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在店里忙着，有电话打过来：是夫家的远房亲戚。急急赶到火车站，下车的人群已经散去，只有一个穿风衣的人高高的站在台阶上，腿旁放着一个旅行箱，长着一张银盆大脸，错不了，这是他们家的典型标志。按辈分，她是远房姑奶奶，她在化工局退休，级别够高，退休金够高，退休后历经5年艰辛侍候，送走了患中风的老伴儿，闲下来的她打算全国旅游。
夫家以木讷著名，接待亲戚的事自然是我的分内之事，我也借机完成我的宏伟计划：编撰家族史以及探寻考证中国近代革命历史。我殷勤的全程陪她到西柏坡、省立博物馆、赵州桥、抱犊寨走马观花，锲而不舍的追问先辈的悠悠人生。姑奶奶也是官员出身，礼貌随和，非常支持我的异想天开的计划，不厌其烦的向我娓娓叙述人生往事。
一
姑奶奶是生在红旗下长在红旗下的新中国第一代生人，初中毕业后就回乡务农了，后来与矿务局机械维修厂的翻砂工结婚，就嫁鸡随鸡嫁狗随狗来到市里成了家庭妇女，一连生了三个孩子，日子过得挺紧巴。姑奶奶说，那时的妇女远没有现在的社会地位，丈夫一毛钱一毛钱的给，也就够买当天的菜钱，孩子生病了，不得已得向邻居借钱。年轻的姑奶奶也时常的遭遇家庭暴力，挨打了也不能声张，因为家家如此，没有什么大惊小怪的。把丈夫惹急了，会让她滚，而滚出家的她还真就没有了饭吃，因为娘家是不接受这个回娘家干吃饭的已经泼出去的水的。随着新中国的经济发展，基层政府响应贯彻毛主席的男女平等政策：“时代不同了，男女都一样，男同志能办到的事情,女同志也能办得到;妇女也顶半边天。”一个炙热的下午，街道干部下来通知：“有愿意参加临时工作的家庭妇女，持户口薄到街道报名。”姑奶奶大清早就跑到了二级革委会，第一个报上了名。经过体检和面试，终于有了临时工的身份。她说走在回家的路上，觉得腰板都直，步履都轻松。
18位家庭妇女集聚到了一起，她们共有500元的启动资金，由街道会计暂时替她们管理。她们有一个响亮的名字--“三八大军”，很多人以此戏谑这些泼辣能干的女人，而她们自己却引以为荣，因为这代表了她们的自力更生，代表了她们是有收入的一族，她们不再是伸手要钱的家庭妇女了。区政府给她们划拨了一小块荒地，这18位妇女从此就在这荒草甸子安家了。她们每天用饭盒带两个窝窝头和一块咸菜疙瘩，渴了就喝小河沟里的水，远处蒿草丛就是厕所。她们烧掉荒草，砍掉树木，平整场地，用青石垒砌炉灶，架起大锅。用树木和蒿草盖起了草屋权作休息室。工厂距离矿务局的矿渣山不远，她们就让自家老爷们用铁丝编成背篓，远涉几里路爬上百余米高高的陡坡，拣拾掺杂在矿渣中的煤块，再汗流浃背的一步步背回来，这些煤就成了生产用的加热燃料。生产用水是用扁担从小河里一桶桶挑回来的，时间久了，就成了路。原料是用手推车步行十多里路推回来的，晚上回到家，脚都肿了。
他们软磨硬泡到国企请来焊工师傅制造土锅炉，焊工师傅没操作好，“嘎斯桶”飞上了几十米的高空。没有电力，没有油泵，更没有管道，所有的原料运行都是人力用长长的舀子进行倒运。那时的企业之间没有竞争，都是为社会主义建设添砖加瓦，她们蒙头蒙脑的到国企里学习生产技术，在国企专家手把手的指导下，反复试验，几经波折，终于生产出了第一批有机玻璃(一种制作纽扣的化工塑料)，看着自己生产的第一批产品被运走，拿到第一份28元的工资，她们大多数人都哭了。
有一次，熬料的大锅因为过热“嘭”的一声冒出了几米高的火焰，姑奶奶高声尖叫着抓起地上的几十斤的木制锅盖，奋不顾身的盖到了剧烈燃烧的大锅上，然后，纵身一跃，坐到了锅盖上。姑奶奶说：如果灭不了大火，自己就将烧死或烫死，可是不把火灭掉，价值上千元的原料将全部损失。万幸，烈焰在她的身体下熄灭了，她的小腿部被热气烫伤，她抹了一些獾子油，休息了一天，第三天忍着剧痛又一瘸一拐的上班了。
经过10年艰辛奋斗，工厂不断的长大，有了正规的厂房，办公室，引来了电力，铺设了管道，安装了油泵。她们的技改小组研制生产出花样繁多的产品，被政府高度认可，进入国家生产计划之列，工厂成为由市化工局管理的科级单位。政府为她们分配来了第一批知青，工厂的规模不断壮大。她们因为是集体企业，不在政府的重点改造计划之列，可是时间不等人，她们就自筹资金，自力更生进行改造扩建，没有大型吊车，全厂100多人用绞盘和三脚架，土法将重达50多吨的蒸馏塔竖立起来。她们向附近的生产队借来两头牛，用滚子加撬棍把锅炉蚂蚁搬家般拉进了锅炉房就位。开工那天，她们兴高采烈的放起了鞭炮，敲锣打鼓把捷报送到市政府，向市委书记和市长报喜。
1980年左右是她们最巅峰的时刻，生产的产品行销全国，出口日本、美国。她们的产值达到了800多万元，是市明星企业。她们的帐面上有近500万的流动资金，生产活动不用一分钱的贷款。除了开几十元的基本工资，每个月还有近百元的奖钱，她们成了家庭收入的主力。她们还建了自己的职工宿舍，安排了几十户住房困难的职工，虽然比不上国企大厂的暖气楼房，可是乔迁新居的职工们还是兴奋得大摆筵席。员工们骄傲的把工作服穿回家去，收到一路的羡慕的目光。
姑奶奶在参加广交会时，身背几十公斤的样品，坐了4天的硬座，把腿都控肿了。在羊城广州，她把公款放在裤兜里，把自己的钱放在上衣兜里。如果是公出，坐车的5分钱就由裤兜里掏;如果是到珠江大桥游玩，坐车钱就从衣兜里取。为了省钱，她只敢住5元钱一天的地下室，在广州一个星期，她喝了20顿的粥，只在离开广州时买了两个叉烧包尝一尝。她仅仅把住宿费报销了，按规定应该报销的差旅费她根本就没有要，她说：在家不也是要花钱吃饭?
