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网上读到一位先生的文章,说:“后世部分儒家,包括朱熹、康有为,从尊孔出发,亦侈言‘诛卯’,原因是儒学独尊后,部分儒生挤进官场,情不自禁地想用手中权力,或借助统治者手中权力排斥异端,乃至政治上对手。忘记先师‘焉用杀’的教导。其下滥者借此为兴文字狱者立论造说,推波助澜,去先儒仁者爱人思想尤为遥远。”
这位先生言下颇为“客观,公正”。其否认有孔子诛少正卯之事,说只是荀子《宥坐》篇创造的故事。但从《孔子家语》看,言之凿凿,且孔子这样的行事,并非孤立,其令右司马杀齐国无辜侏儒一事即是。本文前面已经提到孔子说过“仁者爱人”的话,能说这样的话总是好事情,不过,也要看到,那时并不存在这位先生言下之意的泛爱主义、普世之爱,人分等级是那时最鲜明的时代社会现象(因此被称为“奴隶制社会”),儒家不但决不反对,而且是等级制的专门家,《礼记》就是他们的大经典。但一般说,“礼”也不是他们的原创,他们是记载着,维护着、推崇着。比如,《礼记》上说:
天子有后,有夫人,有世妇,有嫔,有妻,有妾……天子之妃曰后,诸侯曰夫人,大夫曰孺人,庶人曰妻。公侯有夫人,有世妇,有妻,有妾。
君子曰终,小人曰死。
君之嫡长丧,殇车三乘。公之庶长丧,殇车一乘,大夫之嫡长丧,车一乘。
诸如此类,生老病死葬,什么都很有等级秩序,不可越制乱来。《礼记》中甚至记载了孔子的这样一句话:
杀人之中,又有礼焉。
当然,这只是孔子对于楚军追杀吴军时某一细节的评论,上升到“礼”,归结为“礼”,而加以赞赏。他真是“礼”的大专家。
由此亦可见,《礼记》这部书,虽然可能经过孔子修订,并且孔门弟子在孔子殁后又有所增订(里面记载了孔子之死的情况,所以一定是经过孔门弟子增订的),但这部书确实不必是孔门的创作,它的内容以至它的前稿,早就是存在着的。
如今我们究竟要不要“礼”呢?事实上,“儒术独尊”了几千年,儒家之“礼”无所不在溶化在现实生活之中,其中有着合理的东西,即社会文明通常的最基本的一些东西。“礼”也不全是儒士们的发明,儒学在孔子之前就当有,孔子有其师承,“郁郁乎文哉,吾从周”,他主要是继承和发扬“周礼”。但儒士们有记载、总结、规范、推行之功。
几千年历史长河浪淘着“礼”,凡是生活必需的通用文明方面的,都会保留下来,凡是早已过时的,就会被淘汰而去,凡是有悖人的平等的,就会受到人们的责疑和抵制。
本文正在讨论的,是“礼”的真实历史状况的某一方面,涉及孔子以“礼”的崇高名义行其“诛杀”的事情,以至看到了齐国侏儒的可怜的死,还有少正卯之死的历史谜雾。
所以,当后世人们,要以“礼”来纠正或弥补韩非子,比如东汉的王充,那充其量就只是些小礼,恰如王充所说,好比一个人总得要有衣有冠有履的出来见人才是。而“礼”之中,却原来是包含了“法”与“刑”这些重大部分的,孔子担任鲁国大司寇时,就立即娴熟地运用了起来,其跟随鲁公与齐公会见,临时担任外交职务,“摄相事”,下令斩杀齐国侏儒,其在国内当是在职的大司寇,已经成功诛杀了少正卯,很有威的,国中“设法而不用,无奸民”(《相鲁》篇)。
在前面《韩非子不是偏执狂,而是正常的“士”》一文中,已经引用过《礼记》的一段话(《王制》篇):
析言破律,乱名改作,执左道以乱政,杀;
作淫声异服,奇技奇器,以疑众,杀;
行伪而坚,言伪而辩,学非而博,顺非而泽,以疑众,杀;
假于鬼神时日卜筮,以疑众,杀;
接下来的一句话也很重要,它给作为大司寇的孔子留下了临机处置之权:
此四诛者,不以听。
就是说,这四“杀”,是不用“三公参听之”的,当然也就无须“以狱之成告于王”。
其中之第一杀,第四杀,不就是杀少正卯的充足理由吗?孔子诛少正卯,真正不假是有他的“法律依据”的,不是临时自编的理由。
从《礼记》这部大法来说,孔子杀少正卯不用听取上面的意见,可以自行决定,“不以听”,所以《家语》上就没有记载孔子请示了谁,也没有记载职级高于孔子的执政大夫的意见,也没有记载鲁公的态度,于是才只是记了那么一句话,“朝政七日而诛乱政大夫少正卯。”确实,如果要请示汇报,哪有这么爽利?
所以,韩非子决不是天上掉下来的“法家”,其学说实际上是从声声言“杀”的“礼”中分化发展出来,加以了系统化理论化专门化,后世儒家如苏东坡王船山竟好像不认得这个“叔祖”了,以至于痛骂之,却不知骂到了“鼻祖”的头上。
但是,作为所谓“其极惨礉少恩”的“法家”的韩非子,与作为鲁国大司寇而加刑于齐国侏儒、诛杀大夫少正卯的儒家孔圣,区别又何在呢?
从形式上看,他们可算是没有区别的,都高悬“法”,有“刑”在手(韩非子是停留在文字上,孔子是执掌过鲁国的司法生杀大权),从内容上看,他们的区别就显出来了,孔子是为了《礼记》所体现的那个等级森然、也秩序井然的国家社会(井田制是其经济社会基础),韩非子是替处在战国时代的自己的国家韩国着想,要求能立足于“争于气力”的时代特点(井田制早已崩溃,到处土地兼并,国家之间也在兼并),来决定一切的国策,强化一些东西,去除一些东西,其中甚至把孔圣的徒子徒孙们列为国家之“蠹”加以排斥。本来同源的,就这样变成了对立的。但毕竟,它们同源于“帝王之术”,朝不同的方向发展开去,最后又同归于“帝王之术”,这就是它们既有似乎相同之处,却又截然对立的原因。“独尊儒术”之后,韩非子实际上被大一统的封建国家充分吸收,然而,却没有他的地位,也没有他的好名声,他实际上是成功地被儒们污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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