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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与宗教,相反相成

龚忠武 · 2023-04-05 · 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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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而言,科学必须实事求是,有就是有,无就是无,信之也有,不信也有,一点含糊不得;而宗教则不然,信之则有,不信则无,是个未知数。

  何谓宗教与科学,相反相成?一般而言,科学必须实事求是,有就是有,无就是无,信之也有,不信也有,一点含糊不得;而宗教则不然,信之则有,不信则无,是个未知数。

  那么,宗教崇拜的神、上帝,究竟存在不存在吗?若说存在,可古往今来,谁也没曾见过?然而,中世纪一千多年来的欧洲神学家,从圣奥古斯丁(St. Augustine,354—430)到圣托馬斯·阿奎那湯瑪斯·阿奎那1225年-1274),都在绞尽脑汁证明这个、人从未见过的超自然的神、上帝的存在。

  这是我们的圣人孔子不肖为的,认为这纯属浪费精力、徒劳无功的傻事。孔子为人处世治学的态度,就是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谁见过神,上帝?谁都没见过,谁也讲不清楚,所以不知道的,就老实地说不知道,不要乱讲了。这是孔子为人处世治学的基本态度。

  另一个大儒荀子则认为,凡不实用的东西,抽象的东西,无助于民生人伦的东西,应该一概禁绝,何况宗教的祭祀仪礼,又繁琐靡费。

  这两位圣人对宗教的反感的言教,决定了后世中国人对宗教可有可无的冷漠态度。然而,宗教除了怪力乱神之外,其中却含有对自然界,对人生终极意义的大道理。希腊古典时代的哲人,就在这方面,作出了卓越的贡献。他们对自然界的好奇与探索,产生了早期的科学;对人生终极的目的和死后的世界探索,产生了早期的神话、宗教、神学和伦理学。

  古典希腊人,将宗教、哲学、科学视为一体,并未分家,分门别类,是以后的事。中国古典时代,也是如此,中国本来没有哲学这个名词,是日本人西周将philosophy译为“哲学”(明治维新时代),然后被中国的留日学生学人,传入中国,才有哲学这个门类,而被纳入中国的外来语中。

  这里要强调的是,在漫长的几十万年的远古时代,人类不断进化、脱离了动物阶段,而成为灵长类的人,逐渐发展认知和思辨的能力,从而为大自然的威力和浩瀚无际所震慑;对于人死后的精神肉体,何所归属,当然都超出当时人类的理解能力,所以就都归之于超自然的力量,神,认为是神创造了宇宙,创造了世界,创造了人。

  有此思路的民族,文明,最典型的代表就是希腊民族和希腊的哲人。希腊人,希腊民族,没有中华民族那种以孔子为代表的“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的谦虚谨慎态度,而是大胆地发挥理性、发挥想象力,探索人类所碰到的根本性大问题,并提出一套假设性的解释。例如柏拉图,根据他的理念论,对于宇宙,提出了地心说,地球是圆的,在空中作圆形运动,并由此提出自然神学,一切归之于神,宗教。当然这种思维方式,源远流长,源于希腊的神话,其中荷马史诗,就是想象中的神的世界。后来的苏格拉底、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继承这一传统,剔除迷信的神话部分,并将之哲学化,理性化,成为哲学、逻辑学、物理学、生物学、天文学、数学、形而上学等,脱离宗教而独立自成一博大精深的知识系统,为西方文明奠定的基础。

  到了中世纪,如上所述,神学当道,神学家们以圣奥古斯丁和圣汤玛斯为代表,以亚里士多德和柏拉图的哲学为基础,构建了中古地心说的神学。中古神学,十分繁琐,又称经院哲学,它可以像柏拉图一样,完全靠理性形式逻辑的推演,充分发挥人的想象力,构建宇宙和世界秩序。

