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在《韩非子的不错与他的偏颇》一文中提到,韩非子说:
文王行仁义而王天下,偃王行仁义而丧其国。是仁义用于古,而不用于今也。
王充针对韩非子,提出不同意见,认为:
孟贲怒之,童子操刃与孟贲战,童子必不胜,力不如也。孟贲怒,而童子修礼尽敬,孟贲不忍犯也。
敬贤,弱国之法度,力少之强助也。
他的总的主张是:
文武张设,德力具足者也,事或可以德怀,或可以力摧。外以德自立,内以力自备。
在激烈兼并的春秋战国时代,小国如何生存下去,固然要“争于气力”,不能没有守备,全无抵抗之力,光靠仁义之类是无用的,这个道理很显然;但王充指出的“童子必不胜”的问题,确实也不容回避,他所说的“文武张设,德力俱足”,也就是处处做到家,尽力而为了。只不过,他说的“童子修礼尽敬,孟贲不忍犯也”,这样的“韬光养晦”,不能不是可笑的和无用的。
今阅孟子,他也曾探讨过这个问题,他正处在春秋末世战国初年,这问题在当时有普遍性。
滕文公问他:
滕,小国也,间于齐、楚。事齐乎?事楚乎?
孟子竟然先回了一句让人灰心丧气的话:
是谋非吾所能及也。
这句话,表现了孟子对兼并时代的不满、厌烦而又无可奈何的心情。但毕竟,也不能一点主意也拿不出,孟子接着说,如果一定要我说出个意见的话,那么办法只有一个,就是:
凿斯池也,筑斯城也,与民守之。效死而民弗去,则是可为也。
就是说,你如果打算构筑城池,动员起你的人民,准备抵抗齐或楚的进犯,那么,只要人民一心跟着你死守,那么你就这么办。
话里的含义是说,你平时要行仁义,取得人民敬仰热爱,有了这一条,事齐事楚或抵抗他们以至于全部战死,也是对的,你这样的小国面前的路只有这么一条。
这个回答体现了孟子一以贯之的仁义治国的主张。那么,不言而喻的是,滕这样芥豆之微的小国,其实是进退两难的,一方面要好好恭维大国齐、楚,混一天算一天,另一方面要作好彻底投降或干脆死战的准备。
滕文公这人有点迂而坠,接着还要问,齐人已经灭了薛国,收为齐国的一城,下一个恐怕就要临到我了,到底我该怎么办?
孟子说,从前,周大王居住豳地,狄人老是来侵犯,周大王就离开豳,住到岐山之下去,这也是不得已的事情。但这是善:
苟为善,后世子孙必有王者焉。君子创业垂统,为可继也。若夫成功,则天也。
孟子看到滕必定是要被齐国吞并去的,就劝滕公行善,说行善之人,后代子孙好。你滕国当然也是想传下去的,那就只有看天意了。这话已经给滕公说到底了,但孟子还要加上一句,“君如彼何?强为善而已矣。”你别的还能有什么办法呢?你只有努力行善吧。
滕公听了孟子这样的话,大约也只有把眼泪掉下来了。
这情况,生动反映了当时小国的景况是多么艰难而没有希望。韩非和王充所回答的,就是这样难度极高的问题。
尽管如此,滕文公仍存侥幸之心,想着还能有一线希望,问,我作为小国,平时是竭我之力去服侍大国的,但现在仍然不能避免亡国之祸,这可怎么办啊?孟子还是举出从前周大王的例子,说,
过去周大王居豳,狄人常入侵,以皮币、犬马、珠玉去求和,狄人仍然入侵不已,怎么办?周大王就对豳地的老者们说,狄人要的是我们这块地方,地方本是养人的,现在反成受害的原因,我不如离开这里,你们就留在这里吧。周大王就这样离开豳,到岐山下安居。豳人商议说,大王是仁人,我们不能离开他。就纷纷追随而去。但对这事情,也会有人主张说,应当守住豳地,不丢祖宗,至死不去。这两种前途,你选择哪一种呢?
孟子的回答和反问,可算是把话都说尽了,你滕君根据自己的情况看着办吧。他没有具体给滕君拿主意,主意要由滕君根据自己的情况自己拿定,如果平时不怎么行仁义,现在就应当行仁义,在这方面尽力而为是最根本的。
所以,总的说来,孟子正好站在韩非子对立面,一个主“行仁义”,一个主“争于气力”,而王充处于当中,认为要“文武张设”,古人之见解,也就尽在于此了。
朱子对此的看法是:
迁国以图存者,权也;守正而俟死者,义也。审己量力,择而处之可也。
孟子所论,自世俗观之,则可谓无谋矣。然理之可为者,不过如此。舍此,则必为仪、秦之为矣,……取于智谋之末而不循天理之正者,非圣贤之道也。
朱子说孟子的主张是出于“圣贤之道”,仁义之道的根本大法,而决不取苏秦张仪合纵连横那一套智谋。朱子这又是一种说法,往迂腐无用的一路引去,预示着儒学的末法末世的到来,如鲁迅所言:
“宋以儒学替金元治心”。可不悲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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