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腐败，王岐山认为“坚持标本兼治，当前要以治标为主，为治本赢得时间。”我不禁想到了战国时的两个国家秦国与齐国，它们分别是治本与治标的范例，但要做到标本兼治，亘古未有。这其中纠缠了人治与法治的复杂斗争，想要合二为一，需要无数代精神与物质的转化、升华。
无数的前人都想探究秦国治乱兴衰的历史规律。但这份历史遗产太过巨大，好像怎么也开采不尽。商鞅变法，使得秦国的贵族势力受到重创。始终无法威胁政权稳定，秦国虽然屡有波折，但总能化险为夷。从商鞅开始，秦国开创了以客卿治理国家的模式。在有了法的基础上，靠英才人物居中调度，最大限度的发挥了国家的潜力，在战国时期就有了巨大的优势。能够迅速的抓住机会，一步步的实现自己的战略目标。为了防止客卿做大，秦国采取了卸磨杀驴的做法，那些为秦国发展做出巨大贡献的杰出人物，下场都不大好。靠着人治与法治的结合，秦国逐渐成为天下霸主，直至统一天下。但这种模式有种弊端，看看秦国历史，变法激发了民间的能量，使得秦国名将辈出。但秦国本土的为政大才就显得相形见绌了。在天下争霸的时代，那些不世之才来到秦国，就是为了施展抱负，建功立业的，因此他们基本上都做到了尽忠无二虑。但到了天下统一之后呢?李斯就被赵高的一席话说动了，法制的秦国，变成了法西斯专政的秦国。面对国家危亡，在法的束缚下，竟没有一个勇士挺身而出。如果法把人的精神消磨殆尽了，那就是恶法了。这才是秦国灭亡的真因。
我一直认为共产党的模式和秦国的模式很像，有纪律、敢牺牲、为群众利益奋斗。但当政之后，就面临着毛泽东所提出的命题——无产阶级继续革命。无论怎么否认都改变不了执政党和普通民众利益冲突的事实，这是客观存在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来自下层出人头地的陈世美们，为了进入新的门槛，往往比上层贵族更加的狠辣。没有实现大同的世界，国家机器的运转，不可避免的产生一批新的贵族，他们是法治的天敌。为了自我的利益，他们往往以改革之名行变法之实，国家的性质就变了。苏联就是这样改制的，而中国坚守了最后的底线。
在这个全球化的时代，马克思所说的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规律有了新的特点。资本主义的生产生活方式对于精英阶层是最好的，因此也成为当今的主流，很难抗拒。如果没有坚定的信念和对人民无比深厚的感情，他们就不会有义无返顾的牺牲精神。他们会这样替自己辩护：资本主义也没有那么糟吧。这就是8.19事件的关键，集合了党政军这么多高层人物，竟然干不成事情，最根本的原因就是谁也不想牺牲自己，谁也不想成为“历史罪人”。这也是当年齐国的景象。齐国变法，重在吏治，而不涉及根本。虽然人才济济，富庶繁华。但却得过且过，不思进取。最终在沃野千里、带甲几十万的情况下，举国投降，让人扼腕叹息。这其实是如此这般国家的宿命。
当国家进入到一个平衡陷阱中时，所有的人面临和所有人的战争。牵一发而动全身，无过便是功。一旦一意孤行，就有杀身之祸。中国和平发展也是这样形成的。中国封建王朝的衰落和频繁的对外用兵息息相关。不是中国的力量没达到，而是对外战争虽然能够建立国威，彰显大国气象，但对贵族利益有害无利，因而引起内乱。中国的北伐上演了千年，哪还有成功的呢?国家有贵族，只能守成，无法进取。现在的资本主义国家其实也是贵族专制。它们能够崛起，和生产力发展起来后，金融与战争的结合，保证了利益均沾息息相关。如今没有发生大规模的战争，也是目前经济体制保证了主要大国利益的原因，这也是贵族制衰落的开始。随着中国用反垄断法以夷制夷，日本加紧突破宪法束缚，乌克兰局势扑朔迷离，中东动荡加剧后，世界历史会不会也由春秋进入了战国呢?我想会是的。要想在这个乱世立足，必须要变法图强。
治标的阶段，实际上是完成改革开放的历史任务。这个阶段最多能做到韬光养晦，实际上永远只能停留在这个阶段。齐国的千年影像还历历在目。而做到治本，则要刮骨疗伤，向新权贵阶层开刀。只有做到这一步，并激发人民力量，中国才有希望。但这需要像商鞅一样无数仁人志士的牺牲了。前后三十年之所以不能相互否定，我的一个悖论就是文化大革命。如果没有这场现在所认为的动荡，那么中国任何的变革都会举步维艰。毛泽东的历史形象虽然会高大上，但也是面目全非的，被后来需要的人任意涂抹，也就成为不了现在还有巨大影响力的政治人物，去影响中国航船的行驶。他架起了人治与法治的桥梁——信仰。只要还有中国人存在，就会有那些死不旋踵的勇士继续奋斗。民不畏死何以死惧之?商鞅的理念被毛泽东践行，虽然现在不完美，但终归会培育出伟大的中国平民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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