  需要强调的是,欧洲中古的神学,表面上似乎对科学的发展构成极大的障碍,因为他们一旦被教会接受后,就成为必须服从的真理,不得违背,否则轻则告诫软禁,重则处死,十分严厉,相较于中国的焚书坑儒,不遑多让。但英国哲学家怀德黑(Alfred N. Whitehead在他的《科学和近代世界》(Science and the modern world一书中却提出独特的见解,他认为,中古神学近千年的抽象思辨训练,却为近代欧洲科学的诞生和发展铺平了道路。尤其是,诚如量子力学前驱普朗克所言,近代物理学处理的宏观和微观世界,都是看不可见的事物,除非借助显微镜和望远镜之类的工具,与传统的察物观象截然不同。所以中世纪神学的形式思辨,在思维上有助于近代物理学和数学的兴起与发展。

  质言之,固然神学的权威流于武断,在某些方面阻滞了科学的进步,但其思辨思维,却有助于近代认知宏观和微观世界,从而有助于构建近代的物理学和数学。牛顿的物理学,《自然哲学之数学原理》,就是最好的证明,他借助数学,探索宇宙,找出宇宙运作的规律,是一种高度抽象、高度形式化的神学式的思辨运作。这时还没有实验物理学,所以无法通过观察实验,证明理论之是非对错。

  让我们来看看牛顿关于科学与宗教的关系的论断:这最美丽的太阳、行星、彗星的系统,只能从一位智慧的、与无所不能的神的计划与控制中产生出来……“这是牛顿著名的“天意论”的观点,将一切归之于神。西方的大科学家例如歌德尔(Kurt Godel的宗教观不仅不是科学的障碍,反而是对科学具有启发和指导的作用。爱因斯坦和杨振宁也持同样的看法,认为宇宙太完美了,绝非偶然产生,认为一定出于某种超自然的力量的精心设计,爱因斯坦是犹太人,所以是有神论者,是虔诚的宗教信徒,而杨是中国人,受中国无神论传统的影响,不相信有神,遂称这种神奇的力量为造物主。

  中国宋代的邵雍,也曾经沿着这个方向,根据《易经》、《河图洛书》,伏羲八卦、阴阳五行,构建一套宇宙和人间秩序《皇极经世》的象数学,但他的推演,充其量是科学哲学,无法做到人与物二分,所以不是科学;科学必须要求人与物分离,但邵雍的思想还是离开不了人间世的终极关切,他主张遵循天理,达于内圣,所以对北宋理学的兴起有奠基性的贡献,但对中国的科学发展却没有丝毫助益。天理,是中国哲人避开上帝、神,而纳入人学范畴的一种抽象表述。

  值得一提的是,在中国,以孔孟荀为代表的儒家,则发展出一种具有中国特色的“人学”,来解释说明天地人的关系;人学的一个标志性特点,就是基于血缘的祖宗崇拜,祖宗是人,不是超人,但基于信仰,所以也是一种宗教,姑名之曰“人教”;但从伦理学的观点视之,则可称为人学

  另一个特点就是天人合一,人天和谐,一个典型的中国式的呈现方式,就是以自然代替宗教,在失意时寄情山水之间。例如山水诗人谢灵运,就是个典型的例子。白居易对此有诗云:谢公才廓落,与时不相遇,壮士郁不用,须有所泄处。泄为山水诗,逸韵谐奇趣。政治上失意,遂将精神寄托于山林自然山水,发挥了宗教舒难解困的作用。古代士人,长于诗词,寄情山水,替代了宗教。

  但这不是探索自然,在中国的思想流派中,最醉心于自然探索的是名家,他们发展了一套逻辑方法论,以此探索天地人的世界,其学说中含有丰富的科学思想。特别是惠施、公孙龙的逻辑思维的坚白论,十分抽象,一种形式思维,但由于过于抽象玄思,脱离现实太远,因而遭到儒墨法各家的激烈批判反对。

