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道德经

——人类社会道德文明的普世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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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的再认识：

凡是稍微学过点社会学或经济管理的人都会记得亚伯拉罕·马斯洛（Abraham Maslow）的“需求层次理论”（Hierarchy of needs theory）。他假设每个人内部都存在着以下5种需求层次：
1、生理需要：包括饥饿、干渴、栖身、性和其他身体需要。
2、安全需要：保护自己免受生理和心理伤害的需要。
3、社会需要：包括爱、归属、接纳和友谊。
4、尊重需要：内部尊重因素（如自尊、自主和成就），外部尊重因素（如地位、认可和关注）。
5、自我实现（self-actualization）需要：一种追求个人能力极限的内驱动力，包括成长、发挥自己的潜能和自我实现。
当任何一种需要基本上得到满足后，下一个需要就成为主导需要；未满足的需要具有激励作用，而已满足的需要会发展到一个新的层次的需要。
马斯洛的需要理论得到了广泛的认可，成为现代社会心理学和企业激励理论的基础之一。基于直觉的逻辑性往往揭示了真理的存在，可惜的是人们并没有进一步去发掘其更深层次上的人类学价值。

马斯洛实际上提出了一个“原动力”的命题，而这种原动力并非只是人类专有。事实上，所有的生物，都天然地具有“趋利避害”的特征；从自然生物界最原始的单细胞生物的基因本能，一直到高级生物的行为方式，我们可以惊奇地发现，“需求层次理论”准确地反映了生物（从低级到高级）的行为本质。

1、“生理需要”
生存、繁衍是第一层次的需要，是单细胞生物就已具备的特征，也是其他所有生物与生俱来的本能。从这一点上说，“趋利避害”和“发展延续”是生物最基本的原动力。
关键词：欲望、本能。

2、“安全需要”
生存资源与繁衍机会的有限性，是生物个体安全的最大敌人，也是导致竞争的根源。无论是植物争夺阳光的搏杀，还是昆虫求偶的争夺，都体现了“物竞天择”的残酷自然规律。
关键词：恐惧、竞争。

3、“社会需要”
生存竞争的出现，构成了“弱肉强食”的自然界形态。生物个体对于力量的依赖，导致了联盟的出现，因此几乎所有的动物都出现了群体化的特征；越是在食物链的低端，群体化的特征就越是明显。“物以类聚”成为生存的无奈选择。
关键词：力量、团队。

4、“尊重需要”
生物群体的出现，只是对于种族生存能力的改善，并不意味着生物个体欲望的消除；在群体的内部，个体之间对于生存资源与繁衍机会的争夺依然存在，这就导致了群体内部各社会阶层（阶级）的形成。个体力量的角逐，决定了群体领导权和资源控制权的归属，这就是强权政治的开始。
关键词：权力、阶级。

5、“自我实现需要”
在群体内部争斗中的获胜者，拥有了集体的力量；为了保障种群的生存和自身地位的安全，获取更多的生存资源、开拓更大的生存空间（即消除各种外部威胁），就成为群体的统治者必须组织其群体力量去完成的使命。另一方面，群体内的被统治者也会基于自身利益和地位扩张的要求，而向统治者发起挑战。
群体的生存与延续需求（欲望），如同个体的生存与繁衍需求（欲望）一样强烈，只不过在这一阶段，欲望已经升级为贪婪；新一轮更大规模的生存竞争、力量角逐、群体联盟、强权政治又将依次出现。
关键词：扩张、霸权。

人类作为自然界生物种群中的一个大类，拥有与动物世界完全相同的本能需求，并不足为奇。我们无论从人的个体需求发展阶段、还是从人类的社会进化历史来看，都可以发现这五个层次（阶段）的行为特征，而且在演进程序上也完全相同。

但是，如果我们认为这就是真实的人性，那就大错特错了。准确地说，这只是人性中的一面：人的动物本能；或者可以通俗地称之为：兽性。

人之所以为万物之灵长，是因为人类还具有智慧。
丰富的语言表达能力提供了交流与思考的工具，构造复杂的大脑拥有的记忆和反思能力，使人类能够聪明地积累知识、吸取前人的经验教训，预见和化解各种风险和矛盾，思考和构建种族、社会的未来愿景。

因此，人学会了种植、养殖、畜牧，减轻了对于渔猎、掠食等动物式谋生手段的依赖；学会了交换、互助，减少了同类相残事件的发生概率；学会了协商、调和与建立规则，减弱了权利争斗的危害程度；创造了道德、教育、法律等人类文明体系，保障了生存智慧的传承与人类社会的延续发展。

