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居移气”
鲁迅在《“京派”与“海派”》一文里写道，“居处的文陋，却也影响于作家的神情，孟子曰：‘居移气，养移体’，此之谓也”。他在《汉文学史纲要》中论及荀况的《恑诗》时说，“词甚切激，殆不下于屈原，岂身临楚邦，居移其气，终亦生牢愁之思乎？”
可见，“居移气”，是一定的了。此“居”，我们且直接理解作“住处”，即住宅及其环境。君不见欧阳修苏东坡每到一处做官，总要把自己的住处弄得很雅的吗？扬州的风景名区“平山堂”，就是欧阳修作扬州太守时弄的。苏东坡说他自钱塘移守胶西，背湖山之观而行桑麻之野，加上饮食与社会环境也不甚佳，所以有些索然，虽能不为所动，毕竟在诸事稍安之后，也就着手治其园圃，洁其庭宇，修葺了超然台，以为登览，终于改善了他的居处，“雨雪之朝，风月之夕，予未尝不在，客未尝不从”，能够乐在其中，文章也就出来了，曰《超然台记》。
但凡事总不可一概而论。倘若居住不甚佳妙，影响了写作的“神情”，那也不要紧，是可以弥补的，那就是“游玩”。游玩既能调节情绪，又是“深入生活”的一种方式。我们的先人在这方面也有榜样。比如白居易，他在元和十年（公元815年），贬官降级到了九江，做一个司马的闲职，居处也不大理想，“住近湓江地低湿，黄芦苦竹绕宅生”，但他在游玩浔阳江头时，有感于歌女的生涯，写出了好文章，就是《琵琶行》。又比如柳宗元，他贬为永州司马十年，后又调任柳州刺史，按《新唐书》所论，这都属于“窜斥”，“地又荒蛮”，居处显然不好，柳宗元自己就说过，“城上高楼接大荒”的话，他也是用“游玩”来弥补，《新唐书》说他“自放山泽间”，这是不错的，有他的《永州八记》这些文章为证。不过，古人贬言的居处荒蛮，在今人也许倒是值得向往留连的“最最”自然风景区，真是不可同日而语。
杜甫写过《茅屋为秋风所破歌》，因为住房问题而发这么大的牢骚，也算是颇有名的了，可是他又说，“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老先生的精神有了升华，所以这首诗也就成了名篇。由此可见，住在破屋子里也不等于就写不出好文章来，因为“作家的神情”是一个积极的因素，但毕竟，居还是移了气的，杜老先生写出的毕竟是一首带着“破”字的歌。
周代的奴隶，住在土屋里，唱出的是“七月流火”的悲歌；王维住在辋川别墅里，写出的诗句是“寒山转苍翠，秋水日潺湲”，多么恬静悠闲。
但是，“居”毕竟只是人生的一个方面而不是全部，下笔时的思想情绪当受着更多的因素的影响，所以，单从“居”这一个方面去考察的文章之“气”，就难免有失全面和深入，否则，我们就不能理解，辞职归山的陶渊明住在草屋里，却写出“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这样最悠闲的句子，而住在别墅里的大官王维竟以陶诗作了自己的范本。
鲁迅所引孟子的话，在《孟子》的《尽心章句上》，孟子是“望见齐王之子”的气质气概，而发出感叹的，说“居移气，养移体。大哉居乎！”朱熹注解说，“王子亦人子耳，特以所居不同，故所养不同，而其气体有异也。”孟子下面还讲了一个有趣故事，说鲁君到了宋国城下，大声喊门，那守门人诧异说，听声音并不是我们国君，但为何又很相似呢？孟子解释说，“此无他，居相似也。”认为仍得从这方面去做解释，作为国君，鲁君与宋君不但都住在高大华美的宫室里，而且其“养”也都是很特别的好，所谓“唯辟玉食”嘛，所以都是这样与众不同的。可见，孟子对于自己发现了“居移气，养移体”这个“规律”，很有几分得意。
朱熹将这个“居”字注释为“所处之位”。这一注释是不错的，若直接理解为“居处”是含糊、狭窄了些，但好在《孟子》里的“居”，本亦有“居住”之意，比如“男女居室，人之大伦”，伯夷“居北海之滨”。而在“居移气”后面，还并列有“养移体”，可见所言与“住宅及其环境”多少还是有关系的。不过，孟子本人也矛盾，他还说过“君子所性，虽大行不加焉，虽穷居不损焉，分定故也。君子所性，仁义礼智根于心。”就是说，他是标榜“君子所性”，是不以其“居”，即不以其得到的地位高低为转移的，反正心中总是充满了“仁义礼智”，高大得不得了。怎么会“望见齐王之子” 的气概不凡，就惊呼“大哉居乎”，赞叹得不得了呢？所以他就需要着意地“善养吾浩然之气”来支撑了。真是活活反映出“礼”的严重等级制下，“居”于下位以至无位的“儒士”心灵的挣扎和自欺。我们在圣贤孟夫子心灵里似已见到了孔乙己的影子，这就是儒学植于中国知识分子灵魂中“帮闲”角色的自虐自淫、却又打死也不肯丢掉的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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