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文讨论了韩非子对于尧舜“禅让”与“汤武革命”的非议：
尧、舜、汤、武，或反君臣之义，乱后世之教者也。尧为人君而君其臣，舜为人臣而臣其君。汤、武为人臣而弑其主，刑其尸。而天下誉之。此天下所以至今不治者也。
韩非子是就这两种说法而发挥他的理论，认为提倡这两种说法和做法，是违背君权、危害国家天下的。至于舜怎么继承了尧而君临天下，如果汤武不“革命”，则天下如何纠正夏桀殷纣的腐败和暴政，韩非子是认为有他的好方法的，他的全部文集五十五篇，不就是陈述他的治国平天下的良策么？当然也就应该有这两个方面的内容，即，如何正常传位的问题，与如何对待桀纣的问题，总的来说，“臣事君，子事父，妻事夫，三者顺则天下治”，韩非子的法宝就是这样的“天下之常道”（《忠孝》篇），这些与他的老师荀子的主张是一致的，与孔孟之儒们也是一致的，都来于“礼”而归于“礼”。
然而，虽然早就有“礼”的提倡与规定，何以天下国家还是乱成韩非子眼前的那样呢？所以韩非子顺应这种时代需要，提出了他的学说，强调君主紧握“法、术、势”，而臣下与民众则被驾驭在这“法、术、势”之下，于是天下太平、万无一失，他就这样成了法家学说集大成者。我们在前面多篇文章中已经分析过，韩非子的学说，仍是根于“礼”的，因为自古传下来的“礼”的体系中本来包括了“法、政、刑”这些内容。孔夫子还担任过鲁国大司寇、下令杀过人呢（《孔子家语》之《相鲁》、《始诛》篇），也是“法、政、刑”方面的大专家。
韩非子对于尧舜以至汤武的态度，除了对有关说法的非议之外，我们看到，韩非子并没有违背二百多年后东汉王充所概括的“称美则说尧舜，言恶则举桀纣”的现成话语体系，或者说，他也借用这一主流的现成的话语体系。这方面可以举出好多例子，说明着韩非子能够顺手拿来为其所用：
人主不自刻以尧，而责人臣以子胥，是幸殷人之尽如比干。尽如比干，则上不失，下不亡。……废尧舜而立桀纣，则人不得乐所长而忧所短。失所长，则国家无功；守所短，则民不乐生。
尧无胶漆之约于当世而道行，舜无置锥之地于后世而德结。（《安危》篇）
托天下于尧之法，则贞士不失分，奸人不侥幸。……服虎而不以柙，禁奸而不以法，塞伪而不以符，此贲育之所患，尧舜之所难也。（《守道》篇）
非天时，虽十尧不能冬生一穗。……桀为天子，能制天下，非贤也，势重也；尧为匹夫，不能正三家，非不肖也，位卑也。……圣人德若尧舜，行若伯夷，而位不载于世，则功不立、名不遂。（《功名》篇）
韩非子对于“称美则说尧舜，言恶则举桀纣”运用得何其娴熟！这该是多年来以及当时士人的一种基本功，在韩非子之前，孟子就“言必称尧舜”了（《滕文公章句上》）。
说到众皆尊尧舜，就连最玩世不恭的庄子也这样么？如果以“称美则说尧舜，言恶则举桀纣”衡量，则庄子亦当如此，要不然，面对至少衰周以来的主流意识形态与社会习惯心态，如何开口说话？检《庄子》最精之《内篇》，则果如是也。当然，庄子只是借尧舜说他的寓言而已，当不得真的。
尧让天下于许由，曰，日月出矣，而爝火不息，其于光也，不亦难乎？……请致天下。
尧治天下之民，平海内之政，往见四子藐姑射之山，汾水之阳，窅然若丧天下焉。（《逍遥游》）
从上面所引两条可知，在庄子笔下，尧是能君，并且是能让天下的人。
尧问于舜曰，我欲伐宗、脍、胥敖……舜曰，夫三子者，犹存乎蓬艾之间。若不释然，何哉？昔者十日并出，万物皆照，而况德之进乎日者乎？（《齐物论》）