这是人之异于动物的根本区别，是超越于动物本能之上的理性智慧，是真正意义上的人性。由于人性的出现，混沌的世界才有了希望之光，才有了今天成为地球主宰的人类社会。

二、人类社会道德文明的再思考

人性的特点，一言以蔽之，就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当人类学会了思考、交流，掌握了高瞻远瞩的能力，就能够意识到兽性行为（动物本能）的种种弊端，及其给种群社会带来的长远危害，从而改变自己的行为方式。例如：
——当人在恃强凌弱的时候，意识到自己有一天也会伤病衰老，将心比心，就明白了“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道理；
——当人陷于苦难困境、绝望呼救的时候，就会明白“见义勇为”、“救死扶伤”的可贵；
——当强权者发现其结局早晚必然是被挑战者打倒、当弱势者不断遭受践踏而意识到反抗才是出路，对于平等、公正和法律的期待，就逐渐发展成为一种社会契约；
——当社会充满了抢劫、杀戮的时候，人们意识到危险随时会降临到自己的身上，就不得不设法消除这种危险，倡导“和平共处”、反对战争和暴力；
——当世界上出现单极霸权、武力讹诈、经济掠夺、贫富分化加剧、生态破坏、环境污染等种种弊端，日益威胁到社会的安定、人类的家园，“和谐”发展的社会理想就会在有识之士的心中形成共鸣。

类此种种基于生存和安全的远见性思考和换位思考，形成了人类社会特有的道德文明体系，这是人类文明形成的基础；而教化、政体、法律，则是人类文明的表现形式。然而，我们也不得不看到，人性（道德文明）的出现只起到了平衡和制约的作用，并没有、也不可能彻底消除兽性（动物本能）的一面。

人类的动物本能是先天具有的，道德文明是社会约定俗成的，这就决定了人性对兽性的抗争是长期的、艰巨的、不可松懈的。

现代人类的道德文明体系大约形成于2000-5000年前，在不同的地理和社会环境中分别萌芽、成型，各有不同的特点和表现形式，但在核心要义方面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究竟是“人同此心”，还是“神”的统一传授，目前无从查考；但从种种蛛丝马迹来看，似乎也并不能排斥是“造物主的教诲”这一可能性。
例如，东西方的宗教（人类有史记载的初始道德文明）和“四大文明古国”均起源于东方（欧亚大陆中部高原山脉的东西两侧，即当今所谓的中东和远东），而据当代一些学者的观点，这里曾是外星文明或史前高级文明的中心；中华民族视道德文明体系为“天道”，西方把“摩西十诫”直接称为“神谕”；中华文明拥有当代科学尚未企及的周易理论、经络气功等文化瑰宝，西方的耶稣、先知们似乎也具备预测未来和气功治病的“神迹”能力，类此等等。

不过，这些并不是本文所要探究的主题。我们只是从当代道德文明的东西方两大流派的内涵中，找到了堪称为“普世价值”的共同之处；由于西方的道德文明主要经由各种宗教派别的教义传播，而各种教派又是互有侧重、彼此攻扞、各不相让，其体系化已经遭到严重破坏，所以我们不得不立足于保留得最完整、影响力最为深远的中华道德文明来加以系统地阐述。

三、人类道德文明的普世原则

人类道德文明的核心，分别包含在五个汉字内，即：仁、义、礼、智、信。

1、仁：
仁字包括四层含义，即敬心、善心、爱心、恕心（古称仁敬、仁善、仁爱、仁恕）。
（1）敬心，就是敬畏之心，对天道（真理或神明）、对大自然要心怀崇敬，不可轻亵；
（2）善心，就是良心、同情心，对于世间万物要本着善良的心态来对待，不可盟生恶念；
（3）爱心，就是自爱、爱人，同是红尘难民，应当相亲相爱、互相扶持、同舟共济；
（4）恕心，就是要学会宽容、忍让，所谓“海纳百川、有容乃大”。
仁的主张，是基于对生命的爱护，基于对人类的生存、繁衍、安全等基本需求（马斯洛的第一、二层）的理解和尊重，是针对个人修养（世界观）的要求。

2、义：
义字是针对人际关系的道德规范，是基于人的社会需要（马斯洛的第三层）而建立起来的共同价值观念，包括爱、归属、接纳和友谊。
义的涵义非常广泛，核心的价值观念包括孝（父母、祖先）、悌（同胞手足）、伦理（家庭、家族、亲戚）、乡情（爱家乡）、忠义（爱祖国）、公道（维护道德）、侠义（弘扬社会正义）、同道知己（友谊、情义）等等。
义的基本要领就是“推己及人”，由近而远，将仁爱之心贯彻、传播、推广到整个人类社会。

