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论衡》说礼义
我们在《韩非的不错与偏颇》一文中，陈述过王充对韩非子的大体看法，他认为治国虽然要有用“法”的一面，但也要有用‘德”的一面，所谓“力、德”皆养，二者都不缺为好。同时，他也对韩非子给予过一种理解，说，“韩子岂不知任德之为善哉？以为世衰事变，民心靡薄，故作法术，专意於刑也。”
王充是东汉时代一位最会挑刺的先生，比如，他有《问孔》、《刺孟》等篇，就是对孔圣与孟圣的挑刺之作，在《知实》篇连举孔孟的十六例，说明“圣人不能先知”，而讥刺东汉当时的腐儒们。他的全部《论衡》，都是对当时流行的各种谬论和迷信，进行挑刺，从而否定它们，而力求树立正确的观点。他对自己这部书在《对作》、《自纪》篇中有评：《论衡》者，所以铨轻重之言，立真伪之平，……解释世俗之疑，辨照是非之理，……《论衡》实事疾妄……考论实虚。
我们已经考察过，王充在《非韩》篇中对韩非子挑刺一通，然而并没有、也没有能从根本上否定韩非子，他大体只是认为韩非子偏颇，若全然不用礼义的一面是不行的。
现在，我们从王充《论衡》的其它篇中发现，王充对韩非子很在意，在不少篇中都有只言片语提到韩非子，比如，《身解》篇中提到“韩非著治术，身下秦狱”，在《佚文》篇中提到“韩非之书，传在秦庭，始皇叹曰，独不得与此人同时”。而在有的篇章中，不只是这样提到，还表示了他对韩非子的理解，与《非韩》篇中那一句“韩子岂不知任德之为善哉？以为世衰事变，民心靡薄，故作法术，专意於刑也”，是一致的。
比如，《对作》篇：“孔子作《春秋》，周民弊也。故采求毫毛之善，贬纤介之恶，拨乱世，反诸正，人道浃，王道备，……韩国不小弱，法度不坏废，则韩非之书不为。……故夫圣贤之兴文也，起事不空为，因因不妄作，作有益于化，化有补于正。”这段话是将韩非子与孔子并提归类了。
在《效力》篇中有这样一句：“韩用申不害，行其三符，兵不侵境，盖十五年；不能用之，又不察其书，兵挫军破，国并于秦。”这句话的后半段说的是韩非子的情况，所以，这段文句当有漏掉的字，在“不能用之”前加上“后有韩非”四字，文意则全。在这些话里，王充对韩非子进一步有着客观而贴切的理解。
关于“德”与“刑”的关系，王充的观点在《非韩》篇中已经说过，他是主张“力、德”皆养，“法度”与“礼义”二者配合的。我们在《儒增》篇中看到他说，“尧、舜虽优，不能使一人不刑；文、武虽盛，不能使刑不用。”这可算给出了历史的依据。在《谢短》篇中，他说到了“礼”与“刑”的关系，“古礼三百，威仪三千，刑亦正刑三百，科条三千。出于礼，入于刑，礼之所去，刑之所取，故其多少同一数也。”这可算给出了理论的根据。
因此，在“礼义”问题上，王充是在理论上得其“中庸”的人，他正好站在孟子与韩非子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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