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刃相割，利钝乃见；二论相订，是非乃见。是故韩非之四《难》，桓宽之《盐铁》，君山《新论》之类也。（《论衡》之《案书》篇）
王充此言所说的“四《难》”，是韩非子的四篇文章“难一，难二，难三，难四”，如王先慎题注所说，“古人行事，或有不合理，韩子立义以难之。”是韩非子举出往古事例和成说，针锋相对发表他的不同看法，所以王充称之为“两刃相割，二论相订”。韩非子所借题发挥的，是他的以“法、术、势”为主体的君臣之论、“帝王之术”，读来自有他的道理。从文体形式上说，《论衡》受着“四《难》”较大影响是很显然的。
岳麓书社出版的《吕氏春秋，淮南子》，有杨坚先生作的“前言”，其中说，《吕氏春秋》成书于秦王政八年，即公元前239年。今看《吕氏春秋》，觉得杨先生此说疏忽笼统些了。其实，该著之成书，要往后推至秦统一天下之初年，而该著之撰写，则在这之前的若干时日。
1，《吕氏春秋》的《孟秋纪》之《振乱》说：
当今之世，浊甚矣，黔首之苦，不可以加矣。天子既绝，贤者伏世，世主恣行，与民相离，黔首无所告诉。世有贤主秀士，宜察此论也，则其兵为义矣。天下之民，且死者也而生，且辱者也而荣，且苦者也而逸。
这一段文字所说的，正是战国末期的景象。由此语可知，《吕氏春秋》作时，秦尚未统一天下，而天下渴望“贤主、秀士、义兵”，以扫灭那些“与民相离”的“恣行”的“世主”。
2，《孟冬纪》之《安死》说：
无不亡之国者，是无不掘之墓也。以耳目所闻见，齐、荆、燕尝亡矣，宋、中山已亡矣，赵、魏、韩皆亡矣，其皆故国矣。
这一段文字，尽管有“尝亡，已亡，皆亡”三词的区别，但总以一句“其皆故国矣”，是说这些国都亡了。这些国都亡了，就是说秦统一天下了，而秦统一天下、秦王政称“皇帝”的时间是秦王政二十六年，前221年。
由此可知，对《吕氏春秋》一书，笼统说其“成书于秦王政八年”，即距离秦王政称秦始皇还差着十八年，是很不准确的。应该说它写作并成书于秦国统一天下之前后。
据《史记》之《吕不韦传》，“吕不韦乃使其客人人著所闻”，集成了这部《吕氏春秋》，记在该《传》“太子政立为王”这一节之后，“当是时，魏有信陵君，楚有春申君，赵有平原君，齐有孟尝君”，都爱好招集宾客，这是吕不韦集宾客撰书的一个文化背景。《史记》没有具体说此书成于何时。
《吕氏春秋》于《孟春纪》等“十二纪”之后，有一《序意》，开头一句说，“维秦八年，……良人请问《十二纪》，文信侯曰，……”。
这一句是不是杨先生认为《吕氏春秋》成书于秦王政八年的依据？
从这《序意》下面的文字看，吕不韦回答了一些话，最重要的一句就是“《十二纪》者，所以纪治乱存亡也。”至于那几百字的其它的话，则显然出于宾客的发挥，而下面一段讲豫让刺赵襄子的事，又与《序意》在文意上毫不关联。所以，总的来说，这个《序意》，只有上半段略有“序意”，其称为《序意》，而不称为《序》，是很确当的；大约是后来勉强拿这个来做了《序》，而称为《序意》，却又没放在全书之前，而放在《十二纪》之后。
宾客为《十二纪》请示吕不韦，是在“维秦八年”，这时候《十二纪》或只在写作计划上，或已经写成初稿，都可以的，但我们不能凭这个说《吕氏春秋》此时已成书了。《十二纪》后面，还有好多篇章，在这《序意》中一字没有提到。
从《孟冬纪》“以耳目所闻见，齐、荆、燕尝亡矣，宋、中山已亡矣，赵、魏、韩皆亡矣，其皆故国矣。”这句话看来，《史记》“吕不韦乃使其客人人著所闻”这句话，写得很准确，书确实是吕不韦的“客”们“著所闻”写出来的。
因此，“以耳目所闻见，齐、荆、燕尝亡矣，宋、中山已亡矣，赵、魏、韩皆亡矣，其皆故国矣”这句话对我们就很重要，它不但证明了《吕氏春秋》的成书年代，当在秦国已经扫灭了东方六国之后，是秦王称“皇帝”的初年（秦王政二十六年，“立为皇帝”），也证明了写下“维秦八年”的《序意》时，这篇《孟冬纪》篇还没写。
说这个成书年代之事，是因为联想到，韩非子撰写他的著作，至少其有一半的阶段，竟是与吕不韦与宾客们撰写《吕氏春秋》是同时的，处在同一个大的文化背景下，都在秦统一六国之前这段时间里，而《吕氏春秋》里一些议论，恰好为韩非子的思想作了注脚，说明着他这个激烈的思想家产生的时代社会环境。比如，《孟秋纪》之《禁塞》说：
……以至于今之世，为之愈甚，故暴骸骨无量数，为京丘若山陵。世有兴主仁士，深意念此，亦可痛心矣。
读着这些还带着当时新鲜气息的文字，不由得让人联想到，秦国统一天下，当时的正义性，人们说得是很不够的，好像只是秦国强大的原因，以及东方六国不能团结的原因，使得秦王得遂其志，我们读着《吕氏春秋》中这些文句，却能体会到东方六国的那些“世主”们，是把他们的国家弄得腐败无能到了极点，人民水深火热，而秦国以拯救天下为号召，秦军成了“义兵”，秦王成了历史的“兴主”，吕不韦、李斯这些人成了历史的“仁士”，这才能君臣同心，重复汤、武的故事，而得了天下。从《吕氏春秋》这样的字里行间，能读出秦国统一天下的客观的正义性，这应当是它能成功的首要原因。
这就反证了韩非子的激烈的法家思想的产生是十分合理的。我们从“难一，难二，难三，难四”这几篇《难》中看到，韩非子对当时流行的祸国殃民的谬论“立义以难之”，是十分的尖锐无情，痛快淋漓，他正是要纠正“世主”的腐败荒乱到正确而求强的路上来，走上“法、术、势”的“争于气力”的新路，成为时代的“贤主、兴主”。然而，韩王这样的“世主”，是韩非子这样的“秀士、仁士”所说不回头的，正如王充在《论衡》中所说，他虽有韩非，“不能用之，又不察其书，兵挫军破，国并于秦”（《论衡》之《效力》篇），成为东方六国中第一个倒下去的诸侯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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