3、礼：
礼字是为实现社会结构的合理性、稳定性而建立的道德文明规范，是基于人的尊重需要（马斯洛的第四层），将内部尊重因素（如自尊、自主和成就）、外部尊重因素（如地位、认可和关注）等需求进行平衡满足、合理分配而形成的制度化规范。
礼的内涵主要包括制度、本份、责任、法律、礼仪等社会性要求，具体可分为四个方面：
（1）礼教：就是思想教育。让社会群体中不同地位、不同身份的人，都能明确自己在群体组织中所处的位置、所担负的责任、所应尽的本份，从而得以各司其职、保障社会的稳定发展。（即所谓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
（2）礼制：就是政治体制。体制的建立应当符合该社会群体组织的使命和功能要求，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不同的内外环境下，应有针对性的设计，不可盲目效仿。
（3）礼法：就是法律法规。法律法规是社会发展前进道路上的红绿灯，必须明确、完整、有效。对于危害、破坏社会群体公共利益的行为，需要用法制手段加以制约和惩戒；而对于大众行为规范的约束力，也须通过法治形式（而非政治手段）予以体现。换言之，执行部门与监督部门，决不可合并、混淆。
（4）礼仪：就是文明礼貌。社会道德文明规范的教育，效果之优劣直接反映在礼仪方面，“礼貌”的字面含义就是“礼（文明）的外部特征”。

4、智：
智字在古代中国一向以“力”的对应面出现（如刘邦说“吾宁斗智不斗力”），而在人类道德文明的范畴中，也主要是对应于人的那种追求个人能力极限的内驱动力（包括成长、发挥自己的潜能和“自我实现需要”，即马斯洛的第五层）而言，以智慧的力量来征服自我，达到调适扩张心理、抑制霸权要求的目的。
智是人类迥异于动物的生存技能。在自然界里，人没有尖牙利爪，但却终于占据了食物链的最高端地位（反而受制于细菌类的最低等生物，这也是自然生物圈特有的奇异轮回现象），就是因为人类具有掌握工具的智能、有社会协作的资源、有善于思考的头脑。
智慧来源于知识（学）、经验（术）、才华（思）、是非判断能力（辨）四个方面：
（1）学，知识的积累，使人类得以站在前人的肩膀上不断攀登未知的领域；
（2）术，经验的提炼，使人类得以不断提升科技的水平、完善生存的技能；
（3）思，才华的培养，使人类得以探究自然、社会的奥秘与规律，创造更多更好的人类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
（4）辨，是非的判断能力，使人类得以具备远见卓识，对于危害社会和破坏自然的行为有自我调节、自我控制能力，确保人类社会与自然界的和谐、平衡、可持续发展。
智慧的拥有，使人有能力控制自己的欲望、贪念、恐惧、愤怒等等“‘力’的黑暗面”（美国影片《星球大战》中的哲人语录），从而获得比征服世界更难的“征服自己”的大智慧、大勇力。

5、信：
信字在传统儒家思想中，经常与“诚”字、“勇”字联系在一起，表明了信、诚、勇这三者的密切关联性。在人类的动物本能中，并不包含与此对应的需求，因此它是人性所特有的品质，也是人不致沦为行尸走肉、酒囊饭袋的根本保证。
（1）信，就是信仰，就是为理想而奋斗的坚定信念；
（2）诚，就是诚信，就是忠实于自己的信仰和原则，言行一致、正直坦荡；
（3）勇，就是执信，就是行动力，就是为信仰和理想排除万难、义无反顾的勇气。
俗话说“知易行难”，正因为如此，忠于信仰的力量才尤为难能可贵。中国老一辈的革命家正是以实现共产主义的信念和理想（信），以对党对人民的赤胆忠心（诚）、以不怕牺牲的大无畏精神（勇），把积弱的旧中国从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三座大山压迫下解放出来，实现了中华民族崛起的第一阶段胜利；之后，又在“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信念驱动下，突破帝修反的围堵封锁，以两弹一星的成功和国民工业体系的建立，迫使美英等西方列强由对抗转为对话，奠定了新中国在国际上的强势地位，实现了中华民族崛起的第二阶段目标。

