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道国学者夏商先生曰：前文《国学商道：“天下为公”说唐尧》提到，我们从前面《国学商道》系列的历史回顾考察中可知，且不说从有巢氏到燧人氏、华胥氏、女娲氏及伏羲氏时代的古远历史，就是自伏羲氏世系与神农氏世系之交，距黄帝时代已经有大约三千年时间。而自“神农氏世衰”与黄帝“代神农氏”之交，距司马迁所处的西汉时代，也已有大约三千年的时间。仅自夏朝私有制“家天下”时代开始，距司马迁时代也已足有两千年之遥。这样，包括司马迁在内，在数千年后处于私有制“家天下”时代的人们，要想理解公有制的原始共产主义社会历史，的确是有“风教固殊焉”的大“代沟”。
但从《史记》的记述中我们也可以看出，司马迁“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是以“信古而不惟史，疑史亦不惟书”的态度，努力以理性逻辑分析进行综合分析判断，提倡群众观点、学者观点、典籍史料、实证考察与逻辑论证相统一。特别是反对死读书读死书，迷信“圣人之言”，而以当世习俗观念和惯性思维来推测评判古往的历史。虽然后世对帝尧“命鲧治水”的“用人失误”也毫不讳言，但他能够坚守“天下传贤而不私传于家”的接班制度，还是赢得了万代颂扬。若对照后来大禹之子继父位，并由此开启夏朝“家天下”的传统，这一点就更显得意义重大。
至于在后来的春秋战国时代，儒墨两家竞相把帝尧推崇为德政与仁爱的“圣君”楷模，则是明显把上古时期的“帝”与夏朝以后的“君”混为一谈了。当然，同样是在讲“天下为公”和“公正道义”，我们也不能苛求当时的“诸子百家”们能够真正理解，公有制原始共产主义时代的“公”与“道”，与私有制“家天下”时代的“公”与“道”，二者是有着怎样的本质不同？而老子所言的“大道废有仁义，智慧出有大伪”，究竟又是什么意思？
从时间推算我们就可发现，“百家争鸣”之际距黄帝时代也已经有两千多年了。因此，“诸子百家”大多也是在夏商周时代君臣等级制度的思维定势下，来思考和理解上古时代的历史。同时，也是在此私有制“家天下”君臣等级制度的惯性思维框框里，来寻求恢复“天下”秩序的稳定之策。于是，他们的关注点无非是在“上下”两个方面。首先是寄望于“上”有一个推行德政仁政的“明君”，其次便是“下”有诸侯官民都遵守君臣尊卑等级规范。为了建立一个这样的“王道”社会，就必须首先塑造和树立一个“明君”楷模。所谓“尧舜、商汤、周文”等列代“圣王”形象，便是“诸子百家”特别是儒家“造神运动”的历史成果。
从一定程度来讲，“诸子百家”对唐尧的“神化”与“圣化”，是在给虞舜的出场做铺垫。因为唐尧“传贤不传子”的“天下为公”，正是在于传位给了新的“圣贤”虞舜。而虞舜又何以更为“圣贤”，则是因为他除了比唐尧更加“圣明”外，还具有“孝道”之“贤”。这样，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三纲五常”伦理楷模，就可在虞舜这里集于一身了。这些对虞舜功德的添油加醋论述，无疑也会给司马迁的《史记》增加了不少凭据和作料。故此，《史记》中对虞舜的功德记载，自然也就比唐尧还要详细得多。甚至，关于唐尧时代的历史记载，主要篇幅也是在描述虞舜如何贤能如何神明。至于成书或修编于春秋战国时期及其以后的各种论著史籍，对虞舜功德的记述与赞美就更是汗牛塞栋了。
今天，我们就此来解读虞舜的故事。
据载，虞舜虽然具有帝颛顼后裔的高贵血统，但五世为庶人，处于社会下层，堪称是一个典型的“草根平民”成功者。这也从侧面证实，在虞舜时代以前，是不存在“官二代”特权贵族阶层的。因此，舜的家世甚为寒微，他从小就得从事各种体力劳动。他曾在历山耕种农田，在雷泽打鱼，在黄河之滨制作陶器，总之生计艰难，颠沛流离，为养家糊口而到处奔波。舜在家里的生存环境也非常恶劣，父亲是个盲人，母亲很早去世。父亲续娶，继母生弟名叫象。舜的父亲心术不正，继母两面三刀，弟弟桀骜不驯，几个人串通一气，总欲置舜于死地而后快。舜在家里人要加害于他的时候，及时逃避。但在家人有求于他时，便马上会回到他们身边。就这样，舜在20岁的时候，就以孝行而远近闻名。后来，当帝尧向四岳征询继任人选时，四岳便推荐了舜。