1986年，在改革开放招商引资的大形势下，市政府的一位能人利用关系引来了美国资金，全厂一片沸腾，大家都认为工厂从此升级换代大变样成为现代化工厂了，可以坐在窗明几净的操作室靠电钮生产了，员工们也可以挣合资企业的高工资了。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筹集7000万资金加原厂资产获49%股份；美国人意向投入了3000万，加技术入股5000万，美国人拥有51%股份，不过美方最后到账的只有500多万，其中还包括了从美国带来的两辆卡迪莱克轿车的折价。
中美合资企业的牌子挂起来了，厂区扩建，占地搬迁，大兴土木，圈建围墙，建锅炉，铺管道，架电缆，建办公楼，立蒸馏塔。可是姑奶奶他们却被闲置起来了，因为美方不同意他们这些没有文凭的家庭妇女管理工厂，化工局考虑到这些建厂元老曾经的贡献，分派一部分人到别的工厂工作，姑奶奶等人被调到化工局任闲职。而企业则交予美方全权管理，工厂的中层以上干部均由留学生和新毕业的大学生担任。他们每天对老员工和新招的大批新员工进行岗前技术培训和严格的工作纪律要求，讲课总夹杂英语，最夺人目光的就是要求员工在工厂里行走要靠左侧通行，并自觉排成纵队列，遇到上级要敬礼。
不料，基本建设投资大大超过预算，美方要求中方追加投入，而市政府已经无法筹集到足够的资金。经过省政府协调，又调拨了2000万才把工厂建成。但是再也没有流动资金用于购买原料、开工启动生产了，崭新的工厂就此寂静无声的闲置，在阳光下睡大觉。春去秋来，花开花谢，荒草满地，防锈漆脱落斑驳，管道锈迹斑斑，诺大的厂区成了野猫野狗的乐园。工人们除了在培训时期得到了几个月的生活补贴，从来就没开过一回工资。逐渐的，800多工人自寻出路，纷纷散去，他们成了新中国第一批失业者。老工人们痛心疾首，怎么也想不明白好好的工厂怎么就说黄就黄了呢?
后来，全国性的工人大下岗开始了，挤占了化工厂失业工人的谋生之路，工人们的生活愈加艰难。至2000年左右，大批工人到了退休年龄，却因没有交过养老保险而得不到退休金，市政府协调再三，保险公司勉强同意把个人应缴的3万余元补齐才可以领到养老金，于是这些人不得不先交3万余元，再每月领800元的退休金。愤怒的工人聚集起来阻塞交通要道，打出了“工人阶级要吃饭，要活命”的标语，他们携老带幼跪在市政府门前请愿，高呼让他们的老领导--姑奶奶等人回厂。姑奶奶临危受命，携政府调拨的700万元回到工厂试图挽救落败已久的企业。但是民心已散，很多工人要求用这700万补发工资，只有很少的老工人人对工厂还抱有一线希望，含泪支持姑奶奶，他们还依稀记得当初曾经的辉煌。
经过近一个月的维修保养，工厂第一次冒出了黑烟，通上了蒸汽，电动机开始运转。姑奶奶发疯似的奔走于政府各个部门之间请求资金支持，最终因为政府对这个吸金无底洞的恐惧而无奈放弃。工厂仅仅运行3天，就耗掉了所有原料，刚刚有产品出来，不得不又清扫管线，锅炉熄火，拉下电闸，工厂重新关闭。无奈的人们在失望中散去，留下恶狠狠的诅咒。
如今，那个工厂只有几个更夫看守，大多数员工已经在脑海里抹去了对它的留恋和记忆。工厂依然是中美合资，按合同美方依然占据51%股份，中方自然也不能轻举妄动，而那些设备早已经成了废铁，保温层剥落，地上积满了雨水。办公楼年久失修、墙皮脱落、屋顶漏水。9000万的贷款加上20多年的巨额利息依然挂在账上，至今没有能还款付息一分钱。而国资委的帐面上也没有进行任何折旧，近一亿的国有资产依然堂皇的挂在帐面上。…
姑奶奶是受过教育的干部，只是给我讲了事件的来龙去脉，却不曾有一句评价，她只是对工厂惋惜，觉得愧对那些曾经一道艰苦奋斗的同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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