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学界定性定量的方法论之战已经是老生常谈了，平常看到以此之矛攻彼之盾的文章也不会感到新奇。可来了R大这个学校，还是让我对这门学科有了一种新的理解。
R大社会学的学生都在拼命提高自己的统计能力，整个硕士一年级的课程，只有stata是全班到的最齐的一门课。R大的老师喜欢做的问题集中在阶层、地位获得、教育资源分配如此种种，承办年度大项目CGSS是R大老师最引以为傲的事情，不涉足这些问题就会被视为非主流，会遭遇许多尴尬的问题，比如：“你做的这个玩意是社会学研究的吗?”人文取向在这里被视为婆婆妈妈，某老师在课堂上曾放言：“男生毕业论文不做定量怎么对得起全家老少!”
我不知道是我所观察到的现象是“非正常”的，抑或这才是这门学科最残酷的真实?总之，我越来越对“这样的”社会学感到厌恶。
一位留美社会学研究生曾经问我，你觉得中国大陆有真正的社会学吗?我哑然。也许她所谓“真正”的社会学就是美国风格的、正领衔主流的社会学。可在我看来，这也仅仅是种话语霸权的体现而已(社会学推崇福柯，最后却自己落入了福柯勾画的知识——权力之网，着实是个笑话)。没错，美国有90%的社会学者在用定量方法做研究，而能写会算的中国人由于语言、文化的隔阂不得不出于实际的考虑选择用定量方法做研究，这些学者留美归国后也都宣扬其在美国所学的看家立命之本领，谓之“正统”。
美国社会是一个理性化程度非常高的社会，而定量研究是一种高度理性化的方法，以彼之法施于彼地，或许还真有解释力和有效性。但将此法运用于中国社会时，有太多前提性的东西我们并未思考清楚。首先要问的就是，中国是一个理性化的社会吗?这个问题不是用三两句话可以辨析清楚的。从直观的印象看，在广袤的农村，质朴的农民似乎还倾向于用感性化的乡野俗语来表达他们的生活体验。当央视记者把话筒端到紧张的老人面前问：“你幸福吗?”，遭到了社会学家的嘲笑和抨击。那么社会学研究者们把幸福指数划分为物质精神价值目标种种维度的时候，就真的能准确测量到别人的幸福感了吗?
最典型的就是，一些人处在阶层结构的顶端，衣食无忧，权力在手，名声在外，似乎可以为所欲为，却偏偏觉得百无聊赖，觉得自己是世界上最不幸的人，拥有一切对他们来说也意味着无可追求。这难道不是对幸福感、幸福指数这些虚构指标的最大讽刺吗?于是社会学家说了，我们可以通过增删变量的方式更准确的划分维度，那么我们又要追问了，难道这些因素在每个人心中所占的分量是一致的吗?聪明的社会学家引入了“权重”这个概念，并且骄傲的说，只要我们的样本量够大，大多数人的情况是可以被体现的，少数特殊情况是可以忽略不计的，这样我就代表了总体，代表了“社会”。这是定量研究的合法性，也是它最大的问题所在：因为这就意味着，你关注到的，只是“绝大部分人”，一切“特殊”的个案都要被排除在“社会”之外。
某节stata课上，老师说，做统计分析前，最重要的工作就是清理数据，所谓清理数据，就是要按照“合逻辑”原则把不合理的个案剔除出去。一个极端的例子，以户为单位的问卷中，夫妻双方的性别变量应该是不同的(通常为0,1)，那么那些同一户中夫妻双方性别变量填了相同性别变量的记录就要被修正，或直接剔除。于是那些碰巧被抽中的同性恋家庭就不在研究者的视野中了，留下的有效数据都是被视为“合理的”“正常的”个案。再如，一些人不好意思填收入或自己的职业，于是在统计分析时，missing的数据都成为“无效的”。有时候我们会惊奇的发现，这些被剔除的个案，都具有“边缘化”的性质，如果我们不让处在边缘地位的人说话、表达他们自己的处境，而仅仅研究那些“合理的”、“正常的”现象，实际上就是让研究工作失去了探索发现的性质，使其变成了关于研究者“预想”的验证。
定量方法以其客观性、价值中立著称，然而，韦伯所说的价值中立是在研究过程中不让学者的价值偏好对研究的分析与结论产生影响，但刻意选取某些数据、剔除另一些数据，在某种程度上讲，不也是一种价值介入吗?学者在这样做的时候，实际上隐含了一个前提，那就是认为整个社会基本处在秩序化、合理化的状态，而若是在一个冲突激烈的社会中，社会的复杂面貌还能通过这种理性化的方式来呈现吗?好吧，或许社会学家们又会跳出来说，在这样的社会中，“失范”现象已经具有了统计学意义上不可忽视的显著性，这样的现象就会因此成为社会学家关注的焦点和测量的主体。那么，我们又要问：显著与非显著的边界在哪里呢?我们通常默认95%的置信度，但这个边界的标定，是来自数学逻辑的推演，还是来自经验事实的概括呢?即便退一步讲，我们认可了显著度的划分，在主体合理有序的社会中，那些“不正常”“边缘化”的个案就应该被抛弃吗?