帝尧对舜的考察过程，我们在前文已经讲过了。舜在代帝尧摄政和登基执政后，建立健全国家法制体系，以兴利除弊惩恶扬善。舜的法治举措，最有代表性的一项创举就是“象以典刑，流宥五刑”。即在器物上画出五种刑罚的形状，以起警戒作用。他又设鞭刑、扑刑、赎刑，特别是对不肯悔改的罪犯严加惩治。他严明法纪，把共工流放到幽州，把欢兜流放到崇山，把三苗驱逐到三危，把治水无功的鲧流放到羽山。在帝尧时代就已经恶名昭彰的“四凶族”，即帝鸿氏的不才子浑敦、少皞氏的不才子穷奇、颛顼氏的不才子梼杌、缙云氏的不才子饕餮等，也都被舜全部流放到了边远荒蛮之地。
舜还对国家政治体制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重新设置了行政机构，明确了官职分工。帝尧时代，国家管理实行部落联盟议事会制度和“四岳”参议制度。议事会主要成员有禹、皋陶、契、后稷、伯夷、夔、龙、倕、益、彭祖等，但他们并无固定的行政官职。舜给他们分别明确地委任了不同的官职。其中，禹担任司空，主管水利与国土整治；后稷为农官，主管农业；契为司徙，主管道德教化；皋陶为司法官，主管刑律；倕为共工，主管手工业；益为虞官，主管林业和渔猎畜牧业；伯夷为秩宗，主管祭祀典礼；夔为曲乐，主管文艺和贵族子弟的教育；龙为纳言，主管政务监察和民间言论舆情。舜尊重知识，爱惜人才。他对帝尧时代就已经名扬天下的“八元”和“八恺”等贤才，也都给予了官职任命。舜还规定，每三年考核一次官员的政绩，由考察三次的结果决定提升或罢免。有成绩者加以提拔，不称职者予以撤换。
于是，“庶绩咸熙”，“四海之内咸戴帝舜之功”，“天下明德皆自虞帝始”，呈现出了前所未有的清平盛世局面。
但透过这些史籍中对虞舜的歌功颂德和“神化”与“圣化”，再对比前文的历史回顾，我们就会发现，中国上古时期的原始共产主义社会，到了虞舜时代的确是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我们知道，在黄帝时代以前，中国上古社会一直体现着“大道惟公”和“无为而治”的精神。在氏族公社和部落联盟内部，体现的是公有制为基础的人人平等和民主决策民主管理。那时的氏族公社和部落联盟首领，只是民主推举产生的“人民公仆”，根本不允许有什么个人私利和贵族特权。此所谓“大道之行，天下为公”，当然是不需要用刑律来强制约束的。
反之，所谓“大道废有仁义，智慧出有大伪”，也就显得凶顽奸佞之事丛生，而必须以严刑峻法来维稳了。于是，也便有了法治的肇创。有了官僚机构的规范化与常态化，也便必须有政风政绩的制度化严格考核与监察。这样，具有原始大众民主性质的部落联盟议事会制度和“四岳”参议制度，蜕变为官僚权贵的议事行政体制，差不多便等于宣告了原始共产主义社会的解体。一个官僚贵族特权阶层的形成，由此即成为不可逆转之势。这种1%精英民主取代99%大众民主的历史性转折点，便是肇始于虞舜时代。如果我们再联系到接下来夏禹时期及夏朝“家天下”时代的开启，这种社会文化的嬗变轨迹就更清楚了。
固然，虞舜后来也是依照帝尧先例，“天下传贤而不私传于家”，把“天子”宝座禅让给了大禹。但很遗憾，这也是中国上古时代的最后一次“禅让”了。而这种历史结局，又恰恰是虞舜一手酿成的。或许，虞舜并不是有意要推动解体那个公有制时代，而绝对是出于“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良好愿望。也或许，虞舜仅仅是缺乏了一些“顺天应道”力挽狂澜的智慧才能。但不管怎样，中国君臣等级制“家天下”的瓶口是虞舜打开的，这已经是不可掩盖的历史事实。所谓“大道废有仁义，智慧出有大伪”，自虞舜时代以后的公道公理公德公平公正公义及法治刑律等，便因此也再无“公”之原始本意了。
据《史记》载：“舜南巡狩，崩于苍梧之野，葬于江南九疑”。传说虞舜后来葬在九嶷山，此地被后人称为零陵，位置在今天湖南省宁远县东南。于是，这里便留下了“斑竹点点湘妃泪”的典故，以及历代文人骚客绵绵不尽的敬仰、赞誉和幽怨。李淑曾《斑竹怨》诗云：二妃昔追帝，南奔湘水间；有泪洒湘竹，至今湘竹斑。云深九疑庙，日落苍梧山；余恨在湘水，滔滔去不还。
不过，又有多少人能够破解和洞穿，“诸子百家”特别是儒家对虞舜“神化”与“圣化”的历史疑云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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