实现了政治路径转移，1978年的巨变也不是平稳进行的，18大之前没有任何政治上的清理整顿政策，因此大规模路径转向几乎不可能。私有化的路子固然已经走不下去，但是恢复社会主义的阻力会受到更大规模经济阶层和既得利益集团的严防死守，很可能中国领导层会尝试走社会民主主义，甚至形成轮流贪污体制。
经过三十年的发展，沿海地区通过资本化，将农村和偏远地区经济殖民化。整个农村和城市，形成了二元对立，农村的经济失血使得经济上的两极分化塑造了政治、价值观、生活方式等全面两极分化和二元对立。阶级越来越重新组合为两大对立的阶级：资源享有者和资源边缘占有群体的对立，实质是资本阶级与无产阶级的全面分化。少数的资源占有、享有者控制了几乎全部的政治、经济、文化资源，而大部分占有少量基本生存资源的无“产业”阶级政治上无权、经济上处于产业链下端、文化上处于无法发声。
蛋糕论的本质是要获得资本的欢欣，因为它允诺挺过发展生产的途径来改善民生，而不必撼动既得利益集团的任何汗毛。但是他们似乎总是故意忘记资本的原始冲动是无法遏制的：只要有任何机会，既得利益集团都会霸占新产业的得利权。北京以及全国各地的保障房纷纷出现严重质量问题就是明显的例证。
吴敬琏的所谓继续改革，显然是按照蛋糕论的逻辑来演绎的，他把“改革”这样的手段、工具作为政府合法性的来源，显然是一个巨大的阴谋。邓小平也说过，计划和市场都是手段，谁把手段当成是唯一的合法性来源，显然是塑造一个新的“改革教”，并通过这个改革教塑造一种新的神学教义：改革生，不改革死。至于改革谁的利益，怎么改革，那就是市场化。中国的经济学家的智商，已经进入了中世纪的神学审判阶段，新一轮的宗教迫害，正在中国大地上开始。
反观崔永元的靠近大众，显然已经明白：民众受到的灾难已经走到了历史的尽头，真正的人民审判正在开始。一些人可能看似无比强大、无比光鲜，但是不能持久；另外一些人，看上去虚弱无力、无权无势，但是他们发出的怒吼将重塑中国。虽然民众有时候也需要教育。但是如果精英操控了一切的一切，那么其中一部分精英只有暂时站立在人民的立场上，才能把精英拉回平衡。如果18大以后改革的起点只是寻求社会民主主义化，那么它得到仍然是民众的苦难。所谓“法乎其上，得乎其中；法乎其中，得乎其下”，权利在精英全面得势的前提下，恰恰是应该严重不平等的：严重倾斜到普通公民身上。如果未来中国政治还想走中间道路，那么它的实际作用仍然是帮助权贵掠夺群众，甚至换来的，不过是“轮流贪污体制”或“轮流掠夺体制”。
也许我的判断是错误的，我希望我的判断是错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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