这个问题的回答不得不导向学科最基本的范式之争，实证主义的或解释主义的。无论怎样被质疑，每一种方法都会说，我只回答能回答的问题，不回答自己不能回答的问题。反向推导，也许每一种方法论都有其适用的范围或效度，然而只有在具体的经验调查中，或许我们才会发现方法与现实的碰撞有多激烈。
大三的秋天，我在湖北荆门做调研，拿着问卷逐门逐户的问最简单的分家情况，很多老人对分家的问题根本说不清楚，有的家庭子女与老人分开居住、各自营生，子女还保持着与老人的赡养扶助关系，时常吃住在老人家，甚至财务上也没有明确分开，村里办红白喜事，儿子老子给一份随礼。有的家庭名义上没分家，可仅借给老人搭个棚子住，伙食财务各自管各自的，只看老人活不下去的时候才接济一点吃食。生活的复杂性，情感与利益的复杂性，怎么能仅由“是或否”拼凑成的几张表格完满呈现出来呢?调查的最后几天，我们发现剩余任务量太大，就开始自编答案、捏造数据，说实话，做这种事的时候心中不免有小小的愧疚与忐忑，可转念一想，有多少调查员在做调查的时候是怀抱着严谨认真一丝不苟的态度呢?是的，方法课上我们学了很多制度化、程序化的操作方法，要求我们严格执行，但在实际生活中，又有多少人是在按照规章程序办事呢?中国社会不正是一个实用主义哲学横行、非正式制度遍布的社会吗?社会学家们会轻松的反驳，我们可以严格训练调查员，并且做一定程度的回访，以保证调查结果接近真实。
其实，用这一大堆的问题来跟定量方法较劲，不过是在炒冷饭。对于能够预见到的问题，社会学家们总是能做出理直气壮的反应，他们可以完善指标，可以加入权重，可以严格要求调查员，可以仔细检查数据，可是他们看似有效的解决方案都是在理念中、在头脑的设想中生产出来的，而经验研究所面临的，恰恰是无规律的不可捉摸的社会现实，理念设想当然总能对问题提出解决方案，但方案的有效性，也仅局限在理念中而已。
而在现实中，就我的见闻而言，学者们正在做的并不是努力修正方法的漏洞，填补方法的缺陷，而是对既存的问题自动忽略、视而不见，“将而就之”的中庸式态度使得社会学真正啮合了中国式行为逻辑，这大概是我们呐喊了多年的“本土化”所遭遇的最大讽刺吧。
写了这么多，其实最终要追问的还是一点：社会学家对定量方法的盲目崇拜到底意味着什么呢?我想这也许意味着我们这些走在研究道路上的人正在“为统计而统计，为测量而测量”，正在把我们所预想的变成合理的，进而变成“社会的”“真实的”，意味着我们对真正复杂的人、复杂的现实失去了关怀，把这门学科仅仅当成了制造调查报告的手段、一种谋生的工具，而“事实是怎样的”、“社会如何才能变得更美好”这种问题，从此淡出了我们的视野。
社会学，真正变成了一门冷冰冰的学科。于是，这与学科建立之初前辈学人们的设想，是契合的?还是背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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