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孔子的“仁”，有其一定对象
虽然说，仁是“泛爱众”的，但最重要的，是“克己复礼为仁”。克己是为了复礼，复礼必须克己，向着克己复礼努力，就是向着仁的努力，“颜渊问仁，子曰，克己复礼为仁”，这说得很明白。仁不但是出发点，也是归宿点，“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这也说得很明白。那么，“仁”的体现，反正就是“克己复礼”了，其根本的对象，就在“礼”之中，不在“礼”之外。
这是推论，事实如何呢？事实是果然如此的。《论语》说，“微子去之，箕子为之奴，比干谏而死。孔子曰，殷有三仁”。
朱子注解得很明白，“微子，纣庶兄，箕子、比干，纣诸父。微子见纣无道，去之以存宗祀。箕子、比干皆谏，纣杀比干，囚箕子以为奴，箕子因佯狂而受辱。”
微子，受封于微国，子爵，是商纣王的庶兄，同父异母的兄长；箕子，受封于箕国，子爵，商纣王的父辈；比干，也是商纣王的父辈，没说他受什么封，史称王子比干，大约也较年轻些，就只是在朝辅政之类的。他们与商纣王都有血缘亲情，都是最能产生“仁”心，也果然最有“仁”心的。他们的“仁”心，不是停留在亲亲之情上，作为商纣王政治集团里的重要成员，他们最关心的是国家政治，包括关心商纣王的品行作为是否对王朝有益，如果不但无益，而且有害，这就不仅是商纣王一人的事情，而是关系着商王朝的生死存亡，当然，这其中也有他们自己的一份。
因为“纣无道”，这三个人就“谏”起来了。他们是如何劝说纣王的，且不论，总之是犯颜直谏，不怕得罪了纣王，所以这才惹得纣王恼怒。三个人的犯颜直谏，应当算是在“礼”的要求之内，“礼”有这种调节统治集团内部关系到有益方面的功能。纣王的不纳谏，以至于对三个人很不客气，当属很无“礼”，因而也就出了“仁”的范围，是不仁不义的。微子见势不妙，见机而作，跑掉了，后人如朱子解释说是微子有远见，为了殷商垮台之后，殷家不绝，保种留根。王子比干可能血气方刚，谏得最严重吧，被纣王杀了，据说是“剖心”，很荒唐很残酷的。箕子为奴而佯狂，为了避免被杀的命运，只有装疯。孔子称赞“殷有三仁”，那么这三位大仁人，他们的“仁”的对象是什么呢？是殷商王朝。他们看到纣王这般“无道”下去，王朝的命运很可忧，就不惜冒死直谏，“仁”心发挥到了极致。
所以，殷之三仁，就是“克己复礼”的典范。他们的克己，达到了敢拿性命去拼的程度。“仁”的对象，就在“礼”之中，越是最高等级上的，就越是“仁”的对象。纣王虽然等级不低，是天子的等级，但王朝的命运比他还要高一个等级，因此三位仁人才这样勇于拼命，仁者必有勇嘛。
这是从上面来说的，从下面来说，“仁”的对象就有所不同，拿《论语》中有子的话来说，“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就是说，“仁”的对象是“务本”，以达“生道”，务什么本、生什么道呢？就是修炼“不犯上”的思想品性，从而能做到“不作乱”。有子的话很重要，再引用一次：
“有子曰，其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仁之本与？”
难怪到了宋朝，心学就更兴旺起来，因为对于处在草野的“君子”们来说，一时也够不到“三仁”的地位，还没有资格到朝廷上去直谏，就只有做准备的工作，这工作就是修炼自己，而修炼，就是从自己的心中作努力，克己，克己，再克己，以颜回为榜样，所以叫做心学。颜回就是这样的人，他很年轻就死了，没做出具体成绩，还被称为“亚圣”，位在孟子之上，就因为他能这样日日在心中克，克，克，虽然孔子认为就连颜回顶多也只能做到“三月不违仁”，但这已经很了不起，别人是做不到的。《论语》中有多处说到，孔子决不轻易称说某人某品性已经达到“仁”境了，是不轻易这样许人的。孔子感叹说，“有能一日用其力于仁矣乎？我未见力不足者。盖有之矣，我未之见也”。可见，“克己”是这样不容易做到，能去从事“复礼”大业的人才就更不多了。
宋代大理学家程子对有子的话是有注解的：
“行仁自孝弟始，孝弟是仁之一事。仁是性也，孝弟是用也，性中只有仁、义、礼、智而已。仁主于爱，爱莫大于爱亲，故曰，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
程子干脆把“仁”说成是人的天性中的，而且内容就已经是“仁、义、礼、智”。儒学及其心学“发展”到了这样荒谬而蛮横的地步。
但孔子的“泛爱众”、“仁者爱人”，难道就跟老百姓、跟一般草民一点儿也挂不上边么？可以说，也是挂到一点儿边的，这也有证明，他老人家说，“善人为邦百年，亦可以胜残，去杀矣”，这就可见，一般说来，孔子反对暴政、反对杀人，认为“苛政猛于虎”，那也就是主张行“仁政”嘛。但是，当到了存在着对比的情况，孔子的“仁”当然就要归到“礼”的等级上去，《礼记》说，“礼不下庶人”嘛。《中庸》上说，“仁者人也，亲亲为大；义者宜也，尊贤为大。亲亲之杀（这个杀字就是讲等级，一个等级一个等级之间的分明是断断分明的），尊贤之等，礼之所生也”，仁到这种时候，就要有区别有等级的了，不是“一视同仁”的。《礼记》上也说得很明白，“定亲疏，决嫌疑，别同异，明是非”是“礼”的功能，这当然也就是“仁”的对象和内容。“礼者，君之大柄也，考制度，别仁义，所以治政安君也”。仁义有时是要这样来“别”一下的，不是一概平等的，要不然就不能“治政安君”，就乱套了。
即此，孔“仁”的对象就弄清楚了，其主要的主体的方面，是面对着当时的统治者，即从天子以至大夫以至“君子”，首先是要“泛爱”这些人等，而后在看待一般的政治上，则认为以“仁政”的精神去办，总要比行“苛政”要好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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