以上关于“仁义礼智信”五大要旨的阐述分析，是对以中华民族传统道德文化为代表的人类普世道德文明体系的概要介绍。
有心的读者可能已经发现，上述五大要旨的内涵，在基督教、伊斯兰教、佛教等世界各大宗教中都有类似的道德主张，除了神明崇拜部分有所差异以外，各种教义可谓殊途同归，从而进一步证实，上述要旨代表了人类社会道德文明普世原则的说法，是完全正确、于理有据的。

作为信仰体系来说，中华民族的先哲圣贤以其睿智、洞察、练达的智慧，为中华儿女留下了丰富的文化遗产和卓越的哲学思想；而在神明崇拜的问题上，中华文明更是超脱了西方宗教教会对于神明膜拜的派系纷争与功利局限，以天为尊、以人为本，师法天道（自然规律），以“替天行道”、造福“社稷”（人类社会）为己任，从而更加符合和顺应当代社会“以人为本”、“民主自由”（不再沦为神权的奴仆）的历史潮流。

四、道德文明与动物本能的辩证法

在对照分析和比较了人的动物本能（兽性）和道德文明（人性）两者的区别和冲突之后，或许有的年轻读者已经着急地将之视为“恶”与“善”的不共戴天的对立了。如果是这样，我们将误走上“清教徒”式灭绝人欲的极“左”道路。当年的“文化大革命”，就是犯了这样的错误，导致了“非黑既白”的阶级斗争狭隘立场。

社会是多元的，人的行为方式是复杂的；人的动物本能与道德文明之间，并非只有“是”与“非”的二元性。如果把“利己”（满足自己的需求）作为动物本能的特征，把“利人”（有利人类社会）视为道德文明的要求，那至少将有四种组合：损人损己（大恶）、损人利己（有恶）、利人损己（有善）、利人利己（大善）。
而如果将“先”与“后”的要素加入进去，那就构成了八种组合：先损人后损己、后损人先损己、先损人后利己、后损人先利己、先利人后损己、后利人先损己、先利人后利己、后利人先利己。
而如果再引进“多”、“少”、“有”、“无”等其他元素（可能性），那就更让人头晕了。

我们用中华传统文化瑰宝《易经》的理论来比喻：太极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化生万物。按照道家学说，人体是一个小周天，浑然一体；那么，兽性与人性好比是阴阳两仪，其行为组合如同四象（太阴、太阳、少阴、少阳），如果再考虑到变化因素，那就成为乾坤八卦了。
从哲学意义上讲，阴中有阳、阳中有阴，阴阳是互相依存的、会互相消长的、也是可以互相转化的。

我们知道，人是必须要解决生理需求的，这是本能、但不是恶，人完全可以在对他人无害的情况下享受自己的美餐，非但不必有道德良心的谴责、还会因美食而滋生愉悦满足的精神享受，这就是阴阳平衡的状态；而如果他是夺走了穷人口中的救命粮，那就是罪恶、就形成了阴盛阳衰的消长不平衡状态；不平衡将会导致反向动力的作用，例如良心的折磨使之忏悔补过、或是法制力量介入将其打入牢狱、或者是穷人的反抗使之身败名裂，于是转为正气抬头、恢复到阴阳平衡的局面。而若正气抬头的结果导致了压制人欲的极端态势（阳盛阴衰），那也必将出现逆向的思想解放运动。
再例如，美国是世界上最富有侵略性的帝国主义强权国家，但其内部依然有着正义的力量、道德的约束和理智的声音；中华民族历来最注重道德文明的教化，但同样会有范跑跑之类不忠不孝的无耻之徒出来献丑。而在一定的历史和社会条件下，美国当权者也会意识到霸权主义对其带来的灾难性后果，或被国际政治的多极化趋势遏制住其单边主义的行径；范跑跑之流也可能在社会道德的感召下以知耻近乎勇的觉悟而迷途知返，或者继续自绝于道德文明而饱尝恶果。
与此相仿的，运动与静止、文明与野蛮、和平与战争、和谐与霸权，都具有相互依存、相互消长、相互转化的特性。

中国古代先贤早已发现了“刚不可久、柔不可守”的道理。道德文明的力量是柔性的，动物本能的力量是刚性的；霸权力量有可能得逞于一时，但终将在全世界道德文明“普世价值”的压力围剿下，在内外交困中走向没落。然而，当道德文明成为刚性强劲的主流文化以后，人的动物本能也会以柔性的渗透侵入社会组织及成员的肌体，再度滋生出损公肥私、见利忘义的种种劣迹。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辈当上下以求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