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孔子以来的历史已有二千五百年，这里我们试举《吴越春秋》中的几段，来对“仁义”的历史影响做个考察。此书作于东汉，写的却是春秋年代吴越历史，其中的历史人物，如伍子胥、越王勾践、吴王夫差久已为人熟知。阅读此书不到百页，语涉“仁义”的话已有好几处，于是随手标出，以便看看在东汉人心目中，“仁”学起何作用、如何看待，想来这方法近于“抽样调查”，当较简便而可靠，如果要看二千五百年的全程，怕是没那个学力和时间。
吴太伯者，后稷之苗裔也……公刘慈仁，行不履生草，运车以避葭苇。公刘避夏桀于戎狄，变易风俗，民化其政……其后八世，而得古公亶甫，修公刘、后稷之业，积德行义……古公三子……太伯三以天下让……于是季历莅政，修先王之业，守仁义之道。季历卒，子昌立，号曰西伯（周文王），遵公刘、古公之术，业于养老，天下归之……太子发（周武王）……伐殷。天下已安，乃称王，追谥古公为大（太）王，追封太伯于吴。
这一段是叙周的初史，交代吴国之祖吴太伯（季历的大哥）之由来。行文中的慈仁、德义、仁义，有如膏药，直接往古史和古代先人身上贴去，显出经过西汉“独尊儒术”，东汉写书人这方面已经运用娴熟。而其实，后稷、公刘、季历这些古人，到底如何的慈仁、德义、仁义，东汉写书人也未必清楚，反正大家都这样贴，他也贴得不错。因这些成功的先王，自有他的过人之处，起码是能协调并凝聚相当的力量，才能创下江山基业，这协调和凝聚里面，就有“仁义”这意思在发挥作用，也就是在自己所团结的范围里，按等级存在着与施行着某种“爱”。
可见，“仁义”这东西，哪怕其词语还没有产生，它的意思却必然是由来已久的，在组织起先民来开辟华夏大地方面，功不可没。也正因有这样的基础，它才有被孔子发掘和利用的可能，只不过时移世易，孔子想拿它来“克己复礼”，知其不可而为之，所以很少有人听他的，弟子们也难以理解和做到。
然而，尽管如此，“仁义”在其原本的意义上，很难和不应否定它。任何一种社会集团内部，任何一个社会全体，总是需要这个东西来充当粘合剂而团结之，但要把它说成“泛”的“普”的东西，好像靠着它一切就行，就不会有人相信了，因为事实上不可能是那样的。
孔子自己就明确说了：“君子而不仁者有矣乎，未有小人而仁者也”。如果“仁义”有时也“泛爱”及于“小人”，那跟给予“君子”的，绝不会也不能一样。况且，“小人”不仅“未有仁”，而且也“难养”。那怎么办呢？办法只有一个，就是兴礼乐，用刑罚，所谓“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措手足”，让“民”们知道手该怎么放，脚该怎么站。这些，都是孔子说的。这就说明，“仁义”是不必也不可能那样“泛”和“普”的，一切要按“礼”行事，就是按严格等级制去办，“非礼”是不行的。
至此，我们就读到了周的初年，古公亶甫的三个儿子让位而不是争位的动人故事，结果是最小的儿子季历及位，两个哥哥避他而跑到南方荆蛮之地去了，成为吴国的先祖。
吴太伯与弟弟仲雍共同创立吴国，太伯去世，仲雍及位，传了十七世而到寿梦，这十七世都是仲雍的后代，天下太平。
吴寿梦又面临传位，他有子四人，想传位给第四子季札，结果季札推让，长子诸樊也表示推让，后来是诸樊当政，表示以后“授国以次，及于季札”。诸樊要效仿周初故事，让国给季札，“季札不受，而耕于野”。诸樊殁后，弟弟余祭及位，余祭殁后，弟弟余昧及位，这些，表面上看，都是重复着吴太伯传位于弟弟的故事，内情我们就不知道了。
接下来，余昧将去世，该轮到传季札，结果“季札让，逃去”，说自己要“洁身清行，仰高履尚，惟仁是处。富贵之于我，如秋风之过耳。”于是余昧之子立，是为吴王僚。
到了吴王僚，就发生了公子光谋杀取位的事情。公子光就是诸樊的儿子阖庐，在伍子胥协助下，求得刺客要离，于吴王僚十三年谋杀成功，阖庐踏着鲜血登上宝座。这就似乎将先前的一切写在纸上好看的东西全污染了。
到了阖庐要立太子时，不准备立夫差，说夫差“愚而不仁，恐不能奉统于吴国”。伍子胥却说，“夫差信以爱人，端于守节，敦于礼义”，在伍子胥劝说下，夫差得以被立为太子。
有趣的是，吴王阖庐选立太子时，是以“仁”为标准的，认为夫差“愚而不仁”。这似乎有双重标准之嫌，因为他自己是谋杀夺位的，无论按“仁”之狭义、广义、本义、引伸义、表面义、内里义、任何解释的意义上去理解，他都够不上，除非他认为自己谋杀夺位也是一种“仁”。
可是伍子胥却把很高程度的“仁”赋予夫差，“信以爱人，端于守节，敦于礼义”，简直是一个浑身发出“仁”的光辉的人。那么，“仁义”到底有无标准，这时就成了糊涂账。
然而夫差其人到底“仁义”与否呢？他后来杀了忠臣伍子胥，把吴国弄完了，灭亡于越王勾践，自己也可耻地在勾践面前饮剑自尽。这样看来，他的父王阖庐以前对他的评语就是对的：“愚而不仁”，而伍子胥对他的评论就是不对的：“信以爱人，端于守节，敦于礼义”。
从行为看，无论伍子胥，无论阖庐，都称不上是儒家，但儒家的“仁义”，却又似乎是他们选立太子的共同标准。到底仅仅是后来《吴越春秋》这样的书这样地写着而已，还是阖庐伍子胥这样的人，在当时确实总是这样地拿“仁义”做着标准？
不管作为东汉人的《吴越春秋》的，是如何这样地遵循通行的儒术来写书，我们从他们写出的这书上，却对“仁义”二字是越读越糊涂了，甚至读出了一个“假”字。可以说，从“太伯三以让天下”起，就是可疑的，如果事实如此，则其中必有隐情。而这假的历史写到阖庐，实在也就假不下去，写到了血淋淋的宫廷谋杀。
到此，我们不由得佩服鲁迅了，一九一八年，其《狂人日记》借“狂人”之角度写道：
“凡事总须研究，才会明白。古来时常吃人，我也还记得，可是不甚清楚。我翻开历史一查，这历史没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叶上都写着‘仁义道德’几个字。我横竖睡不着，仔细看了半夜，才从字缝里看出字来，满本都写着两个字是‘吃人’！”
一道强烈的闪电，划破黑暗的天空，响起中国现代文学的第一声春雷，宣告“仁义道德”的“礼教”从此退出历史舞台，历史已经不能以这样的“儒术”来书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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