  以荀子为代表的儒家之所以反对名家,反对名辩之学,是因为儒家关注的是社会伦理纲常,治国平天下,与名家背道而驰,因而他抨击名家之说,对世道人心毫无助益,而且名家的经典晦涩难懂,无师难以自通。如此一来,民间不传,官方打压,以致双重压力下失而不传。

  名家开中国逻辑学之端倪,与科学发展有很大的关系。荀子将名纳入治世轨道,渗入政治伦理因素,认为只有帝王始有评论授受名位之权,所以名家又遭到官方打压。

  最难能可贵的是,名家发展出令人惊讶的天文思想,例如名家创始人邓析研究过日月之运行,并以此说明离坚白的命题。惠施对天文学有更深入的研究,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提出地圆说,还有地动的思想。在数学上提出极限的概念,至大无外,谓之大一,至小无内,谓之小一。于此可以概见,名家对自然之研究是如何的先进深刻。英国科学史学者李约瑟Joseph Needham对此有过中肯的评价,他说,连续的概念和无限分割的概念,公元前四世纪的惠施等都已清晰地表述过了。

  简言之,关于天地宇宙的课题,除了远古时期,有开天辟地的神话,中国的哲人,自孔子不语怪力乱神,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之后,中国哲人,就事论事,不悬空冥想,习以为常,从而关闭了中国哲人探索抽象自然界奥秘的大门。

  那么对于实事求是的名家探索自然奥秘的思想,为何要问难打压?这与西方的宗教不一样,当宗教定于一尊之后,宗教规定的社会和自然界的秩序,不容挑战。所以欧洲中世纪的千年,是神权时代,神学定于一尊,宇宙秩序和人世的秩序这样的大事,只有教皇教会才有发言权。教会一般对于诉诸理性而非神性的科学极力加以打压,所以哥白尼的《天体运行论》死后才能发表;伽利略被教会软禁反思忏悔,布鲁诺被烧死。但神学的反科学的宇宙观,终于在实验物理所验证的一个个的真理下破灭,所以科学和宗教,在西方是的一种反者道之动的辩证关系。

  在中国,固然没有宗教的权威,但有人教的权威;人教是具有中国特色的宗教,所谓人教,是一种植根于血缘祖宗崇拜的信仰,是一种氏族部落时代形成的、延续下来的原始信仰。后来被孔子通过礼教而加以哲学化,系统化,成为中国的主流思想儒家。人教着重的是伦常秩序,社会和自然界的和谐,也即人伦秩序,此外皆被视为异端邪说。汉武独尊儒学,罢黜百家,所以,名家光谈自然秩序,不谈人伦秩序,当然也在罢黜之列。

  科技在中国,只限于有助于农耕经济发展和延长寿命(长生不老)的科技,可以自由发展,此外都在打压之列。因为奉行儒学的统治者认为,过度的科技发展,将打乱以三农(农业、农民、农村)为标志的农业社会秩序。这就为科技发展画了底线。所以中国只有科技,没有科学,而且只有依附农耕和医学的科技,没有抽象的纯科学。除了农耕和医学之外,还有美化帝王的威仪、巩固国防、宣扬国威的科技,例如修建长城,帝王的地下陵寝,建造郑和七下西洋的庞大舰队的科技,也在开放之列,但必须在农耕经济能够承受的限度之内,否则都在打压之列,所以郑和死后,中国的海洋事业,也嘎然而止。

  中国农耕民族的特性,太实际、太具体、太现实了;中国的价值观,过度的以人为中心,在天地人三者的关系中,将“人”绝对化了。这不利于超人的宗教的发展,也不利于超人的科学的发展。到了近代,在欧风美雨的洗礼下,一切都改观了,都向西方靠近了,或者说西化了,欧俄化了。这是中国近代被逼进入西方主导的历史轨道之后的必然结果,一种有益的具有建设性的结果,纵然为此付出了遭受被侵略的高昂代价。

  这是欧风美雨带来的积极的影响,值得肯定;否则中国单靠本身,难以突破人学的牢笼,发展近代的科学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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