以上所引一句可见，尧舜最为亲密，尧德已经能比于太阳的光辉，而舜的见解却又在尧之上。这些，都是庄子利用着现成的尧舜传说。
昔者桀杀关龙逢，纣杀王子比干……昔者尧攻丛枝、胥敖，禹攻有扈。（《人间世》）。
以上一句，桀、纣为暴君，尧、禹为仁君，符合现成的主流意识与习惯心态。
受命于地，唯松柏独也在冬夏青青；受命于天，唯舜独也正，幸能正生，以正众生。
申徒嘉，兀者也……子产曰，子即若是矣，犹与尧争善，计子之德不足以自反邪？（《德充符》）
以上二句中，尧舜是至为崇高的有德之人。
意而子见许由，许由曰，尧何以资汝？意而子曰，尧谓我，汝必躬服仁义而明言是非。许由曰，……夫尧既已黥汝以仁义，而劓汝以是非矣……。（大宗师》）
以上一句中，既遵传统说法，以尧为仁义的代表，又借高人许由而摆出相反的观念，即比仁义要高的境界是“逍遥游”。
庄子的本领，就是能拿来最为顽而固的成说为己所用，以至于孔子及其弟子们，也能成为贯彻他的学说的工具：
颜回曰，回益矣。仲尼曰，何谓也？曰，回忘仁义矣。曰，可矣，犹未也。他日复见，曰，回益矣。曰，何谓也？曰，回忘礼乐矣。曰，可矣，犹未也。他日复见，曰，回益矣。曰，何谓也？曰，回坐忘矣。仲尼蹴然曰，何谓坐忘？颜回曰，堕肢体，黜聪明，离形去知，同于大通，此谓坐忘。仲尼曰，同则无好也，化则无常也，而果其贤乎？丘也请从而后也。（《大宗师》）
弟子颜回日渐悟道，最后，孔子反过来要跟颜回学道。简直是一幕戏剧小品，角色中的孔圣亚圣师徒二人，认真的神气，修道的过程，庄严而滑稽，庄子的思想借以宣扬出来。过去我读萨特戏剧，写过笔记《思想的戏剧》，说，“戏剧在十分突出的思想的意义上展开，而全剧的发展也是向着一个总的思想汇聚”，现在我们看到，庄子早就是这样做的。
庄生这样的文字，在写《韩非论》的苏东坡读来，真是要一则以快乐，一则以痛骂了。
由庄子可见，韩非子至少在说法上要不遵从现成的主流意识，同样会是很难开口说话的，所以他要把对尧舜“禅让”与“汤武革命”之说的非难之文，放到文集的最后去，而在前面，对尧舜汤武都是现成地作为正面语言元素加以引用的，如果在文集一开头就谈这事，给尧舜汤武蒙上阴影，一切就不顺了。
在韩非子的《说林》中，收录有关于汤伐桀的庄子式的说法一条：
汤以伐桀，而恐天下言己为贪也，因乃让天下于务光，而恐务光之受之也，乃使人说务光曰，汤杀君而欲传恶声于子，故让天下于子。务光因自投于河。
读来颇滑稽，但汤的心理，是真实的，《尚书》之《仲虺之诰》说：
成汤放桀于南巢，惟有惭德，曰，予恐来世以台为口实。
仲虺为他作了这篇《诰》，就是告示，安慰和宣传说：
呜呼，惟天生民有欲，无主乃乱，惟天生聪明时乂。有夏昏德，民坠涂炭，天乃锡王勇智，表正万邦，缵禹旧服，兹率厥典，奉若天命。
韩非子一面把主流意识的尊崇尧舜作为自己的语言元素而娴熟运用，一面又责疑尧舜“禅让”与“汤武革命”之说，岂不无矛盾之处？当然有的。韩非子解决这个问题，是把问题归结到他的“以法治国”上来，说（皆见《忠孝》篇）：
父而让子，君而让臣，此非所以定位一教也。……废常上贤则乱，舍法任智则危。故曰，上法而不上贤。
人臣毋称尧舜之贤，毋誉汤武之伐，毋言烈士之高，尽力守法，专心于事主者，为忠臣。
这样主张，其理有三：
一，称誉同时也就意味着“诽谤”
为人子而常誉他人之亲，曰，某子之亲，夜寝早起，强力生财，以养子孙臣妾，是诽谤其亲者也。
二，人再贤，不能夺主；而烈士亦不足取
今舜以贤取君之国，而汤武以义放弑其君，此皆以贤而危主者也。……烈士，进不臣君，退不为家。是进则非其君，退则非其亲者也，乱世绝嗣之道也。
三，举出历史上关于尧舜的不好的传说
瞽叟为舜父而舜放之；象为舜弟而杀之。放父杀弟，不可谓仁。妻帝二女而取天下，不可谓义。仁义无有，不可谓明。
至于汤武，更不用说了，明摆着，为人臣而弑其主，刑其尸，何足称誉？
这样，从总体上看，韩非子遵从传统的尧舜汤武为贤人的说法，然而在探讨什么是忠孝的问题上，认为不能以贤代法，不能违背“法”的原则，要不然就会出乱子，这样他不得不举出历史上的另类传说来，这是不能回避的，而如果这些传说之所言是真的，那么，就更说明“上法而不上贤”的重要了。这样，韩非子就不是自相矛盾的，他的“法”的理论就更为彻底而无伸缩余地了。
韩非子为了说明他的道理，在《外储说右上》中收录了关于尧传舜在当时引起的一场斗争，而给了“殛鲧、流共工”这些事提供了一种不同的说法：
尧欲传天下于舜，鲧谏曰，不详哉，孰以天下而传之于匹夫乎？尧不听。举兵而诛杀鲧于羽山之郊。共工又谏曰，孰以天下而传之于匹夫乎？尧不听，又举兵而流共工于幽州之都。于是天下莫敢言无传天下于舜。
韩非子对这一则传说未作评议，只是记录了孔子的评论（储说者，大约就是所储存的有关资料吧），“仲尼闻之曰，尧之知，舜之贤，非其难者也，夫至乎诛谏者，必传之舜，乃至难也。一曰，不以其所疑败其所察，则难也。”
我们从《尚书》的文字中可以读出，舜上台之后，其执政比尧时厉害得多，一些重大的“政，法，刑”上的事，都是他做的，似反映了尧舜传政的当时，确实发生了一场严重斗争：
象以典型（公布墨、劓、刖、宫、大辟五种常刑），流宥五刑（对犯有五刑之罪人，有流放以宽宥的规定），鞭作官刑（在官府当差之人有罪，有鞭刑的规定），扑作教刑（抽打犯有过失之人，以教育之），金作赎刑（纳金可以赎刑的规定）……。流共工于幽州，放欢兜于崇山，窜三苗于三危，殛鲧于羽山，四罪而天下咸服。
难怪直到清代之郑板桥，仍要对尧舜发表不同的看法，他在《家书》中说：
尝论尧舜不是一样，尧为最，舜次之。人咸惊讶，其实有至理焉。……尧为天子，既已钦明文思，光四表而格上下矣，而共工、欢兜尚列于朝，又有九载绩用弗成之鲧，而亦不害其为尧之大。浑浑乎一天也！若舜则不然，流共工，放欢兜，杀三苗，殛鲧……夫彰善瘅恶者，人道也；善恶无所不容纳者，天道也。尧乎尧乎，此其所以为天也乎！
关于燕王哙“禅让”政权给子之的闹剧，韩非子在司马迁之前已经写进文集，他两次提到这事，一是在《二柄》篇，一是在《外储说右下》篇。在《二柄》篇中用来说明“二患”，一是“任贤”，二是“妄举”。任贤难道不对吗？韩非子在这篇中认为“人主”要“去好去恶”，不要露出自己的好恶来，这样就能使“群臣见素”，不至于投君所好，伪装自己，骗取信任。燕国的子之就是这样，是“托于贤以夺其君者”的一个典型。《外储说右下》篇说此事最详，甚至罗列了不同的说法，但中心只有一个，就是燕王哙如何上当而真的将国柄交给了子之，司马迁可能就是从这里选材的，而韩非子在此篇中借此故事要说明的道理是，“君人者乃借其权而外其势”是危险的，将权力“借”给了别人，自己失“势”，这还行吗？还有一个道理是，“佯憎佯爱”也不行，你“佯憎佯爱”了，臣下们就会顺着而进行“毁誉”，于是乱套，“虽有明主，不能复收”，何况像燕王与子之这样的事情，比这还严重，不是“佯憎佯爱”，是真诚地将国柄交给了子之，“而况于以诚借人也”，造成了国乱身亡的严重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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